母亲打电话来，告诉我村里的祠堂拆了，路边的旧车站也拆了。我轻轻地“哦”了一声，不由得想起小学时的廖老师。
　　廖老师总是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眼睛小而亮。我一开始觉得他没什么不同，直到我第一次在旧车站遇到他，当我得知他是从城里来乡下支教的，瘦小的他在我心里瞬间高大起来。
　　那个车站只能算半个车站，因为它只有半间破房子，没有门窗，另一半散落着砖头。车站里有一个石墩供人闲坐，两三天才有一班车经过。那天，我看到廖老师和一个女子并肩站在车站，笑语阵阵。等女子骑上自行车离开后，我才走上前跟廖老师打招呼。说起他支教很伟大，他笑着摇头：“我才不伟大呢。我是随我女朋友来的，她在隔壁村教英语。”
　　一年快过去了。廖老师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一点也不伟大，甚至有点不礼貌。一天课间，数学老师在楼下大喊：“阿廖，听电话——”廖老师竟高声而决绝地回应：“不听！”
　　别看廖老师年轻，却有一个特别的爱好，他自学拉二胡。为此，我们的耳朵没少遭殃。放学后，他站在寂静的宿舍楼上，面对着校园拉了一曲又一曲。不是破音，就是把欢快的乐曲拉得无比凄怆。一到放学，我们总是捂着耳朵，躲瘟疫一样迅速撤离。他还在车站里拉二胡，穿着解放鞋，卷起裤腿，往石墩上一坐，忘情忘物。有一次，我经过车站，看到他拉二胡，忙不迭地转身逃离。不料，被他喊住了，脸上略有愠色：“怎么见到我就跑？”“我不知道是您，以为有人在这儿乞讨呢。”我想搪塞过去。廖老师却更窝火了：“哪有乞丐会来这个破落地方？能讨到钱吗？”我一个劲儿地摇头。
　　是的，廖老师从不避讳谈钱，还在自习课上当着我们的面数钱，一边数，一边念叨：“就剩这么点钱了，还有半个月才发工资！”念叨了半天，又到外头抽闷烟去了。他买那种很便宜的散烟，自己卷着抽。
　　廖老师是我见过精力最充沛的人了，脑子灵光，唱歌、画画、书法样样精通，见缝插针地给我们上这些课程，一扫沉闷的学习氛围。所以，即便他有点个性，而我们依然愿意亲近他。有时，年事已高的数学老师生病请假，廖老师总能立刻补位。可廖老师终归教学经验尚浅。六年级第一学期，全县举行语文竞赛，我代表学校去参赛。不知廖老师从哪里弄来一辆摩托车，从旧车站出发，载着我风驰电掣般穿过一条条尘土飞扬的小路，掠过一片片随风摇曳的竹林，抵达镇中心小学。灰头土脸的他大笑着朝我喊“加油”，可我却什么奖都没得到。本以为他会对我骂骂咧咧，但他只是靠在旧车站的灰墙上，用力吸着烟：“不怪你，是老师不够厉害。”然后，回他那小宿舍拉二胡去了。一瞬间，有暖意涌入我的心窝。
　　一周后，廖老师庄严地宣布，以后他每个周末都去进修，争取成为一流的教师。从此，他的办公桌上多了许多厚厚的书籍。一天，我到办公室拿试卷，只见廖老师把手上的圆珠笔一放，将桌上的作业本一推，对我眨眨眼：“你的字好看，来帮我抄点东西吧！”我无言以对，但廖老师认为那只是一些没多大意义的抄写练习，他要留出工夫研究真正的教学。
　　廖老师上课灵活，形式多变，是同学们眼中最爱折腾的老师。毕业会考的成绩出来了，我们班乃至我们学校历史性第一次语文科考到全镇第二名，仅次于镇中心小学，廖老师笑得很淡然，仿佛一切在他意料之中。到镇上上初中时，在那个破旧的车站旁，廖老师将我们一个个送上那辆两三天才有一班的过路车。隔着车窗，我看到他笑得比任何时候都开心。
　　后来，我得知，廖老师的女友只打算到乡村支教1年，然后回城。可廖老师却融入了当地生活，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一批批学生送到外面的世界。两人的理想发生冲突，冲毁了爱情。廖老师无数次在那个旧车站前徘徊，可他始终没有坐上回城的过路车。他不想女友因他而勉强留下，便拒绝接听她的电话。他拉二胡，只是为了缓解愁绪。
　　旧的车站拆掉了，拆不掉的是青春的回憶。
　　（责任编辑/刘大伟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