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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文献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演进极其重要。古籍文献的产生、传播与继承，随着年月及数目的积累，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塑造了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界，夯实了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研究和保护传统典籍，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演进，正是历史文献学者的责任和义务。而其中目录学正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途径。正如王鸣盛谈到的：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①
“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②中国传统目录学与传统学术的发展影形相应，本文拟就传统目录学在明代的发展作一探讨。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官修目录是刘向、刘歆编的《七略》，它的分类法奠定了先秦乃至秦汉的社会图书分类基础。学术日益繁荣促进了目录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目录分类方法的嬗变。到了明代，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书籍的刻印、流通和收藏处于全盛时期，私人藏书蔚然成风，藏书家辈出，目录学著作亦进入高产时期，并且出现了创新格局。
一、叙录性书目和著录性书目成熟
自刘歆编成《七略》后，中国的传统目录便渐渐形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每个部类都有小序，同时书名下有解题；第二种每部类有小序但书名没有解题；第三种小序和解题都没有，只登记书名。这三大类目录书各有主要职志。张舜徽先生论及：“属于第一类的，在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属于第二类的，在穷源至委，究其流别。属于第三类的，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③李日刚的《中国目录学》中也谈到：“属于第一类……在论其旨归，辨其讹谬，述作者之意。属于第二类……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属于第三类……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穷其本末，以见学之源流沿袭。”④
两段引文详细叙述了这三种书目的功能旨归，我们可以称为“提要性书目”、“叙录性书目”和“著录性书目”。三种书目类例不同，各有侧重，但从传统目录学角度看，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是一致的。
但这三种书目中，无疑“提要性书目”是最为传统目录学所推崇的： “其声势之浩大，影响之广泛，声誉之崇高，是其他类型的书目无可比拟的。”⑤提要性书目契合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旨归，有小序和解题，并举总要，剖析条流，内容详实，有利于学术研究。但提要性书目亦有缺陷，它将考证学术源流视为书目的唯一宗旨，往往变成考证著作或学术史的著作，小序和解题冗长和重复。郑樵就指出：“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说焉？”⑥他更强调是“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精神。同时，提要性书目忽略了书目存在其实要为学人提供检索文献和记载史籍存佚的作用。这一点，王国强先生精辟的谈到：“如果目录学仅仅达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和价值，而没有任何其他内容，或者，其他内容均不具独立精神，那么，目录学如何成一独立的存在呢？目录学有什么内涵，以致于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呢？……书目之成为书目，目录学之成为目录学，就在于它有记载和提供检索文献信息的功能价值。显然，由于绝对化的失误，这个命题否定了目录学作为学科的独立地位，否定了目录学的客观存在；或者，最多也只是使目录学沦为学术史的同义词，或为学术史学科的附庸。”⑦
这正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发展瓶颈。而在明代成熟的叙录性书目和著录性书目中，没有提要性书目极尽繁杂的提要序文，却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便于检索，具有文献价值。明代成熟的注释性书目和题录性书目不仅促进了明清目录学的繁荣，更契合了现代目录学的精神，具有近代化意义，是革命性的发展。
二、书目的数量大有突破
明代书目数量大增，主要是由于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私人藏书蔚然成风，私藏书目大量增多。虽然《明史艺文志》史部没有目录一类，没有收录明代的书目著作，但作为《明志》基础的《千顷堂书目》的簿录类却著录了明代私家藏书目录共四十二种，其他的包括国家藏书目录、金石目录、地方文献目录、王府藏书目录、刻书目录等三十六种，《千目》著录的名人书目达七十八种之多。对比前代，明代书目著作数量大增非常明显，这是图书数量大增的必然结果。钱亚新先生在研究《百川书志》时，曾就书中反映的明代图书情况做了精确统计：“前代从孔子生年（公元前551）到元末，共计1919年，明代从开国到《百川书志》成书之1540年只有172年。这就是说前代每年攥成的著作，为0.66册；而明代每年攥成的著作为3.2册；这也就是说明代为前代的4.8倍……这种情况所以产生，是由于明初172年之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因此著书立说者也就多起来，随之作品也就增长，远非昔比。”⑧上述材料清晰反应了明代书籍喷发式的增长，因此书目编修大幅增加也在情理之中了。
三、书目的分类多发展创新
中国传统的目录分类法历经《七略》的六分法、《隋书·经籍志》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期间伴随着学术的演进，而明代典籍数量和书目激增，凸显了四分法的不合理与不完善，因此对传统分类方法的改革与创新随之而来。姚名达先生论及传统分类方法的缺点时谈到：“我国古代目录学……分类之纲目始终不能超出《七略》与《七录》之矩矱，纵有改易，未能远胜。除史部性质较近专门外，经子与集颇近丛书。大纲已误，细目自难准确。故类名多非学术之名而为体裁之名，其不能统摄一种专科之学术也必矣。”⑨
明代的书目分类创新主要体现在对四部分类法的扬弃上，首先便是官修《文渊阁书目》，它抛开了四部分类法：“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⑩。还有《宝文堂书目》的34类分法：“此本以御制为首，上卷分总经、五经、四书、性理、史、子、文集、诗词等十二目，中卷分类书、子杂、乐府、四六、经济、举业等六目，下卷分韵书、政书、兵书、刑书、阴阳、医书、农圃、艺谱、算法、图志、年谱、姓氏、佛藏、道藏、法帖等十五目。”⑾亦有《读书敏求纪》、《述古堂书目》的广开门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二者的评价虽多负面，但也正体现了二者对传统目录分类法的批判。“（《读书敏求纪》）其分别门目，多不甚可解。如五经并为一，而字学、韵书、小学乃歧而三；纪传、编年、杂史之类并为一，而器用、食经之类乃多立子目；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并为一，而杂家、农家、兵家以下乃又缕析诸名，皆离合未当”⑿；“（《述古堂书目》）所列门类，琐碎冗杂，全不师古。其分隶诸书，尤舛谬颠倒，不可名状”⒀。
明代的藏书目录还对旧的书目类例做了调整，增加了新类目以适应学术发展：“明代私家书目，大都设有性理类，或置于经部，或与其他大类并列，以集中反映理学著述。再如，嘉靖以后，小说戏曲获得空前发展，成为当代文学的特色，这一现象在明代私家书目中也有很多反映。如《百川志书》史部设传记、野史、外史、小史等类，《红雨楼书目》子部设传奇类，《宝文堂书目》设子杂、乐府两类大量著录话本、小说、传奇杂剧等著作”⒁。明代书目类型的突破之明显，徐有富先生也论及：“明代书目增加了不少新的类目，包括一级类目、二级类目、三级类目。首先是官修《文渊阁书目》突破了四部分类法的框……其次是史志目录《国史·经籍志》普遍大量设立了三级类目，如经类二级目录《易》设立了古《易》、石经、章句、传注、集注、疏义、论说、类例、谱、考证、数、图、音、谶纬等三级类目。其他二级目录也莫不如此。”⒂
明代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兴盛时期，期间著成书目繁多，特别私藏书目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实属目录学史上的一道奇观。众多新的分类方法对中国目录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适应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同时明代形成成熟的叙录性书目和题录性书目，是对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价值观的一次突破，书目的工具性逐步被发掘出来，使得书目从学术著作向工具书转变，正如王国强先生所说：“我们重视书目的检索功能，重视书目的简单目录，并以此为基点之一所构建的现当代目录学理论，都表明明代目录学作为一种传统存在的坚挺。换言之，20世纪中国目录学主流，实质上是沿袭明代传统而来。”⒃
参考文献
①②[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
③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09
④李日刚：《中国目录学》[M].台北：明文书局，1983
⑤王国强：《明代目录学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⑥[宋]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2：1818
⑦⒃王国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再评判》[J].《图书与情报》，1994，1：32
⑧钱亚新：《试论〈百川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价值》[J].《广东图书馆学刊》，1985，1：5
⑨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46
⑩⑾⑿⒀[清]纪昀 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⒁王国强：《古代文献学的文化阐释》[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111-112
⒂徐有富：《目录学与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9：283
（作者：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院09级研究生）
实习编辑：王雨燕
责编：姚少宝
“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②中国传统目录学与传统学术的发展影形相应，本文拟就传统目录学在明代的发展作一探讨。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官修目录是刘向、刘歆编的《七略》，它的分类法奠定了先秦乃至秦汉的社会图书分类基础。学术日益繁荣促进了目录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目录分类方法的嬗变。到了明代，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书籍的刻印、流通和收藏处于全盛时期，私人藏书蔚然成风，藏书家辈出，目录学著作亦进入高产时期，并且出现了创新格局。
一、叙录性书目和著录性书目成熟
自刘歆编成《七略》后，中国的传统目录便渐渐形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每个部类都有小序，同时书名下有解题；第二种每部类有小序但书名没有解题；第三种小序和解题都没有，只登记书名。这三大类目录书各有主要职志。张舜徽先生论及：“属于第一类的，在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属于第二类的，在穷源至委，究其流别。属于第三类的，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③李日刚的《中国目录学》中也谈到：“属于第一类……在论其旨归，辨其讹谬，述作者之意。属于第二类……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属于第三类……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穷其本末，以见学之源流沿袭。”④
两段引文详细叙述了这三种书目的功能旨归，我们可以称为“提要性书目”、“叙录性书目”和“著录性书目”。三种书目类例不同，各有侧重，但从传统目录学角度看，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是一致的。
但这三种书目中，无疑“提要性书目”是最为传统目录学所推崇的： “其声势之浩大，影响之广泛，声誉之崇高，是其他类型的书目无可比拟的。”⑤提要性书目契合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旨归，有小序和解题，并举总要，剖析条流，内容详实，有利于学术研究。但提要性书目亦有缺陷，它将考证学术源流视为书目的唯一宗旨，往往变成考证著作或学术史的著作，小序和解题冗长和重复。郑樵就指出：“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说焉？”⑥他更强调是“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精神。同时，提要性书目忽略了书目存在其实要为学人提供检索文献和记载史籍存佚的作用。这一点，王国强先生精辟的谈到：“如果目录学仅仅达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和价值，而没有任何其他内容，或者，其他内容均不具独立精神，那么，目录学如何成一独立的存在呢？目录学有什么内涵，以致于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呢？……书目之成为书目，目录学之成为目录学，就在于它有记载和提供检索文献信息的功能价值。显然，由于绝对化的失误，这个命题否定了目录学作为学科的独立地位，否定了目录学的客观存在；或者，最多也只是使目录学沦为学术史的同义词，或为学术史学科的附庸。”⑦
这正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发展瓶颈。而在明代成熟的叙录性书目和著录性书目中，没有提要性书目极尽繁杂的提要序文，却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便于检索，具有文献价值。明代成熟的注释性书目和题录性书目不仅促进了明清目录学的繁荣，更契合了现代目录学的精神，具有近代化意义，是革命性的发展。
二、书目的数量大有突破
明代书目数量大增，主要是由于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私人藏书蔚然成风，私藏书目大量增多。虽然《明史艺文志》史部没有目录一类，没有收录明代的书目著作，但作为《明志》基础的《千顷堂书目》的簿录类却著录了明代私家藏书目录共四十二种，其他的包括国家藏书目录、金石目录、地方文献目录、王府藏书目录、刻书目录等三十六种，《千目》著录的名人书目达七十八种之多。对比前代，明代书目著作数量大增非常明显，这是图书数量大增的必然结果。钱亚新先生在研究《百川书志》时，曾就书中反映的明代图书情况做了精确统计：“前代从孔子生年（公元前551）到元末，共计1919年，明代从开国到《百川书志》成书之1540年只有172年。这就是说前代每年攥成的著作，为0.66册；而明代每年攥成的著作为3.2册；这也就是说明代为前代的4.8倍……这种情况所以产生，是由于明初172年之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因此著书立说者也就多起来，随之作品也就增长，远非昔比。”⑧上述材料清晰反应了明代书籍喷发式的增长，因此书目编修大幅增加也在情理之中了。
三、书目的分类多发展创新
中国传统的目录分类法历经《七略》的六分法、《隋书·经籍志》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期间伴随着学术的演进，而明代典籍数量和书目激增，凸显了四分法的不合理与不完善，因此对传统分类方法的改革与创新随之而来。姚名达先生论及传统分类方法的缺点时谈到：“我国古代目录学……分类之纲目始终不能超出《七略》与《七录》之矩矱，纵有改易，未能远胜。除史部性质较近专门外，经子与集颇近丛书。大纲已误，细目自难准确。故类名多非学术之名而为体裁之名，其不能统摄一种专科之学术也必矣。”⑨
明代的书目分类创新主要体现在对四部分类法的扬弃上，首先便是官修《文渊阁书目》，它抛开了四部分类法：“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⑩。还有《宝文堂书目》的34类分法：“此本以御制为首，上卷分总经、五经、四书、性理、史、子、文集、诗词等十二目，中卷分类书、子杂、乐府、四六、经济、举业等六目，下卷分韵书、政书、兵书、刑书、阴阳、医书、农圃、艺谱、算法、图志、年谱、姓氏、佛藏、道藏、法帖等十五目。”⑾亦有《读书敏求纪》、《述古堂书目》的广开门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二者的评价虽多负面，但也正体现了二者对传统目录分类法的批判。“（《读书敏求纪》）其分别门目，多不甚可解。如五经并为一，而字学、韵书、小学乃歧而三；纪传、编年、杂史之类并为一，而器用、食经之类乃多立子目；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并为一，而杂家、农家、兵家以下乃又缕析诸名，皆离合未当”⑿；“（《述古堂书目》）所列门类，琐碎冗杂，全不师古。其分隶诸书，尤舛谬颠倒，不可名状”⒀。
明代的藏书目录还对旧的书目类例做了调整，增加了新类目以适应学术发展：“明代私家书目，大都设有性理类，或置于经部，或与其他大类并列，以集中反映理学著述。再如，嘉靖以后，小说戏曲获得空前发展，成为当代文学的特色，这一现象在明代私家书目中也有很多反映。如《百川志书》史部设传记、野史、外史、小史等类，《红雨楼书目》子部设传奇类，《宝文堂书目》设子杂、乐府两类大量著录话本、小说、传奇杂剧等著作”⒁。明代书目类型的突破之明显，徐有富先生也论及：“明代书目增加了不少新的类目，包括一级类目、二级类目、三级类目。首先是官修《文渊阁书目》突破了四部分类法的框……其次是史志目录《国史·经籍志》普遍大量设立了三级类目，如经类二级目录《易》设立了古《易》、石经、章句、传注、集注、疏义、论说、类例、谱、考证、数、图、音、谶纬等三级类目。其他二级目录也莫不如此。”⒂
明代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兴盛时期，期间著成书目繁多，特别私藏书目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实属目录学史上的一道奇观。众多新的分类方法对中国目录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适应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同时明代形成成熟的叙录性书目和题录性书目，是对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价值观的一次突破，书目的工具性逐步被发掘出来，使得书目从学术著作向工具书转变，正如王国强先生所说：“我们重视书目的检索功能，重视书目的简单目录，并以此为基点之一所构建的现当代目录学理论，都表明明代目录学作为一种传统存在的坚挺。换言之，20世纪中国目录学主流，实质上是沿袭明代传统而来。”⒃
参考文献
①②[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
③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09
④李日刚：《中国目录学》[M].台北：明文书局，1983
⑤王国强：《明代目录学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⑥[宋]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2：1818
⑦⒃王国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再评判》[J].《图书与情报》，1994，1：32
⑧钱亚新：《试论〈百川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价值》[J].《广东图书馆学刊》，1985，1：5
⑨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46
⑩⑾⑿⒀[清]纪昀 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⒁王国强：《古代文献学的文化阐释》[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111-112
⒂徐有富：《目录学与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9：283
（作者：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院09级研究生）
实习编辑：王雨燕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