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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为遮掩世人的耳目，在“太原集中营”这座严密壁垒的城堡门口仅挂了一块“工程队”三个字的木牌子。用这样的一块不为外人关注的“工程队”木牌，来掩盖自己的罪恶行径， 因此外人很难知道这块木牌子背后的这个大院子里，日军干了怎样的灭绝人性的反人类勾当，又制造了多少血腥恐怖，残害了多少中国军人和无辜的百姓，又向东北和日本国内运送了多少“劳工”。
日军“太原集中营”是侵华日军于1938年6月在中国山西太原建立的，是日军在中国所建规模最大的几个战俘集中营之一，当年占地面积约三百多亩。它的东墙从太原城东城墙开始往西，一直到山西国民师范的东墙外；南边则从太原城东城墙的小东门街一带开始，一直到太原城的北城墙。这一带原是属于阎锡山晋绥军炮兵部队的营房区，加之布防严密，所以人迹罕至，老百姓就更是绝少光顾，因此知道它的人很少，它里面住的什么人，每天都干些什么，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日军为遮掩世人的耳目，在“太原集中营”这座严密壁垒的城堡门口仅挂了一块“工程队”三个字的木牌子。用这样的一块不为外人关注的“工程队”木牌，来掩盖自己的罪恶行径， 因此外人很难知道这块木牌子背后的这个大院子里，日军干了怎样的灭绝人性的反人类勾当，又制造了多少血腥恐怖，残害了多少中国军人和无辜的百姓，又向东北和日本国内运送了多少“劳工”。
战俘集中营的牢房最早是五栋两头贯通的大房子，每栋要住300人到500人左右。这五栋房子是阎锡山驻军时用过的营房，中条山战役以后，中央军战俘太多，原有的房子住不下，日军临时用柳条、席子和泥巴又盖了四间大棚。其格局和大小与前面的监号一样，只是墙体更单薄，加之四面透风，冬天就更加寒冷，这样集中营先后就一共有九间牢房。集中营牢房里面的两边用水泥铺就的地，是一通到底的大通铺。连木板都没有，只有稻草、秫秸铺在地上，零零星星的扔在地铺上的是日军从战场上退下来地破军毯，就这还轮不到每人一条，更不用说是被褥了，而且臭虫、跳蚤又特别多。战俘们睡觉时只能一个紧挨一个，如果出去上厕所回来肯定就没地方了，只能重找一个地方钻进去，战俘们称之为“插萝卜”。由于战俘的流动性很大，时多时少，少时2000～3000人，最多是5000～6000多人，整个集中营里挤得满满的。经常有新战俘不断地被送进来，也不断地被押送走。
集中营大院子的西北角是队部、医务室、卫兵班、将校班、小灶食堂和女战俘宿舍。院子的东北角是“病号隔离室”和战俘大厨房。院子东南角有一口井，这是战俘们在集中营中生活的唯一水源，战俘们做饭、洗衣、洗脸……全靠这唯一的井。井口有个水池，但池里经常没有水。因为不堪虐待的战俘经常有跳井自杀的，所以井边管理得很严，平时不许人靠近井边。在这种生死未卜的险恶环境下，别说是洗澡，去洗脸的战俘都很少，洗衣服的人就更少了。所以集中营里的战俘们个个都是蓬头垢面，身上虱子、臭虫、跳蚤很多。院子里，特别是在房子里，常年充斥着一种非常难闻的味道。
战俘们的伙食就更是糟糕到了极点，每天只有4两到5两麸皮、黑豆，或发了霉的小米、高粱、玉米吃（当时16两称的4两，相当于现在的2两半到3两粮食）。早上一顿稀饭，晚上每人一个用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头和咸菜，也就是将就着饿不死人，只有出去做苦工的时候每人增加一个黑窝窝头。饥肠辘辘的战俘们每天饿得浑身无力，眼冒金星，时间久了，虚弱的连抓虱子的力气都没有了。战俘们每天饥饿不堪，有一次四个战俘给东院的日本鬼子去喂猪，因饥饿难耐，跳进猪圈里捡了几个白菜根吃，被鬼子发现。当场打死一人，被打得气绝后又复活过来两个人。战俘们别的什么也顾不上了，就盼着能出去做苦工，能多吃一个黑窝窝头，能找机会逃出去。
集中营里的战俘相互间不许称呼名字，只许叫编号。其中的编号有：天、地、人、财，四组为一个编号，每组1000人，每100人编一个班，每班三个小队。班长和小队长由“工程队长”指定。后来战俘多了，又增加了春、夏、秋、冬四组编号。在集中营存在的7年间，因为中国战俘的大量增加，还曾临时增编过松、竹、梅、菊，东、西、南、北等编号。
战俘营设有工程队长、班长、小队长和卫兵。其中工程队长是由集中营内的日本人决定的，他们一般选的都是晋绥军或国民党军队被俘人员中官阶较高的人来充当。而班长、小队长、卫兵、炊事员则由工程队长来指定。这些人在集中营里像一个特权阶层，可以随便打人，克扣伙食，欺压弱小。他们打人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看谁不顺眼就打。有时看见集中营院子里放风的人多了，就认为秩序不好，于是提着棒子见人乱打，把战俘们像牲口一样往监号里赶，许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被打得不能动的人，就被他们扔到“病号隔离室”去等死。
所谓“病号隔离室”，就是在集中营院子东北角的几间大房子，凡是卧床不起的病号，受伤后伤势恶化不能行动的以及被卫兵打得不能动的人……都被他们扔到“病号隔离室”去。“病号隔离室”里经常有一二百人，只要进了这间没人管的“病号隔离室”，就绝没有好下场，不是病死就是冻死、饿死。出于对这个地方的畏惧，战俘们称之为“停尸房”。凡是被送进“病号隔离室”的，没病的也会被染上病，大家都知道，进了“病号隔离室”能够活着出来是绝无仅有的。
每天清晨，都有一辆马车停在集中营后院东北角的一栋被称为“战俘病号隔离室”的房子旁，装上十几具或几十具病死或即将病死的战俘，盖上一领破草席之后，集中营里的“工程队长”和戴着口罩的日军翻译官、医官在仔细查验每一具尸体后，发给赶车人一张纸条。马车拉着这些尸体缓缓地走出集中营的大门。第一道大门是两个战俘徒手站岗，默默地、哀伤地目送马车出门；第二道大门是两个伪军持枪站岗，只是简单地看了一眼就放行了。拉尸体的马车车夫又从日军驻地东边狼狗圈旁边的一个小门进去，从城墙角下的日军训练场又抬出几具血迹斑斑的战俘的尸体，装上了马车。看着赶车人那熟门熟路的来来回回，和他那木讷的神情，熟练的动作，就知道这是他每天的工作程序；第三道大门是两个日军站岗，由于这赶车人每天重复不断地干着这同一件工作，这些日本兵对他已是很熟悉，见到他赶车过来，赶紧捂着鼻子，草草查验了字条和人数后，挥挥手让马车快些离开。
拉战俘尸体的马车在出太原城的城门时，日军和伪军岗哨只是简单地匆匆查验字条后，也捂着鼻子将马车放行。路人见此情景，莫不伤感落泪。有些人则悄悄咒骂，“天天如此，作孽啊”。
出城后，马车缓缓地走在乡间小路上。
拉战俘尸体的马车路过荒凉的野地时，车夫才放慢了速度，咳嗽了几声，压低了草帽。马车上如果还有个别没死的勉强能爬得动的重病号，此时挣扎着从死人堆里爬起来，翻下马车，快速地滚进旁边的荒草地里。马车再缓缓地向太原西南郊的乱坟岗——“乱石滩”走去。在荒凉的“乱石滩”上空，每天都有老鹰和乌鸦在盘旋，远处，野狗在游荡。它们已经习惯了天天在此觅食。
日军“太原集中营”是侵华日军于1938年6月在中国山西太原建立的，是日军在中国所建规模最大的几个战俘集中营之一，当年占地面积约三百多亩。它的东墙从太原城东城墙开始往西，一直到山西国民师范的东墙外；南边则从太原城东城墙的小东门街一带开始，一直到太原城的北城墙。这一带原是属于阎锡山晋绥军炮兵部队的营房区，加之布防严密，所以人迹罕至，老百姓就更是绝少光顾，因此知道它的人很少，它里面住的什么人，每天都干些什么，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日军为遮掩世人的耳目，在“太原集中营”这座严密壁垒的城堡门口仅挂了一块“工程队”三个字的木牌子。用这样的一块不为外人关注的“工程队”木牌，来掩盖自己的罪恶行径， 因此外人很难知道这块木牌子背后的这个大院子里，日军干了怎样的灭绝人性的反人类勾当，又制造了多少血腥恐怖，残害了多少中国军人和无辜的百姓，又向东北和日本国内运送了多少“劳工”。
战俘集中营的牢房最早是五栋两头贯通的大房子，每栋要住300人到500人左右。这五栋房子是阎锡山驻军时用过的营房，中条山战役以后，中央军战俘太多，原有的房子住不下，日军临时用柳条、席子和泥巴又盖了四间大棚。其格局和大小与前面的监号一样，只是墙体更单薄，加之四面透风，冬天就更加寒冷，这样集中营先后就一共有九间牢房。集中营牢房里面的两边用水泥铺就的地，是一通到底的大通铺。连木板都没有，只有稻草、秫秸铺在地上，零零星星的扔在地铺上的是日军从战场上退下来地破军毯，就这还轮不到每人一条，更不用说是被褥了，而且臭虫、跳蚤又特别多。战俘们睡觉时只能一个紧挨一个，如果出去上厕所回来肯定就没地方了，只能重找一个地方钻进去，战俘们称之为“插萝卜”。由于战俘的流动性很大，时多时少，少时2000～3000人，最多是5000～6000多人，整个集中营里挤得满满的。经常有新战俘不断地被送进来，也不断地被押送走。
集中营大院子的西北角是队部、医务室、卫兵班、将校班、小灶食堂和女战俘宿舍。院子的东北角是“病号隔离室”和战俘大厨房。院子东南角有一口井，这是战俘们在集中营中生活的唯一水源，战俘们做饭、洗衣、洗脸……全靠这唯一的井。井口有个水池，但池里经常没有水。因为不堪虐待的战俘经常有跳井自杀的，所以井边管理得很严，平时不许人靠近井边。在这种生死未卜的险恶环境下，别说是洗澡，去洗脸的战俘都很少，洗衣服的人就更少了。所以集中营里的战俘们个个都是蓬头垢面，身上虱子、臭虫、跳蚤很多。院子里，特别是在房子里，常年充斥着一种非常难闻的味道。
战俘们的伙食就更是糟糕到了极点，每天只有4两到5两麸皮、黑豆，或发了霉的小米、高粱、玉米吃（当时16两称的4两，相当于现在的2两半到3两粮食）。早上一顿稀饭，晚上每人一个用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头和咸菜，也就是将就着饿不死人，只有出去做苦工的时候每人增加一个黑窝窝头。饥肠辘辘的战俘们每天饿得浑身无力，眼冒金星，时间久了，虚弱的连抓虱子的力气都没有了。战俘们每天饥饿不堪，有一次四个战俘给东院的日本鬼子去喂猪，因饥饿难耐，跳进猪圈里捡了几个白菜根吃，被鬼子发现。当场打死一人，被打得气绝后又复活过来两个人。战俘们别的什么也顾不上了，就盼着能出去做苦工，能多吃一个黑窝窝头，能找机会逃出去。
集中营里的战俘相互间不许称呼名字，只许叫编号。其中的编号有：天、地、人、财，四组为一个编号，每组1000人，每100人编一个班，每班三个小队。班长和小队长由“工程队长”指定。后来战俘多了，又增加了春、夏、秋、冬四组编号。在集中营存在的7年间，因为中国战俘的大量增加，还曾临时增编过松、竹、梅、菊，东、西、南、北等编号。
战俘营设有工程队长、班长、小队长和卫兵。其中工程队长是由集中营内的日本人决定的，他们一般选的都是晋绥军或国民党军队被俘人员中官阶较高的人来充当。而班长、小队长、卫兵、炊事员则由工程队长来指定。这些人在集中营里像一个特权阶层，可以随便打人，克扣伙食，欺压弱小。他们打人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看谁不顺眼就打。有时看见集中营院子里放风的人多了，就认为秩序不好，于是提着棒子见人乱打，把战俘们像牲口一样往监号里赶，许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被打得不能动的人，就被他们扔到“病号隔离室”去等死。
所谓“病号隔离室”，就是在集中营院子东北角的几间大房子，凡是卧床不起的病号，受伤后伤势恶化不能行动的以及被卫兵打得不能动的人……都被他们扔到“病号隔离室”去。“病号隔离室”里经常有一二百人，只要进了这间没人管的“病号隔离室”，就绝没有好下场，不是病死就是冻死、饿死。出于对这个地方的畏惧，战俘们称之为“停尸房”。凡是被送进“病号隔离室”的，没病的也会被染上病，大家都知道，进了“病号隔离室”能够活着出来是绝无仅有的。
每天清晨，都有一辆马车停在集中营后院东北角的一栋被称为“战俘病号隔离室”的房子旁，装上十几具或几十具病死或即将病死的战俘，盖上一领破草席之后，集中营里的“工程队长”和戴着口罩的日军翻译官、医官在仔细查验每一具尸体后，发给赶车人一张纸条。马车拉着这些尸体缓缓地走出集中营的大门。第一道大门是两个战俘徒手站岗，默默地、哀伤地目送马车出门；第二道大门是两个伪军持枪站岗，只是简单地看了一眼就放行了。拉尸体的马车车夫又从日军驻地东边狼狗圈旁边的一个小门进去，从城墙角下的日军训练场又抬出几具血迹斑斑的战俘的尸体，装上了马车。看着赶车人那熟门熟路的来来回回，和他那木讷的神情，熟练的动作，就知道这是他每天的工作程序；第三道大门是两个日军站岗，由于这赶车人每天重复不断地干着这同一件工作，这些日本兵对他已是很熟悉，见到他赶车过来，赶紧捂着鼻子，草草查验了字条和人数后，挥挥手让马车快些离开。
拉战俘尸体的马车在出太原城的城门时，日军和伪军岗哨只是简单地匆匆查验字条后，也捂着鼻子将马车放行。路人见此情景，莫不伤感落泪。有些人则悄悄咒骂，“天天如此，作孽啊”。
出城后，马车缓缓地走在乡间小路上。
拉战俘尸体的马车路过荒凉的野地时，车夫才放慢了速度，咳嗽了几声，压低了草帽。马车上如果还有个别没死的勉强能爬得动的重病号，此时挣扎着从死人堆里爬起来，翻下马车，快速地滚进旁边的荒草地里。马车再缓缓地向太原西南郊的乱坟岗——“乱石滩”走去。在荒凉的“乱石滩”上空，每天都有老鹰和乌鸦在盘旋，远处，野狗在游荡。它们已经习惯了天天在此觅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