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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人“木须肉”
得知我要回中国的消息，“木须肉”连连摇头，然后扑上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非洲的两年，一些人让我难忘。“木须肉”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是我们的司机，本名“穆西奥”（Mutheo），给肯尼亚的中国公司开了十多年车，因为聪明、人缘好，大家都喜欢半开玩笑地叫他“木须肉”。
“木须肉”40多岁，个头不高，黝黑粗壮，剃个光头，衣服上总是灰蒙蒙的一层，似乎怎么洗也洗不干净。他说话不紧不慢，喜欢故作严肃地开玩笑，有时候说着说着自己就笑起来。
院子里人人都说“木须肉”聪明，出门都喜欢坐他的车。“木须肉”开车水平高，在坑坑洼洼的肯尼亚公路上能闪转腾挪，避开那些被称为“马路杀手”的“马他突”，准时到达目的地；他能记得内罗毕许多中餐馆和中资机构的名字，能够轻松找到最近的路线，避开车流；他反应快，和中国人在一起待久了，能很快猜到那些不太懂英语的中国人向他嚷嚷 “Go,move people office”（走，移动人的办公室）是想说，“去移民局”。
人人都喜欢“木须肉”，回国前不要的旧衣服、旧家具都给拿去送给他，这让其他当地司机十分眼红。虽然“木须肉”的月工资约合一两千元，在肯尼亚够得上中等水平，但他宁可穿旧衣服，因为肯尼亚本地产的服装价格很高。
“我喜欢中国，所有的‘中国制造’都那么便宜，你们能生活在那么一个国家真是幸福。”“木须肉”总是不时嘀咕。
每年6月至10月肯尼亚旅游旺季，大家有亲属来探亲，都喜欢让“木须肉”开车去马赛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看动物，因为他能很快在偌大的草场上找到过河的角马和捕猎的狮子。于是，聪明的“木须肉”拿到的小费也远比别的司机多。
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个肯尼亚巫医，巫医说自己可以用草药作法，让去马赛马拉的人能看见难得一见的狮子。我对巫医的说法嗤之以鼻，但“木须肉”却十分虔诚，甚至开始打听起价格来。
“要是每次去马赛马拉都能看见狮子，更多地人会愿意坐我开的车去。”“木须肉”煞有介事地向我解释，我知道他没说但又想说的是：“那样我就能有更多小费了”。
“你是江苏人？我知道江苏人，你们都很聪明。”我每次坐“木须肉”的车，他都这么说。然后，他会不紧不慢地“回味”和江苏人一起推车的故事。
在“木须肉”曾经工作过的一个肯尼亚中资公司，几个江苏人夜里想出门喝酒，可又怕老板听到动静，就让“木须肉”和他们一起悄悄推车出门，到了大门外再发动车子；回来时再依样推车进门。
可能是见惯了中国人的“聪明”，“木须肉”自己也就慢慢变得更加“聪明”起来：领导要出门，“木须肉”总会提前把车开到楼下，早早等在车旁准备开门；谁要去五星级宾馆、会议中心这样的正式场所采访，“木须肉”总会提前把车冲洗好，并换上自己最光鲜的衣服——一件领子磨得发亮的休闲西装上衣；知道谁要回中国休假了，“木须肉”会提前让他帮忙打听中国的数码相机和肯尼亚的差价……
中饭时，“木须肉”总会把食堂里剩下的煮马铃薯块、煮玉米“包圆儿”，带回家让老婆和两个孩子分享这顿免费午餐。正当我想赞美“木须肉”对爱情和家庭的忠诚时，朋友却告诉我，“木须肉”在内罗毕郊区还有一个“情人”。
虽然男人拥有情人在一夫多妻制曾盛行的非洲实在不算什么大事，但当我旁敲侧击地向“木须肉”核实时，他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却不断向我念叨：“你知道，男人在外面赚钱很辛苦……男人得像个男人的样子。”
聪明的“木须肉”在外面赚钱确实很辛苦。像他这样中学毕业、没有有权有势的亲戚，能在外企里开车已经让很多人羡慕了。“木须肉”曾经被连人带车劫持过，也曾被早先的雇主吊起来打，还在肯尼亚2007年年底的大选骚乱中被暴徒砍伤，这些挫折让他对政治、对政客丧失了信心，并拒绝在去年的肯尼亚新宪法全民公决中投票。
“我对政府很失望，一部新宪法不会改变肯尼亚的混乱，我不会给一部没用的宪法投票。”。
“木须肉”常常指着右手上的一道长伤疤，向大家讲述自己如何在骚乱中被素不相识的暴徒砍伤。“那仅仅因为我是康巴族，和他们属于不同的部族。”
我永远也忘不了“木须肉”。当我想起“非洲人”时，我一定会想到他。
我见过许多“木须肉”这样的非洲人。他们诚实，亲切，信仰宗教，努力工作却只能勉强温饱；他们讨人喜欢，聪明，热爱生活却又总面对生活里的种种不公，遭遇不幸却又乐观地坚持。
爆炸袭击中受伤的女人
露丝·阿蒂舍库勒，在内罗毕的一起爆炸袭击中腿部受伤。
当袭击者向市中心一个车站上等公交的人们扔出一颗手榴弹时，阿蒂舍库勒刚刚做出一个决定：不上那辆要价40先令的马他突，她要继续等待下一辆只收30先令票价的。为了省下10先令，阿蒂舍库勒成为那次袭击中14名无辜的伤者之一。
在医院，我小心翼翼地向刚刚走出急诊室的阿蒂舍库勒询问是否能采访她。这个不会说英语的女人点头答应，然后给我看她小腿上的伤口，耐心地给我讲述爆炸时的情况。她一只手提着装着X光片的大信封，额头上被护士贴上的“伤员”分类标签还没来得及撕下。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袭击我们，我们只是在等公交车。”她的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不解。
我知道，在爆炸后几个小时重新回忆那场噩梦需要多大的勇气。但阿蒂舍库勒还是慢慢地向我讲述。当我感谢她的时候，她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然后拿着手提包转身离开。
碧艾翠思·穆佳姆比，另一个被命运戏弄的卢旺达女人。1994年卢旺达种族屠杀中，图西族的碧艾翠思随丈夫从卢旺达逃亡邻国肯尼亚。就在她刚刚找到工作，打算开始一段新生活时，丈夫却在肯尼亚的美国大使馆炸弹袭击中遇难。那仅仅是因为他在炸弹爆炸时碰巧坐在途径现场的一辆公交车上。 “命运戏弄了我，我们从卢旺达来到肯尼亚，没想到厄运一直不放过我们。”我和碧艾翠思初次见面时， 她这样解释自己悲惨遭遇的原因。
碧艾翠思现在是内罗毕市中心的“8·7”纪念公园里的一名售票员，这座公园就建在爆炸袭击后被拆毁的美国大使馆原址上。那段她最不愿回忆的历史也是她向人们讲述最多的历史。
勤劳的单身母亲和拾荒者
明吉娜，在内罗毕的“卡族里”陶艺厂里用小刷子给小泥珠着色的一个女工。
她每天涂900个小泥珠，能赚300先令，刚够养活自己和孩子。她和身边的其他340个肯尼亚妇女一样，都是单身母亲。
因为贫困和性教育的缺乏，许多非洲女孩子在意外怀孕或是男友溜走之后，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并独立抚养长大。
在厂房里，有穿着罩袍的穆斯林妇女，也有穿着肯尼亚传统服装、扎着头巾的农妇。大家一同劳动，一同吃饭，一起为新生活奋斗，其乐融融。
在这里，明吉娜和其他勤劳的单身母亲就像她们手中的泥巴一样，经历捶打和历练，浴火重生，更加坚硬、美丽。在这里，散乱的小泥珠被串成美丽的项链。
本森·姆万基，一个从小就在非洲最大的垃圾场“丹多拉”捡拾垃圾为生的人。
“塑料瓶子4先令一公斤，废纸3先令一公斤，旧金属可是好东西，要是遇到了就发财了，可惜很少有人能找到。”姆万基一边整理刚刚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塑料瓶，一边告诉我最新的收购行情。废品商每天定时来这里从拾荒者手中收货，然后一袋袋、一捆捆扔上卡车拉走。
站在这个13万平方米、占据相当于18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垃圾堆前，我无心理会那十几只停在脸上和手上、总也挥之不去的苍蝇，眼前的末世景象让人震惊：
土路蜿蜒向前，两边堆放着灰黄的垃圾山，无边无际；夹杂在垃圾里的无数塑料袋早已辨不清原来的色彩，随风摆动，和那十几柱冲天的黑烟一样，都像是地狱里的舞者；一阵旋风，垃圾碎末和塑料袋飞舞起来，和飞在天空的鹳掺杂在一起。这种有一人高、黑毛、细腿、尖嘴的“垃圾鸟”俯冲下来，成群站在毫无生气的垃圾堆上，静静看着周围翻捡垃圾的孩子和往来不断、倾倒垃圾的卡车；垃圾堆后，隐约有一台挖掘机在无力地铲挖。
这里就是姆万基每天的工作场所，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但姆万基称丹多拉为“宝库”。
“在丹多拉，没有成本，只有收入。没有它，我们一家老小只能离开内罗毕，搬回农村的老家。”
等待出名并希望成功的他们
苏珊·瓦伊姆，是个肯尼亚空手道国家队的26岁女队员。
因为空手道在肯尼亚远比不上长跑和足球那么受欢迎，即使是空手道国手，瓦伊姆在每周三天的训练以外，也得另找工作才能维生。
因为缺乏经费，国家队的训练场设在内罗毕远郊一个体育中心。每次训练时，瓦伊姆都要向教练、向队友无数次鞠躬。但她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鞠躬”却总是低头俯身、钻过一块木板进出简陋的换衣间。
楼梯间宽敞的过道，铺上廉价的塑胶地垫，就是瓦伊姆和她的30名空手道国手队友们每周三次练习的道馆。“换衣间”也只是废弃的小吧台后，那个昏暗的小屋。每名队员自带的、灌满白开水的饮料瓶就放在场地一角。喊哑了喉咙他们就喝上一口，然后又去继续踢打。
瓦伊姆的父母因为空手道不能让女儿富裕，不支持她从事这项运动。但瓦伊姆仍然独自坚持，等待着能像塞米·旺吉鲁（肯尼亚长跑名将）那样出名的一天。
“我只希望国家队能够更受重视，运动员的待遇能够提高，这样我就更有理由继续这项运动了。”
菲利普斯——内罗毕凯伦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球教练。
菲利普斯当了11年教练，一直等待着有人能够赞助他参加国际比赛，成为像泰格·伍兹那样知名的黑人高尔夫球手。
“我一直在等待，但是机会越来越渺茫。我只能靠白人给的小费过活，越来越不敢想去参加比赛。”他潇洒地挥动球杆。
在肯尼亚，打高尔夫球的绝大多数是白人和亚洲人。菲利普斯会向每一个他教授的学员询问，是否认识愿意资助高尔夫球运动员的有钱人。他把自己的情况打在一张纸上，让我帮他交给愿意帮助他的中国人。
这些平凡普通的人构成了我对“非洲人”的理解。在旅游者看来，那些手拿权杖的非洲部族酋长或是茹毛饮血的部族勇士才是真正的“非洲人”，但我却认为，“木须肉”这样平凡普通的人更像真正的“非洲人”。
我也记得用餐刀高雅地敲碎煮鸡蛋蛋壳的肯尼亚副总统卡隆佐·穆西约卡；记得停下脚步礼貌地对我说“你好”的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记得身披绘有非洲图案的绿色绶带，舞动双手呼吁欧洲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记得面无表情地回答我提问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利比里亚女总统约翰逊·瑟利夫。
但我更喜欢那个在车流中跟着小巴车奔跑上百米只为卖出一份报纸的小贩，那个内罗毕City Park菜市场里会用中文、日语、韩语、英语、斯瓦西里语轮流问候顾客的摊主，那个联合国环境署里记得“总统齐贝吉喜欢茶加柠檬汁而总理奥廷加喜欢咖啡加很少的奶”的肯尼亚服务生，那个曾经酗酒9年，后来在“上帝的指引下”戒酒并在贫民窟教区传教的神父……
（作者系新华社对外部曾驻非洲记者，图片由作者提供）
得知我要回中国的消息，“木须肉”连连摇头，然后扑上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非洲的两年，一些人让我难忘。“木须肉”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是我们的司机，本名“穆西奥”（Mutheo），给肯尼亚的中国公司开了十多年车，因为聪明、人缘好，大家都喜欢半开玩笑地叫他“木须肉”。
“木须肉”40多岁，个头不高，黝黑粗壮，剃个光头，衣服上总是灰蒙蒙的一层，似乎怎么洗也洗不干净。他说话不紧不慢，喜欢故作严肃地开玩笑，有时候说着说着自己就笑起来。
院子里人人都说“木须肉”聪明，出门都喜欢坐他的车。“木须肉”开车水平高，在坑坑洼洼的肯尼亚公路上能闪转腾挪，避开那些被称为“马路杀手”的“马他突”，准时到达目的地；他能记得内罗毕许多中餐馆和中资机构的名字，能够轻松找到最近的路线，避开车流；他反应快，和中国人在一起待久了，能很快猜到那些不太懂英语的中国人向他嚷嚷 “Go,move people office”（走，移动人的办公室）是想说，“去移民局”。
人人都喜欢“木须肉”，回国前不要的旧衣服、旧家具都给拿去送给他，这让其他当地司机十分眼红。虽然“木须肉”的月工资约合一两千元，在肯尼亚够得上中等水平，但他宁可穿旧衣服，因为肯尼亚本地产的服装价格很高。
“我喜欢中国，所有的‘中国制造’都那么便宜，你们能生活在那么一个国家真是幸福。”“木须肉”总是不时嘀咕。
每年6月至10月肯尼亚旅游旺季，大家有亲属来探亲，都喜欢让“木须肉”开车去马赛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看动物，因为他能很快在偌大的草场上找到过河的角马和捕猎的狮子。于是，聪明的“木须肉”拿到的小费也远比别的司机多。
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个肯尼亚巫医，巫医说自己可以用草药作法，让去马赛马拉的人能看见难得一见的狮子。我对巫医的说法嗤之以鼻，但“木须肉”却十分虔诚，甚至开始打听起价格来。
“要是每次去马赛马拉都能看见狮子，更多地人会愿意坐我开的车去。”“木须肉”煞有介事地向我解释，我知道他没说但又想说的是：“那样我就能有更多小费了”。
“你是江苏人？我知道江苏人，你们都很聪明。”我每次坐“木须肉”的车，他都这么说。然后，他会不紧不慢地“回味”和江苏人一起推车的故事。
在“木须肉”曾经工作过的一个肯尼亚中资公司，几个江苏人夜里想出门喝酒，可又怕老板听到动静，就让“木须肉”和他们一起悄悄推车出门，到了大门外再发动车子；回来时再依样推车进门。
可能是见惯了中国人的“聪明”，“木须肉”自己也就慢慢变得更加“聪明”起来：领导要出门，“木须肉”总会提前把车开到楼下，早早等在车旁准备开门；谁要去五星级宾馆、会议中心这样的正式场所采访，“木须肉”总会提前把车冲洗好，并换上自己最光鲜的衣服——一件领子磨得发亮的休闲西装上衣；知道谁要回中国休假了，“木须肉”会提前让他帮忙打听中国的数码相机和肯尼亚的差价……
中饭时，“木须肉”总会把食堂里剩下的煮马铃薯块、煮玉米“包圆儿”，带回家让老婆和两个孩子分享这顿免费午餐。正当我想赞美“木须肉”对爱情和家庭的忠诚时，朋友却告诉我，“木须肉”在内罗毕郊区还有一个“情人”。
虽然男人拥有情人在一夫多妻制曾盛行的非洲实在不算什么大事，但当我旁敲侧击地向“木须肉”核实时，他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却不断向我念叨：“你知道，男人在外面赚钱很辛苦……男人得像个男人的样子。”
聪明的“木须肉”在外面赚钱确实很辛苦。像他这样中学毕业、没有有权有势的亲戚，能在外企里开车已经让很多人羡慕了。“木须肉”曾经被连人带车劫持过，也曾被早先的雇主吊起来打，还在肯尼亚2007年年底的大选骚乱中被暴徒砍伤，这些挫折让他对政治、对政客丧失了信心，并拒绝在去年的肯尼亚新宪法全民公决中投票。
“我对政府很失望，一部新宪法不会改变肯尼亚的混乱，我不会给一部没用的宪法投票。”。
“木须肉”常常指着右手上的一道长伤疤，向大家讲述自己如何在骚乱中被素不相识的暴徒砍伤。“那仅仅因为我是康巴族，和他们属于不同的部族。”
我永远也忘不了“木须肉”。当我想起“非洲人”时，我一定会想到他。
我见过许多“木须肉”这样的非洲人。他们诚实，亲切，信仰宗教，努力工作却只能勉强温饱；他们讨人喜欢，聪明，热爱生活却又总面对生活里的种种不公，遭遇不幸却又乐观地坚持。
爆炸袭击中受伤的女人
露丝·阿蒂舍库勒，在内罗毕的一起爆炸袭击中腿部受伤。
当袭击者向市中心一个车站上等公交的人们扔出一颗手榴弹时，阿蒂舍库勒刚刚做出一个决定：不上那辆要价40先令的马他突，她要继续等待下一辆只收30先令票价的。为了省下10先令，阿蒂舍库勒成为那次袭击中14名无辜的伤者之一。
在医院，我小心翼翼地向刚刚走出急诊室的阿蒂舍库勒询问是否能采访她。这个不会说英语的女人点头答应，然后给我看她小腿上的伤口，耐心地给我讲述爆炸时的情况。她一只手提着装着X光片的大信封，额头上被护士贴上的“伤员”分类标签还没来得及撕下。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袭击我们，我们只是在等公交车。”她的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不解。
我知道，在爆炸后几个小时重新回忆那场噩梦需要多大的勇气。但阿蒂舍库勒还是慢慢地向我讲述。当我感谢她的时候，她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然后拿着手提包转身离开。
碧艾翠思·穆佳姆比，另一个被命运戏弄的卢旺达女人。1994年卢旺达种族屠杀中，图西族的碧艾翠思随丈夫从卢旺达逃亡邻国肯尼亚。就在她刚刚找到工作，打算开始一段新生活时，丈夫却在肯尼亚的美国大使馆炸弹袭击中遇难。那仅仅是因为他在炸弹爆炸时碰巧坐在途径现场的一辆公交车上。 “命运戏弄了我，我们从卢旺达来到肯尼亚，没想到厄运一直不放过我们。”我和碧艾翠思初次见面时， 她这样解释自己悲惨遭遇的原因。
碧艾翠思现在是内罗毕市中心的“8·7”纪念公园里的一名售票员，这座公园就建在爆炸袭击后被拆毁的美国大使馆原址上。那段她最不愿回忆的历史也是她向人们讲述最多的历史。
勤劳的单身母亲和拾荒者
明吉娜，在内罗毕的“卡族里”陶艺厂里用小刷子给小泥珠着色的一个女工。
她每天涂900个小泥珠，能赚300先令，刚够养活自己和孩子。她和身边的其他340个肯尼亚妇女一样，都是单身母亲。
因为贫困和性教育的缺乏，许多非洲女孩子在意外怀孕或是男友溜走之后，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并独立抚养长大。
在厂房里，有穿着罩袍的穆斯林妇女，也有穿着肯尼亚传统服装、扎着头巾的农妇。大家一同劳动，一同吃饭，一起为新生活奋斗，其乐融融。
在这里，明吉娜和其他勤劳的单身母亲就像她们手中的泥巴一样，经历捶打和历练，浴火重生，更加坚硬、美丽。在这里，散乱的小泥珠被串成美丽的项链。
本森·姆万基，一个从小就在非洲最大的垃圾场“丹多拉”捡拾垃圾为生的人。
“塑料瓶子4先令一公斤，废纸3先令一公斤，旧金属可是好东西，要是遇到了就发财了，可惜很少有人能找到。”姆万基一边整理刚刚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塑料瓶，一边告诉我最新的收购行情。废品商每天定时来这里从拾荒者手中收货，然后一袋袋、一捆捆扔上卡车拉走。
站在这个13万平方米、占据相当于18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垃圾堆前，我无心理会那十几只停在脸上和手上、总也挥之不去的苍蝇，眼前的末世景象让人震惊：
土路蜿蜒向前，两边堆放着灰黄的垃圾山，无边无际；夹杂在垃圾里的无数塑料袋早已辨不清原来的色彩，随风摆动，和那十几柱冲天的黑烟一样，都像是地狱里的舞者；一阵旋风，垃圾碎末和塑料袋飞舞起来，和飞在天空的鹳掺杂在一起。这种有一人高、黑毛、细腿、尖嘴的“垃圾鸟”俯冲下来，成群站在毫无生气的垃圾堆上，静静看着周围翻捡垃圾的孩子和往来不断、倾倒垃圾的卡车；垃圾堆后，隐约有一台挖掘机在无力地铲挖。
这里就是姆万基每天的工作场所，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但姆万基称丹多拉为“宝库”。
“在丹多拉，没有成本，只有收入。没有它，我们一家老小只能离开内罗毕，搬回农村的老家。”
等待出名并希望成功的他们
苏珊·瓦伊姆，是个肯尼亚空手道国家队的26岁女队员。
因为空手道在肯尼亚远比不上长跑和足球那么受欢迎，即使是空手道国手，瓦伊姆在每周三天的训练以外，也得另找工作才能维生。
因为缺乏经费，国家队的训练场设在内罗毕远郊一个体育中心。每次训练时，瓦伊姆都要向教练、向队友无数次鞠躬。但她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鞠躬”却总是低头俯身、钻过一块木板进出简陋的换衣间。
楼梯间宽敞的过道，铺上廉价的塑胶地垫，就是瓦伊姆和她的30名空手道国手队友们每周三次练习的道馆。“换衣间”也只是废弃的小吧台后，那个昏暗的小屋。每名队员自带的、灌满白开水的饮料瓶就放在场地一角。喊哑了喉咙他们就喝上一口，然后又去继续踢打。
瓦伊姆的父母因为空手道不能让女儿富裕，不支持她从事这项运动。但瓦伊姆仍然独自坚持，等待着能像塞米·旺吉鲁（肯尼亚长跑名将）那样出名的一天。
“我只希望国家队能够更受重视，运动员的待遇能够提高，这样我就更有理由继续这项运动了。”
菲利普斯——内罗毕凯伦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球教练。
菲利普斯当了11年教练，一直等待着有人能够赞助他参加国际比赛，成为像泰格·伍兹那样知名的黑人高尔夫球手。
“我一直在等待，但是机会越来越渺茫。我只能靠白人给的小费过活，越来越不敢想去参加比赛。”他潇洒地挥动球杆。
在肯尼亚，打高尔夫球的绝大多数是白人和亚洲人。菲利普斯会向每一个他教授的学员询问，是否认识愿意资助高尔夫球运动员的有钱人。他把自己的情况打在一张纸上，让我帮他交给愿意帮助他的中国人。
这些平凡普通的人构成了我对“非洲人”的理解。在旅游者看来，那些手拿权杖的非洲部族酋长或是茹毛饮血的部族勇士才是真正的“非洲人”，但我却认为，“木须肉”这样平凡普通的人更像真正的“非洲人”。
我也记得用餐刀高雅地敲碎煮鸡蛋蛋壳的肯尼亚副总统卡隆佐·穆西约卡；记得停下脚步礼貌地对我说“你好”的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记得身披绘有非洲图案的绿色绶带，舞动双手呼吁欧洲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记得面无表情地回答我提问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利比里亚女总统约翰逊·瑟利夫。
但我更喜欢那个在车流中跟着小巴车奔跑上百米只为卖出一份报纸的小贩，那个内罗毕City Park菜市场里会用中文、日语、韩语、英语、斯瓦西里语轮流问候顾客的摊主，那个联合国环境署里记得“总统齐贝吉喜欢茶加柠檬汁而总理奥廷加喜欢咖啡加很少的奶”的肯尼亚服务生，那个曾经酗酒9年，后来在“上帝的指引下”戒酒并在贫民窟教区传教的神父……
（作者系新华社对外部曾驻非洲记者，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