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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曼是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委员、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她觉得自己波澜不惊的人生用三句话就能概括：很喜欢做这个事，就做下去了，做到现在很愉快。然后笑，我的故事不够励志吧，只是干什么爱什么，爱什么，就尽力做好什么。
不试讲四遍不上台
蒙曼是天生的好老师。
讲台下或者屏幕前，从几十个学生，到几百个学生，到成千上万、上百万、上千万人……蒙曼永远谈笑风生，镇定自若，故事百转千回，观点一语中的。个子不高，年纪不大，却有指挥十万雄兵的气场。
蒙曼不讲“无意义”的话，要讲就讲“要害”。
她讲毛主席诗词，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首诗你可以从任何地方讲起，而我会讲在毛主席心目中，中国就是一个大十字构架，茫茫九派流中国，是长江；沉沉一线穿南北，是京漢铁路和粤汉铁路，‘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面对历史使命，他抒发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情。这是这首诗的精髓。我不会从登黄鹤楼讲起，告诉你毛主席登的不是历史上的黄鹤楼，那个黄鹤楼早毁了……你讲这些有什么用？他登的哪怕是他家门前的一个土堆，他想的也是中国的问题。”
这是蒙曼研究历史的观点，要有大眼光，有“笼罩性”看法。
而她在讲台上的自信，则自称是“练”出来的。
2002年，从北大历史系博士毕业后，蒙曼回到她读本科和硕士的母校中央民族大学当老师。第一学期学校排了三门课，蒙曼每天备课到凌晨两点。“我在教案上精心标注，这个地方我要讲一句什么话学生们爱听，那个地方要说一个什么笑话大家会笑。”她甚至给同宿舍非历史专业的朋友试讲，“看见她笑了，我就知道这个笑话成了。”学生听她的课轻松快乐，没人知道那些笑话都是她对着镜子练好的。“临场发挥有，但不能全指望临场发挥。”
对蒙曼来说，在教室里讲课和在电视上讲课并无实质的不同。最初上百家讲坛，她每一集都要先在父母面前排练，哪怕录制前夜才写好教案，也要赶在早晨四五点钟先给父母试讲三四遍，然后“才敢出门”。父母都是学英语的，能够听懂她讲的历史，并且能引发思考，“如果这两方面都达到了就说明可以了。”
第一次上“百家讲坛”，蒙曼32岁，是这个栏目最年轻的讲师。“我并不比别人强，事实上人家先天会觉得你不如人，而你不能坐实这种想象，必须要超出他们的预期。因为介意，所以努力。”
蒙曼喜欢讲台上的自己看上去自信而轻松，就像她的爸爸。他因为热爱文学，从教英语转到教语文，上古文课从来不拿课本，因为“全部都背下来了”。只有家人知道他潇洒的背后下了多大的功夫。
蒙曼的父母都是教师，他们深刻地影响了她的教学风格。
在她的家乡河北省平泉县，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除了县城中学有英语课，乡下的中学是没有英语教师的，这意味着当地学生高考要比外地学生少一门课的分数。蒙曼的父母被紧急抽调出来培训乡村英语教师。“我爸爸当班主任，我妈妈负责讲课。”自己编教材，一天八节课，学生们都是乡下中学年轻的代课教师，他们从ABC学起，学半年回去教初一，一年后再回来学初二英语，再一年学初三英语……五年轮训了五期，妈妈不敢请一天假，因为觉得“一节课也耽误不起”。
蒙曼记得那些年妈妈身体不好，但总不肯去医院。有一次牙疼，就在教室里放了两只大水桶，一只装凉水，疼的时候漱口，相当于冰镇，然后吐到另一只空桶。每天回到家，妈妈累得只能躺在床上，话都说不出来，爸爸和哥哥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学生离开的时候，总是哭得呜呜的，说舍不得老师。“我们县的英语师资就是从这些人开始的，他们改变了学生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多年后，他们是各个岗位的佼佼者。有时候想，真应该给我们家老太太树碑立传，但她不图这个。”
妈妈备课的认真程度不亚于爸爸。后来妈妈又接到培训乡下教师学习大学英语的任务，她认为自己大学毕业不足以教大学课程，就找来各种英语广播教材天天学习不断提高，以至于蒙曼很小就对中国的英语教学大家耳熟能详。
还有一次，学生来请教课文里关于坐飞机的内容，妈妈没坐过飞机，没有感受，不知道怎么向学生解释，正好一个熟人的女儿是当空姐的，“那个年代没电话，她竟专门跑到人家里去请教。”
这些日子，蒙曼在《魅力中国城》做嘉宾，尽管她只需做文化方面的点评，却将各个城市的全部信息包括旅游、生态乃至水文都了解了个遍。即便如此，她仍然认为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赶不上父母那一代人”。
最易被人品高贵的人打动
当蒙曼还是一个提前两年上学的一年级小学生，有一天放学下大雨，老师脱下自己的蓝外套披在她的头上，然后把她抱回家。“老师淋得湿透，厚重的褂子把我遮得严严实实啥事没有。”
那件蓝外套，温暖蒙曼到今天。在她后来的人生中，类似的温暖始终伴随左右。
她刚回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时，学校条件艰苦，年轻教师只能以工棚为宿舍，“耗子在房间里穿来穿去，冬天夜里在桌上放一杯水，早晨起来是冻上的。”她的硕士生导师徐庭云教授有一次去她宿舍，很心疼，说，这里不行啊，你到我家去住吧。竟把她和她的室友双双接到了自己家，一住就是两年半，直到姑娘们各自买房才搬出去。“现在想想谁愿意家里住个外人啊，我当时不懂事，从没想过是不是该给老师点儿租金，哪怕买一次菜。我们跟老师的儿子媳妇同住，人家媳妇贤惠，经常做饭给我们吃。”
多年以后想起来，她们能那么坦然地把老师家当自己家，实在是因为老师太宽容，不曾给过她们一点儿脸色，以至于她很久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脸色这回事”。“徐老师人品高贵！”
“人品高贵“也是蒙曼择友的第一原则。
她考北大博士时觉得自己英语答得不理想，担心考不上。她的硕士生导师建议说，你可以报考民族大学，牟钟鉴先生今年要招一个哲学思想史的博士。
蒙曼的室友正是牟先生的硕士，也在备考牟先生的博士，蒙曼对她讲，我导师把我推荐给了你导师，咱俩公平竞争吧。没想到室友回答，你是学历史的，考哲学可不容易，我有笔记，咱俩一块看，我考不上没关系，可以回老家，你不是不想回去吗？咱俩要分数一样，你上就得了。 蒙曼大吃一惊，“这个人不得了！”后来，英语成绩出来了，她的分数还挺高，如愿上了北大，室友也顺利考上了牟先生的博士。蒙曼却因此得一知己。“我觉得她是最靠得住的，她也觉得我是最靠得住的。她出国后，国内的第一联系人填的都是我的名字。”这样的一对朋友，性格却大相径庭。一个慢性子，难以做决定，讲一件小事，“描述性的解释铺天盖地”；另一个干脆利落一针见血，喜欢一句话把事情说清楚。
朋友工作以后没有宿舍，蒙曼一直劝她買房，还陪着到处去看。看一处不满意，看两处不满意，看三处还是不满意。看到第四处的时候，蒙曼说，够了，就买这个！朋友回答，再看看吧。蒙曼急了，你买我也买，我跟你住邻居！她现场交了两万元首付，朋友这才跟着把房子买了。
背道而驰的性格并不影响友谊。“古人讲，君子和而不同，这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越到后来越发现不同是一件多好的事情，鸟和鱼相同了，这个世界不就没有多样性了吗？那多没意思。”
读书让人敢于孤独
蒙曼把自己独立思考的习惯归功于读书。读书让她敢于“孤独”，不跟潮流，不凑热闹。
小时候流行歌曲走红大陆，人人热衷于抄歌本，从小熟读古诗词的蒙曼觉得那些歌词“很啰嗦很差，一点都不美”，怎么也喜欢不起来。当人家讨论歌星的时候，她一句也插不上嘴，也不想插嘴，宁可拉开距离。“我从小就不喜欢逆着自己的天性做事，别人觉得怎样，与我有什么相干。”
她生在一个崇尚读书的年代，又非常幸运地生在一个读书人家。连新华书店的人都知道这家人肯买书，“书店进了新书，会直接拿着书单到我们家让我父母勾选，然后把书送来。”她记得自己很小就会逃学回家看小说——书是那个年代“最不可思议的东西”。
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人不用再通过文字来想象世界，而能亲身接触世界的多彩，蒙曼仍然信任文字的奇妙。“那怎么能一样呢？不读书的人，思维不是更开阔，而是更狭窄了，就比如你从电视剧里看到陈晓旭塑造了一个林黛玉，一想起林黛玉就是陈晓旭的样子。但是，如果你没看过陈晓旭，对林黛玉可以有一亿种想象。人永远不能丧失想象的空间，无论创新还是发展，没有想象就没有一切。”
直到今天，她的父母依然书不离手。退休后，老两口来到北京，住在离蒙曼不远的地方，见面总要跟她探讨“学术问题”。最近妈妈在看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同时还在读企业家冯仑的书。“格非的书字非常小，我妈妈七十好几了，戴着老花镜，可读的速度特别快，还老跟我交流她的观点。”
至于爸爸，不仅读纸质书，也读电子书，还动不动就看通宵。
蒙曼在喜马拉雅讲唐诗，爸爸天天听，有一天他对女儿说，你讲“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为什么不读“驱车登古yun？却读成yuan？这属于十三元，你这样读不押韵，整个诗的感觉都错了。”蒙曼回答，我知道，当年科举考试有多少人就栽在这个十三元韵上，是很难押的。但现在小学课本上都读yuan，喜马拉雅的工作人员说，读yun会给孩子们造成迷茫，讲清楚太复杂，所以我就没有强调。爸爸说那不对，以后你写书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一点说明白。
这也是为什么蒙曼总是强调，家长自己多读点书比什么都重要。“老靠社会去引导孩子，还不是人云亦云，你怎么知道社会引导一定就是对的？只有你自己注重看书了，慢慢才会形成自己的判断，你的孩子也一样。”
读书让她敢于孤独，也给了她勇气和力量面对世界，不人云亦云，观点独到，哪怕有点咄咄逼人。
（摘自《中国妇女》）
不试讲四遍不上台
蒙曼是天生的好老师。
讲台下或者屏幕前，从几十个学生，到几百个学生，到成千上万、上百万、上千万人……蒙曼永远谈笑风生，镇定自若，故事百转千回，观点一语中的。个子不高，年纪不大，却有指挥十万雄兵的气场。
蒙曼不讲“无意义”的话，要讲就讲“要害”。
她讲毛主席诗词，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首诗你可以从任何地方讲起，而我会讲在毛主席心目中，中国就是一个大十字构架，茫茫九派流中国，是长江；沉沉一线穿南北，是京漢铁路和粤汉铁路，‘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面对历史使命，他抒发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情。这是这首诗的精髓。我不会从登黄鹤楼讲起，告诉你毛主席登的不是历史上的黄鹤楼，那个黄鹤楼早毁了……你讲这些有什么用？他登的哪怕是他家门前的一个土堆，他想的也是中国的问题。”
这是蒙曼研究历史的观点，要有大眼光，有“笼罩性”看法。
而她在讲台上的自信，则自称是“练”出来的。
2002年，从北大历史系博士毕业后，蒙曼回到她读本科和硕士的母校中央民族大学当老师。第一学期学校排了三门课，蒙曼每天备课到凌晨两点。“我在教案上精心标注，这个地方我要讲一句什么话学生们爱听，那个地方要说一个什么笑话大家会笑。”她甚至给同宿舍非历史专业的朋友试讲，“看见她笑了，我就知道这个笑话成了。”学生听她的课轻松快乐，没人知道那些笑话都是她对着镜子练好的。“临场发挥有，但不能全指望临场发挥。”
对蒙曼来说，在教室里讲课和在电视上讲课并无实质的不同。最初上百家讲坛，她每一集都要先在父母面前排练，哪怕录制前夜才写好教案，也要赶在早晨四五点钟先给父母试讲三四遍，然后“才敢出门”。父母都是学英语的，能够听懂她讲的历史，并且能引发思考，“如果这两方面都达到了就说明可以了。”
第一次上“百家讲坛”，蒙曼32岁，是这个栏目最年轻的讲师。“我并不比别人强，事实上人家先天会觉得你不如人，而你不能坐实这种想象，必须要超出他们的预期。因为介意，所以努力。”
蒙曼喜欢讲台上的自己看上去自信而轻松，就像她的爸爸。他因为热爱文学，从教英语转到教语文，上古文课从来不拿课本，因为“全部都背下来了”。只有家人知道他潇洒的背后下了多大的功夫。
蒙曼的父母都是教师，他们深刻地影响了她的教学风格。
在她的家乡河北省平泉县，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除了县城中学有英语课，乡下的中学是没有英语教师的，这意味着当地学生高考要比外地学生少一门课的分数。蒙曼的父母被紧急抽调出来培训乡村英语教师。“我爸爸当班主任，我妈妈负责讲课。”自己编教材，一天八节课，学生们都是乡下中学年轻的代课教师，他们从ABC学起，学半年回去教初一，一年后再回来学初二英语，再一年学初三英语……五年轮训了五期，妈妈不敢请一天假，因为觉得“一节课也耽误不起”。
蒙曼记得那些年妈妈身体不好，但总不肯去医院。有一次牙疼，就在教室里放了两只大水桶，一只装凉水，疼的时候漱口，相当于冰镇，然后吐到另一只空桶。每天回到家，妈妈累得只能躺在床上，话都说不出来，爸爸和哥哥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学生离开的时候，总是哭得呜呜的，说舍不得老师。“我们县的英语师资就是从这些人开始的，他们改变了学生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多年后，他们是各个岗位的佼佼者。有时候想，真应该给我们家老太太树碑立传，但她不图这个。”
妈妈备课的认真程度不亚于爸爸。后来妈妈又接到培训乡下教师学习大学英语的任务，她认为自己大学毕业不足以教大学课程，就找来各种英语广播教材天天学习不断提高，以至于蒙曼很小就对中国的英语教学大家耳熟能详。
还有一次，学生来请教课文里关于坐飞机的内容，妈妈没坐过飞机，没有感受，不知道怎么向学生解释，正好一个熟人的女儿是当空姐的，“那个年代没电话，她竟专门跑到人家里去请教。”
这些日子，蒙曼在《魅力中国城》做嘉宾，尽管她只需做文化方面的点评，却将各个城市的全部信息包括旅游、生态乃至水文都了解了个遍。即便如此，她仍然认为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赶不上父母那一代人”。
最易被人品高贵的人打动
当蒙曼还是一个提前两年上学的一年级小学生，有一天放学下大雨，老师脱下自己的蓝外套披在她的头上，然后把她抱回家。“老师淋得湿透，厚重的褂子把我遮得严严实实啥事没有。”
那件蓝外套，温暖蒙曼到今天。在她后来的人生中，类似的温暖始终伴随左右。
她刚回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时，学校条件艰苦，年轻教师只能以工棚为宿舍，“耗子在房间里穿来穿去，冬天夜里在桌上放一杯水，早晨起来是冻上的。”她的硕士生导师徐庭云教授有一次去她宿舍，很心疼，说，这里不行啊，你到我家去住吧。竟把她和她的室友双双接到了自己家，一住就是两年半，直到姑娘们各自买房才搬出去。“现在想想谁愿意家里住个外人啊，我当时不懂事，从没想过是不是该给老师点儿租金，哪怕买一次菜。我们跟老师的儿子媳妇同住，人家媳妇贤惠，经常做饭给我们吃。”
多年以后想起来，她们能那么坦然地把老师家当自己家，实在是因为老师太宽容，不曾给过她们一点儿脸色，以至于她很久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脸色这回事”。“徐老师人品高贵！”
“人品高贵“也是蒙曼择友的第一原则。
她考北大博士时觉得自己英语答得不理想，担心考不上。她的硕士生导师建议说，你可以报考民族大学，牟钟鉴先生今年要招一个哲学思想史的博士。
蒙曼的室友正是牟先生的硕士，也在备考牟先生的博士，蒙曼对她讲，我导师把我推荐给了你导师，咱俩公平竞争吧。没想到室友回答，你是学历史的，考哲学可不容易，我有笔记，咱俩一块看，我考不上没关系，可以回老家，你不是不想回去吗？咱俩要分数一样，你上就得了。 蒙曼大吃一惊，“这个人不得了！”后来，英语成绩出来了，她的分数还挺高，如愿上了北大，室友也顺利考上了牟先生的博士。蒙曼却因此得一知己。“我觉得她是最靠得住的，她也觉得我是最靠得住的。她出国后，国内的第一联系人填的都是我的名字。”这样的一对朋友，性格却大相径庭。一个慢性子，难以做决定，讲一件小事，“描述性的解释铺天盖地”；另一个干脆利落一针见血，喜欢一句话把事情说清楚。
朋友工作以后没有宿舍，蒙曼一直劝她買房，还陪着到处去看。看一处不满意，看两处不满意，看三处还是不满意。看到第四处的时候，蒙曼说，够了，就买这个！朋友回答，再看看吧。蒙曼急了，你买我也买，我跟你住邻居！她现场交了两万元首付，朋友这才跟着把房子买了。
背道而驰的性格并不影响友谊。“古人讲，君子和而不同，这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越到后来越发现不同是一件多好的事情，鸟和鱼相同了，这个世界不就没有多样性了吗？那多没意思。”
读书让人敢于孤独
蒙曼把自己独立思考的习惯归功于读书。读书让她敢于“孤独”，不跟潮流，不凑热闹。
小时候流行歌曲走红大陆，人人热衷于抄歌本，从小熟读古诗词的蒙曼觉得那些歌词“很啰嗦很差，一点都不美”，怎么也喜欢不起来。当人家讨论歌星的时候，她一句也插不上嘴，也不想插嘴，宁可拉开距离。“我从小就不喜欢逆着自己的天性做事，别人觉得怎样，与我有什么相干。”
她生在一个崇尚读书的年代，又非常幸运地生在一个读书人家。连新华书店的人都知道这家人肯买书，“书店进了新书，会直接拿着书单到我们家让我父母勾选，然后把书送来。”她记得自己很小就会逃学回家看小说——书是那个年代“最不可思议的东西”。
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人不用再通过文字来想象世界，而能亲身接触世界的多彩，蒙曼仍然信任文字的奇妙。“那怎么能一样呢？不读书的人，思维不是更开阔，而是更狭窄了，就比如你从电视剧里看到陈晓旭塑造了一个林黛玉，一想起林黛玉就是陈晓旭的样子。但是，如果你没看过陈晓旭，对林黛玉可以有一亿种想象。人永远不能丧失想象的空间，无论创新还是发展，没有想象就没有一切。”
直到今天，她的父母依然书不离手。退休后，老两口来到北京，住在离蒙曼不远的地方，见面总要跟她探讨“学术问题”。最近妈妈在看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同时还在读企业家冯仑的书。“格非的书字非常小，我妈妈七十好几了，戴着老花镜，可读的速度特别快，还老跟我交流她的观点。”
至于爸爸，不仅读纸质书，也读电子书，还动不动就看通宵。
蒙曼在喜马拉雅讲唐诗，爸爸天天听，有一天他对女儿说，你讲“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为什么不读“驱车登古yun？却读成yuan？这属于十三元，你这样读不押韵，整个诗的感觉都错了。”蒙曼回答，我知道，当年科举考试有多少人就栽在这个十三元韵上，是很难押的。但现在小学课本上都读yuan，喜马拉雅的工作人员说，读yun会给孩子们造成迷茫，讲清楚太复杂，所以我就没有强调。爸爸说那不对，以后你写书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一点说明白。
这也是为什么蒙曼总是强调，家长自己多读点书比什么都重要。“老靠社会去引导孩子，还不是人云亦云，你怎么知道社会引导一定就是对的？只有你自己注重看书了，慢慢才会形成自己的判断，你的孩子也一样。”
读书让她敢于孤独，也给了她勇气和力量面对世界，不人云亦云，观点独到，哪怕有点咄咄逼人。
（摘自《中国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