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在隋唐。那时长安尼寺与比丘尼的数量、地位都超过任何时代；由僧寺改尼寺的丰德寺是道宣设坛与著书立说的地方，也是(南山)律宗的祖庭；民国以来，长安尼寺经历了衰败、复苏与转入正常化的过程；罔极寺的民众缝纫社是长安尼寺历史上的新事物，具有重要意义；西五台“文革”中破坏最重。改革开放后新建的六座宫殿式主体台、殿气势恢弘，别开生面，史无前例。
　　关键词：隋唐长安尼寺；丰德律寺；罔极寺民众缝纫社；新建的西五台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2-003-06
　　
　　一、古代的长安尼寺
　　
　　出家的佛教信徒男性小的称沙弥，大的称比丘，总称和尚、僧；女性小的称沙弥尼，大的称比丘尼，总称或简称尼、尼僧、女僧，俗称尼姑。比丘尼辈分之间的称谓同比丘，即称师父、师爷、师兄、师弟等。佛教史上的第一位比丘尼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姨母大爱道。中国最早的名尼是达摩祖师的高足弟子尼总持。僧尼分寺居住。前者称比丘寺、和尚寺(庙)、僧寺，后者称比丘尼寺，简称尼寺，俗称尼姑庵(庙)。僧寺改尼寺与尼寺改僧寺是常事。
　　长安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之一。相传秦始皇时(前221-210年)，印度阿育王遣使送经像到咸阳。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在长安城中建立了第一座佛教寺院——卧龙寺(宋初迁移到今西安城柏树林卧龙寺处)。隋唐时，长安成为全国佛教中心，寺院林立，僧尼众多，影响极大，不少尼寺与比丘尼也颇有名声，中国佛教进入鼎盛时期。
　　自佛祖创教以来，佛教内部尼的数量总比僧少，尼的地位也比僧低，影响也比僧小，佛教传入中国后仍是这样。但是相对而言，隋唐时期尼的数量、地位与影响超过任何时代。主要原因是皇帝与比丘尼及女居士的特殊关系，当然也与当时社会开放、妇女地位较高有关。《隋书?高祖纪》记载：“皇妣(隋文帝杨坚生母)吕氏，以大统(541)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翔(今大荔)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今山西)，谓皇妣日：‘此儿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在俗人间居住)。尼将(抱)高祖舍于(寺内)别馆(另一所殿屋单独居住)，躬(亲)自抚养。皇妣尝抱高祖，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皇妣大骇，坠(扔)高祖于地。尼自外入见(此情)日：‘已惊我儿，致令(让他)晚得天下(当皇帝)’。”头上出龙角，身上起龙鳞是旧史学家神话皇帝的惯用词语，不可当真，但是这位佛性很深、精通相面术的非凡比丘尼，十三年中视杨坚为“我儿”，“躬自抚养”，与杨坚建立起的母子深情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杨坚深信他当皇帝是佛祖保佑的，抚爱自己、培养自己的比丘尼恩深似海。于是隋朝建立后立即下诏扭转周武帝(宇文邕)灭佛造成的沉闷局面。据《法苑珠林》记载，到了开皇三年(583)，全国已“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后来僧尼与寺院数量还在增加。隋文帝视尼如僧，而且处处优待，致使有的尼寺的财富与地位超过有名的僧寺，个别比丘尼狂妄自大，肆意妄为，隋文帝献皇后为名尼专立的法界寺就是其中之一。唐代名义上以道教为国教，实际上是佛道并重，对比丘尼的优待与隋相似。太原慧化尼说李渊太原起义顺应天意，必当皇帝，还为此编了四首造舆论的歌谣，在民间、军中广为流传。其中暗指李渊的句子是“童子木(木子二字合成李字)底(底下，后边)百丈水(水极深为渊，即渊字)。”李渊建唐后下诏在西、中、东、北、南五个中心城市，即长安、洛阳、扬州、太原、荆南(今湖北江陵)造了五座大佛寺，总名“太原寺”，分称西太原寺(在长安)、中太原寺(在洛阳)……，以示回报；唐太宗生母窦氏笃信佛教。贞观三年(629)，太宗为报亡母之恩，下“舍旧宅造兴圣寺诏”，宣布将皇家旧宅通义宫“舍为尼寺，仍以兴圣为名”；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唐高祖的婕妤(嫔妃官名)薛夫人落发为尼，法号“宝乘”。高宗(孙子辈)不得不在皇宫中为她造鹤林寺安置；真化寺老尼李如愿攀附李唐宗室，入宫为贵妃、公主们授戒；唐高宗为生母文德皇后所立的资圣寺、为高安长公主改立(由僧寺改为尼寺)的崇敬寺名噪京师。皇亲与世胄千金出家为尼，身价高贵，致使其所在的尼寺地位高于一般僧寺。例如：《大唐故比丘尼法琬法师碑》(存西安碑林)称，(法琬)法师是唐中宗的三从姑，郑元亮的曾孙女。她奉敕为尼，创建寺宇，又剃度女僧三十七人为弟子；兴唐寺主持尼法澄，祖父列官于朝，父为宗正卿；济度寺尼惠源是萧禹的孙女，父锇为给事中、利州刺史；法界寺尼正性，曾祖父为侍中吏部尚书、忠献公，祖父为祠部员外郎，赠太子宾客正原公，父为驾部郎、御史中丞。
　　据唐人韦述《西京新记》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不完全统计，长安城108坊内有佛寺91所，其中尼寺27所，约占总数的1／3。2000年6月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西京佛教》统计，隋唐京城108坊内现已无遗址的佛寺名称150所，其中尼寺31所，约占总数的1／5。与其他朝代相比，尼寺所占的比例是很高的。
　　唐亡后从五代到清末，长安不再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佛教衰败，寺院、僧尼数量大减，除了地方政府与贵族、官僚修建的大佛寺以外，民间自建的小寺——社庙汤房不断增加，例如明清两代佛教兴盛的终南山南五台，从西安城南门算起，直到岱顶，沿途就有“七十二道(言其多，不一定就是七十二道)汤房”。尼寺多为汤房，自生自灭的不少。
　　
　　二、由僧寺到尼寺——古今丰德寺
　　
　　丰德寺位于终南山沣峪口外橡树坡(东坡)的平台上，坐东向西。坡顶东为山岭，南为高峰。翻山约五里是道宣舍利塔所在的净业寺。净业寺是(南山)律宗嘲的祖庭。据《宋高僧传》记载，道宣贞观十六年(642)避喧隐居丰德寺，而后才到净业寺，被称为“南山(律宗)五大部(道宣代表作)”的《行事钞》、《戒钞》、《业疏》(即隅磨疏》)、《拾昆尼义钞》和《比丘尼钞》是其理论基础。这些著作在终南山诸寺院撰写(《比丘尼钞》在弘福寺撰写)、重修、定稿。今除净业寺外，当年的寺院仅存丰德寺。道宣又在丰德寺设立戒坛。因此，丰德寺也是南山律宗的祖庭。道宣把《比丘尼钞》列入代表作，表示对比丘尼的重视，丰德寺尔后从僧寺改为尼寺自在天理人意之中。
　　丰德寺何时创建?
　　道宣贞观十六年(642)住丰德寺。道宣所著《续高僧传》又记载，智藏隋开皇三年(583)住终南山丰德寺，唐武德八年(625)在丰德寺圆寂。由此可知，丰德寺内乾隆五十八年(1793)与光绪十九年(1893)年两通重修碑记载的该寺创建于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应是重修或重建而不是创建。至于《西安府志》记载的丰德寺“明永乐三年(1405)建，正德五年(1510)修”更是创建以后的修、建了。丰德寺的创建应在隋初。
　　丰德寺的全盛时期在唐代。那时，不但高僧智藏在此弘法，道宣在此创立南山律宗，法相宗高僧圆测 (新罗王孙)也在此弘法。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圆测在洛阳授佛记寺圆寂后，将部分遗骨送回丰德寺，在东岭上建塔安葬(塔已毁)。宋政和五年(1115)又从丰德寺分骨葬于兴教寺玄奘塔左，建造新塔(现存)。后来，密宗开祖不空与传法弟子、高僧惠果主持重修丰德寺。重修后的寺院殿阁宏伟壮观，精雕细刻，飞檐画栋。特别在三大殿的天花板上彩绘了佛祖释迦牟尼选定的佛花——宝相花。这幅佳作以天宝年间(742-756)不空返天竺取回密教梵本时带来的宝相花粉本为依据，由著名画工李贞绘制。宝相花本是佛国五天竺(古印度)的一种忍冬花，红颜绿叶，四季常开，芬芳袭人，代表着生命的常春。传入中国后不断增添新内容，到唐代将牡丹的形状也融入其中，创造了盛唐时期特有的华丽、富贵、丰满、大气的宝相花，闪耀着中国化佛教的光辉，成为丰德寺一大奇观，吸引了万千信众与游人。惠果弟子、日本真言宗(密宗)开祖空海归国前亲自到丰德寺，并在袈裟上临摹下宝相花带回日本。当时的丰德寺地位特殊，佛菩萨灵验，风景幽美，唐诗中多有记载。唐彦谦《秋霁丰德寺与少贞师咏月》日：“露冷风轻霁魄园，高楼更在碧山巅。四溟水合疑无地，八月槎通好上天。黯黯星辰环紫极，喧喧朝市匝青烟。夜深独与严僧语，群动清声举世眠。”
　　丰德寺千余年来屡修屡毁，截至1949年5月西安解放，光绪19年(1893)重修后的基本建筑还在：山门房三间，门前明铸铁狮子一对，钟鼓楼各一，两颗古柏；天王殿三间；大雄宝殿三间，内有三尊佛像；南北廊房十余问；院内有两通清代重修寺碑；东岭上有座菱形塔；寺南侧有明代永乐六年(1408)为“寿大乘山独空通禅师”等所立的几座僧塔，用本地麻石凿砌而成，均为瓶形喇嘛塔。寺后东岭与寺下橡树坡都归寺院所有，橡树坡橡树葱笼。1956年全国实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即私有制变公有制时，丰德寺所占土地归沣峪口村农业社集体所有。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村社改为大队，属滦村人民公社。1960年寺院调整，改丰德寺为尼寺。“文化大革命”中，比丘尼被全部集中到公社园艺场劳动，寺院无人，被作为“破四旧”对象的铁狮子、钟鼓楼、古柏、东岭塔、殿内佛像和法器均遭破坏。改革开放，“寺由僧(尼)管”后，比丘尼陆续回寺。1986年，寺院开始重修，经过十几年努力，现青砖新瓦，面貌一新：山门上高悬“丰德律寺”匾额；院内四座新建大殿——前天王殿，内塑弥勒佛、韦驮与四大天王像；后大雄宝殿五间，内塑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与观音、文殊、普贤、地藏四大菩萨像。殿前竖立一座古金刚经幢，风雨剥蚀，文字已难辨清；左(南)右(北)两配殿：左伽蓝殿，内塑最早供奉佛祖的波斯国王及祗陀太子孤独长者像；右祖师殿，内塑(南山)律宗祖师道宣像。另有厢房、寮房十多间。围墙高大，院内花木浓郁。从建筑布局与塑像上看，是座规范的祖庭。寺北又新添了不少比丘尼塔、碑。塔为砖砌，其中有座四辈弟子(徒子、徒孙、曾孙、玄孙)的老比丘尼塔。塔底约一米见方，高一米多，敦实、庄重。小塔、小碑在其近旁，形成一个有中心的比丘尼塔碑群，与寺南明代石质比丘塔群相对，别有一番景趣。它是丰德寺由僧寺改为尼寺的历史物证。现顿宣法师任主持，常住比丘尼10人，是终南山最大的尼寺。
　　丰德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堪称终南山最理想的天然观景台。寺院相对高度约300米，橡树坡有舒缓的登峰坡道。雨后初晴，空气清净之时，站在寺前，爬上东岭西望，咸阳古原历历在目；北眺，北山山系隐约逶迤；俯视坡下山前，西(安)万(县)公路、环山公路两旁拔地而起的高楼与田园、村镇、河流、车辆、行人交织成七彩地毯，尽收眼际；仰望苍穹，高渺无极，或雄鹰盘旋，白云朵朵，或班机往来，后拖千丈尾气，壮哉蓝天!如此博大的景观是位于深山之巅，山高路险，攀登费力，距山口远，看不清山前美景的寺院(如观音山)、位于山沟内，视野狭窄，坐井观天的寺院(如圣寿寺)，以及位于山口平地，平视远景，可见度有限的寺院(如水陆庵)无法比拟的。加之进沣峪的古道、西万公路、环山公路从寺下经过，寺院距省会(京城)西安(长安)仅30公里，所以游寺朝山十分方便，这也是古往今来丰德寺一直游人施主众多，香火旺盛的又一个原因。
　　丰德寺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民国以来的长安尼寺
　　
　　1．尼寺概况
　　民国建立伊始，西学派鼓吹打倒宗教，波及陕西。后来陕西政局不稳，时坏时好。截至1949年5月西安解放，陕西军政当局与地方实力派人物大多不重视宗教。陆建章督陕时摧残宗教：下令在寺院驻军，改寺院为学校、机关，没收庙产。冯玉祥督陕与杨虎城主陕时公开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庙产。杨的西安警备区司令孙蔚如还印发了“关于保护寺院的手谕。石印，字大而清晰。”罔极寺已故主持圣莲法师珍藏了一份。
　　尼寺与比丘尼数量虽然缺乏专门系统的资料，但是当时西安城中与各县尼寺及比丘尼屡见不鲜却是事实，从僧尼总数的片段记载中也可以看出大概。1926年前，终南山各寺庙有僧尼50多人；1929年底，西安共有僧尼230多人；抗日战争前夕到抗战中，西安僧尼约500人；1949年底，西安僧尼不足100人。
　　西安解放后，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活动正常化，僧尼人数迅速增加。1957-1959年，宗教工作受“左”的思潮干扰，上层比丘尼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些比丘尼被迫还俗。1962年开始纠正“左”的作法，到1963年，西安佛教寺院恢复到41座，僧尼174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尼寺破坏严重，比丘尼人数锐减。
　　文革结束，特别是中央“寺由僧(尼)管”的政策落实后啪，西安尼寺迎来了光明的前景。截至1999年底，全市共有佛寺80多座，僧尼300多人；截至2007年底，全市共有尼寺26座，分布在城内与各区县。比丘尼100多人。与1949年底以前相比，现在的尼寺虽然面积均比以前缩小，但是在寺院建设方面，有的按旧样翻修，有的除旧布新，几座大寺，例如西五台新建的六座宫殿式主体台、殿别开生面，史无前例；在比丘尼状况方面大有改观，除了个别原有的老尼外，中青年尼众极少有半路出家者，更无文盲。西安市佛教协会规定：出家者最小年龄为18岁，最低文化程度为初中毕业。进入寺院后，她们都要参加佛教知识培训班学习，其中品学兼优者选送北京与其他地方的佛学院深造。现全市比丘尼中相当一部分具有大专、本科学历，1人为硕士研究生学历，10多人正在佛学院就读与进修研究生；比丘尼与俗人一样，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政协与佛教协会中任职的尼师有省政协常委兼省市佛教协会副会长1人，区政协常委兼市佛协副会长2人，区政协委员兼市佛协副秘书长1人。
　　2、罔极寺与民众缝纫社
　　罔极寺是太平公主在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为她生母武则天祈福所立的佛寺，原址在太极宫城东 南的大宁坊，今为西安市东关炮房街。寺名“罔极”取义于《诗经》：“欲报之德，吴天(上天)罔(无)极。”意思是母亲的大恩大德象天一样无穷无尽，难以报答，只好建造一座佛寺，让僧尼们永远来超度母亲的英灵。罔极寺是皇家大寺，穷极华丽。赴印度取经拜佛，过70余国，历时8年，开元七年(719)回到长安的净土宗高僧慧日在此居住；密宗高僧一行，青年时到长安求学拜师常住这里，圆寂后灵柩停在寺内，所以寺院名气很大。从寺内明正统八年(1443)《修复罔极寺碑》可知，直到明代，罔极寺规模仍相当可观，后遭兵火日益衰败。清末改为喇嘛寺。1925年改为尼寺。著名佛教学者、陕西佛教活动家康寄遥为此作偈：“公主为报罔极恩，创建伽蓝广度因。改作尼寺殊相应，当学慧日拜观音。”民国以来，殿屋破旧，1935年，著名居士、慈善家朱庆澜(子桥)募资重修。这次重修不仅殿屋一新，而且升格为十方丛林，今寺内完好地保存着朱氏所立的《罔极寺改十方丛林记》石碑。西安解放时，罔极寺占地五十亩，香火旺盛，有山门、三大殿、偏殿、厢房等。三大殿内均有佛像，后殿的石卧佛在西安最有名。这一规模保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
　　文革中，西安纺织品公司和商业局幼儿园占用了寺院的绝大部分，最紧张时四位尼师被排挤到院东侧三间厢房居住，大殿佛像全被破坏。文革结束后开始清理庙产，翻修殿屋。三大殿雕梁画栋，佛像全部塑齐。现寺院面积十亩，进深两院，坐北向南，基本保持原貌：进山门后是天王殿。正面为弥勒佛，背面为双手合十欢迎来客的韦驮，左右分列四大天王。后门额上恢复(复制)了乾隆五十四年(1789)寺僧敬献的“丹心觉世”匾；五间正殿居中，神坛中间供释迦牟尼佛，左供药师佛，右供阿弥陀佛。前门额上高悬赵朴初题写的“大雄宝殿”匾。两旁楹联是“中天调御越十地以居独尊，惠日法王超四大而证妙果”；后殿是泥塑的释迦牟尼圆寂侧卧(吉祥卧)像。门额有赵朴初所题“卧佛殿”匾；前院两侧是钟鼓楼、偏殿；后院东侧是小财神殿，西侧是放生的孔雀房。寺内西北角是新修的两层办公楼及尼众住房。院内水泥石子地面，花木葱郁，香烟缭绕，清雅干净。常住尼众10人，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九日被公布为西安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除明清石碑外，最古老最有名的是山门口两尊石雕门墩唐代独角兽。
　　民国以来，罔极寺有名的主持是圣莲法师(1904-1976)。法师陕西洛南人，1933年因其夫娶妾而于西五台出家。尔后又到安徽、山西、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著名寺院云游参学。1936年从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大石乔庵回陕，任罔极寺主持至圆寂，凡四十年。法师痛恨黑暗的旧社会，解放后积极追求进步，被送入中国佛学院深造。回寺后专心修持，自食其力，保护文物，为周围老百姓办好事。文革中持诵梵修，坚信党必能度过难关。法师爱国爱教，识多见广，深得佛教界与群众的尊重，誉满三秦，被推举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西安市政协委员。现任主持常瑞法师，佛学院毕业，硕士研究生学历，佛学功底扎实。
　　与其他尼寺不同，罔极寺里曾有过一个民众缝纫社。1953年以后，随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与全国学习唯物论，破除迷信的深入，求神拜佛的人逐年减少，全靠俗人供给的寺院经济每况愈下，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僧尼的生活问题，必须组织她们进行生产劳动。于是，罔极寺在1956年成立了缝纫社。缝纫机由政府购买，技师(授业裁缝)由政府选派，名称是“民众缝纫社”。因为是碑林区最后成立的一个，所以按顺序编为“碑林区第九缝纫社”。开始时有社员20多人，其中罔极寺尼10多人、西五台尼3人、女居士数人，还有最后一个入社的个体裁缝。后来又分来个别不信教的临时女工。罔极寺二当家增益法师任缝纫社主任。缝纫社属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发给社员(工人)工资。社里办有职工食堂。缝纫社的行政管理上级是西安市服装公司下属的管理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罔极寺恢复时社址迁离。缝纫社分成几个门市部，后改服装店。例如，东关有“益民”、“兴庆”，解放路有“工农”，东新街有“友谊”。与全国女工一样，民众缝纫社尼众50岁退休，具体到个人的退休金分到相应的门市部。退休尼众健在的还有罔极寺演达(83岁)等3人。
　　民众缝纫社规模不大，但在长安尼寺的历史上却是一件新生事物，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它是比丘尼第一次成立的自食其力的经济实体。“民以食为天”。一千多年来，在当地寺院经济枯竭时，为了生存，比丘尼们只有转入他地尼寺或还俗，别无他路，直接威胁着尼寺的存在，影响着佛教的发展。民众缝纫社解决了不愿意还俗的尼众的生活问题。她们“一边生产，一边修佛”，度过了难关。为后来的罔极寺与相关尼寺的恢复与发展保存了有学问的一批老尼师，为佛教培养了不少人才，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也为参加缝纫社的比丘尼的晚年生活提供了与社会上退休女工一样的退休金，这是中国佛教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例。
　　第二，它是在新的形势下对农禅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对佛教的不断改革有所启迪。印度佛教鄙视体力劳动，不主张僧尼耕织，传入中国后也是这样，寺院里的“劳作僧”被人瞧不起。如：道安大师出家之初，因形貌黑丑，不为师父器重，被赶到田间劳动；禅宗六祖慧能继承五祖弘忍衣钵前，被五祖(巧计)打发到后院去干下贱的春米差事。唐代德宗、宪宗时(780-820)，禅宗高僧百丈禅师(洪州百丈山怀海和尚)改革这一成规陋俗。他对僧众说：“一个身心健全的和尚，为什么要象寄生虫一样吸取俗人的血汗呢?从今日起，你们要跟着我去开荒种地，自食其力。”从此以后，百丈禅师领着大家过起白天劳动，晚上讲法的宗教生活。这就是佛教的农禅制度，或曰“农禅并举。”百丈94岁高龄时还与弟子们一起耕种，弟子不忍心看他辛苦，把他的农具藏起来。他明知故问：“农具怎么不见了?”弟子们都说“不知道”，百丈便绝食三天。弟子没有办法，才把农具还给他。他对弟子们说：“一日不作(劳动)，一日不食。”这句名言后来被简化为“不作不食”的成语典故，千古流传。百丈的改革从教义上讲符合佛教“众生平等”的主张：俗人参加体力劳动，僧尼为什么不参加呢?更符合佛教“普度众生”的宗旨：连体力劳动都不愿参加，专靠俗人养活的僧尼怎能大慈大悲、利乐有情、舍己救人、普度众生?从实践上讲，佛教在经济上不能自立，必然影响自身的存在与发展。这也是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灭佛时，其他几宗几遭灭顶之灾，惟有祥禅顺利保存下来，并获得发展的原因。后世不以佛经为千古不变的教条，不把佛祖的话句句当真理的有识僧尼主张因时因地改革佛教。民众缝纫社的创建就是一次改革。现在寺院实行“寺由僧(尼)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僧尼们在国家法律政策与佛教教义的规范内，尽可以创办各种形式的企事业，自食 其力(体力与智力)，以利他为目的，摒弃世俗的功利主义，广开财源。作为旅游景点的寺院，僧尼就是旅游从业人员；非旅游寺院，从僧尼们的实际与专长出发，发扬众善奉行、利乐有情的精神，为群众办好事，包括净化人们的灵魂，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为创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3、西五台的衰败与新生
　　西五台北宋时始建，位于长安城(韩建新城)北墙最西段，即原太极宫南墙西端的墙顶上，座西向东。取名西五台的原因有二：一是寺院五座主殿台基高居城顶，各成一个单元——台；二是长安城南终南山有座佛教名胜“五台山”(指岱顶，即观音台，还有文殊台、灵应台、清凉台、舍身台)。为了将两个名胜区别开来，人们称终南山的为“南五台”，位于长安城西北的为“西五台”。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重修西五台卧佛殿记》记载：“西五台者，唐西内(太极宫城)故址也。我皇朝顺治(1644-1661)初年，因其上有五台，遂建寺而以五台命名。”可知西五台之名最迟出现在清初。西五台又名云居寺。神话传说，唐太极宫墙上空有一朵酷似佛寺的祥云下落到墙顶，变成寺院，于是取名“云居寺”。此说虽不可信，但“云居寺”显然与“云”有关，说祥云常居上空不散，投在城墙顶面的影子如同寺庙而得名也许更恰当。云居寺是雅名，鲜为人知，不如西五台那样直观、形象、家喻户晓。
　　西五台的全盛时期在清代，那时除五个主体建筑第一到第五台外，寺院其他殿房很多，总面积250亩。南至今香米园，西至今大城墙。第五、第三、第四台尤高，在西安城中规模最大，山林、水池俱全，是登高望远的第一名胜。
　　清末民初西五台就是尼寺。寺内尼师们口碑相传：西五台最早是李世民为他母亲仿照南五台修建的佛寺，是真是假，今难考证。但是李母笃信佛教，去南五台降香，太极宫中有佛寺，李世民为报亡母恩舍旧宅造兴尼寺都是事实。所以，尽管千余年来西五台曾是僧寺，但是与长安其他尼寺相比，极可能是时间最长的尼寺，城中规模最大的尼寺。
　　民国建立后，西五台的宏伟与规模远不及清代，但是五台俱全，东西相连。除了五个台的主殿外，还有许多偏殿寮房，南北围墙外也有寺院的空地，地里种庄稼，野塘古树，风景优雅。东端山门前是数十米长的陡坡，台殿高居城墙上，东西长约一里，仍不失为城内登高望远的第一名胜。抗日战争前夕，城中名儒姚文蔚游寺，作《西五台(原注：台凡五座，今只二台可入，余皆住军。台上可见南北山及骊山等处)》诗一首：“旧游久不至，枨触(感触)十年心。城中无高旷，登临一散襟。盈盈野塘水，暖暖古木阴。远眺极千里，三面见遥岑。上方(指比一、二台高的三、四、五台)不可到，微闻军乐音。”抗日战争中，日本飞机轰炸西安，最高的第五台被炸毁，只留下半截城墙(台基)，附近小孩爬上去玩耍，磨得光溜溜的，俗称“鸭娃儿山”。西五台台、殿、房按前后位置分为前台(第一、二台)、中台(第三台)与后台(第四、五台)三个独立尼寺。1954年以前，西五台香火很旺，一是方圆几十里的人常来求尼师们办事，例如红白喜事作法会、盖房修桥诵经、久病不愈画符喝法水、家有怪事(找不到原因的凶事、不祥事)驱鬼等。主人除了烧香外，必给尼寺上相当数量的布施(钱、物)；二是每年农历六月十九日观音菩萨成道日的西五台庙会(正会)，会前会后都要忙活几天。尼师们各显神通做法事、忙接待、收布施。在社旗飘飘、鼓乐喧天声中，官吏百姓、三教九流都来“逛会”，人山人海，成了西安人的重要节日。1954年以后，西五台香火日渐稀疏，收入随着减少，台、殿、房很少维修，自然损毁与人为破坏(主要是1958年大跃进时的破坏)同时存在。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西五台带来了空前灾难，在“破四旧，立四新”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口号”下，古老的西五台成了代表“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活标本，与地(地主分子)、富(富农分子)、反(反革命分子)、坏(坏分子)、右(右派分子)、叛(叛徒)、特(特务)、走(走资派)、臭老九(知识分子)九类打击批判对象一样，为人所歧视，被剥夺了寺院管理权利。有的被赶出寺院，有的还俗，有的去他乡，只有少数人坚持下来。所以佛像、法器被毁，台、殿、房基本被拆，最高的第三台竞被挖地三尺。四台与五台东段成了居民住宅区。马达水泵厂占了五台西段的大块地方，还执意要拆卧佛殿。常兴师与她师父、师爷在主管部门据理力争了三天，气得高血压心脏病发作，住院抢救，这座大殿才保留下来。
　　文革结束后，“寺由僧管”，西五台开始修缮。后台主持常兴师在没有布施的情况下，用她与师父多年在民众缝纫社挣来的工资修补了卧佛殿的山墙，请来扶风县马居士泥塑佛祖释迦牟尼圆寂像——卧佛像。像长丈许，慈善异常，安详自如。后站十位弟子躬身侍佛，悲戚中带着庄严，均栩栩如生。西大街百姓纷至沓来看卧佛，赞不绝口。常兴还从糖厂收回被弄成两截的《重修西五台卧佛殿记》碑，镶在殿廊北山墙上，成为西五台保存下来的唯一文物。1990年初，前台天王殿在原样的基础上开始修补殿顶、墙壁，修复暖阁。这一阶段的修缮都是补旧，都因经费困难与庙产纠纷而进度缓慢。直到1990年5月，西五台仍是一片破败景象：从前至后的破庙、残存台基、砖头瓦砾、坑坑洼洼、没有围墙。第一台三问宽的大殿南边一间倒塌多年，台基——原太极宫墙的夯土暴露在外。中间与北边两间瓦片残缺，椽头亮出，墙壁开裂，摇摇欲坠。登殿台阶北扶墙被炸开一个大洞。听在庙里帮忙的一位居士讲，有个回西安探亲祭祖的台湾同胞旧景重游，看到此情十分难过，流着泪与太太、孩子在这里照了一张像，说：“这么好的名胜古迹被破坏了，真是想不到。”西安市政协委员、八十岁的中台主持仁慧法师骨瘦如柴，困居在残存台基上的小屋内，守着一个小佛像。九十年代末以来，西五台开始大兴土木，截至2008年8月，面貌焕然一新：从东向西，在一里长的太极宫墙遗址上，一线耸立着七座台、殿，其中六座是新建的，一色的香黄琉璃顶。其中四台与西安大城墙上的敌楼、角楼等高，而光灿夺目使前者黯然失色。它像一条拱腰翘尾的巨大金龙，站在周围建筑汇成的茫茫海面上，近看远瞧都令人振奋、神往、膜拜!龙首是前台，由天王殿、灵应台(第一台)、大雄宝殿、文殊台(第二台)及其南侧的11间两层厢房组成；龙腰是中台，由地藏台(第三台)与台前两侧各14间的三层香黄琉璃顶厢房组成；龙尾是后台，由千手观音台(第五台)与前面翻修的青色板瓦顶卧佛宝殿及台殿间南北两侧各5间的二层厢房组成。台、殿都是明清式仿古建筑，栋、梁、枋、椽全部彩绘。七座台、殿的结构、姿态各不相同：天王殿与大雄宝殿下原高高的太极宫墙被铲掉，新地基与卧佛宝殿地基等高，都在平地上。天王殿宽三问。大雄宝殿是前台中心，宽五间，木雕格子门窗，佛教八宝雕刻环绕四周，重檐式带回廊，廊下一圈红漆 大柱。殿基高1米，四周汉白玉栏杆。登殿台阶在前后门外。殿中供奉5米高的铜质镏金佛祖释迦牟尼说法像与迦什、阿难二大尊者像。佛祖广智善教，尊者聪慧善解，师徒传承被塑得活灵活现。如此造型在佛寺中为数极少，在陕西实属罕见。灵应台与文殊台建在原台遗址上，下部为方形墩台：太极宫墙作心，青砖砌表，边长约15米，高约12米，与明城墙宽高相当。上部为重檐式殿阁，周围汉白玉栏杆。灵应台墩台台根与地面平，楼梯在左右(南北)两侧，楼梯斜面与地面和墩台相接面构成直角三角形，梯下靠墩台有两个对称的拱形门洞；文殊台墩台下有1米高的台基。楼梯在正(东)面，42个实心台阶；地藏台与千手观音台建在两三米高的原台基上，即少半截太极宫墙上，均呈方形，边长约15米。地藏台下部由三层砖混西式楼房构成一个“墩台”，高约10米。楼顶周边汉白玉栏杆。台下有正(东)门。上部殿阁两层，顶层重檐，南北两侧配有耳殿(一问宽，两间深)。主殿大脊上数条金龙昂首拱背，翘尾，正中是座金色圆顶小宝塔，飞檐脊上布满瑞兽。地藏台是四个台中最雄伟的一台；千手观音台下部也是西式砖混“墩台”，台前(东)为左右可登台、纵剖面为梯形的楼梯，梯下正中开正门。台顶周围汉白玉栏杆。上部殿阁两层，两侧问有回廊，廊周围汉白玉栏杆。第二层殿阁重楼。台内新塑千手观音像，格外慈悲、富丽，“千手”托福，似飞而不轻浮，似舞而不凌乱，是近年来西五台庙会最受顶礼膜拜的菩萨。
　　新生的西五台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是古建212艺与现代212艺相结合、新旧建筑材料相搭配的仿古建筑。其主体中新建的六座台殿的壮观、华美与坚固超越历代；翻修的卧佛宝殿的质量、装潢越过清代。
　　第二，台殿琉璃顶的香黄色寓意深刻。“黄”象征着皇权：从唐代开始，皇帝穿黄袍成为定制，严禁官员与百姓穿黄袍。明清式皇宫为黄琉璃瓦顶。它蕴含着西五台与唐代皇家的历史渊源；“黄”在戏剧脸谱学中是神仙的颜色，最能显示西五台是神仙——菩萨“居住”的佛教寺院。这在今天的西安寺院中绝无仅有。
　　第三，为了扩大殿阁，整齐寺院，这次新修铲掉了太极宫的一些残破墙段，特别是前台山门口的陡坡与天王殿基，降低了整个台的高度，从眼前看，当然是毁坏古遗址，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但是用青砖、水泥包砌了灵应、文殊、地藏、千手观音四台的下部，很好地保存了太极宫南墙的几处坐标点，比未修前夯土墙段暴露在外，任凭风雨销蚀好得多。因此，从长远利益看，是保护了古遗址。
　　为了把西五台建设得更好，笔者建议：
　　第一，应该以法律、政策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由政府、社会、寺院三结合，设法拆迁三五台间的居民房，建起第四台，使西五台成为名副其实的西五台。
　　第二，西五台现有文殊、地藏、观音三大菩萨(台)，应该在灵应台与以后建起的第四台上再塑两尊菩萨像，这样“五大菩萨”就齐全了。菩萨是女性，正与尼寺相适应。
　　第三，寺内主体台、殿外的其他建筑(特别小的除外)，都应该加上中国古典屋顶，西式平顶与中国寺院不协调；新增建筑物的高度均不能接近四(五)个台与大雄宝殿的高度，台、殿近旁的绿化树木也不能高于台、殿，以凸现“五台”的风采。
　　西五台前台(兼管中台)现任主持吉祥法师与后台现任主持演利法师，一方面忙于寺院建设与管理，一方面从事教学212作，西五台的发展很有希望。-
　　西五台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九日被公布为西安市第一批重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