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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站在权力顶峰的成功者们几乎都做不到的“权力免疫”,乔治•华盛顿这个只有小学学历的庄园主居然做到了!
为什么“独独”华盛顿能够做到?
让我们先从他已经很不同凡响、但却并非最关键的地方谈起。
强烈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
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一个创业者、开国者,华盛顿与众不同的特质之一,是他从来就没有被“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左右过。和很多成功者一样,华盛顿有顽强的信念。但与之不同的是,“当自己的信念,与显而易见的前景背道而驰时,他会果断地抛弃它们”(《华盛顿传》作者埃利斯语)。这是很少见的,但却是很有益的。
对道德与人性从来不抱幻想
即便是靠信念与毅力而获胜的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也坚信士兵出生入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非理想。埃利斯发现:“很多哀叹道德缺失的人往往认为道德改革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华盛顿早在战争期间就逐渐明白一个道理:不能仅仅依赖有道德的公民,因为人性是不可靠的。因此华盛顿更乐于进行政治改革。”华盛顿相信:国家的行为是靠利益而非理想驱动的。没有什么比美国的长远利益更重要。
决策,不能单纯依靠理想;管理,不能带有丝毫诗意;持续的成功,绝不能建筑于浪漫。但即便是在今天,又有多少领袖能由衷、真正并且始终基于现实主义,而非自己的一腔热血和主观空想来决策呢?
坚筑“中立主义”外交
华盛顿笃信的现实主义,对他构筑外交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那就是后来对美国影响深远的“中立主义”。
在华盛顿脑海里根深蒂固的,是“没有什么比美国的长远利益更重要”。为此他作为开国者,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在避免战争。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襁褓中的美国根本没有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来对抗英国等欧洲强敌。为此他提出“大约20年”,美国要坚守不结盟、不打仗原则。“要尽量扩大我们与外国的贸易关系,而尽量减少与外国的政治联系。如果我们与他们已有约定,那么我们就要忠实地履行这些约定,但让我们到此为止”。而此原则,在实践中甚至超越了华盛顿个人的情感。
这在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谨慎态度上表现得很典型。要知道,包括起草《独立宣言》的杰斐逊在内的美国精英阶层对于法国,是有浓厚的感恩思想和亲近情感的。因为当年美国能打败英国而独立,都要仰赖法国的大力支持。华盛顿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但华盛顿更加清楚,坚决不能让自己对于法国的甜美记忆,妨碍自己判断什么是美国的长远利益——在1793年的欧洲战争中,他拒绝让美国为了支持“好朋友”而卷入到大洋对岸的是非里。“如果把国家卷入战争(不管是和谁交战)和耻辱,所谓的事业都是一场不计代价、不计后果的头号闹剧。”华盛顿说。他认为:作为领袖,尤其要警惕那种“赢得人心却方向错误的战争”。
这是一种我们猛一听很不认同,但冷静下来又不能不认同的高度理性!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国家在建国前20年也能避免各种战争,那么现在我们国家的建设与人民的生活又该是怎样一个光景呢——现实与长远,才是成功者须臾不可忘记的基石。
但是,华盛顿有一点似乎很不光明磊落。那就是对待奴隶的态度。
对待奴隶制的改良式思维
是的,伟大的华盛顿没有(居然!)废除万恶的奴隶制——这难道不是华盛顿的污点吗?但先请注意一个细节:美国的奴隶制直到第16位总统林肯上任后才废除。而在9位拥有奴隶的美国总统中,只有华盛顿解放了自己的奴隶。毫无疑问,华盛顿内心并不是一个眷恋并乐于盘剥奴隶的庄园主。
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总统”的华盛顿,面对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究竟是怎样考虑的?
1775年开始,华盛顿的大陆军开始接受自由黑人士兵(事实上,美军当时就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但到了1779年,麻烦来了。为了解决兵源,一个部下决定在南卡罗来纳征召3000名黑奴作为士兵,并且建议:为了表彰他们的忠诚,应该允许在战争胜利后给予他们自由。华盛顿像我们期待的那样认可了这个建议——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进一步指出:只解放部分奴隶,将使得一切事与愿违,因为会“使奴隶们对继续施行奴隶制的人心怀怨恨”——这是何等的冷静与现实!面对道义狂热,华盛顿总是给予态度上的支持,但也一直很明白那根本行不通。事实上,不出华盛顿所料,南卡州议会果然否决了这项议案。
那么,华盛顿自己对奴隶制问题又是如何认识的?1786年4月,华盛顿在一封私人信件里写道:“我只能说,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真心诚意地希望废除它(指奴隶制)——但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彻底而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是通过国会的权威。”他又在另一封信里进一步说出了他的期待:“通过立法的程序,使得这个国家奴隶制缓慢、确定而又不知不觉地废除”。
是的,“立法”、“缓慢”、“确定”、“不知不觉”。相信凡是经历了我们前30年革命和后30年改革的人都会立即明白:只有“渐变”的,和“法制”的,才是“真正有效”的变革。而所谓暴力下的一夜剧变,通常都是假相(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不过是少了一根辫子),而且更多是悲剧,至少其代价太高且完全没必要。
现实主义理性告诉华盛顿:当时的主要矛盾不是满足道德快感,而是维护国家统一。如果急于解决废奴问题,美国各州必然陷于分裂(半个多世纪后的南北战争就是证明),而这是一个新生国家根本无法承受的。为此,他主张至少拖到1808年废除奴隶贸易之后,再逐步讨论废奴问题。
是的,“时机”。人生做事,难在拿捏“尺度”。而同样重要的,则是拿捏“时机”。没有恰当的时机与恰当的分寸,任何“正义”都会徒劳无益,甚至适得其反!
而我们在改革开放对前30年极左思潮逐渐的纠正,和与之配套的制度化道路,恰恰是与华盛顿思路完全吻合的一种政治大智慧。我们丰硕而扎实的改革成果,佐证了一切。
强烈的历史感和名誉自恋
权力的诱惑,不是凡人尤其伟人能够抵御的。而抵御不了这种诱惑的结果,必然是会在自己的晚年,在自己说一
不二的巅峰,给自己和组织埋下祸根。
那么,成功者拿什么抵御权力?
乔治•华盛顿一个不太引人瞩目的特点,倒是对权力的很好“疫苗”,那就是时刻赋予自己一种历史感。
他的历史感之强,是非常罕见的。事实上,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前,华盛顿就已经明白自己所做的历史意义,并开始了一个“向后代解释自己”的计划。他为此成立了一个秘书组,专职抄写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所有信件!当浩大的工程终于完成时,华盛顿说:“无论是当代人还是后世的人们,都会认为在它上面花费时间与精力是绝对值得的。”事实上,华盛顿很清楚,自己签名的每一封信,与其说是写给当事人看的,不如说是写给后世人看的。他还曾指示为自己起草演讲稿的秘书们:“要将那些会长期存在下去的思考和情感写进稿子。”
这管用吗?管用。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缺少宗教信仰约束的文化里,对“后世评价”的在意与敬畏,是可以防止“当世权力”被滥用的一个有效方法。因为尊重历史,就是尊重长期价值和普适价值,就是一种对当下、对自我的制约。或许就因此,华盛顿成为美国历任总统中以及所有开国元勋中,惟一让后人拿着放大镜都挑不出人格瑕疵的一位。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能长期虚心纳谏,实现政通人和的“贞观之治”,原因之一就是他非常在意后世对自己的评价——为此他曾多次尝试窥视史官的记载。他深知:自己对魏征这些部下的态度和言行,会被历史重重地记上一笔。所以,虽然很多时候他心里很不痛快,但想到可以作为后世的表率,也便平衡甚至自豪了。
相反,那些无所顾忌、不在乎后人怎么说的领导者,则通常都不吝啬制造人间悲剧。比如:黄巢、张献忠、洪秀全。而像马英九这种道德自恋者,纵然可能庸碌无成,但也绝不会损公自肥、祸国殃民。
权力,总是有有效期的。那么,就不妨像华盛顿一样,早早跳离当世,用无限的历史去约束自己。
强烈的自我控制意识
人们总是期待用制度来约束权力。但是,现实地说,对于创业者而言,指望用他亲自建立起来的制度来约束自己,是不切实际的。真正有力的约束,其实在他自己心里。
乔治•华盛顿在这方面几乎做到了偏执的程度。
1.正如乔治•威尔所指出的,华盛顿“拒绝认为自己不可或缺”。他相信:“合法的权力必来自公众的赞同”,而不是自我攫取。而这方面,恺撒和克伦威尔都是反例。事实上,更多的成功者走向悲剧,都是从逐渐“相信”自己无所不能、无可替代开始的。
2.征服自我的“野心”、证明自我控制力的欲望。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人间困难的既不是“出世”,也不是“入世”,而是能够以“出世”的心态“入世”。当别人都把征服世界作为自己的野心时,华盛顿却将“野心”的目标指向了自己。他的后半生,似乎都在征服自己,并反复验证对自己的征服——这恐怕是任何其他成功者都不具备、甚至未曾想过的一个人生目标,也是其他人难以企及之处。
与出世者不同,他做到了随时准备履行责任;与入世者不同,他又随时准备转身离开。正如他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所说的那样。他总是为上任做好了准备,但又总是竭力避免出山——这或许真是一名“人民公仆”最高的从业境界。通过华盛顿的私人信件,我们会惊叹地发现,华盛顿内心始终有一种退休的英雄状态!他甚至“把退休当作对其英雄地位的最后一次检验。并希望自己的名誉源自于放弃权力,而不是行使权力”。其传记作家埃利斯如此令人触目惊心地描述。
3.难道华盛顿天生厌恶权力吗?如果是,他反而就只是一个怪人,以借鉴意义也不大了。其实他很在意权力。只不过,他对权力的追求与众不同。他很关注组织权力,即制度权力,而不是个人权力。事实上,从战争期间的实践开始,他就一直追求将三权分立中的行政权进一步强化,以支持国家统一和提升效率。这与有些成功者在哪个位置上就觉得哪个位置“很重要”,又截然不同。
4.超然党派斗争之上,恪守沉默是金。在复杂纷乱的民主政治里,特别是美国制宪会议上,以及后来的两党争斗中,华盛顿总能超然争论之外。他喜欢倾听,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他反而获得了更多的由衷拥护。同时,沉默也有效克制了他想左右一切的冲动。在多方政治较量中,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形形色色的观点都亮出来,然后又无声无息地使它们归于一致。在制宪会议上,华盛顿似乎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只要他在会场上,谈判就不会轻易终止。美国第二位总统亚当斯甚至嫉妒地说:“沉默的天赋”是华盛顿最大的政治资本。
5.不断明示自己的边界。没有人能自然而然地克服各种负面的冲动,因为即便圣人心里也有魔鬼。但与其等他人“提醒”,倒不如不断自我提醒。事实上,华盛顿就是这样做的。即便是早在他第一次隐退的1783年——那年他才52岁——他就公开说:“绅士们,请允许我戴上眼镜,因为我不仅头发花白,而且老眼昏花,无法再为国家效力了。”随后,他又在另一个场合说:“我已经完成了派给我的任务,现在将从伟大的事业中全身而退……”同样在这一年,他不断对别人提及自己“在走下坡路”,甚至不讳言他的家族成员从不长寿!——是的,能不断告诉自己“可以了”、“做完了”、“很走运”的人,才不会做出“贪婪而过分的事”。为此,埃利斯意味深长地评论说:“这个懂得坚持到底的人,也深谙如何结束。”
始终保留私人空间
乔治•华盛顿抵御边界陷阱与权力诱惑的另一绝招,则非常独特、有趣甚至高妙,但也非常容易被忽略,乃至被排斥。那就是:始终保留私人空间。
人们往往会把“全心全意地投入”、“无以复加地忘我”作为个人进取、道德高尚、事业成功的标志与保证。实则,大谬!
看看乔治•华盛顿是怎么做的。他之所以每每能坚决而欢快地回到自己的山庄,就在于他其实从未完全“离开”过他的山庄。他在总统任内关于指示他的管家该在山庄种植什么作物的内容,甚至超过了他对公文的批示!而且指示细微到如何除草、如何给不同背景的奴隶分配食物——即便那是他公务最繁杂的时候。埃利斯为此推测:在华盛顿的灵魂深处,也许始终留有最后一块从未进入纽约和费城(美国的前两个首都),而是留在了自己的弗农山庄里。
华盛顿本人是否是有意为之,无从知晓。但即便这只是偶然,其中蕴含的道理也很具有普适性和启发性。
是的,只有当你始终在事业及成功之外,还有属于自己的一小片“自留地”时,你才不会迷失自我,才不会陷入权力与欲望的异化。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令人赞美的“忘我”其实是非常可怕的。试想,倘若事业之外,你已经“一无所有”时,你还可能客观、理性地对待事业,以及事业中的自己吗?当你的名字已经完全等同于你的职务时,你除了全力以赴地挣扎在权力与欲望之中,就是全力以赴地“折腾”所有与此相关甚至无关的人。
所以,一个成功者越想跨越边界的挑战,越想将事业的成功做到最后,就越要把自己的局部从事业中分离出去。拥有自己,才能拥有事业;而自己若被事业拥有,定将无力持续推进事业。
1799年12月14日,67岁的乔治•华盛顿因偶受风寒陷入弥留。
在行将走入生命终点时,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很好。”而他的最后一个动作,是用手摸着自己的脉搏,直到它彻底停息下来……“他在最后一刻,都试图保持对自己的控制。”《华盛顿传》的作者埃利斯肃然写道。管理
责任编辑:焦 晶
为什么“独独”华盛顿能够做到?
让我们先从他已经很不同凡响、但却并非最关键的地方谈起。
强烈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
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一个创业者、开国者,华盛顿与众不同的特质之一,是他从来就没有被“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左右过。和很多成功者一样,华盛顿有顽强的信念。但与之不同的是,“当自己的信念,与显而易见的前景背道而驰时,他会果断地抛弃它们”(《华盛顿传》作者埃利斯语)。这是很少见的,但却是很有益的。
对道德与人性从来不抱幻想
即便是靠信念与毅力而获胜的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也坚信士兵出生入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非理想。埃利斯发现:“很多哀叹道德缺失的人往往认为道德改革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华盛顿早在战争期间就逐渐明白一个道理:不能仅仅依赖有道德的公民,因为人性是不可靠的。因此华盛顿更乐于进行政治改革。”华盛顿相信:国家的行为是靠利益而非理想驱动的。没有什么比美国的长远利益更重要。
决策,不能单纯依靠理想;管理,不能带有丝毫诗意;持续的成功,绝不能建筑于浪漫。但即便是在今天,又有多少领袖能由衷、真正并且始终基于现实主义,而非自己的一腔热血和主观空想来决策呢?
坚筑“中立主义”外交
华盛顿笃信的现实主义,对他构筑外交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那就是后来对美国影响深远的“中立主义”。
在华盛顿脑海里根深蒂固的,是“没有什么比美国的长远利益更重要”。为此他作为开国者,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在避免战争。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襁褓中的美国根本没有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来对抗英国等欧洲强敌。为此他提出“大约20年”,美国要坚守不结盟、不打仗原则。“要尽量扩大我们与外国的贸易关系,而尽量减少与外国的政治联系。如果我们与他们已有约定,那么我们就要忠实地履行这些约定,但让我们到此为止”。而此原则,在实践中甚至超越了华盛顿个人的情感。
这在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谨慎态度上表现得很典型。要知道,包括起草《独立宣言》的杰斐逊在内的美国精英阶层对于法国,是有浓厚的感恩思想和亲近情感的。因为当年美国能打败英国而独立,都要仰赖法国的大力支持。华盛顿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但华盛顿更加清楚,坚决不能让自己对于法国的甜美记忆,妨碍自己判断什么是美国的长远利益——在1793年的欧洲战争中,他拒绝让美国为了支持“好朋友”而卷入到大洋对岸的是非里。“如果把国家卷入战争(不管是和谁交战)和耻辱,所谓的事业都是一场不计代价、不计后果的头号闹剧。”华盛顿说。他认为:作为领袖,尤其要警惕那种“赢得人心却方向错误的战争”。
这是一种我们猛一听很不认同,但冷静下来又不能不认同的高度理性!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国家在建国前20年也能避免各种战争,那么现在我们国家的建设与人民的生活又该是怎样一个光景呢——现实与长远,才是成功者须臾不可忘记的基石。
但是,华盛顿有一点似乎很不光明磊落。那就是对待奴隶的态度。
对待奴隶制的改良式思维
是的,伟大的华盛顿没有(居然!)废除万恶的奴隶制——这难道不是华盛顿的污点吗?但先请注意一个细节:美国的奴隶制直到第16位总统林肯上任后才废除。而在9位拥有奴隶的美国总统中,只有华盛顿解放了自己的奴隶。毫无疑问,华盛顿内心并不是一个眷恋并乐于盘剥奴隶的庄园主。
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总统”的华盛顿,面对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究竟是怎样考虑的?
1775年开始,华盛顿的大陆军开始接受自由黑人士兵(事实上,美军当时就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但到了1779年,麻烦来了。为了解决兵源,一个部下决定在南卡罗来纳征召3000名黑奴作为士兵,并且建议:为了表彰他们的忠诚,应该允许在战争胜利后给予他们自由。华盛顿像我们期待的那样认可了这个建议——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进一步指出:只解放部分奴隶,将使得一切事与愿违,因为会“使奴隶们对继续施行奴隶制的人心怀怨恨”——这是何等的冷静与现实!面对道义狂热,华盛顿总是给予态度上的支持,但也一直很明白那根本行不通。事实上,不出华盛顿所料,南卡州议会果然否决了这项议案。
那么,华盛顿自己对奴隶制问题又是如何认识的?1786年4月,华盛顿在一封私人信件里写道:“我只能说,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真心诚意地希望废除它(指奴隶制)——但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彻底而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是通过国会的权威。”他又在另一封信里进一步说出了他的期待:“通过立法的程序,使得这个国家奴隶制缓慢、确定而又不知不觉地废除”。
是的,“立法”、“缓慢”、“确定”、“不知不觉”。相信凡是经历了我们前30年革命和后30年改革的人都会立即明白:只有“渐变”的,和“法制”的,才是“真正有效”的变革。而所谓暴力下的一夜剧变,通常都是假相(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不过是少了一根辫子),而且更多是悲剧,至少其代价太高且完全没必要。
现实主义理性告诉华盛顿:当时的主要矛盾不是满足道德快感,而是维护国家统一。如果急于解决废奴问题,美国各州必然陷于分裂(半个多世纪后的南北战争就是证明),而这是一个新生国家根本无法承受的。为此,他主张至少拖到1808年废除奴隶贸易之后,再逐步讨论废奴问题。
是的,“时机”。人生做事,难在拿捏“尺度”。而同样重要的,则是拿捏“时机”。没有恰当的时机与恰当的分寸,任何“正义”都会徒劳无益,甚至适得其反!
而我们在改革开放对前30年极左思潮逐渐的纠正,和与之配套的制度化道路,恰恰是与华盛顿思路完全吻合的一种政治大智慧。我们丰硕而扎实的改革成果,佐证了一切。
强烈的历史感和名誉自恋
权力的诱惑,不是凡人尤其伟人能够抵御的。而抵御不了这种诱惑的结果,必然是会在自己的晚年,在自己说一
不二的巅峰,给自己和组织埋下祸根。
那么,成功者拿什么抵御权力?
乔治•华盛顿一个不太引人瞩目的特点,倒是对权力的很好“疫苗”,那就是时刻赋予自己一种历史感。
他的历史感之强,是非常罕见的。事实上,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前,华盛顿就已经明白自己所做的历史意义,并开始了一个“向后代解释自己”的计划。他为此成立了一个秘书组,专职抄写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所有信件!当浩大的工程终于完成时,华盛顿说:“无论是当代人还是后世的人们,都会认为在它上面花费时间与精力是绝对值得的。”事实上,华盛顿很清楚,自己签名的每一封信,与其说是写给当事人看的,不如说是写给后世人看的。他还曾指示为自己起草演讲稿的秘书们:“要将那些会长期存在下去的思考和情感写进稿子。”
这管用吗?管用。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缺少宗教信仰约束的文化里,对“后世评价”的在意与敬畏,是可以防止“当世权力”被滥用的一个有效方法。因为尊重历史,就是尊重长期价值和普适价值,就是一种对当下、对自我的制约。或许就因此,华盛顿成为美国历任总统中以及所有开国元勋中,惟一让后人拿着放大镜都挑不出人格瑕疵的一位。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能长期虚心纳谏,实现政通人和的“贞观之治”,原因之一就是他非常在意后世对自己的评价——为此他曾多次尝试窥视史官的记载。他深知:自己对魏征这些部下的态度和言行,会被历史重重地记上一笔。所以,虽然很多时候他心里很不痛快,但想到可以作为后世的表率,也便平衡甚至自豪了。
相反,那些无所顾忌、不在乎后人怎么说的领导者,则通常都不吝啬制造人间悲剧。比如:黄巢、张献忠、洪秀全。而像马英九这种道德自恋者,纵然可能庸碌无成,但也绝不会损公自肥、祸国殃民。
权力,总是有有效期的。那么,就不妨像华盛顿一样,早早跳离当世,用无限的历史去约束自己。
强烈的自我控制意识
人们总是期待用制度来约束权力。但是,现实地说,对于创业者而言,指望用他亲自建立起来的制度来约束自己,是不切实际的。真正有力的约束,其实在他自己心里。
乔治•华盛顿在这方面几乎做到了偏执的程度。
1.正如乔治•威尔所指出的,华盛顿“拒绝认为自己不可或缺”。他相信:“合法的权力必来自公众的赞同”,而不是自我攫取。而这方面,恺撒和克伦威尔都是反例。事实上,更多的成功者走向悲剧,都是从逐渐“相信”自己无所不能、无可替代开始的。
2.征服自我的“野心”、证明自我控制力的欲望。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人间困难的既不是“出世”,也不是“入世”,而是能够以“出世”的心态“入世”。当别人都把征服世界作为自己的野心时,华盛顿却将“野心”的目标指向了自己。他的后半生,似乎都在征服自己,并反复验证对自己的征服——这恐怕是任何其他成功者都不具备、甚至未曾想过的一个人生目标,也是其他人难以企及之处。
与出世者不同,他做到了随时准备履行责任;与入世者不同,他又随时准备转身离开。正如他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所说的那样。他总是为上任做好了准备,但又总是竭力避免出山——这或许真是一名“人民公仆”最高的从业境界。通过华盛顿的私人信件,我们会惊叹地发现,华盛顿内心始终有一种退休的英雄状态!他甚至“把退休当作对其英雄地位的最后一次检验。并希望自己的名誉源自于放弃权力,而不是行使权力”。其传记作家埃利斯如此令人触目惊心地描述。
3.难道华盛顿天生厌恶权力吗?如果是,他反而就只是一个怪人,以借鉴意义也不大了。其实他很在意权力。只不过,他对权力的追求与众不同。他很关注组织权力,即制度权力,而不是个人权力。事实上,从战争期间的实践开始,他就一直追求将三权分立中的行政权进一步强化,以支持国家统一和提升效率。这与有些成功者在哪个位置上就觉得哪个位置“很重要”,又截然不同。
4.超然党派斗争之上,恪守沉默是金。在复杂纷乱的民主政治里,特别是美国制宪会议上,以及后来的两党争斗中,华盛顿总能超然争论之外。他喜欢倾听,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他反而获得了更多的由衷拥护。同时,沉默也有效克制了他想左右一切的冲动。在多方政治较量中,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形形色色的观点都亮出来,然后又无声无息地使它们归于一致。在制宪会议上,华盛顿似乎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只要他在会场上,谈判就不会轻易终止。美国第二位总统亚当斯甚至嫉妒地说:“沉默的天赋”是华盛顿最大的政治资本。
5.不断明示自己的边界。没有人能自然而然地克服各种负面的冲动,因为即便圣人心里也有魔鬼。但与其等他人“提醒”,倒不如不断自我提醒。事实上,华盛顿就是这样做的。即便是早在他第一次隐退的1783年——那年他才52岁——他就公开说:“绅士们,请允许我戴上眼镜,因为我不仅头发花白,而且老眼昏花,无法再为国家效力了。”随后,他又在另一个场合说:“我已经完成了派给我的任务,现在将从伟大的事业中全身而退……”同样在这一年,他不断对别人提及自己“在走下坡路”,甚至不讳言他的家族成员从不长寿!——是的,能不断告诉自己“可以了”、“做完了”、“很走运”的人,才不会做出“贪婪而过分的事”。为此,埃利斯意味深长地评论说:“这个懂得坚持到底的人,也深谙如何结束。”
始终保留私人空间
乔治•华盛顿抵御边界陷阱与权力诱惑的另一绝招,则非常独特、有趣甚至高妙,但也非常容易被忽略,乃至被排斥。那就是:始终保留私人空间。
人们往往会把“全心全意地投入”、“无以复加地忘我”作为个人进取、道德高尚、事业成功的标志与保证。实则,大谬!
看看乔治•华盛顿是怎么做的。他之所以每每能坚决而欢快地回到自己的山庄,就在于他其实从未完全“离开”过他的山庄。他在总统任内关于指示他的管家该在山庄种植什么作物的内容,甚至超过了他对公文的批示!而且指示细微到如何除草、如何给不同背景的奴隶分配食物——即便那是他公务最繁杂的时候。埃利斯为此推测:在华盛顿的灵魂深处,也许始终留有最后一块从未进入纽约和费城(美国的前两个首都),而是留在了自己的弗农山庄里。
华盛顿本人是否是有意为之,无从知晓。但即便这只是偶然,其中蕴含的道理也很具有普适性和启发性。
是的,只有当你始终在事业及成功之外,还有属于自己的一小片“自留地”时,你才不会迷失自我,才不会陷入权力与欲望的异化。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令人赞美的“忘我”其实是非常可怕的。试想,倘若事业之外,你已经“一无所有”时,你还可能客观、理性地对待事业,以及事业中的自己吗?当你的名字已经完全等同于你的职务时,你除了全力以赴地挣扎在权力与欲望之中,就是全力以赴地“折腾”所有与此相关甚至无关的人。
所以,一个成功者越想跨越边界的挑战,越想将事业的成功做到最后,就越要把自己的局部从事业中分离出去。拥有自己,才能拥有事业;而自己若被事业拥有,定将无力持续推进事业。
1799年12月14日,67岁的乔治•华盛顿因偶受风寒陷入弥留。
在行将走入生命终点时,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很好。”而他的最后一个动作,是用手摸着自己的脉搏,直到它彻底停息下来……“他在最后一刻,都试图保持对自己的控制。”《华盛顿传》的作者埃利斯肃然写道。管理
责任编辑:焦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