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近40年来的改革开放时代被称为“史诗时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可以说是“史诗时代”的有力见证和表现,这些作品通过引录诗词、叠化歌曲和描摹风景构造诗意化境界,加强了小说的抒情效果。这些作品通过以诗喻人、借诗抒情、设置诗词活动等方法表现了诗意化特征,并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形式结构等方面展示了音乐化特征。小说中的风景是社会历史和人类情感的假定和隐喻,风景作为一种认识性装置,它既是一种现代性思想,又是一种情感结构。诗意化、音乐化和情感化都表征了小说的抒情特征,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充分说明“抒情话语”与“史诗时代”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40年来的改革开放时代被称为“史诗时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可以说是“史诗时代”的有力见证和表现,这些作品通过引录诗词、叠化歌曲和描摹风景构造诗意化境界,加强了小说的抒情效果。这些作品通过以诗喻人、借诗抒情、设置诗词活动等方法表现了诗意化特征,并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形式结构等方面展示了音乐化特征。小说中的风景是社会历史和人类情感的假定和隐喻,风景作为一种认识性装置,它既是一种现代性思想,又是一种情感结构。诗意化、音乐化和情感化都表征了小说的抒情特征,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充分说明“抒情话语”与“史诗时代”的同构性。
其他文献
1922年，罗莎·卢森堡的一部名为《论俄国革命》的手稿在德国共产党（KPD）及共产国际（KI）内部激起了巨大争议。卢森堡的一位亲密战友，自1919年3月开始出任德共领导职务的保尔·勒维（Paul Levi），公开批评德共中央委员会不该参与到1921年3月在德国中部举行的暴动中，他称这次暴动为“盲动”，尤其是这次行动还是某些来自共产国际的俄国顾问极力主张的结果。在因此而被驱逐出德共之后，勒维于1921年底公开了罗莎·卢森堡这部一开始并不为人所知的手稿——《论俄国革命》，试图以此为宣传武器来对抗他的政敌。
因疫情期间转场排版出现差错,本刊2020年第2期,第121页,马元龙《安提戈涅的辉煌之美》一文所引希腊文字独立引文出现乱码字符,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朝阳沟》是豫剧现代戏的里程碑之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激烈推进,对青年提出了高度的主体责任要求,与此同时,对青年思想问题的解决,越来越倾向诉诸崇高的理想道德教育,青年的日常身心问题得不到细致、有效的面对。《朝阳沟》恰恰是在处理:怎么让响应“下乡”号召的青年获得一个日常身心安顿的形式,它以情通理顺的集体为径,把看起来“小”的身心问题,和时代政治要求之“大”相连接。通过1958—1963年之间的创作、演出和改编,编导杨兰春和豫剧三团探索出了一种有机关联政治、文艺与社会的舞台艺术和思想
2006年,韩少功对早期作品进行了主动的“修改”,后续写作中对历史故事的重写和“修改”也一再出现。以“修改”为线索呈现作家主体与主流文学意识的协商和妥协,体现了作家试图沟通历史与现实,再造精神空间的痕迹。韩少功为代表的一代作家以文本和自我实践沟通,是当代中国“故事”另类的创造者和书写者,疏通了各种文学传统和意识之间的壁垒,打开了当代文学中作者意识探讨的空间。
沙汀文学创作贯穿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美学从灰暗转向明朗,并经历从“异党”到“我党”、从“流亡人”到“主人”的身份意识转变。无论是共时性的人文地理与社会学视野,还是历时性的文艺传承,沙汀文学的现实性和政治性都呈现出历史整体性。沙汀的身份定位、人生道路选择和文艺观的高度同一性,既是生命自觉,也是历史情势使然。对于体察一代人的家国情怀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沙汀及其创作提供了一个历史性个案,这对于考察现代中国文学的生成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莫言常常将说唱文学、新闻报道、书信、短篇小说、散文、话剧剧本、戏曲戏文等多种文体,组合在不同的小说结构中,形成跨文体的多重叙事。在不同文体的反复叙述中,展现出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呈现出事件立体的风貌。莫言作品结构中的多重文本是由不同层次的叙述者来叙述的,在结构内就形成叙述分层,从而增强了小说结构的复合感。并运用元叙事的方式,暴露出叙述的虚构性质,消解真实,强调虚构,以此来进行自我保护。
韩丽珠属于香港新生代作家,“后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折叠”可谓理解韩丽珠及其写作的关键词。“折叠”既是一种文学修辞,也是基于香港空间压迫的一种权宜的变形的生存方式。藉由“折叠”的文学隐喻,韩丽珠对西西以降香港城市书写谱系进行延续与变异。以虚写实,以奇谲的想象、丰富的隐喻、歧义性的文字营建隐形香港,捕捉香港独特的都市氛围。韩丽珠小说也是对香港新城市话语的某种回应。然而,对香港新城市话语的批判必须延伸到香港后殖民话语的讨论,才能深层次理解香港城市痼疾。另一方面,作为香港新生代作家中坚的韩丽珠,由于缺乏更宏观的
经学是中国古典资源的主脉,但“经”这一术语的英译在中外学界并未达成共识,译名背后蕴藏的文化预设、学术张力和话语壁垒也尚未获得深入检视与理论反思。作为中国古典传统在对外传播中的重要喻像,“经”的英译表征了西方对“他异性”进行话语规训的诉求及其困难,映射出的不只是两种语言文化间笼统的差异,更涉及双方知识共同体穿越时空、文化、体制而呈现的跨语际协商。翻译践言了一种特定的文化变位,召唤着对话语系统和现实语境的整体理解,也生成了对双边文化具有补充和反思意义的参鉴空间。中国经书和经学的西译绝非狭义的翻译问题,而是密切
在杨绛的人生实践和审美建构中,主要呈现出一种东方文人的文化品格,其中,“隐身衣”典型地反映了作家的人生观和美学观。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考察杨绛的学院生活和历史生活经验,可以发现,杨绛文化人格的形成,离不开早期在京派文学群体影响下形成的创作个性,以及沦陷区生活中形成的生存哲学。在这二者的基础上,杨绛发展出了在道德上具备自我超越精神,在身份认知上吸收古典喜剧性质的民间智慧,在处世态度上保存天真趣味的审美人生境界。这是杨绛在“文学”与“人生”两大主题之间开辟出的别样风景。
国内学界对克罗齐的美学思想存在一种广泛的误解,认为其早期著作《美学理论》所倡导的就是一种表现论美学。事实上,克罗齐此书中的美学思想是通过对康德认识论中的先验感性论进行改造而产生的,其核心主张是,艺术创作是艺术家运用(广义的)语言对自己的印象和感受进行的表达,从而形成对个体事物的直观知识,这与表现论并无关系。只有当其在此后的批评实践中意识到艺术的抒情特征,并且在哲学上转向彻底的唯心主义之后,克罗齐才否定了感觉印象的外部根源,把情感和感受视为艺术表达的唯一对象,从而转变成了一个表现论者。我们认为,这种误解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