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离婚率很低，因为离婚就意味着要得罪太多的熟人，离婚的不是两个人，而是根系混杂的两帮人，阻碍太大。
　　记者在四川泸州跟人第一次见面，很自然地摸出名片夹：“来，咱们交换一下名片吧。”可往往是，名片递出去就没有了下文。事实上，泸州之行，记者把自己的名片发光了，别人的名片却一张也没收回来。因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熟人社会，虽然生活在一个像模像样的城市里，但大家都不需要名片，熟人本身就是名片。
　　在地级市碰见“熟人”的概率有多大？记者到了四川泸州，中午，在一条深巷里，看到一个卖手工面的摊子。那摊子上的面很别致，外面套着用毛笔写的土商标：“柯希友古蔺手工面”，使人印象深刻。摊主可能在屋内午休，所以没有看到人。过了两个小时，记者转过了几条街，拐进一个菜市场，这时，听到背后喇叭里传出“古蔺面——”的吆喝录音声。回头一看，一个人推着那辆卖“柯希友古蔺手工面”的车子走了过来，推车的人，想必就是柯希友了。傍晚时分，记者在泸州最繁华的街区，第三次碰到此人此车。这样，一个下午之内，碰到一个叫柯希友的卖面的人三次，那天下午，记者还碰到一个卖鸡毛毽子的提篮老大娘两次，一个卖手工布鞋的背筐女士两次。
　　中国有两句老话，一是有钱好办事，一是熟人好办事。地级市的人们，运气好一点的两者兼而得之，运气稍差的尽管没有钱但总归有熟人在，起码的安全感还是有的，不像在大城市里，如果没钱，简直就是惶惶不可终日。
　　人头熟的便利在地级市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找工作多是通过熟人，在推荐基础上才进行有限度的竞争。泸州保险公司一中层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父亲是保险公司员工，在父亲推荐下，他来到公司应试，与另外四个人一起竞争一个职位。其他四个竞争者的父亲或母亲，也是这个保险公司的员工。父辈的关系在熟人社会的年轻人求职过程中，仍然十分有效。
　　连地级市的婚姻也是熟人网络促成的结果，夫妻双方父母以前就互相认识，曾是单位同事或者邻居的情况并不罕见。熟人社会甚至起到了婚姻保护伞的作用，记者在山东临沂市了解到，该城市离婚率较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离婚的人际成本太高，离婚就意味着要得罪太多的熟人，离婚的不是两个人，而是根系混杂的两帮人，阻碍太大。
　　一个人在熟人社会立身，很可能要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品德验证”。所以人们“不太好意思做坏事”，因为很可能做了一次坏事，这个城市里的熟人就都知道了，更何况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可能会天天和你见面。在这种积极的道德自律下，人们之间的关系总体上会向和谐方向发展。这个和谐，也体现在治安和婚姻上。
　　地级市熟人的关系还意味着信贷额度。在浙江台州市，熟人合伙做生意极其普遍，亲朋好友可以合资办厂，可以合资一人购半间商铺凑个整数，一个有信誉的熟人几天内就能够筹集上百万的资金，熟人就是担保，熟人就是金钱网络。
　　事实上，地级市的幸福感与熟人社会的关联千丝万缕。《中国新闻周刊》与新浪文化所做的地级市民调查显示，有38%的人通过熟人介绍成婚，超过五分之二的人把熟人办事方便列为地级市生活便利原因的首位，在熟人社会里，有90%的人认为自己的人际关系很和谐，仅有4.6%的人没有安全感。
　　幸福学研究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席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中心主任奚恺元(Christopher Hsee)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人际社会中，人们的关系是否和睦，有无好的朋友，不开心的时候是否能够找到人倾诉，这些看似很难量化的指标事实上是决定人们幸福与否的重要因素。
　　北京资深心理咨询师胡凡则认为，熟人社会办事容易成功，成功后人们容易从心理上产生积极的情绪，容易感到幸福。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关信平另从社会学角度剖析，一个人生活在社会当中，需要社会网络，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城市人更多的是工具性的交往，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频度大，但是深度不够，不容易建立像地级市那样亲密、深入和稳定的社会关系。而现如今单位的功能已经弱化了，不再是一个小社会功能，在大城市，人们下班回到不同的社区，无法像地级市这样进行人际沟通，被钢筋和水泥分隔着，大城市的人们更容易感到孤独和无助，关信平说。
　　对于许多地级市民而言，在享有城市生活的物质便利后，还保有熟人社会里农耕文化流传下来的和谐的人际资源，可能是让他们幸福感油然而生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