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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人自古就和旅行结下了不解之缘。浩浩几千年的人类文学史有很多都是在旅途过程中写下的。徐訏以旅途的见闻和感受、旅行地的风俗习惯等为题材创作了一大批反映作家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的小说。旅行是徐訏的存在方式，他要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寻找生存的“牧场”，寻找人类精神的家园。
关键词：徐訏 漂泊 想象与建构
文人自古就和旅行结下了不解之缘。浩浩几千年的人类文学史有很多都是在旅途过程中写下的。在旅途中，李白写下了“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豪迈诗篇，陆游写下了“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的哲理体悟；《儒林外史》写马二先生畅游西湖、《歧路灯》写谭孝移进京一路的流览、《三宝太监西洋记》写郑和眼中的西洋景观、《西游记》写唐僧师徒西去取金、一路游览的故事……，在西方，许多作家同时也是旅行家。毛姆一生酷爱旅行，足迹遍布印度、缅甸、马来西亚、中国、南太平洋岛屿、以及俄美等国。在旅途中，他写下了《颤叶集》。英国作家劳伦斯的一生都是在旅行中度过的。他的旅行小说《迷途的姑娘》、《亚伦的藜杖》、《袋鼠》等深受读者的喜爱。可见，旅行产生文学，文学推动旅行的发展。
旅行小说隶属于游记，是游记的一种。《辞海》对“游记”有如下解释：游记是“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以轻快的笔调，生动的描写，记叙旅途中的见闻，某地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和山川景物、名胜古迹等，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1]2239朱德发先生以现代人的眼光给予“游记文学”以更广泛的意义：“传统的纪游文学体式主要是散文、詩歌、辞赋，基本上只供少数人的高雅享受；现代的纪游文学载体不仅继承并发展了古代纪游的散文体、诗歌体和词赋体，而且还出现了纪游小说、纪游电影、纪游性特写和纪游性报告文学等，它们不再是少数人可以享受的文学，而是可以供全社会人来阅读欣赏。”[2]14由此看来，游记文体发展到现代已逐渐脱离了原来的高雅文体的范畴而变成一种更加通俗的、大众化的俗文体了，其范围也更加广泛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学界又以旅游文学对其定义之。如蒋益在《论旅游文学的特征》一文中指出，“旅游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有四：一为勾划行踪；二为状物；三为考察比较分析，以求所见者真，所闻者实；四为审美，以作者的审美活动与审美体验感染和引导读者。因此，凡具纪游、状物、探究、审美四特征的文学作品均应归入旅游文学的范畴。”[3]冯乃康则认为，“以旅游生活为反映对象，抒写旅游者及旅游工作者在整个旅游过程中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的文学”，[4]15都可称旅游文学。本文所论述的旅行体小说是指作家以旅途的见闻和感受、旅行地的风俗习惯等为题材所创作的反映作家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的小说。
徐訏一生漂泊不定，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曾到过宁波、上海、北平、巴黎、伦敦、重庆、美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穿梭的行旅中写下了许多旅行体小说。《百灵树》中，我们见证了阿里山的美丽风光和先晟的凄美故事；《阿拉伯海的女神》中，我们见证了地中海的梦幻世界；《荒谬的英法海峡》中，我们见证了英吉利海峡上的“世外仙岛”；《江湖行》中，我们随着主人公周也壮在城市与乡村、高原与河海中流浪；《吉卜赛的诱惑》中，我们随着吉卜赛女郎在欧洲、美洲各地游荡……旅行是一种空间的位移，是从一种空间向另一种空间的过渡，当旅行者由熟悉的空间位移到陌生的空间时，陌生的环境会让旅行者产生一种孤独感。徐訏一生多次旅行，对旅行颇有见解，在《谈旅游》一文中，他将旅游分为主动与被动两种，“被动的旅行是因为生活所迫，或者是环境需要；主动的旅行则是自发地想到那里去玩玩。也还有偶然的与意图的分别，偶然的则是兴趣所至，一时发兴，一个人或偕二三游伴，去作一次旅游，意图的则往往是对某地某景，慕名已久，处心积虑地想去观光一次。”[5]271-272在徐訏看来，他自己因“一生为生活折磨驱赶”，“大部分远地的旅行都是被动的，被动的旅行实际上只可说流浪”[5]272因此，读徐訏的旅行小说，我们往往有一种人在旅途的漂泊感，这些旅行小说的背景就是一个“流动的世界”，一节车厢或一艘轮船，随着它们的徐徐向前，一段新的旅程开始，一个新的环境展现在眼前。《吉卜赛的诱惑》里，吉卜赛民族永远处于一种“人在旅途”的漂泊状态，他们的人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行。“我”在有“世界罪恶的渊源”之称的马赛邂逅了美丽的吉卜赛女郎潘蕊，一见钟情。“我”决定结束孤独的漂泊之旅，带潘蕊回中国定居，结婚生子。当“我”和潘蕊从马赛回到中国后，“我”发现潘蕊在中国的生活并不快乐，于是，两人又一起回到马赛。然而，在马赛“我”也不快乐。“我”意识到“浪迹天涯”才是他们的最终归宿，于是，“我”带着潘蕊开始了没有终点的人生长旅，在世界各地流浪，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穿梭。读者也跟着他们从欧洲到美洲，从马赛到中国，从中国到维也纳，从维也纳到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长途之旅。
周也壮的一生写尽了人在旅途的孤独与漂泊。父母相继去世后，我失去了家的庇护，不得不踏上流浪的征途。当“我”想结束长途旅行，回归乡村过父辈曾拥有的生活时，葛衣情的毁约退婚，她的“我要嫁一个读过书的人”的遁词，彻底地斩断了主人公的归途，他开始了新的旅途，流浪在都市里。然而，都市也不能如他所愿去接纳他。于是，主人公流落到江湖，随老江湖们流浪卖艺，到处漂泊。从乡村往都市的迁徙是一种生存空间的迁徙，在这种迁徙过程中表现出的是生命实体的悬浮无根的漂泊感，漂泊即是一种无家可归的存在状态，漂泊的每一步，对于生命而言都是一次历险，都是一段未可预料的前程。因而，在漂泊的行旅中，生命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就凸现出来了。
旅行是一种遭遇，一种他者眼光与陌生现实的遭遇。“是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一种途径。作家在旅行中接触外国文学、外国社会和外国风土人情，然后以这些题材撰文介绍或创作文学作品，对国际文学交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6]876所以，旅行就是越出本土的视域来看外部世界，而旅行文学不过是对这种看的记录。旅行又是一种时空穿梭，旅途中，时间与空间有着复杂的意义。时间维度在旅行文学中常常会切入历史层面，构成旅行家自身的传统时间层面与所到之处的当下时间层面的纠结。旅途中的空间转移不但有地理形态的骤变，而且有人文环境的巨大反差。当旅行者来到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时，强烈的时间交错和空间位移，必然会让旅行者感到震惊、陌生。对此，梁启超深有体会，“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至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7]52这种震惊来自于旅行者对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自觉对照，两者的差异必然会导致旅行者对自己所属文化及其身份的深刻体认和反思以及对异质文化的想象与建构。 《荒谬的英法海峡》中，那个人人平等、个个自由、没有战乱、没有纷争的乌托邦世界也主要是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思想观念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在这个小岛上，领袖是由大众领导并且指挥的；人民可自由选择离开或留下，军队是国家的；每个人都必须工作。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人人都以劳动为光荣。这样高福利的国家在人类社会上是不存在的，这是作家在旅途的过程中对异质文化的一种想象与建构。《吉卜赛的诱惑》中，徐訏为我们建构了一种超越一切羁绊与束缚、灵魂与精神同样自由的生活模式。“我”本是一个异国的游子，由于爱上潘蕊，滞留马赛。当“我”带着“在爱的世界里，地狱永远是天堂，北极也是赤道”的信念与潘蕊一起回国后，潘蕊竟失去了笑容，因为除了爱以外，她还需要马赛的生活，需要在社会上做事，需要在人前有所表现，需要掌声、叫好声，于是，“我”决定把这美丽的花朵送回原处，永远看护她，陪伴她。当“我”和潘蕊两人一起回马赛之后，“我”在她面颊上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光彩。潘蕊的应酬一天天繁忙起来，但“我”的心里痛苦也越来越增加，日子在无可奈何中消磨。最后，我们放下一切束缚与牵绊，自由自在地在天涯旅行，实现了灵魂与精神的真正自由与超脱。
人类从远古时期就和旅行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的远祖就是在旅行迁徙中繁衍生息书写人类历史的。一部《圣经》更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幅“人在旅途”的漂泊画卷。亚当和夏娃的子孙繁衍于世，他们便开始了不停地迁徙，寻找家园的旅程，从亚伯拉罕到摩西，犹太先祖们出走，漂泊于沙漠旷野，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书写人类的历史。徐訏一生都在旅行，在《彼岸》中，他宣称：“我只是一个孤独的旅人，在寂寞的旅途中，寻找一个可以互相寻求了解的人，也就是寻找一个角度与资质相同相近的人，谈我的所受授的经验与感觉以及想象。”旅行是徐訏的存在方式，他要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寻找生存的“牧场”，寻找人类精神的家园。
参考文献
[1]夏征农辞海（中），[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2]朱德发.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M].山东友谊书社，1990.
[3]蒋益.论旅游文学的特征[J].长沙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
[4]冯乃康.中国旅游文学论稿[M].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
[5]徐訏.谈旅游：徐訏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6]王先需、王又平.文學理论批评术语汇释[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7]梁启超.新大陆游记[J].新民丛报临时增刊，1904（2）.
（作者介绍：余礼凤，文学博士，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公共课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徐訏 漂泊 想象与建构
文人自古就和旅行结下了不解之缘。浩浩几千年的人类文学史有很多都是在旅途过程中写下的。在旅途中，李白写下了“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豪迈诗篇，陆游写下了“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的哲理体悟；《儒林外史》写马二先生畅游西湖、《歧路灯》写谭孝移进京一路的流览、《三宝太监西洋记》写郑和眼中的西洋景观、《西游记》写唐僧师徒西去取金、一路游览的故事……，在西方，许多作家同时也是旅行家。毛姆一生酷爱旅行，足迹遍布印度、缅甸、马来西亚、中国、南太平洋岛屿、以及俄美等国。在旅途中，他写下了《颤叶集》。英国作家劳伦斯的一生都是在旅行中度过的。他的旅行小说《迷途的姑娘》、《亚伦的藜杖》、《袋鼠》等深受读者的喜爱。可见，旅行产生文学，文学推动旅行的发展。
旅行小说隶属于游记，是游记的一种。《辞海》对“游记”有如下解释：游记是“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以轻快的笔调，生动的描写，记叙旅途中的见闻，某地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和山川景物、名胜古迹等，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1]2239朱德发先生以现代人的眼光给予“游记文学”以更广泛的意义：“传统的纪游文学体式主要是散文、詩歌、辞赋，基本上只供少数人的高雅享受；现代的纪游文学载体不仅继承并发展了古代纪游的散文体、诗歌体和词赋体，而且还出现了纪游小说、纪游电影、纪游性特写和纪游性报告文学等，它们不再是少数人可以享受的文学，而是可以供全社会人来阅读欣赏。”[2]14由此看来，游记文体发展到现代已逐渐脱离了原来的高雅文体的范畴而变成一种更加通俗的、大众化的俗文体了，其范围也更加广泛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学界又以旅游文学对其定义之。如蒋益在《论旅游文学的特征》一文中指出，“旅游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有四：一为勾划行踪；二为状物；三为考察比较分析，以求所见者真，所闻者实；四为审美，以作者的审美活动与审美体验感染和引导读者。因此，凡具纪游、状物、探究、审美四特征的文学作品均应归入旅游文学的范畴。”[3]冯乃康则认为，“以旅游生活为反映对象，抒写旅游者及旅游工作者在整个旅游过程中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的文学”，[4]15都可称旅游文学。本文所论述的旅行体小说是指作家以旅途的见闻和感受、旅行地的风俗习惯等为题材所创作的反映作家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的小说。
徐訏一生漂泊不定，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曾到过宁波、上海、北平、巴黎、伦敦、重庆、美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穿梭的行旅中写下了许多旅行体小说。《百灵树》中，我们见证了阿里山的美丽风光和先晟的凄美故事；《阿拉伯海的女神》中，我们见证了地中海的梦幻世界；《荒谬的英法海峡》中，我们见证了英吉利海峡上的“世外仙岛”；《江湖行》中，我们随着主人公周也壮在城市与乡村、高原与河海中流浪；《吉卜赛的诱惑》中，我们随着吉卜赛女郎在欧洲、美洲各地游荡……旅行是一种空间的位移，是从一种空间向另一种空间的过渡，当旅行者由熟悉的空间位移到陌生的空间时，陌生的环境会让旅行者产生一种孤独感。徐訏一生多次旅行，对旅行颇有见解，在《谈旅游》一文中，他将旅游分为主动与被动两种，“被动的旅行是因为生活所迫，或者是环境需要；主动的旅行则是自发地想到那里去玩玩。也还有偶然的与意图的分别，偶然的则是兴趣所至，一时发兴，一个人或偕二三游伴，去作一次旅游，意图的则往往是对某地某景，慕名已久，处心积虑地想去观光一次。”[5]271-272在徐訏看来，他自己因“一生为生活折磨驱赶”，“大部分远地的旅行都是被动的，被动的旅行实际上只可说流浪”[5]272因此，读徐訏的旅行小说，我们往往有一种人在旅途的漂泊感，这些旅行小说的背景就是一个“流动的世界”，一节车厢或一艘轮船，随着它们的徐徐向前，一段新的旅程开始，一个新的环境展现在眼前。《吉卜赛的诱惑》里，吉卜赛民族永远处于一种“人在旅途”的漂泊状态，他们的人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行。“我”在有“世界罪恶的渊源”之称的马赛邂逅了美丽的吉卜赛女郎潘蕊，一见钟情。“我”决定结束孤独的漂泊之旅，带潘蕊回中国定居，结婚生子。当“我”和潘蕊从马赛回到中国后，“我”发现潘蕊在中国的生活并不快乐，于是，两人又一起回到马赛。然而，在马赛“我”也不快乐。“我”意识到“浪迹天涯”才是他们的最终归宿，于是，“我”带着潘蕊开始了没有终点的人生长旅，在世界各地流浪，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穿梭。读者也跟着他们从欧洲到美洲，从马赛到中国，从中国到维也纳，从维也纳到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长途之旅。
周也壮的一生写尽了人在旅途的孤独与漂泊。父母相继去世后，我失去了家的庇护，不得不踏上流浪的征途。当“我”想结束长途旅行，回归乡村过父辈曾拥有的生活时，葛衣情的毁约退婚，她的“我要嫁一个读过书的人”的遁词，彻底地斩断了主人公的归途，他开始了新的旅途，流浪在都市里。然而，都市也不能如他所愿去接纳他。于是，主人公流落到江湖，随老江湖们流浪卖艺，到处漂泊。从乡村往都市的迁徙是一种生存空间的迁徙，在这种迁徙过程中表现出的是生命实体的悬浮无根的漂泊感，漂泊即是一种无家可归的存在状态，漂泊的每一步，对于生命而言都是一次历险，都是一段未可预料的前程。因而，在漂泊的行旅中，生命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就凸现出来了。
旅行是一种遭遇，一种他者眼光与陌生现实的遭遇。“是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一种途径。作家在旅行中接触外国文学、外国社会和外国风土人情，然后以这些题材撰文介绍或创作文学作品，对国际文学交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6]876所以，旅行就是越出本土的视域来看外部世界，而旅行文学不过是对这种看的记录。旅行又是一种时空穿梭，旅途中，时间与空间有着复杂的意义。时间维度在旅行文学中常常会切入历史层面，构成旅行家自身的传统时间层面与所到之处的当下时间层面的纠结。旅途中的空间转移不但有地理形态的骤变，而且有人文环境的巨大反差。当旅行者来到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时，强烈的时间交错和空间位移，必然会让旅行者感到震惊、陌生。对此，梁启超深有体会，“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至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7]52这种震惊来自于旅行者对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自觉对照，两者的差异必然会导致旅行者对自己所属文化及其身份的深刻体认和反思以及对异质文化的想象与建构。 《荒谬的英法海峡》中，那个人人平等、个个自由、没有战乱、没有纷争的乌托邦世界也主要是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思想观念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在这个小岛上，领袖是由大众领导并且指挥的；人民可自由选择离开或留下，军队是国家的；每个人都必须工作。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人人都以劳动为光荣。这样高福利的国家在人类社会上是不存在的，这是作家在旅途的过程中对异质文化的一种想象与建构。《吉卜赛的诱惑》中，徐訏为我们建构了一种超越一切羁绊与束缚、灵魂与精神同样自由的生活模式。“我”本是一个异国的游子，由于爱上潘蕊，滞留马赛。当“我”带着“在爱的世界里，地狱永远是天堂，北极也是赤道”的信念与潘蕊一起回国后，潘蕊竟失去了笑容，因为除了爱以外，她还需要马赛的生活，需要在社会上做事，需要在人前有所表现，需要掌声、叫好声，于是，“我”决定把这美丽的花朵送回原处，永远看护她，陪伴她。当“我”和潘蕊两人一起回马赛之后，“我”在她面颊上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光彩。潘蕊的应酬一天天繁忙起来，但“我”的心里痛苦也越来越增加，日子在无可奈何中消磨。最后，我们放下一切束缚与牵绊，自由自在地在天涯旅行，实现了灵魂与精神的真正自由与超脱。
人类从远古时期就和旅行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的远祖就是在旅行迁徙中繁衍生息书写人类历史的。一部《圣经》更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幅“人在旅途”的漂泊画卷。亚当和夏娃的子孙繁衍于世，他们便开始了不停地迁徙，寻找家园的旅程，从亚伯拉罕到摩西，犹太先祖们出走，漂泊于沙漠旷野，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书写人类的历史。徐訏一生都在旅行，在《彼岸》中，他宣称：“我只是一个孤独的旅人，在寂寞的旅途中，寻找一个可以互相寻求了解的人，也就是寻找一个角度与资质相同相近的人，谈我的所受授的经验与感觉以及想象。”旅行是徐訏的存在方式，他要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寻找生存的“牧场”，寻找人类精神的家园。
参考文献
[1]夏征农辞海（中），[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2]朱德发.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M].山东友谊书社，1990.
[3]蒋益.论旅游文学的特征[J].长沙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
[4]冯乃康.中国旅游文学论稿[M].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
[5]徐訏.谈旅游：徐訏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6]王先需、王又平.文學理论批评术语汇释[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7]梁启超.新大陆游记[J].新民丛报临时增刊，1904（2）.
（作者介绍：余礼凤，文学博士，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公共课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