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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几年冲过去也就过去了，冲不过去我就是历史的罪人，贷了那么多款，如果留下一个半拉子工程，不可想象。
文化是吃不穷用不尽的
《瞭望东方周刊》：从灵石一路走来，为什么你总从恢复古城和打造文化产业下手?
耿彦波：我们从“五四”开始，就认为中国文化有劣根性，打倒孔家店；解放后批判《红楼梦》、《水浒》，拆城墙，破四旧，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大规模推倒重来，建设性破坏。至今我们很多人没有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没有把文化当做产业来考虑。不少地方把文化遗产当做负担，道路这么窄，就把旧的拆了弄宽点；平房那么多，拆了建高楼。这是我们过去的一个基本思维模式。回过头来看看，今天很痛心。我们忘了，文化是过去的辉煌、今天的财富和未来的希望。
第二个，我们的很多文物是砖木结构，跟西方不一样，受到自然侵蚀，逐渐残破，唐代的到了宋代不修复，宋代的到明代不修复，就没有了。现在还留存的如果不修，很快也就没有了。
老说我们有5000年文化，可是传统文化在哪里?不能光存在于典籍，还应该体现在文物上，所以保护文物是我们的使命。而且文物有价值，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是可以共享的。物质的东西我给了你我就没有了，文化是吃不穷用不尽的。是美美与共，而不是各美其美的。所以，保护不好我们就是不肖子孙。
《瞭望东方周刊》：山西城市的转型，除了搞旅游文化，是否有其他出路?
耿彦波：山西城市转型的路子很多，大同就要打造制造之都，医药产业、化工产业我们都在做。大同最大的投入其实还不在古城，而是在装备制造业园区、化工业园区、循环生态园区。它们与古城修复多项并举。如果留下一个半拉子工程，不可想象
《瞭望东方周刊》：一些人评价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方式上太急，过多地体觋了个人意志。
耿彦波：我没有过高估计自己的价值，我们都是凡夫俗子，芸芸众生，个人没什么了不起，不能扭转乾坤。但是根据大同这个古城的现实情况，它没有替代性，必须有一代人把他完成。靠几代人努力，恐怕做不成，大家文化认识不一样，而且后任一般都不愿意在前任的阴影下生活：
人生苦短。对我来说，这几年冲过去也就过去了，冲不过去我就是历史的罪人。贷了那么多款，如果留下一个半拉子工程，不可想象!
其实我是从文的，弄城建搞得性格都变了，就跟带兵打仗一样，说骂就得骂，由不得你。我为什么爱看《亮剑》，他那种精神，逃走了就枪毙了你，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全军覆没，那是生与死的关系，没有那么多选择，哪有那么多思想工作可以做。城建也一样，工程你不弄好，不打不骂就不过关。
我从来不做甩手长官，那是聪明人玩的游戏。人家会当官，抓大放小，就把事情做好了。但是我坚持一分辛苦一分财。“三分匠人，七分主人”，主人的审美，情怀，决定你建筑水平的高低。江南园林不都是古代文人自己参与的吗?
《瞭望东方周刊》：这么多年来，你收获了很多赞许，但也挨了不少骂，你怎么看待这些骂声?
耿彦波：从骂声中我总结了人生的很多东西。你不要想着一干好事大家都说你好，一说不好不敢干了。很多干部过不了这个关——我替你们干好事，你凭什么骂我，想不通，就不干了。
我觉得城市建设是春天挨骂，夏天就好一点，秋天就有收获。但是你能不能熬过春天和夏天呢?你不能光等着秋天收获，有因有果啊。
我担当这个责任，所以我走到哪里都在漩涡中。就是这样我才一直不接受媒体采访，我做事太高调了，做人必须要低调点。大家都说你好，恰恰是危险的时候，大家都骂你的时候，也许好日子就快来了。所以我如临深渊。都说你好，对你的期望值也高了，你不能出一点问题，另一些人会说你为什么就这么好，开始找你毛病。
挨一时骂还是挨千秋骂
《瞭望东方周刊》：抓了十多年的城建，你如何总结得失?
耿彦波：我有几个总结：一是留遗产还是留遗憾。搞城建，为什么这么多拆迁，那是纠正错误，一定要有长远眼光，政府不能搞短期行为，一定要有长远规划。
第二是挨一时骂还是挨千秋骂。我不在乎一时的得失和骂声，骂我我沉得住气。我们有很多能干的人，一看挨骂就说，算了，我不干了，跟他们相比，我像“二百五”。
作为一个官员，你不干事，你走了以后呢?老百姓骂你懒官、庸官，甚至贪官，那就得挨千秋骂。逃得了一时骂，逃不了千秋骂。
第三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还是有多少事找多少钱。钱从哪里来?我的观点是，按照计划经济眼光看，城建是个无底洞。按市场经济眼光看，城市是个产业。
再一个体会是做官还是做事。
《瞭望东方周刊》：做官还是做事，听起来并不矛盾。
耿彦波：这不是个官话。为什么呢?因为有个规律在里边，多说话难免说错话，多做事难免做错事。所以从官场的定律来讲，做事就是给自己找压力。
《瞭望东方周刊》：但你还是干了。
耿彦波：我的想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只要在这个舞台上我就拼了命地干，我当县长就要当最好的县长，当市长就要当最好的市长，这是我的职责。而且，我的运气也很好，一路上碰到了很多好领导。
《瞭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
耿彦波：最起码是个选择的问题。我一路遇到很多风波，有人说，看，这下可栽了吧，其实我一点压力没有。很多规划都是我定的。包括云冈石窟，都是按我的意思定的，我完全承担责任。
让大多数人满意就抓住了执政的核心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大同城建，从规划到施工，大部分是外地单位，有人批评你为什么不把机会留给当地人，对此你怎么看?
耿彦波：这涉及力争上游还是甘居下游的问题。现在有人说，我们落后，不如人。他们能办到我们就不能办到吗?我们站在他们肩膀上，不能为我所用吗?不但可以，而且还可以创造一流。一流是个国际标准，不能关起门来搞一流。所以我们要一流的规划、一流的设计师、一流的工程队。
对工程队，必须严格，不能被官商勾结一脚踩住你。打倒自己的永远是自己而不是别人。
《瞭望东方周刊》：民间的很多声音现在对政府搞城建抱另一种态度，认为官员大搞建设才能有更多机会腐败。你要打破官商勾结，如何才能做到?
耿彦波：任何时候都要有这种勇气。什么给你力量呢?首要的一条，是保住自己立身的原则。我跟干部说，你们一定要理解。一些干部上门来，送点礼，我说你尊重我就要尊重我的理想，尊重我的追求。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合理的拒绝是很难的。你要跟大家打成一片，你拒绝他，他会说领导不信任我，真是挺难的。我在榆次，一个乡镇书记来看我，带两三千块钱，我说对不起，大环境我改不了，但是榆次要创造清明的政治环境。
我在榆次，虽然做了一点事，但是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最年轻的乡镇长28岁，是我用的。我看见优秀干部，非常高兴。所以我说我不想走，好不容易带出来一个队伍，那指挥调动简直是一个声音，生龙活虎。所以大同未来也还是要靠改变人，要有一个好的团队。
话说回来，最后大家还是会理解你。你看我在哪个地方，干部不能说没有意见，但是90％的干部和群众肯定欢迎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一个人。
《瞭望东方周刊》：大同现在是勒紧裤腰带搞城建，不少人因此感受了改革的阵痛，你如何理解这种阵痛?
耿彦波：作为一个政策制定者，只能坚持大多数原则，人有各种各样的，有善良的，不善良的，有好人，有不太好的人，有讲道理的，有不那么讲道理的，所以不可能百分百拥护你。让大多数人满意就抓住了执政的基本核心问题，当然目标是让大家都满意。
文化是吃不穷用不尽的
《瞭望东方周刊》：从灵石一路走来，为什么你总从恢复古城和打造文化产业下手?
耿彦波：我们从“五四”开始，就认为中国文化有劣根性，打倒孔家店；解放后批判《红楼梦》、《水浒》，拆城墙，破四旧，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大规模推倒重来，建设性破坏。至今我们很多人没有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没有把文化当做产业来考虑。不少地方把文化遗产当做负担，道路这么窄，就把旧的拆了弄宽点；平房那么多，拆了建高楼。这是我们过去的一个基本思维模式。回过头来看看，今天很痛心。我们忘了，文化是过去的辉煌、今天的财富和未来的希望。
第二个，我们的很多文物是砖木结构，跟西方不一样，受到自然侵蚀，逐渐残破，唐代的到了宋代不修复，宋代的到明代不修复，就没有了。现在还留存的如果不修，很快也就没有了。
老说我们有5000年文化，可是传统文化在哪里?不能光存在于典籍，还应该体现在文物上，所以保护文物是我们的使命。而且文物有价值，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是可以共享的。物质的东西我给了你我就没有了，文化是吃不穷用不尽的。是美美与共，而不是各美其美的。所以，保护不好我们就是不肖子孙。
《瞭望东方周刊》：山西城市的转型，除了搞旅游文化，是否有其他出路?
耿彦波：山西城市转型的路子很多，大同就要打造制造之都，医药产业、化工产业我们都在做。大同最大的投入其实还不在古城，而是在装备制造业园区、化工业园区、循环生态园区。它们与古城修复多项并举。如果留下一个半拉子工程，不可想象
《瞭望东方周刊》：一些人评价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方式上太急，过多地体觋了个人意志。
耿彦波：我没有过高估计自己的价值，我们都是凡夫俗子，芸芸众生，个人没什么了不起，不能扭转乾坤。但是根据大同这个古城的现实情况，它没有替代性，必须有一代人把他完成。靠几代人努力，恐怕做不成，大家文化认识不一样，而且后任一般都不愿意在前任的阴影下生活：
人生苦短。对我来说，这几年冲过去也就过去了，冲不过去我就是历史的罪人。贷了那么多款，如果留下一个半拉子工程，不可想象!
其实我是从文的，弄城建搞得性格都变了，就跟带兵打仗一样，说骂就得骂，由不得你。我为什么爱看《亮剑》，他那种精神，逃走了就枪毙了你，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全军覆没，那是生与死的关系，没有那么多选择，哪有那么多思想工作可以做。城建也一样，工程你不弄好，不打不骂就不过关。
我从来不做甩手长官，那是聪明人玩的游戏。人家会当官，抓大放小，就把事情做好了。但是我坚持一分辛苦一分财。“三分匠人，七分主人”，主人的审美，情怀，决定你建筑水平的高低。江南园林不都是古代文人自己参与的吗?
《瞭望东方周刊》：这么多年来，你收获了很多赞许，但也挨了不少骂，你怎么看待这些骂声?
耿彦波：从骂声中我总结了人生的很多东西。你不要想着一干好事大家都说你好，一说不好不敢干了。很多干部过不了这个关——我替你们干好事，你凭什么骂我，想不通，就不干了。
我觉得城市建设是春天挨骂，夏天就好一点，秋天就有收获。但是你能不能熬过春天和夏天呢?你不能光等着秋天收获，有因有果啊。
我担当这个责任，所以我走到哪里都在漩涡中。就是这样我才一直不接受媒体采访，我做事太高调了，做人必须要低调点。大家都说你好，恰恰是危险的时候，大家都骂你的时候，也许好日子就快来了。所以我如临深渊。都说你好，对你的期望值也高了，你不能出一点问题，另一些人会说你为什么就这么好，开始找你毛病。
挨一时骂还是挨千秋骂
《瞭望东方周刊》：抓了十多年的城建，你如何总结得失?
耿彦波：我有几个总结：一是留遗产还是留遗憾。搞城建，为什么这么多拆迁，那是纠正错误，一定要有长远眼光，政府不能搞短期行为，一定要有长远规划。
第二是挨一时骂还是挨千秋骂。我不在乎一时的得失和骂声，骂我我沉得住气。我们有很多能干的人，一看挨骂就说，算了，我不干了，跟他们相比，我像“二百五”。
作为一个官员，你不干事，你走了以后呢?老百姓骂你懒官、庸官，甚至贪官，那就得挨千秋骂。逃得了一时骂，逃不了千秋骂。
第三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还是有多少事找多少钱。钱从哪里来?我的观点是，按照计划经济眼光看，城建是个无底洞。按市场经济眼光看，城市是个产业。
再一个体会是做官还是做事。
《瞭望东方周刊》：做官还是做事，听起来并不矛盾。
耿彦波：这不是个官话。为什么呢?因为有个规律在里边，多说话难免说错话，多做事难免做错事。所以从官场的定律来讲，做事就是给自己找压力。
《瞭望东方周刊》：但你还是干了。
耿彦波：我的想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只要在这个舞台上我就拼了命地干，我当县长就要当最好的县长，当市长就要当最好的市长，这是我的职责。而且，我的运气也很好，一路上碰到了很多好领导。
《瞭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
耿彦波：最起码是个选择的问题。我一路遇到很多风波，有人说，看，这下可栽了吧，其实我一点压力没有。很多规划都是我定的。包括云冈石窟，都是按我的意思定的，我完全承担责任。
让大多数人满意就抓住了执政的核心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大同城建，从规划到施工，大部分是外地单位，有人批评你为什么不把机会留给当地人，对此你怎么看?
耿彦波：这涉及力争上游还是甘居下游的问题。现在有人说，我们落后，不如人。他们能办到我们就不能办到吗?我们站在他们肩膀上，不能为我所用吗?不但可以，而且还可以创造一流。一流是个国际标准，不能关起门来搞一流。所以我们要一流的规划、一流的设计师、一流的工程队。
对工程队，必须严格，不能被官商勾结一脚踩住你。打倒自己的永远是自己而不是别人。
《瞭望东方周刊》：民间的很多声音现在对政府搞城建抱另一种态度，认为官员大搞建设才能有更多机会腐败。你要打破官商勾结，如何才能做到?
耿彦波：任何时候都要有这种勇气。什么给你力量呢?首要的一条，是保住自己立身的原则。我跟干部说，你们一定要理解。一些干部上门来，送点礼，我说你尊重我就要尊重我的理想，尊重我的追求。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合理的拒绝是很难的。你要跟大家打成一片，你拒绝他，他会说领导不信任我，真是挺难的。我在榆次，一个乡镇书记来看我，带两三千块钱，我说对不起，大环境我改不了，但是榆次要创造清明的政治环境。
我在榆次，虽然做了一点事，但是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最年轻的乡镇长28岁，是我用的。我看见优秀干部，非常高兴。所以我说我不想走，好不容易带出来一个队伍，那指挥调动简直是一个声音，生龙活虎。所以大同未来也还是要靠改变人，要有一个好的团队。
话说回来，最后大家还是会理解你。你看我在哪个地方，干部不能说没有意见，但是90％的干部和群众肯定欢迎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一个人。
《瞭望东方周刊》：大同现在是勒紧裤腰带搞城建，不少人因此感受了改革的阵痛，你如何理解这种阵痛?
耿彦波：作为一个政策制定者，只能坚持大多数原则，人有各种各样的，有善良的，不善良的，有好人，有不太好的人，有讲道理的，有不那么讲道理的，所以不可能百分百拥护你。让大多数人满意就抓住了执政的基本核心问题，当然目标是让大家都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