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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29日，恩师潘汝瑶先生（1906-1999）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年了。这些天，先生的面容不断在脑海里浮现，思念之情不能自已，爰草此文，以为纪念。
1982年2月，我进入中山大学经济系，随汝瑶师攻读中国古代经济史。初次见面，时年76岁的先生面容清癯，金丝眼镜，不多的灰白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合身的中山装，一口温软亲切的客家普通话，透着一种少有的清爽儒雅。后来知道，太先生立斋先生是著名侨领、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先生少年家境优渥，先后留学日本九州、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曾任教于广东法商学院、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暨南大学等多所学校。先生那时是系里唯一一位治中国经济史的教授，也是最年长的在职教师。
先生是一个率真亲和的长者。入学不久的一天早上，老先生6点多钟就来宿舍敲门，把我们从床上喊起，说年轻人不能贪睡，必须早起锻炼、读书，以后我还会来的，随即转身离去。从此，我和郭小东学兄自然不敢不黎明即起。一次在课堂上，他很郑重其事地说，年轻人万万不可染上某种不良嗜好，你们必须切记，让我讶异不已。他平时是很和善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有一次他想了解我们日语学习情况，命各读一段课文，我俩磕磕巴巴念完，他听后苦笑，只是说了声不行啊，要用功，再无他话。先生日语极佳，学校有重要日本客人来访，总被请去做陪同和翻译。换一个精通日语的老师，我们大概是要挨骂的吧。然而，他却会因为学术上见解不同大动肝火，如他曾就孙中山祖籍地和是否源出客家问题，和若干学者打笔仗，文如金刚怒目，和他平常的温文尔雅判若两人。一次和他谈及此事，老先生立即激动起来，说大是大非，绝不能缄默。
先生更是一位善于教人的好导师。实事求是地说，先生直接教给我们的东西并不多。他自己的专著和论文很少，也只给我们开过一门中国古代经济史。先生的高明和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深知一己的局限，因而想方设法为我们安排了最好的师资和课程，并积极鼓励我们充分利用中大的良好条件，自主选课学习。
第一次上课，先生即交给我们每人一份学习计划。计划包括两部分：读书书目和课程安排。书目列出包括相关经、史、诸子等全部先秦史基本史籍，要求一本本认真研读。课程安排，则是先生为我们确定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其最大特点，就是课程和授课教师远远超出经济系，甚至超出了中山大学的范围。
比如，课表中有古文字。先生请来容庚先生高足、古文字研究所的张振林老师，给我们两位学生开设《金文》课，手把手地教我们对着拓片图录认字释文。在先生指点下，我还到中文系旁听了陈伟湛先生的《古文字学》，孙稚雏先生的《说文解字》和李新魁先生的《古音韵学》三门课程。
有考古学。我因此到人类学系学习了《新石器考古》《商周考古》和《战国秦汉考古》三门课程，有幸聆听了曾骐、商志镡、冯永殊三位先生的授课。
有世界上古史。先生特邀他的同乡老友，华南师范大学的林伦彦教授授课。林先生是一个奇人，通晓十余种外语，曾经担任李济深秘书和民革要员，以及岭南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经济系和华南师院历史系主任，是广东省著名“右派”。因为他年事已高，我们每周乘公共汽车去他家上课。林家环壁皆外文书，先生豪放健谈，上课以外，每多回忆平生，谈摭掌故，令人印象深刻。与此同时，我还旁听了历史系孔令平先生的《世界上古史》。
课表上还有一门逻辑学，我是到法律系选修的。
上述课程内容，都是治先秦史所必须打下的基础，我何其幸运，初入其门，能够得到这么一批大腕级先生的亲传。虽然当时我是在经济系读经济学硕士，先生却给了我一个更大、更高、更自由的求学空间。中大三年，我的学业进步较快，毕业论文入选1985年全国《经济学博士、硕士论文选》，更重要的是给我打下了较坚实的治学基础，受益无穷。这不能不归因于先生广大宽厚的胸怀和师者的睿智，这才是我的幸运所在。
当然，我也要感谢母校，其时学校宽松的教学管理给予我们很大的学习自由，众多优秀教师和丰富课程使学生学有所师，开放的图书馆和各院系资料室为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正是在中山大学，使我真正领略了大学的魅力。在我的心目中，一所好大学就应该是这样。相比之下，当下很多大学里，且不说研究生往往只能在院系内选课，导师带学生一个人包打天下也很普遍，这是令人忧虑的。为什么改革开放四十年了，高校在某些方面反而不进而退？教育改革该向何处去，回顾历史，可供启迪。这当然是另一个话题了，但由此，也让我益觉受业于先生是我人生之大幸。古人有云：“千里求明师”“明师未遇肯安闲”，乃言明师之可贵。先生固非大师，一生也只带了两个研究生，但在我心目中，先生是不输任何名师的明师，令我永远感念和尊敬。
先生的好处，我是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才越来越多地体会到的。上面这一段，可算是最深的感悟。在此之外，先生还有不少故事和特质，也是值得追忆和致敬的。比如先生爱国情殷，曾投笔从戎，参军抗日；“文革”后出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和省政府参事，对国家大事屡有诤言；先生淡泊名利，虽出身富家，数十年以教为生，家无积蓄，晚年经济状况好转，热心公益，多次为家乡捐资助学和修建道路，等等。这些，何国华先生在《著名爱国爱乡学者、教育家潘汝瑶》一文中有所介绍（见所著《广东历代著名教育家评传》，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无需我再叙述。
这里可略作补充的，是作为诗人的先生。汝瑶师喜欢作诗，我们读书时就知道，因为他喜欢拿出近作给我们看。毕业后，他给我写信，有时也附寄几首诗词。那时我完全不懂诗，因而不能赞一语，今天想来，或许让先生失望了。后来对古诗词兴趣和了解渐多，再读先生诗作，才感到有特色和味道。先生之诗，少用典故，浅白如话，近似竹枝词却又有一种淡淡的书卷气，更有真挚情感在，故能动人心弦。像中大人颇喜引用的《中大杂咏》及《归乡》组诗即是代表，如：
北枕珠江南面市，东友白鹭西朋凰。东西南北千层树，谁识其中是学堂。（《中大杂咏》之一）
小楼庭院静如哗，夏日蝉声春夜蛙。伴我寂寥思索易，读书常到月倾斜。（《中大杂咏》之三）
每到春来花似锦，中区场地草如茵。游心不解繁忙事，几度偷闲看杜鹃。（《中大杂咏》之七）
巢林越鸟恋南枝，村酒樽前有所思。看到故园花似锦，应多游子怨归迟。（《归乡》之四）
循旧寻思旧梦遐，当年燕子入谁家？东风能染千林绿，难阻人间鬓发华。（《归乡》之五）
谈笑当年尚依稀，乘时原应破空飞。头颅掷处斑斑血，古柏碑前泪满衣。自注：“‘头颅’两句，学艺旧日同学作烈士者众，古柏是其中最著者也。现学艺中学尚有其纪念碑在焉。”（《归乡》之七）
先生乡贯梅州，是客家的大本营。山歌为客家人传统，受此影响，客家地区诗人竹枝词之作甚盛，诗风亦尚清新浅白，至黄遵宪主张以时为变，乃有“我手写我口”之倡，似乎也与此传统有关。先生诗作风格，显然其来有自，但又有清婉从容的个人面目。但可惜，等我有此感受之时，已经不能向先生当面請教并与之唱和了。
似乎冥冥中注定，我和先生的缘分不仅仅是师生。我随先生读书时，并不知先生的党派身份。我自己于2002年加入九三学社，后来到九三学社中央工作。然而直到2017年，我才偶然从黄惊雷同志处得知，先生是1956年入社的九三老前辈，且曾任广东省委常委、顾问，在社内德高望重。闻此我真是惊喜莫名，没想到我与恩师之间，竟又有九三同志这样一层关系！今天想来，这固然有巧合，但也有某种内在联系，这便是我们师生有着共同的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我心里也有遗憾，倘在先生生前，能以九三学社社员的身份和他相见，先生该会多么高兴！每思及此，我对先生更加怀念，也更觉得必须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因为这一定是先生所期望的，因而也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
1982年2月，我进入中山大学经济系，随汝瑶师攻读中国古代经济史。初次见面，时年76岁的先生面容清癯，金丝眼镜，不多的灰白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合身的中山装，一口温软亲切的客家普通话，透着一种少有的清爽儒雅。后来知道，太先生立斋先生是著名侨领、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先生少年家境优渥，先后留学日本九州、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曾任教于广东法商学院、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暨南大学等多所学校。先生那时是系里唯一一位治中国经济史的教授，也是最年长的在职教师。
先生是一个率真亲和的长者。入学不久的一天早上，老先生6点多钟就来宿舍敲门，把我们从床上喊起，说年轻人不能贪睡，必须早起锻炼、读书，以后我还会来的，随即转身离去。从此，我和郭小东学兄自然不敢不黎明即起。一次在课堂上，他很郑重其事地说，年轻人万万不可染上某种不良嗜好，你们必须切记，让我讶异不已。他平时是很和善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有一次他想了解我们日语学习情况，命各读一段课文，我俩磕磕巴巴念完，他听后苦笑，只是说了声不行啊，要用功，再无他话。先生日语极佳，学校有重要日本客人来访，总被请去做陪同和翻译。换一个精通日语的老师，我们大概是要挨骂的吧。然而，他却会因为学术上见解不同大动肝火，如他曾就孙中山祖籍地和是否源出客家问题，和若干学者打笔仗，文如金刚怒目，和他平常的温文尔雅判若两人。一次和他谈及此事，老先生立即激动起来，说大是大非，绝不能缄默。
先生更是一位善于教人的好导师。实事求是地说，先生直接教给我们的东西并不多。他自己的专著和论文很少，也只给我们开过一门中国古代经济史。先生的高明和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深知一己的局限，因而想方设法为我们安排了最好的师资和课程，并积极鼓励我们充分利用中大的良好条件，自主选课学习。
第一次上课，先生即交给我们每人一份学习计划。计划包括两部分：读书书目和课程安排。书目列出包括相关经、史、诸子等全部先秦史基本史籍，要求一本本认真研读。课程安排，则是先生为我们确定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其最大特点，就是课程和授课教师远远超出经济系，甚至超出了中山大学的范围。
比如，课表中有古文字。先生请来容庚先生高足、古文字研究所的张振林老师，给我们两位学生开设《金文》课，手把手地教我们对着拓片图录认字释文。在先生指点下，我还到中文系旁听了陈伟湛先生的《古文字学》，孙稚雏先生的《说文解字》和李新魁先生的《古音韵学》三门课程。
有考古学。我因此到人类学系学习了《新石器考古》《商周考古》和《战国秦汉考古》三门课程，有幸聆听了曾骐、商志镡、冯永殊三位先生的授课。
有世界上古史。先生特邀他的同乡老友，华南师范大学的林伦彦教授授课。林先生是一个奇人，通晓十余种外语，曾经担任李济深秘书和民革要员，以及岭南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经济系和华南师院历史系主任，是广东省著名“右派”。因为他年事已高，我们每周乘公共汽车去他家上课。林家环壁皆外文书，先生豪放健谈，上课以外，每多回忆平生，谈摭掌故，令人印象深刻。与此同时，我还旁听了历史系孔令平先生的《世界上古史》。
课表上还有一门逻辑学，我是到法律系选修的。
上述课程内容，都是治先秦史所必须打下的基础，我何其幸运，初入其门，能够得到这么一批大腕级先生的亲传。虽然当时我是在经济系读经济学硕士，先生却给了我一个更大、更高、更自由的求学空间。中大三年，我的学业进步较快，毕业论文入选1985年全国《经济学博士、硕士论文选》，更重要的是给我打下了较坚实的治学基础，受益无穷。这不能不归因于先生广大宽厚的胸怀和师者的睿智，这才是我的幸运所在。
当然，我也要感谢母校，其时学校宽松的教学管理给予我们很大的学习自由，众多优秀教师和丰富课程使学生学有所师，开放的图书馆和各院系资料室为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正是在中山大学，使我真正领略了大学的魅力。在我的心目中，一所好大学就应该是这样。相比之下，当下很多大学里，且不说研究生往往只能在院系内选课，导师带学生一个人包打天下也很普遍，这是令人忧虑的。为什么改革开放四十年了，高校在某些方面反而不进而退？教育改革该向何处去，回顾历史，可供启迪。这当然是另一个话题了，但由此，也让我益觉受业于先生是我人生之大幸。古人有云：“千里求明师”“明师未遇肯安闲”，乃言明师之可贵。先生固非大师，一生也只带了两个研究生，但在我心目中，先生是不输任何名师的明师，令我永远感念和尊敬。
先生的好处，我是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才越来越多地体会到的。上面这一段，可算是最深的感悟。在此之外，先生还有不少故事和特质，也是值得追忆和致敬的。比如先生爱国情殷，曾投笔从戎，参军抗日；“文革”后出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和省政府参事，对国家大事屡有诤言；先生淡泊名利，虽出身富家，数十年以教为生，家无积蓄，晚年经济状况好转，热心公益，多次为家乡捐资助学和修建道路，等等。这些，何国华先生在《著名爱国爱乡学者、教育家潘汝瑶》一文中有所介绍（见所著《广东历代著名教育家评传》，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无需我再叙述。
这里可略作补充的，是作为诗人的先生。汝瑶师喜欢作诗，我们读书时就知道，因为他喜欢拿出近作给我们看。毕业后，他给我写信，有时也附寄几首诗词。那时我完全不懂诗，因而不能赞一语，今天想来，或许让先生失望了。后来对古诗词兴趣和了解渐多，再读先生诗作，才感到有特色和味道。先生之诗，少用典故，浅白如话，近似竹枝词却又有一种淡淡的书卷气，更有真挚情感在，故能动人心弦。像中大人颇喜引用的《中大杂咏》及《归乡》组诗即是代表，如：
北枕珠江南面市，东友白鹭西朋凰。东西南北千层树，谁识其中是学堂。（《中大杂咏》之一）
小楼庭院静如哗，夏日蝉声春夜蛙。伴我寂寥思索易，读书常到月倾斜。（《中大杂咏》之三）
每到春来花似锦，中区场地草如茵。游心不解繁忙事，几度偷闲看杜鹃。（《中大杂咏》之七）
巢林越鸟恋南枝，村酒樽前有所思。看到故园花似锦，应多游子怨归迟。（《归乡》之四）
循旧寻思旧梦遐，当年燕子入谁家？东风能染千林绿，难阻人间鬓发华。（《归乡》之五）
谈笑当年尚依稀，乘时原应破空飞。头颅掷处斑斑血，古柏碑前泪满衣。自注：“‘头颅’两句，学艺旧日同学作烈士者众，古柏是其中最著者也。现学艺中学尚有其纪念碑在焉。”（《归乡》之七）
先生乡贯梅州，是客家的大本营。山歌为客家人传统，受此影响，客家地区诗人竹枝词之作甚盛，诗风亦尚清新浅白，至黄遵宪主张以时为变，乃有“我手写我口”之倡，似乎也与此传统有关。先生诗作风格，显然其来有自，但又有清婉从容的个人面目。但可惜，等我有此感受之时，已经不能向先生当面請教并与之唱和了。
似乎冥冥中注定，我和先生的缘分不仅仅是师生。我随先生读书时，并不知先生的党派身份。我自己于2002年加入九三学社，后来到九三学社中央工作。然而直到2017年，我才偶然从黄惊雷同志处得知，先生是1956年入社的九三老前辈，且曾任广东省委常委、顾问，在社内德高望重。闻此我真是惊喜莫名，没想到我与恩师之间，竟又有九三同志这样一层关系！今天想来，这固然有巧合，但也有某种内在联系，这便是我们师生有着共同的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我心里也有遗憾，倘在先生生前，能以九三学社社员的身份和他相见，先生该会多么高兴！每思及此，我对先生更加怀念，也更觉得必须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因为这一定是先生所期望的，因而也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