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清代的漕运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折征折解与采买海运逐渐取代本色河运之经制,成为晚清漕运的主流.这一变革,既有战争情势与运道梗阻背景下被动应变的一面,也有督抚等基于嘉道以来的漕务积弊与变革尝试,主动求变、维持变局的一面.在漕粮折征逐渐制度化、海运统一于上海放洋的制度框架下,集中于米粮贸易中心采办漕粮成为可能.丰泰栈的故事,显示出江苏州县漕粮的运沪交兑,是借助此类商号的代购与包运完成的,此为当日漕粮市场化之一例.甲午、辛丑之间,南漕全行改折被视作财政困境下的筹款方策,成为重要的变法议题.但中枢仅允许折解部分漕粮,用以外债、赔款等急需,而始终坚持以每岁100万石的南漕起运为底线.他们认为,京师的粮食供应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而应有最低限度的贡赋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