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舌战群儒”一章中,诸葛亮给“小人之儒”下的定义是:“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而今天,“笔下虽有千言”已发展为“嘴上超过万语”,将上至官员、学者,下至各式人等每天的“精彩语录”加在一起,其数量之多,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人人都有说话的自由,这是常识,无须争议。但是将“说”弄成了世上最大的市场,到处建立“讲坛”、“论坛”、“侃坛”……导致“说风大盛”,我看也是世之大忧。
　　今天的中国,各色“名嘴”比比皆是,都是“说风大盛”的推动者。不少指导实践的人,包括各类经济学家、教育家、哲学家……乃至政府官员的报告、讲话等,虽习惯于谈古论今、引经据典,却缺乏真正的实行、实效。用大说特说代替干正业、办实事,非但无益,反而添乱。
　　古代的诸子百家,尤其是孔、孟、墨、荀、韩非等等,一开始都是靠说(而不是靠写)出名的,但他们说得不仅有理而且有用,也就收到了改善甚至改变社会的效果。后来的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制造舆论的名家也主要靠写而不是靠说。中国几千年来,真正的“说风大盛”,除今天之外只有一次,就是“文革”——那时的“大说特说”,不仅成了风气而且成了风暴。
　　言不及义的背后,到底暗藏着什么?首先就是真才实学的虚假化和泡沫化。任何才干、技能和業绩一旦变成了表演——无论是“雅说”、“戏说”还是“笑说”,与实际脱节,就成了舞台上的虚拟场景,与经得起打磨的真功夫是两码事。
　　在学问、本领这些事情上,中国患“自宠症”的时间太久了,“说风大盛”就是典型的症状之一。古有“等级自宠”,后有“阶级自宠”,今有“头衔自宠”、“名号自宠”等。一个人只要有了站在台上大说一通的权力,似乎就能显示他一定是(或自认为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其实,在干正业上百无一用的人不乏其例,古代就不乏尚“雅”的昏君、奸臣贼子以及误国误事的人——有个贬义词叫“文恬武嬉”,意思指将正经事变成笑谈、卖弄等等,就是形容这种情况的。当代以卖弄“大理论”、“大主意”而误政、误事甚至害人者也频而有之。“文革”时有包括口头和书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说特说“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结果害国害民。粉粹“四人帮”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否定了各式“野说”之风,兴起了“文说”之风,包括各种有文化含量的“自由谈”,这绝对是大好事。但也要警惕“言”游离于“实”的航道,不能使空言空文成为五光十色而又漫天飞舞的纸鸢。当前又有一种讲古的风气,有的还把大讲《论语》、《老子》、《庄子》、《易经》(包括“八卦”)等当成大本领,而尽量远离去说中国的“今”,我向来就不认为那样是真正的学问和本领,其本质是对现实的一种远离和逃避,是在真知面前的低智及在真行面前的无勇。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写下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反对空谈陋习,倡导务实精神。笔者钦佩邓小平,原因之一就是他讲话时有几“少”:讲“古学问”少;讲“洋教条”少;讲话中的戏说、笑谈成分少(近于没有);讲话用的篇幅少、时间少;对遥远之事、抽象道理说得少。总之,两眼紧紧盯住的是中国现实的事情,这才叫真正的大本领。
　　 “说风大盛”是社会的一种虚奢,甚而是一种病态。我们都应力求做到:有实用效应的话多说,无实效价值的话少说、不说。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