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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跟着外祖母在十六铺码头上船。这是个很老的码头，旧旧沓沓，房子都是仓库的样子，好像就是供挑担扛包人上船下船的地方，不需要别的讲究。无数的人在这里出发和到达，它的确只是一个码头。
可我跟着外祖母从这里出发和到达很多次了，它对我有着家门口的亲近，像我最熟悉的玩耍的院子，可是每一回紧捏着船票又来乘船，心里又都会跳荡着第一次般的新鲜兴奋。走得冲冲撞撞，急着踏上舷梯，急着找到船舱和床位，快活得大声和外祖母说话，可是说出来的又只是简简单单的快活，比如：“外婆，这是你的床，这是我的床！”
我的船票都是我自己紧捏的，一次也没有丢失，所以就紧捏成了现在想著、捏着的那么多情景。每回外祖母都要带很多东西，旅行包总是塞得很满。乡下有她很多的想念，她人在上海，那些想念就是她的日常旅行，不需买船票，随时到达。她几乎喜欢对任何人说她那个江边的乡下，平时自言自语里也有很多都是那儿的鲜鱼活虾，和这个人那个事。和妈妈闹得不开心了，她就认真地拎起包要回乡下去。妈妈说：“你家在这里，回哪个乡下啊？”
她说：“我要回去了！”
我就拉住她的手：“外婆，我也跟你回去！”结果，她又开始忙忙碌碌做起家务，淘米、洗菜，做饭给我们吃。就好像刚才的认真是假装的，但是她的确是真真实实想乡下。
为了这些想念，她总是要和妈妈商量啊商量，这一家带什么，那一家带什么。那不是一个富裕的年月，没有多少钱，但是她要为心里所有的想念排好队，布置好。带得多和少，都要实在，还要体面。外祖母是一个太要体面的人，妈妈更要体面。她努力地让外祖母回去得体面，让外祖母拿得出手，一家也不漏掉。可是又只能带三四个旅行包，花的心思根本就是再用三四个旅行包也装不下！
她们装旅行包时，我也站在边上忙，帮她们塞东西，寻找没有塞到的角落，多塞下一样东西，就多实现了一样。我很喜欢帮助外祖母和妈妈，帮助她们的婆婆妈妈和琐碎。
外祖母的肩膀宽宽的，她把两个旅行包的襻手扎在一起，一前一后搭在肩上，手上还要拎一个。我也帮着拎一个，还要背书包，我是从小就不空着手跟在后面，只看着大人气喘吁吁的，我喜欢在外祖母和妈妈面前表现力气。
等我们进了船舱，和外祖母一起把旅行包推到床铺底下，没一会儿，轮船就开始解开缆绳，抽去踏板，穿着救生衣的工人们在码头上大声说着话，船上的水手也高声喊叫。那是一种不需要听清楚究竟在说些什么的声音，它是码头上开航时必定的纵横交错，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送别程序和仪式，还包含了码头上的技术。螺旋桨和心情就那么几乎同时开始扑打起江水，岸上的房屋和人，立刻就变得够不着，变得更远，轮船已经驶到江心了。
接下来是二十几个小时的江上路程。在船上吃三顿饭，睡一夜，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在不同楼层间跑上跑下，看大炉工们光着上身挥锹加煤，船长、大副干干净净在驾驶室里站得笔挺。散席旅客一家几口挤在甲板的草席上，互枕着熟睡。餐厅吃饭只要两毛钱，一碗籼米饭，一碗蔬菜。餐厅里弥漫着籼米饭的味道，饭和菜都不好吃，可是我喜欢到餐厅吃饭。早晨是稀饭和酱菜。因为这是在航行的船上吃饭，从窗口看出去一切都在往后移动。船上的所有味道和感觉都特别，厕所里的味道也是船上的味道，它冲的是浑黄的江水，我看着便池里哗哗冲出的江水，还总会想到：“会不会冲出一条鱼来？”浴室的热水冷水也是没有沉淀干净的江水，无论夏天、冬天，我都要洗澡，头发上留着香皂和江水的味道。 外祖母问：“洗好了？”我都会开心地说：“洗好了！”我也让外祖母去洗，我来看着行李。
每一个停靠的码头我都必定要跑下去，在四处转啊转。那时的轮船，在码头上会停很久，停得笃笃定定，因为船上需要笃笃定定地加煤。我记得住每一个码头候船室的样子，知道每一个码头卖的是什么吃的。那真是我童年最流连不舍的路途，可是我也一直惆怅，因为我们永远没有机会乘到汉口。那时，上海开出的长江轮终点是汉口，而我们乘的只是三分之一的路程，好短，没有心满意足。我那时就是这样傻里傻气。
每回下船，我都会边走边回头看，羡慕那些依旧站在船栏边的人，他们看着下客和上客，他们还可以继续在船上吃饭和睡觉，看着江水和一刻不停往后移去的岸边。晚上，籼米饭味道还没有完全散去的餐厅里会放电影，一毛钱一张票。我不想下船。
外祖母去世以后我再也没有乘过长江轮船。后来，从上海开出的长江轮停航了，那个老码头也关闭了。剩下的只是想着，它们被我紧捏着。紧捏得那么细绵，起航的声音在，浑流的江水在，甲板上的远眺在。只是童年不会抒情，可后来知道，最抒情的就是想着本身。
童年本来是一个码头，它并不非要精建细修，只要靠着江水，那么就可能无法拆除。它一直都在喊着那纵横交错的生动声音，我们的手里也都有自己的船票。你看看你是几等舱的？哪怕是散席也特别好，互枕着睡在甲板上也一夜到天亮。因为我们踏上的是我们自己的船。我们是在奔腾的江水之上，那么我们就说，童年还是船！
所以我们真是打比方打得又纯粹又丰富了。
（桂玲摘自2020年7月13日《新民晚报》，西米绘图）
可我跟着外祖母从这里出发和到达很多次了，它对我有着家门口的亲近，像我最熟悉的玩耍的院子，可是每一回紧捏着船票又来乘船，心里又都会跳荡着第一次般的新鲜兴奋。走得冲冲撞撞，急着踏上舷梯，急着找到船舱和床位，快活得大声和外祖母说话，可是说出来的又只是简简单单的快活，比如：“外婆，这是你的床，这是我的床！”
我的船票都是我自己紧捏的，一次也没有丢失，所以就紧捏成了现在想著、捏着的那么多情景。每回外祖母都要带很多东西，旅行包总是塞得很满。乡下有她很多的想念，她人在上海，那些想念就是她的日常旅行，不需买船票，随时到达。她几乎喜欢对任何人说她那个江边的乡下，平时自言自语里也有很多都是那儿的鲜鱼活虾，和这个人那个事。和妈妈闹得不开心了，她就认真地拎起包要回乡下去。妈妈说：“你家在这里，回哪个乡下啊？”
她说：“我要回去了！”
我就拉住她的手：“外婆，我也跟你回去！”结果，她又开始忙忙碌碌做起家务，淘米、洗菜，做饭给我们吃。就好像刚才的认真是假装的，但是她的确是真真实实想乡下。
为了这些想念，她总是要和妈妈商量啊商量，这一家带什么，那一家带什么。那不是一个富裕的年月，没有多少钱，但是她要为心里所有的想念排好队，布置好。带得多和少，都要实在，还要体面。外祖母是一个太要体面的人，妈妈更要体面。她努力地让外祖母回去得体面，让外祖母拿得出手，一家也不漏掉。可是又只能带三四个旅行包，花的心思根本就是再用三四个旅行包也装不下！
她们装旅行包时，我也站在边上忙，帮她们塞东西，寻找没有塞到的角落，多塞下一样东西，就多实现了一样。我很喜欢帮助外祖母和妈妈，帮助她们的婆婆妈妈和琐碎。
外祖母的肩膀宽宽的，她把两个旅行包的襻手扎在一起，一前一后搭在肩上，手上还要拎一个。我也帮着拎一个，还要背书包，我是从小就不空着手跟在后面，只看着大人气喘吁吁的，我喜欢在外祖母和妈妈面前表现力气。
等我们进了船舱，和外祖母一起把旅行包推到床铺底下，没一会儿，轮船就开始解开缆绳，抽去踏板，穿着救生衣的工人们在码头上大声说着话，船上的水手也高声喊叫。那是一种不需要听清楚究竟在说些什么的声音，它是码头上开航时必定的纵横交错，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送别程序和仪式，还包含了码头上的技术。螺旋桨和心情就那么几乎同时开始扑打起江水，岸上的房屋和人，立刻就变得够不着，变得更远，轮船已经驶到江心了。
接下来是二十几个小时的江上路程。在船上吃三顿饭，睡一夜，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在不同楼层间跑上跑下，看大炉工们光着上身挥锹加煤，船长、大副干干净净在驾驶室里站得笔挺。散席旅客一家几口挤在甲板的草席上，互枕着熟睡。餐厅吃饭只要两毛钱，一碗籼米饭，一碗蔬菜。餐厅里弥漫着籼米饭的味道，饭和菜都不好吃，可是我喜欢到餐厅吃饭。早晨是稀饭和酱菜。因为这是在航行的船上吃饭，从窗口看出去一切都在往后移动。船上的所有味道和感觉都特别，厕所里的味道也是船上的味道，它冲的是浑黄的江水，我看着便池里哗哗冲出的江水，还总会想到：“会不会冲出一条鱼来？”浴室的热水冷水也是没有沉淀干净的江水，无论夏天、冬天，我都要洗澡，头发上留着香皂和江水的味道。 外祖母问：“洗好了？”我都会开心地说：“洗好了！”我也让外祖母去洗，我来看着行李。
每一个停靠的码头我都必定要跑下去，在四处转啊转。那时的轮船，在码头上会停很久，停得笃笃定定，因为船上需要笃笃定定地加煤。我记得住每一个码头候船室的样子，知道每一个码头卖的是什么吃的。那真是我童年最流连不舍的路途，可是我也一直惆怅，因为我们永远没有机会乘到汉口。那时，上海开出的长江轮终点是汉口，而我们乘的只是三分之一的路程，好短，没有心满意足。我那时就是这样傻里傻气。
每回下船，我都会边走边回头看，羡慕那些依旧站在船栏边的人，他们看着下客和上客，他们还可以继续在船上吃饭和睡觉，看着江水和一刻不停往后移去的岸边。晚上，籼米饭味道还没有完全散去的餐厅里会放电影，一毛钱一张票。我不想下船。
外祖母去世以后我再也没有乘过长江轮船。后来，从上海开出的长江轮停航了，那个老码头也关闭了。剩下的只是想着，它们被我紧捏着。紧捏得那么细绵，起航的声音在，浑流的江水在，甲板上的远眺在。只是童年不会抒情，可后来知道，最抒情的就是想着本身。
童年本来是一个码头，它并不非要精建细修，只要靠着江水，那么就可能无法拆除。它一直都在喊着那纵横交错的生动声音，我们的手里也都有自己的船票。你看看你是几等舱的？哪怕是散席也特别好，互枕着睡在甲板上也一夜到天亮。因为我们踏上的是我们自己的船。我们是在奔腾的江水之上，那么我们就说，童年还是船！
所以我们真是打比方打得又纯粹又丰富了。
（桂玲摘自2020年7月13日《新民晚报》，西米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