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人人都想要。不过，面对“总体而言，您感觉现在的生活幸福吗？”一题，自认为“非常幸福”的人仅占比8.8%，56.1%的人表示“比较幸福”， 6.7%的人表示“不太幸福”，2.5%的人表示“很不幸福”，其余25.9%的人则表示“不好说”。
　　2018年9月至10月，《小康》杂志联合国家信息中心，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我国“幸福小康”进行了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和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得出2018年度中国幸福小康指数为88.8分，比上年提升4.1分。

赢得健康却有可能输给金钱

　　《小康》杂志社自2011年开始对“中国幸福小康”水平进行测评，主要涉及到身心状况满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社会关系满意度、生活质量满意度、社会环境满意度等各方面。本年度，國人对这五大方面的满意度均有所提升，其中家庭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满意度成功突破了90分大关，分别为92.5分和92.0分，比上年分别增加了2.6分和2.8分；社会环境满意度表现最为亮眼，为83.2分，虽然在五项细分指标中仍属垫底，但却创下了该指数自2011年发布以来最高涨幅，比去年增加了6.3分；另外，身心状况满意度和社会关系满意度也有所进步，分别为86.4分和89.9分，比上年分别增加了5.7分和3.2分。
　　2012年，《小康》杂志通过调查总结了“新时期国人十大幸福标准”，其中包含了身体健康、收入满意、和家人在一起、得到爱、拥有个人住房、自我价值实现、吃到安全食品、人居环境优良、社会安全、有可信赖的朋友这十大标准。那么，在这一年中，国人对哪些感觉满意呢？调查显示，本年度，公众最满意的是“身体健康”，其次是“和家人在一起”，再次是“收入”。值得一提的是，“身体健康”已经连续六年最让国人满意。
　　哪些因素对国人的幸福感影响较大？“2018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影响国人幸福感的十大因素”首位的是“收入”（74.4%），其次是“健康”（70.5%），第三位是“家庭关系”（65.4%），排在第四至第六位的依次是“婚姻”（44.9%）、“环境”（34.6%）、“住房”（32.0%），位列第七至第十的依次为“社会保障”（26.9%）、“理想”（24.3%）、“职业”（24.1%）以及“社交”（21.8%）。
　　在该排行榜上，金钱和健康历来不分伯仲，2012年、2014年和2015年，收入排在第一位，2011年、2013年、2016年、2017年都是健康排在第一位。本年度，收入再度超越健康，登上榜首，74.4%的受访者选择了该选项，比健康高出3.9个百分点。
　　按照惯例，“2018中国幸福小康指数”再次请受访者从孩子不听话、身体不好、缺乏母爱或父爱、成为剩女或剩男、失恋等近30个选项中评选出了“最让国人感到不幸福的十件事”，结果显示，排在首位的是身体不好，钱不够花位列第二，婚姻不幸福排名第三，第四至第十位依次是：家庭不和睦、睡眠不好、干不喜欢的工作、住房条件不理想、孩子成绩不理想、孩子不听话，以及工作太累。


　　人们常说，金钱买不来幸福，但是面对金钱，却常常或渴望、或焦虑。
　　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教授刘军告诉《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国内外流行的观点认为收入与幸福有关系，但并非绝对的正相关关系，二者之间存在一个临界值，在达到该值之前，收入增长可以提升幸福感，但是一旦超过这个值，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提升没有多大作用，正确处理金钱与幸福的关系，关键在于寻找到这个“临界值”。刘军认为，收入和幸福仅具有外在的关系，二者并不具备内在的本质关联。
　　目前，对于个人而言，关于这个临界值，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财务自由”。很多人认为，财务自由代表着一定数目的金钱，达到此标准后就可以随心所欲。刘军却认为这里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财务自由不存在统一标准，因人而异，财务自由的关键在于自由，其对立面是欲望。“一个简朴之人月入几千元便可实现财务自由，一个拜金者即便年薪千万也不够花。”因此，在刘军看来，财物是否自由未必是衡量人们是否幸福的最重要标准，人的精神也不可忽视，如何做金钱的主人而非奴隶，人们还需要更多的学习。

近三成人抱怨工作太累

　　“2018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80.9%的受访者认为“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能带来幸福感。受访者还从近30个职业中评选出了“国人眼中最具幸福感的十大职业”。结果显示，排在首位的是自由职业者，其次是艺术工作者，再次是教师，位列第四至第十位的依次是政府官员、作家、高管、演员、创业者、民营企业家和律师。
　　不过，近半数受访者却因为干不喜欢的工作而不幸福，近三成抱怨工作太累。
　　“对于工作，不少中国人不是乐在其中，而是苦在其中。”为什么这么多人因为工作而不幸福，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詠在接受《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真实导致的自我异化，“许多中国学生打小便被要求去刷题，去追求高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将自己的兴趣当做一件大事认真对待，至于能够由兴趣而专业进而成为职业的就更少。与之关联的，就是许多人不了解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这也是部分丧失自我的一种表现。”
　　在他看来，工作之“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人们对于工作有多大的选择自由，“一方面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另一方面，由于严峻的就业竞争环境，许多人也无法选择专业对口的工作，更不用说兴趣相联。我们曾经连续3年做职场心理健康调查，结果也显示约三成年轻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仅仅为生存而工作，以及当前的金钱导向价值观，其实都容易使人异化。” 　　要想真正打破这一困境，王詠表示，只有通过教育或者父母的关注和投入，让人们从小便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并创造条件使之能够成为人们选专业找工作的主线，才能真正有所改变。“这可能也是自由职业者和艺术工作者在人们眼中职业幸福感更高的原因，他们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不仅在于时间，也在于结合自己的兴趣。”




　　“2018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还显示，影响国人职业幸福感十大因素分别是收入、个人发展空间、个人能力的体现、工作为自己带来的社会声望、个人兴趣的实现、福利、职场人际关系、领导对自己的看法、单位名气以及职位高低。

打败不安与孤独

　　隐藏在不幸福背后的还有什么？ “2018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缺乏安全感也是让人不幸福的重要原因之一。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古人所谓的人生四大乐事中，结婚榜上有名。但是，时至今日，面对结婚这一人生乐事，人们又在想什么呢？答案之一是：“结婚前，伴侣要求我在房本上加上他/她的名字，我该怎么办？”
　　近日，网络综艺节目《奇葩说》对这一话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有人说，“结婚不是买卖，谈钱不谈感情，俗！”也有人说，“现在离婚率这么高，不给点物质保障怎么行？”各种观点交锋刀光剑影，其背后隐含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是：安全感。正是人们对安全感的缺失，才造成了对房产证上那个署名的渴望。
　　著名经济学者薛兆丰分析认为，结婚就是办家庭企业，签署的是终身批发的期货合同，由于男女双方给出的资源包不同，发挥作用的时间和节奏不同，女性在婚姻早期投入较多，而男性后期投入较多，一方负责播种，一方负责收割。在当今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离婚率不断走高，男女双方在婚姻中的风险不一样，一方要求另一方在房产证上加名字就相当于要求追加抵押保障，促进合同更好履行，符合经济学逻辑。
　　婚姻，是浪漫的，又是现实的。面对结婚前应不应该要求对方房产证上加名字这一问题，薛兆丰的这一理性到有点冷酷的观点赢得了很多年轻人的认可。
　　对于这种论点，刘军并不认同，在他看来，结婚绝不仅仅是办家庭企业，当今社会的离婚率之所以不断走高，关键在于男女双方深受“现代性”的影响，受到“理性思维”的“污染”，将工具理性思维纳入了本该温情脉脉的家庭之中，这样功利之人的安全感当然是缺乏的。
　　另外，刘军强调，这种功利的行为并不值得提倡，反而应该受到社会规范的谴责。
　　人们为什么这么缺乏社会安全感，刘军分析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时代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为什么马路上老太太摔倒，大家不敢去扶，就是因为网络时代高速传播、多渠道传播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其实真正会‘碰瓷’的老太太是个小概率事件，但是因为这种网络时代传播的手段、频率、渠道造成了这类消息的影响力无限放大。这是时代特征在个体上的扭曲表现。”王詠则认为，缺乏安全感，反映了人们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除了不安，孤独也会让人不幸福。
　　在社交媒体空前发达的今天，越社交越孤独成为了许多人的同感。在刘军看来，这主要是因为人际关系被异化和物化了，人们感觉不到被真正关心。
　　“真正的幸福是指在亲密关系中的体验，它是关系性的概念，存在于‘关系’之中。因此，并不能仅仅关注外在物的维度。”刘军认为，当代社会是理性化、工具化的陌生人社会，人们在日常关系中要学会孤独，更要维护好亲密关系免受孤獨之苦。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喆提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