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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政党组织形态为视角对政党类型学进行的研究，可以分为四种路径：组织学、功能主义、历史主义和整合主义。在这四种研究路径中，国外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划分标准，对政党的组织形态进行了不同的类型学划分，从而为政党家族增加了一些新的成员。对于国内学界来说，更多的是借鉴和评议国外关于政党组织形态的类型学划分，总体上尚处于学习的阶段。
[关键词]
政党组织形态；政党类型；评述
[中图分类号] D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3-0035-04
对于政党研究来说，有关政党分类的研究和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在政治谱系上或多维政治坐标中确定不同政党的相对位置来定位政党的性质，主要是早期的政党研究者所提出的左与右、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以及革命与改良的分类。另一类则关注在政党发展史中出现的不同政党组织形态[1]，通过区分不同的组织形态来对政党进行划分。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后一种分类，从政党组织形态的视角对国内外关于政党类型学分类的研究做一个文献方面的梳理和简要的评述。
一、国外关于政党分类的研究
大体来看，在基于政党组织形态的标准上对政党类型进行的分析，目前国外学界存在四种不同的路径——组织学、功能主义、历史主义和整合主义。
（一）组织学路径下的政党类型学。组织学路径将政党视为根据外部环境变化而进行变化的、关注自身目的性的理性计算工具，即社会处于没有完全被动员起来之时，政党只是精英阶层的活动。而随着选举权的产生，大量廉价劳动力出现时，政党就转变为依靠大众动员组织起来的形式，即大众型（或群众型）政党就产生了。这种组织学路径上对政党进行研究的主要有迪韦尔热（1954）、帕内比阿科（1988）和基奇特（1994），[2]其划分标准经常定位于政党的组织结构组成部分，包括政党组成成员结构、政党有无完整的组织体系、政党的权力掌握在政党的中央还是基层组织、政党组织对国家和社会的渗透和扩散等。[3]
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是最早提出政党类型组织学划分的学者。他在1954年提出了精英党（或干部党）与群众党的分类模式，并在他的《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一书中指出，干部党或权贵党（即精英型政党）是政党发展初期的主流形态。那时，由于现代的社会分野还刚刚开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派别规模很小，且都是贵族化的。而群众型政党则拥有包括从上到下的健全和完整的政治组织，以及在政治组织之外还有很多层次级的公民社会团体，比如工会、农会、妇女和青年联合会等，通过政党组织和附属组织对社会进行大规模的动员。[4]1966年基希海默尔（Kirchheimer）在迪韦尔热干部党和群众党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方位政党”的概念。[5]此后，帕内比阿科（Panebianco，1988）进一步将政党从组织结构上划分为“大众—官僚型政党”和“选举—职业型政党”。[6]“大众—官僚型政党”与迪韦尔热的群众型政党和纽曼的“社会整合型政党”内涵相似。[7]“选举—职业型政党”则试图描述20世纪中后期政党越来越成为一个选举机器这一组织变迁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政党逐渐抛开传统的政党组织和政党意识形态动员，通过雇用公共关系专家和专门的技术人员，运用发达的媒体工具进行选举动员活动；政党内部的公职人员和政党领袖也越来越不依靠组织结构，而是通过媒体更为直接的、面对面的和选民进行交流，政党组织结构从原来的层级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扁平化方向发展。而基奇特（Kitschelt，1994）则假定政党是由四部分组成的分类系统，这种分类区别了“集权主义者俱乐部”、“列宁主义干部型政党”、“松散放权俱乐部”和“松散放权的大众型政党”四种类型，[8]从政党组织结构的严密程度和政党内权力的集中程度将政党进行了分类。
（二）功能主义路径下的政党类型学。功能主义的视角是将政党作为公民与国家、政府之间的一种联系工具，一种具有一定政治参与和政策制定的功能的工具，注重的是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所发挥的不同功能。因而，功能主义路径的分析，主要是从政党在特定目标或它们所追求的组织存在理由的基础上进行的政党分类。[9]这一分类的学者主要包括纽曼（1956）、基奇特（1989）、卡茨和梅尔（1995）、斯特罗姆和沃林茨（1990）等。
纽曼（Sigmund Neuman）是此路径的开创者。纽曼（1956）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政党：“个体代表型政党”，这种类型的政党清楚地表达了特定社会团体的要求；“社会整合型政党”，这类政党拥有发达的组织，并为其成员提供大量服务，将成员们组织在一个政党共同体内，以换取在选举期间它们所依赖的成员的财政捐助和志愿服务；“全部整合型政党”则包含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对权力的占有和对社会结构的极端转变，强调成员的完全效忠和不容置疑的服从。[10]基奇特（Kitschelt）则把那些强调“选举竞争逻辑”的政党从那些更加重视“选区代表逻辑”的政党中区分出来。[11]之后又有卡茨（Richard Katz）和梅尔（Peter Mair）等人进一步提出了基于政党功能为标准的、新的政党组织形态模式，即所谓“卡特尔党”。在卡特尔型政党中，来自于社会的政党超越了原先与国家分离的状态，实现了与国家政权的融合。[12]卡茨和梅尔从政党与国家和社会关系入手的、看似组织化的研究，其实含蓄地推进了功能主义者的逻辑——“在卡特尔型政党中，公共财政和其扩张的国家角色导致政党领导限制竞争，并且首要追求自己永久性掌权以有利于其获得新资源”。[13]
随后，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卡雷·斯特罗姆（Kaare Strom）和加拿大政治学教授史蒂文·沃林茨（Steven B.Wolinetz）从审视以往分类学的基础上，提出基于政策取向、选票取向和公职取向的政党类型学划分。其中政策追求型政党的主要目的在于政策目标的达到，选票追求型政党的主要目标是选票的最大化和赢得选举，而追求公职型政党则主要兴趣在于获得公职和政治恩赐等。[14]斯特罗姆和沃林茨认为这种基于政策、选票和公职取向的划分，解决了以往政党类型学划分仅限于西欧国家的局限，“还原主义的尝试又回到了政党类型学的组织学传统”[15]，囊括了世界上大多数的竞争性政党的类型，可以不分地域地加以使用。 （三）历史主义分析路径下的政党类型学。历史主义路径认为政党的发展从其历史演进来说，表现为一个持续的、渐进的过程，即从党员数量较少、以核心会议为中心的精英型政党，到党员数量众多、组织完整和意识形态明显的群众型政党，然后再发展到面向社会中大多数成员的全方位政党，最后政党与国家相结合成为卡特尔政党，以及随后出现的商业新型政党。这一分类的学者主要包括卡茨和梅尔。
卡茨和梅尔在吸收了迪韦尔热关于干部型政党和群众型政党的区分和基希海默尔关于全方位政党的论述，以及他们自己提出的卡特尔政党，从政党发展史的角度构建了一个经典的从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政党和卡特尔政党的政党变迁“四阶段”模式。精英型政党主要存在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初期，其特征主要是政党组织规模小，政党成员精英化程度高，政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党员的私人捐助。群众型政党则是伴随着普选权的普遍出现，政党的组织规模变大，党员数量众多，有比精英型政党严密得多的组织结构。全方位政党则是从1945年以后出现的，是伴随着政党意识形态的淡化和政党向所有阶层开放，政党规模较之前的群众型政党小。卡特尔政党则主要是1970年代后出现的，主要是政党与国家的结合，政党的组织规模越来越小，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16]在卡茨和梅尔这篇文章中，他们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卡特尔政党概念的提出，以及将它作为政党发展的第四个阶段。[17]这是政党研究中，第一次将政党发展的历史做出一个线性的阶段划分。
在卡茨和梅尔之后，对政党类型的历史主义的划分进一步进行研究的是荷兰学者库维尔（André Krouwel）。库维尔在卡茨和梅尔“政党发展四阶段”的基础上，将“商业公司型政党”吸收进来，从而形成了“政党发展的五阶段”：精英型或干部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选举主义政党、卡特尔政党和商业公司型政党。另外，库维尔的理论贡献还在于在历史维度之外使用政党起源、选举因素、意识形态和组织维度等四个方面对五类政党做了更为详细的区分和描述。[18]
（四）整合主义的政党类型学。除了组织学路径、功能主义路径和历史主义的路径之外，还存在一种将上述几种整合在一起的政党类型学，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基希海默尔，有些学者认为基希海默尔甚至是不加区别地将各种政党类型学划分整合在一起，并提出自己的政党类型“四分法”：个体表达型政党、阶级群众型政党、宗教群众型政党和全方位人民党。[19]在我国学者高奇琦看来，整合主义的路径包括两种，一种是整合组织学和功能主义这两大传统路径，另一种则试图建立历史主义与组织学的二维分析框架。[20]
第一种整合路径，即将组织学和功能主义整合在一起的学者主要是沃林茨。他在《Beyond the Catch-all Party：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arties and Party Org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一文中，将自己的组织学视角下的政党类型学划分建立在其合作伙伴斯特罗姆的政策、选民和公职的功能主义三分法上，将追求政策型、追求选民型和追求公职型为功能主义分类的三个维度，然后把以组织学分类为基础的这些政党类型放在三维结构图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囊括迪韦尔热干部、群众型政党，还包括全方位、卡特尔和新政治政党的新的、复杂的政党类型学划分。在这个三维图中，全方位政党最接近追求选民型的维度，大众整合型政党则最为靠近追求政策型的维度，卡特尔政党则是追求公职型的典型。[21]
第二种整合主义的路径主要是冈瑟和戴蒙德所提出，他们主要是从历史主义和组织学的二维视角来进行研究。戴蒙德和冈瑟认为他们的划分法并不是要提出或增加一些新的政党类型，而是根据其他学者以前发现的模型和术语，同时提出一些最常用的作为政党类型学基础的标准的秩序类型。[22]一方面，冈瑟和戴蒙德基于历史主义的角度，将历史上曾经出现和依然存在的政党分为五个大类型，这五大类型为他们进一步划分的“属”：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种族主义政党、选举型政党和运动型政党。并以这五个“属”为基础，进一步定义了15种不同的政党，其中每一“种”依次属于一个更广的政党类型“属”，诸如精英型政党包括传统的地方显贵型和庇护型政党，选举型政党包括个人魅力型、全方位型和纲领型的政党等等。[23]并从政党目标、竞选策略、组织化结构和联系、社会基础等四个方面对15个不同的子类型进行了详细的区分和描述。
二、国内关于政党组织形态的研究
国内关于政党组织形态研究主要是对西方学术研究进行编译、总结，探讨如何在中国语境下进行运用，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
（一）对政党组织形态类型学的整体研究。对政党组织形态的类型学的整体研究，主要集中于张小劲（2002）、李路曲（2006，2008）、高奇琦（2009，2011）、胡伟和孙伯强（2010）等学者。张小劲是国内学界最早对政党形态的类型学进行关注和研究的学者。在其研究中，张小劲对西方政党形态类型学（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介绍，为学术界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4]随后，李路曲（2006，2008）对西方政党形态的类型学划分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并对导致西欧政党发生变化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和探讨。[25]高奇琦（2009，2011）在其《国外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以欧美和东亚为例》一书中，通过对国外政党类型学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每个类型之下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和研究，并提出对中国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借鉴意义。[26]胡伟和孙伯强（2010）则是在借鉴卡茨和梅尔关于政党模式理论的基础上，分别从政党与公民社会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政党在选举竞争中的特征以及政党组织体系内部特征等三个维度，对干部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民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的模式嬗变进行考察和分析，进而得出政党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内涵，即西方政党模式嬗变是多种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27] （二）对政党形态发展某一阶段的较为重点的研究。对政党形态发展某一阶段的较为重点的关注，主要是侧重于对新型政党的研究，譬如对卡特尔政党、全方位政党的研究等，主要有徐昕（2008）、徐锋（2006）、周建勇（2011）等学者。徐昕（2008）对最新出现的“卡特尔政党”进行了研究和评价，认为卡特尔政党的出现是伴随西欧社会和政治环境变化的必然，而政党组织形态的嬗变也是不可避免的。[28]徐锋（2006）认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新变化，政党内部人员、技术和机构等诸要素结成的有机系统就会出现显著的变化，政党组织这种对内外环境变化做出整体调适的结果就成为政党组织型态的变化。他在对西方历史上出现的核心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和全方位政党进行研究后提出，政党作为介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团体，它的自身形态的变化始终取决于包括目的、方式和技术手段变化在内的社会交往的变化。[29]周建勇（2011）在分析政党转型的卡特尔类型后，从政党的目标、政党制度的制度化程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领导人的变动和自主性四个方面对政党转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30]
（三）对欧美发达国家之外的政党类型划分的研究。对欧美发达国家之外的政党类型的关注，主要体现在胡小君和卢文华（2008）两位学者的研究中。他们将视野放在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形态上，通过对政党的组织结构完整性、政党的产生方式、运作模式以及权力精英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把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分为议会型精英党、意识形态型精英党、权力型精英党、参与型精英党、控制型群众党、依附型群众党等六种政党形态。并认为在精英党和群众党之间、不同形态的群众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组织继承与变异的关系，而且参与型群众党成为发展中国家主流的政党形态。[31]
参考文献：
[1][24]张小劲.关于政党组织嬗变问题的研究：综述与评价[J].欧洲，2002（4）.
[2][9]Richard Gunther，Jose Ramon Montero and Juan J.Linz，Political Parties：Old Concepts and New Challeng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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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aurice Duverger，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translated by Barbara and Robert North，London：Methuen & Co.Ltd，1964.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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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erbert Kitschelt，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10]Sigmund Neuman，“Towar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Parties”，in Sigmund Neuman， ed.，Modern Political Part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395-416.
[11]Herbert kitschelt，The Logic of Party Formation，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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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Steven B. Wolinetz，“Beyond the Catch-all Party：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arties and Party Org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in Richard Gunther，José Ramón Montero，and Juan J. Linz（eds.），Political Parties：Old concepts and New Challeng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149-150.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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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美]拉里·戴蒙德，理查德·冈瑟.政党与民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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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徐昕.西方政党组织形态嬗变的背后——对“卡特尔”政党组织形态的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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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胡小君，卢文华.发展中国家政党组织型态及其变迁[J].求实，2008（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化与规范运行研究”（项目编号：12&ZD07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冬冬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姚 东
以政党组织形态为视角对政党类型学进行的研究，可以分为四种路径：组织学、功能主义、历史主义和整合主义。在这四种研究路径中，国外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划分标准，对政党的组织形态进行了不同的类型学划分，从而为政党家族增加了一些新的成员。对于国内学界来说，更多的是借鉴和评议国外关于政党组织形态的类型学划分，总体上尚处于学习的阶段。
[关键词]
政党组织形态；政党类型；评述
[中图分类号] D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3-0035-04
对于政党研究来说，有关政党分类的研究和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在政治谱系上或多维政治坐标中确定不同政党的相对位置来定位政党的性质，主要是早期的政党研究者所提出的左与右、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以及革命与改良的分类。另一类则关注在政党发展史中出现的不同政党组织形态[1]，通过区分不同的组织形态来对政党进行划分。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后一种分类，从政党组织形态的视角对国内外关于政党类型学分类的研究做一个文献方面的梳理和简要的评述。
一、国外关于政党分类的研究
大体来看，在基于政党组织形态的标准上对政党类型进行的分析，目前国外学界存在四种不同的路径——组织学、功能主义、历史主义和整合主义。
（一）组织学路径下的政党类型学。组织学路径将政党视为根据外部环境变化而进行变化的、关注自身目的性的理性计算工具，即社会处于没有完全被动员起来之时，政党只是精英阶层的活动。而随着选举权的产生，大量廉价劳动力出现时，政党就转变为依靠大众动员组织起来的形式，即大众型（或群众型）政党就产生了。这种组织学路径上对政党进行研究的主要有迪韦尔热（1954）、帕内比阿科（1988）和基奇特（1994），[2]其划分标准经常定位于政党的组织结构组成部分，包括政党组成成员结构、政党有无完整的组织体系、政党的权力掌握在政党的中央还是基层组织、政党组织对国家和社会的渗透和扩散等。[3]
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是最早提出政党类型组织学划分的学者。他在1954年提出了精英党（或干部党）与群众党的分类模式，并在他的《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一书中指出，干部党或权贵党（即精英型政党）是政党发展初期的主流形态。那时，由于现代的社会分野还刚刚开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派别规模很小，且都是贵族化的。而群众型政党则拥有包括从上到下的健全和完整的政治组织，以及在政治组织之外还有很多层次级的公民社会团体，比如工会、农会、妇女和青年联合会等，通过政党组织和附属组织对社会进行大规模的动员。[4]1966年基希海默尔（Kirchheimer）在迪韦尔热干部党和群众党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方位政党”的概念。[5]此后，帕内比阿科（Panebianco，1988）进一步将政党从组织结构上划分为“大众—官僚型政党”和“选举—职业型政党”。[6]“大众—官僚型政党”与迪韦尔热的群众型政党和纽曼的“社会整合型政党”内涵相似。[7]“选举—职业型政党”则试图描述20世纪中后期政党越来越成为一个选举机器这一组织变迁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政党逐渐抛开传统的政党组织和政党意识形态动员，通过雇用公共关系专家和专门的技术人员，运用发达的媒体工具进行选举动员活动；政党内部的公职人员和政党领袖也越来越不依靠组织结构，而是通过媒体更为直接的、面对面的和选民进行交流，政党组织结构从原来的层级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扁平化方向发展。而基奇特（Kitschelt，1994）则假定政党是由四部分组成的分类系统，这种分类区别了“集权主义者俱乐部”、“列宁主义干部型政党”、“松散放权俱乐部”和“松散放权的大众型政党”四种类型，[8]从政党组织结构的严密程度和政党内权力的集中程度将政党进行了分类。
（二）功能主义路径下的政党类型学。功能主义的视角是将政党作为公民与国家、政府之间的一种联系工具，一种具有一定政治参与和政策制定的功能的工具，注重的是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所发挥的不同功能。因而，功能主义路径的分析，主要是从政党在特定目标或它们所追求的组织存在理由的基础上进行的政党分类。[9]这一分类的学者主要包括纽曼（1956）、基奇特（1989）、卡茨和梅尔（1995）、斯特罗姆和沃林茨（1990）等。
纽曼（Sigmund Neuman）是此路径的开创者。纽曼（1956）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政党：“个体代表型政党”，这种类型的政党清楚地表达了特定社会团体的要求；“社会整合型政党”，这类政党拥有发达的组织，并为其成员提供大量服务，将成员们组织在一个政党共同体内，以换取在选举期间它们所依赖的成员的财政捐助和志愿服务；“全部整合型政党”则包含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对权力的占有和对社会结构的极端转变，强调成员的完全效忠和不容置疑的服从。[10]基奇特（Kitschelt）则把那些强调“选举竞争逻辑”的政党从那些更加重视“选区代表逻辑”的政党中区分出来。[11]之后又有卡茨（Richard Katz）和梅尔（Peter Mair）等人进一步提出了基于政党功能为标准的、新的政党组织形态模式，即所谓“卡特尔党”。在卡特尔型政党中，来自于社会的政党超越了原先与国家分离的状态，实现了与国家政权的融合。[12]卡茨和梅尔从政党与国家和社会关系入手的、看似组织化的研究，其实含蓄地推进了功能主义者的逻辑——“在卡特尔型政党中，公共财政和其扩张的国家角色导致政党领导限制竞争，并且首要追求自己永久性掌权以有利于其获得新资源”。[13]
随后，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卡雷·斯特罗姆（Kaare Strom）和加拿大政治学教授史蒂文·沃林茨（Steven B.Wolinetz）从审视以往分类学的基础上，提出基于政策取向、选票取向和公职取向的政党类型学划分。其中政策追求型政党的主要目的在于政策目标的达到，选票追求型政党的主要目标是选票的最大化和赢得选举，而追求公职型政党则主要兴趣在于获得公职和政治恩赐等。[14]斯特罗姆和沃林茨认为这种基于政策、选票和公职取向的划分，解决了以往政党类型学划分仅限于西欧国家的局限，“还原主义的尝试又回到了政党类型学的组织学传统”[15]，囊括了世界上大多数的竞争性政党的类型，可以不分地域地加以使用。 （三）历史主义分析路径下的政党类型学。历史主义路径认为政党的发展从其历史演进来说，表现为一个持续的、渐进的过程，即从党员数量较少、以核心会议为中心的精英型政党，到党员数量众多、组织完整和意识形态明显的群众型政党，然后再发展到面向社会中大多数成员的全方位政党，最后政党与国家相结合成为卡特尔政党，以及随后出现的商业新型政党。这一分类的学者主要包括卡茨和梅尔。
卡茨和梅尔在吸收了迪韦尔热关于干部型政党和群众型政党的区分和基希海默尔关于全方位政党的论述，以及他们自己提出的卡特尔政党，从政党发展史的角度构建了一个经典的从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政党和卡特尔政党的政党变迁“四阶段”模式。精英型政党主要存在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初期，其特征主要是政党组织规模小，政党成员精英化程度高，政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党员的私人捐助。群众型政党则是伴随着普选权的普遍出现，政党的组织规模变大，党员数量众多，有比精英型政党严密得多的组织结构。全方位政党则是从1945年以后出现的，是伴随着政党意识形态的淡化和政党向所有阶层开放，政党规模较之前的群众型政党小。卡特尔政党则主要是1970年代后出现的，主要是政党与国家的结合，政党的组织规模越来越小，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16]在卡茨和梅尔这篇文章中，他们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卡特尔政党概念的提出，以及将它作为政党发展的第四个阶段。[17]这是政党研究中，第一次将政党发展的历史做出一个线性的阶段划分。
在卡茨和梅尔之后，对政党类型的历史主义的划分进一步进行研究的是荷兰学者库维尔（André Krouwel）。库维尔在卡茨和梅尔“政党发展四阶段”的基础上，将“商业公司型政党”吸收进来，从而形成了“政党发展的五阶段”：精英型或干部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选举主义政党、卡特尔政党和商业公司型政党。另外，库维尔的理论贡献还在于在历史维度之外使用政党起源、选举因素、意识形态和组织维度等四个方面对五类政党做了更为详细的区分和描述。[18]
（四）整合主义的政党类型学。除了组织学路径、功能主义路径和历史主义的路径之外，还存在一种将上述几种整合在一起的政党类型学，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基希海默尔，有些学者认为基希海默尔甚至是不加区别地将各种政党类型学划分整合在一起，并提出自己的政党类型“四分法”：个体表达型政党、阶级群众型政党、宗教群众型政党和全方位人民党。[19]在我国学者高奇琦看来，整合主义的路径包括两种，一种是整合组织学和功能主义这两大传统路径，另一种则试图建立历史主义与组织学的二维分析框架。[20]
第一种整合路径，即将组织学和功能主义整合在一起的学者主要是沃林茨。他在《Beyond the Catch-all Party：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arties and Party Org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一文中，将自己的组织学视角下的政党类型学划分建立在其合作伙伴斯特罗姆的政策、选民和公职的功能主义三分法上，将追求政策型、追求选民型和追求公职型为功能主义分类的三个维度，然后把以组织学分类为基础的这些政党类型放在三维结构图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囊括迪韦尔热干部、群众型政党，还包括全方位、卡特尔和新政治政党的新的、复杂的政党类型学划分。在这个三维图中，全方位政党最接近追求选民型的维度，大众整合型政党则最为靠近追求政策型的维度，卡特尔政党则是追求公职型的典型。[21]
第二种整合主义的路径主要是冈瑟和戴蒙德所提出，他们主要是从历史主义和组织学的二维视角来进行研究。戴蒙德和冈瑟认为他们的划分法并不是要提出或增加一些新的政党类型，而是根据其他学者以前发现的模型和术语，同时提出一些最常用的作为政党类型学基础的标准的秩序类型。[22]一方面，冈瑟和戴蒙德基于历史主义的角度，将历史上曾经出现和依然存在的政党分为五个大类型，这五大类型为他们进一步划分的“属”：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种族主义政党、选举型政党和运动型政党。并以这五个“属”为基础，进一步定义了15种不同的政党，其中每一“种”依次属于一个更广的政党类型“属”，诸如精英型政党包括传统的地方显贵型和庇护型政党，选举型政党包括个人魅力型、全方位型和纲领型的政党等等。[23]并从政党目标、竞选策略、组织化结构和联系、社会基础等四个方面对15个不同的子类型进行了详细的区分和描述。
二、国内关于政党组织形态的研究
国内关于政党组织形态研究主要是对西方学术研究进行编译、总结，探讨如何在中国语境下进行运用，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
（一）对政党组织形态类型学的整体研究。对政党组织形态的类型学的整体研究，主要集中于张小劲（2002）、李路曲（2006，2008）、高奇琦（2009，2011）、胡伟和孙伯强（2010）等学者。张小劲是国内学界最早对政党形态的类型学进行关注和研究的学者。在其研究中，张小劲对西方政党形态类型学（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介绍，为学术界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4]随后，李路曲（2006，2008）对西方政党形态的类型学划分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并对导致西欧政党发生变化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和探讨。[25]高奇琦（2009，2011）在其《国外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以欧美和东亚为例》一书中，通过对国外政党类型学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每个类型之下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和研究，并提出对中国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借鉴意义。[26]胡伟和孙伯强（2010）则是在借鉴卡茨和梅尔关于政党模式理论的基础上，分别从政党与公民社会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政党在选举竞争中的特征以及政党组织体系内部特征等三个维度，对干部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民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的模式嬗变进行考察和分析，进而得出政党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内涵，即西方政党模式嬗变是多种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27] （二）对政党形态发展某一阶段的较为重点的研究。对政党形态发展某一阶段的较为重点的关注，主要是侧重于对新型政党的研究，譬如对卡特尔政党、全方位政党的研究等，主要有徐昕（2008）、徐锋（2006）、周建勇（2011）等学者。徐昕（2008）对最新出现的“卡特尔政党”进行了研究和评价，认为卡特尔政党的出现是伴随西欧社会和政治环境变化的必然，而政党组织形态的嬗变也是不可避免的。[28]徐锋（2006）认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新变化，政党内部人员、技术和机构等诸要素结成的有机系统就会出现显著的变化，政党组织这种对内外环境变化做出整体调适的结果就成为政党组织型态的变化。他在对西方历史上出现的核心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和全方位政党进行研究后提出，政党作为介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团体，它的自身形态的变化始终取决于包括目的、方式和技术手段变化在内的社会交往的变化。[29]周建勇（2011）在分析政党转型的卡特尔类型后，从政党的目标、政党制度的制度化程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领导人的变动和自主性四个方面对政党转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30]
（三）对欧美发达国家之外的政党类型划分的研究。对欧美发达国家之外的政党类型的关注，主要体现在胡小君和卢文华（2008）两位学者的研究中。他们将视野放在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形态上，通过对政党的组织结构完整性、政党的产生方式、运作模式以及权力精英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把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分为议会型精英党、意识形态型精英党、权力型精英党、参与型精英党、控制型群众党、依附型群众党等六种政党形态。并认为在精英党和群众党之间、不同形态的群众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组织继承与变异的关系，而且参与型群众党成为发展中国家主流的政党形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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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化与规范运行研究”（项目编号：12&ZD07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冬冬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姚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