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约翰·克里斯朵夫》让喜欢文学的人认识了傅雷；一张张动人心弦的钢琴唱片让喜欢音乐的人认识了傅聪；而看过《傅雷家书》的人，也不应忘了幕后的辛勤编写者傅敏。
　　
　　傅聪：父亲称我“小约翰·克里斯朵夫”
　　
　　1934年出生在上海的旅英钢琴家傅聪是在海外成名最早的中国音乐家之一，1954年初他远赴波兰学习，次年获肖邦钢琴大赛铜奖、最佳玛祖卡演奏奖。尽管少年得志，但父母受政治迫害使他心痛至极，多年不肯返回故土，思乡之情只能深藏心底。
　　近年他多次应邀回国演出，并从2003年起每年举办钢琴大师班，向上海音乐学院师生传授他积累40余年的经验。2006年为纪念莫扎特诞辰250周年，他还倾力组织了“莫扎特钢琴协奏曲比赛”。
　　傅聪一心执著于音乐和教育，并以此作为为人处世的最佳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父亲非常爱才，这一点我和他一样。我最看重学生的才气和勤奋好学，没有比教学生更让我兴奋的事情了。假如父亲有缺点的话，就是好为人师，我有过之而无不及。父亲教导我不能贪得无厌，但是对音乐、对教育却是多贪益善。”
　　傅聪的执拗和自傲也十分出名。他的解释是：“我不是为自傲而自傲，因为我并非如此，我只是坚持原则。当然这与我受的教育有关，与我一生的做人原则有关。我身上受父母亲性格的影响各占一半。母亲脾气很温柔，比父亲好很多。这一部分使我变成比父亲有更多矛盾的人：原则性很强，心很软，成了一个哈姆雷特。”
　　傅雷在傅聪年幼时就发现他对艺术的敏感，于是希望他从事自己没有尝试过的音乐演奏事业，但要求他“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次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
　　“其实父亲并没有要我非学钢琴，可他基本上是个人文主义者，要我做一个广义的人——在文化上，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音乐是人文主义中最精华的一部分。我小时候没学过几年钢琴，也没用心去学。17岁从昆明回上海后，我在音乐上才开始有长进，那时候已经不需要父亲怎么鼓励了。我从小就喜欢音乐，还喜欢美术、文学。画画我没有天赋，但很有感觉。”傅聪回忆说。
　　身为长子的傅聪从小受到的期望更多，许多人都认为他受父亲的偏爱。傅聪听到后笑道：“哎呀，这叫我怎么说呢?傅敏没有我幸运吧。我比他早熟，出去得早，所以成人比较早。我很年轻时父亲就把我当朋友，他在家信里说他一直自认为是约翰·克里斯朵夫，但渐渐发现我比他更像。”
　　脾气同样执拗的父子俩一旦顶起牛来，自然是非常可怕。“《傅雷家书》里的第一封，就写到1953年我和父亲最激烈的一次争执，起因居然是探讨贝多芬的哪一首奏鸣曲更重要。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这种冲突还是那么有意思。”
　　傅聪接着说：“我出国以后，父子之间就不再有任何争执，父亲每次来信都是关怀备至的慰问和诚恳叮嘱。1956、1957年我分别回来过一次，当时父亲对我已经没有一点长、小辈之分。他在家信里写道：父亲和儿子成为朋友是我最大的幸福。”
　　成名后傅聪突然发现，自己的前途充满迷茫和变数，这流露在1957年他写给弟弟和父母的家信中。“这时，父亲的信点醒了我。”傅聪说。在一封信中，父亲专门讲到自己如何理解孤独，“他能把我心里的感受用最美的文字和最简朴的方式表达出来，文字优美而且出自赤子之心，这种爱让我至今想起来还是感动不已。”
　　傅家一度条件优越，但当“文革”结束后，傅聪已经无家可回。
　　但有两件事让他觉得父亲“整个人还在那儿”：“他的遗书给我印象最深，它让我和许多读者一样由衷地佩服他的人格。在遗书中，父亲没有使用半个慷慨激昂的字眼，这非常不容易。他为人厚道，至死仍然如此谦卑。”
　　“反右”运动结束时还有一段插曲：“有一天，领导来找我，说要为父亲‘摘帽’，问我为何父亲不出现。我于是问父亲，他说：‘当初戴也是你们，现在摘也是你们，和我毫无关系。既然戴了，就戴着吧。’”
　　
　　傅敏：父亲的来信我烧得只剩三封
　　
　　相比傅聪的偶像光环，弟弟傅敏显得默默无闻，但著名的《傅雷家书》正是由他在幕后呕心沥血再三修订而成。小时候，兄弟俩一起学习、调皮、挨父亲打、被母亲疼爱……
　　傅敏继承了傅雷一半的事业——做一名英语老师，一辈子从事中学英语教育，如今傅敏已退休在家。虽然长期生活在北京，但一踏上上海的土地，他出口便是家乡话，正所谓乡音未改鬓毛衰。
　　1948年起傅聪在昆明读中学，傅敏已经随父母回到上海，住在江苏路。“父亲这一生从不求人，但很愿意帮助别人。对自己的子女，他就没有这么慷慨了。我这辈子只靠过一次父亲的关系：我考进了光华附中(现华师大一附中)，成绩不太好，进不了优等生班，母亲出面找校长求情，条件是我必须好好学习。从此我不再游手好闲，开始认真读书，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
　　傅聪出国时，全家人都送到火车站月台，傅敏哭得最伤心。“因为哥儿俩感情很好，我少了一个玩伴，能不伤心吗?”傅敏说。
　　“傅聪大我三岁，从小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就不同。他对傅聪花了大部分精力，要他学这学那；而我更多的是受学校教育。中学毕业后，父亲对我说：你不可能和你哥哥一样，还是老老实实当一个教师吧。我学小提琴老是不长进。”傅敏并没有受冷落的感觉，但直到今天仍想不通父亲看人为何如此准确。
　　傅敏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也要与父母离别。“父母在，不远游。但父亲好像没有这样的观念，他想让自己的孩子经受更多锻炼。那一时期他每次来信，都会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鼓励我克服困难。”
　　1962年，傅敏被分配进一所中学教英语。“学校条件很差，《傅雷家书》中父亲在写给傅聪的信里也有提到。被分配到这所中学一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没人敢要我；二是校长是父亲的老朋友，虽然父亲没有托他，但他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的档案调了进来，然后把四个俄语班全部改成英语班，教材由我自己编。当时我和父亲的通信都在讨论教育孩子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讨论得最多。”
　　见父母最后一面是在1965年傅敏探亲时。1966年，傅敏隐约预感到可能要出什么事，一天晚上，他含泪将与父亲、哥哥的所有书信都扔进火炉。“这就是为什么《傅雷家书》中只有我和父亲的三封书信，这都是我冒着生命危险藏起来的。‘文革’开始的第一天，红卫兵就来我家搜查，一封信也查不出。”
　　父亲说话不长心眼，得罪人也不知道，钱钟书、老舍、茅盾都被他批评过。不过他对人都很好，从不对朋友说假话，但最后竟被两个好朋友告发，而且是颠倒黑白地诬蔑，让他非常痛心。昨天晚上还在家里一起吃饭，第二天就去检举，实在是太要不得了。”说到这里，傅敏深恶痛绝。
　　1966年9月4日，傅敏接到舅舅的电报，方得知父母的冤死。“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心如刀割。但我没办法回去，还得留在北京遭受非人待遇。”
　　“文革”结束后，傅敏开始收集父母的家信，“主要是傅聪从英国带回来的。其实就算我没有把信烧掉，父亲与傅聪的通信还是更精彩一些，毕竟他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最主要是音乐。他对我们两兄弟的生活、婚姻、开支等问题也抓得很牢。我奉劝所有的青年人都去看父亲在我恋爱时写给我的信。”
　　傅敏果然老老实实地在中学里教书，退休前做到“特级教师”。他时常回忆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有机会就与朋友分享。“在梦里我经常回忆起小时候与父母的快乐时光。每年到了父母的祭日，我都会独自一人大哭一场，这连我太太也不知道。父亲教诲的做人基本原则让我终身受用。”
　　（秦秋咀摘自《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