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艺校的学生要搞个关于电影《白鹿原》和原著进行比较的活动，邀请我参加，我没去。因为我没有看过原著，也不想看电影。
　　没看原著，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偏见，那就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我不太信任。另外，我尤其对大学里那些搞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教授们交口称赞的东西有抵触心理，这些靠考试一路考上来并当了教授掌握话语权的家伙，在我看来，审美能力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两者占全，就没看了。
　　不看电影，那更好理解了。能够在院线放映的中国电影这些年的现状基本就是，普通老百姓看了就看了，赶个趟儿；发烧友和专业人士看完之后都要纷纷吐槽，骂声此起彼伏。仿佛中国导演似乎就是为了让观众骂才有了存在的理由。当然，中国导演也有他们的苦水，诸如没有好的文学母本，没有好的编剧（《白鹿原》编剧之争也算），没有“不干涉导政”的投资人和制片人，没有好的环境（电影分级制的缓行和电影审查制的强行）……这些当然也成立，虽然伊朗电影的整体环境未必比我们好。
　　另一点就是我对“史诗”、“土地”和“家国情怀”这些东西烦透了。据说电影《白鹿原》玩的就是这个。前有两个“大业”，有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陆川等人接二连三的史诗，仿佛这些“大导演”们的“大”就是从史诗来的，仿佛中国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史诗。这让以拍婚丧嫁娶、鸡零狗碎为主的小津安二郎和拍《小城之春》的费穆如何自处呢？所以说，在当下中国，小成本小制作的电影往往更容易获得好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了，“小”并非免罪牌，“地下”更不是遮羞布，诚如上海作家毛尖前段时间所说，中国的地下小电影大多很难看，有的简直惨不忍睹。
　　对中国电影的失望情绪几乎是普遍的，一如对文学的狗血情感。莫言先生被提名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而且成为热门人选，马上就吵得不可开交。瑞典皇家学院如果是文学判官的话，权力是他们的，中国人一厢情愿地说三道四，个个跑出来想当判官，这是国民性呢，还是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特色？在我看来，无论支持还是反对莫言获奖，直接表达你的文学判断力即可。即莫言的文学成就与你想象中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是否一致。
　　最近重温了许多中国老电影。其中，胡金铨的《侠女》无论在叙事能力和美学上均堪称上乘，似乎让我们可以直接窥见古代中国的市井、古寺和人群。这种惊艳感受有如你在黑泽明和小林正树的《怪谈》中所看到的古日本以及唐诗情境。《侠女》对之后香港武侠片的重大影响也一眼即明。
　　当然，胡金铨是香港导演。1949年后的内地电影也很精彩。在日本文艺作品被纷纷下架的档期，为了培养民族自豪感，我重温了众多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老电影。也许集全国之力拍摄的那些表现阶级斗争的电影可以不论（事实上其叙事的流畅为后来者难以企及），单是那些动画片，可谓个个精彩，且都是东方美学的一流表现。书法（演职人员字幕）、绘画（线条和水墨）、木偶、剪纸、泥塑、民乐、戏曲等因素，轮番上阵，一应俱全。国际上获大奖的万氏兄弟的《大闹天宫》就不说了，《崂山道士》（1981，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中的道家趣味，夫妻关系，昆曲文丑刘异龙先生的唱腔可谓妙极。《九色鹿》对佛教故事和敦煌壁画的运用与改编也可谓浑然天成，让人咂舌。《神笔马良》和《猎人海力布》这种带有神奇魔幻色彩的故事完全是对儿童的一种滋养。《骄傲的将军》和《抢枕头》此类带有劝喻性质也生动有趣。而《蟋蟀》和《雪孩子》这样带有悲剧性的动画电影，即便成人看来，也足以温润人心。这些动画电影所具备的人类情感、艺术造诣和民族自信，不能不使我们对前辈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