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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世纪购读过《鲁迅全集》20卷本及其补遗、续编、10卷注释本、16卷注释本，这些书可能不会再版了；我在本世纪购读过《鲁迅全集》18卷注释本、《鲁迅著译编年全集》20卷本、《鲁迅大全集》33卷本。本文说的“三种鲁迅‘全集”’指的是后三种。这三种鲁迅“全集”总的来说很好；但也有一些失误，三家都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鲁迅全集》在《出版说明》中说：“……疏漏还会难以避免，我们仍期待读者的指教。”《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在《凡例》中说：“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鲁迅大全集》也在《编者说明》中说：“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还望海内外专家读者不吝赐教。”我只是一个读者，不敢说“指教”、“教正”、“赐教”，只能说是建议。我建议以上三种鲁迅“全集”在201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8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能出版新的增订本，以更有益于中外广大读者。现在距那时还有3年多时间，完全来得及。恳请三家出版社完成增改大工程，使全集的水平更高。《中华读书报》2012年12月19日第10版发表了我的《简说三种鲁迅“全集”的缺憾与失误》一文，文中的建议不是很具体。现提出更具体的增改办法，敬请参考。
《鲁迅全集》应该把鲁迅与许广平通信的原信加注释附编于《两地书》之后，他们二人的原信比鲁迅1932年大删增改后的《两地书》更重要。
《鲁迅全集》中收入了《两地书》，在第11卷，也收入了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但在第11至13卷，没有收入许广平致鲁迅的大量原信，是缺憾与失误。不收入许广平致鲁迅的原信，广大读者就很难读懂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我的建议是：在第11卷《两地书》之后专门编印一辑《鲁迅与许广平通信的原信》，也置于第11卷之中。《两地书》中作过注的不再注；未作过注的而又需要作注之处加新注。这样，第11卷至13卷中的鲁迅单独的各原信就可以删去了。另一种办法是：在第11卷至13卷中鲁迅的各原信之前或之后，收入许广平致鲁迅的各原信，在需要作注之处加注。这两种办法都行。《两地书》并不是许、鲁二人从1925年3月11日至1929年6月1日真正的“通信集”，而是鲁迅于1932年大改、大删、大增后“重新创作”的“赝品”，他们的大量原信才是二人真正的通信，才真正反映了他们写信时的真实思想与感情。他们的原信比《两地书》更重要，至少同样重要。《两地书》于1933年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80年，现在应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是彻底“揭秘”、“解谜”的时候了。但因《两地书》是鲁迅本人“后来造作的”，不是别人伪造的，反映了鲁迅本人1932年对二人原信大删、大增、大改时的思想认识，所以还是很有价值的。但他们二人的大量原信更有价值。《鲁迅全集》应该收入许广平的80多封原信，以有益于广大读者读懂鲁迅的80多封原信。下面只简说鲁迅对许广平第一封原信的删、改、增写的一部分例子。
鲁迅在1925年3月11日以前已发表了震动文坛与全社会的优秀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发表了大量优秀的杂文、散文等，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也已出版。他一贯反帝、反封建，支持爱国学生、进步学生，成千上万的学生敬爱他。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授，他的学生许广平也很崇拜他，于1925年3月11日主动给他写寄一信。在开头敬称“鲁迅先生”之下，写道：“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鲁迅在1932年把她原信中的“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坐在头一排的坐位”都删去了。又将两处“吧”改为“罢”，将两处“但”都改为“然而”，这些都是鲁迅习惯用的文字，还不如许广平的原文好。鲁迅又删去了“在买者”等61个字，实无必要删。许广平希望鲁迅先生“收录”自己而“诱导”，鲁迅删去了“收录”，把“诱导”改为“教导”。鲁迅增写了“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而且”等文字。特别是删去了如下的一段：
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每星期中一小时的领教，可以快心壮气，但是危险得很呀！先生！你有否打算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先生！……我现在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拔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拔一个！先生呀！他是如何的“惶惶待命之至”！
这是说自己也“堕入九层地狱了！”请鲁迅先生“救”自己“一命”，“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即柔和一点）”，“先拯拔”我一个人的“灵魂”，我是“惶惶待命之至”！如此主动而又明确的表白与追求，鲁迅岂能读不懂？许广平已经听了鲁迅“快要两年”的课，知道他的婚姻系旧式包办，他一二十年来并不爱朱安。许广平幼时被父亲许配给姓马的劣绅家，她大约在13岁时就抗婚，1921年23岁时废除了婚约。后来她与在北大读书的李小辉相恋。她得了重病，李去探视她，也传染了猩红热，大约于1924年2月11日亡故。许广平给鲁迅写第一封信时，李小辉已死了一年多，许广平已过了27周岁，虚龄28岁，已属于大龄单身未婚女生了。她在和校长杨荫榆等封建专制势力勇敢斗争时，鲁迅支持她们这些进步女生，她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爱情与婚姻问题。从上引原信中的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她是主动追求鲁迅的，她说自己也在“九层地狱”里，请求鲁迅“救”自己“一命”，先“拯拔”她“一个灵魂”……鲁迅在1932年把该段文字全删了。鲁迅还增写了“专此布达”一句。鲁迅于1925年3月，在北大、北师大、女师大等高校教课，学生极多。许广平在该原信末尾，特意说明自己是一个女生，说“……‘学生’二字上应加一‘女’字”，但说自己“不敢以小姐自居也如同先生之不以老爷少爷自命……一笑”。在这第一封信中就敢说先生“不以老爷少爷自命”，请先生“一笑”，主动开玩“笑”，确实够大胆的。鲁迅此时已经过了43周岁，岂能是“少爷”？许广平居然挑逗性说“先生”不以“少爷”自命，鲁迅岂能不“一笑”？到1932年时，鲁迅删去了“少爷”二字。鲁迅对许广平数十封原信中谈到的社会、人生、教育、学校风潮、政治、经济、军事、爱情、婚姻等问题，都有删、增、改，三种鲁迅全集都不收入许广平的大量原信，皆不妥当。 也许有人会说：若收入许广平的80多封原信，书价就会提高，就会加重读者的经济负担。我认为这是不必担心的。广大读者不读许广平致鲁迅的大量原信，就很难读懂鲁迅致许广平的大量原信，收入原信，利远远大于弊，何况书价也就多十元左右。整个一部全集一千元或上千元。再增加十元不算什么。能买得起全集的，也就不在乎多掏十元。俗话说：能买得起骏马，也就能买得起马鞍子。反之，能买得起骏马，却舍不得多出～点儿钱买马鞍子，马怎么骑？就成了笑话。我不过是打比方而已。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鲁迅大全集》应该收入许广平、鲁迅的原信，也收入《两地书》中二人所谓的“通信”。
两种“全集”不收入《两地书》中所谓许广平的67封“信”，就远不如《鲁迅全集》了。
三家出版社实际上也在竞争，看谁出版的书质量更好、水平更高。像我这样购读过六种鲁迅“全集”的读者可能不多，有些读者只选购一种。那么，这三种新版的“全集”就应该各自力求完备、正确。《鲁迅全集》收入了《两地书》，包括所谓许广平的“信”67封在内；《鲁迅著译编年全集》《鲁迅大全集》未收入《两地书》中所谓许广平的67封“信”，就大错了，因为这67封“信”中有鲁迅于1932年增写的许多文字，岂能不收？在“竞争”中这两家出版社在此问题上就不如《鲁迅全集》了。怎么补救呢？我建议这两种“全集”都应该先收入许广平、鲁迅通信的原信，大约是164封；再在编年1932年之内收入《两地书》中所谓许广平的“信”和所谓鲁迅的“信”，大约是134封半。两者相加，大约总共是298.5封。鲁迅研究中最大的难点就是许广平与鲁迅通信的大量原信和《两地书》中二人的所谓“通信”的问题，鲁迅研究者们常常把问题说错，常常误以为《两地书》中二人的“信”就是他们的原信，论述和引文常出错，其实《两地书》中的“信”是和原信大不相同的！
《鲁迅全集》中有一些注释之误，或者说是注释不全面之误，亟须认真修正。
这一类失误较多，我在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一是《鲁迅全集》第18卷第198页末行人物注释：“H君见许钦文。”这一注释就不够全面，因为该全集中有两个“H君”，许钦文只是其中之一。第4卷第75页《在上海的鲁迅启事》中说“我于是写信去打听寓杭的H君”，此“H君”就是指许钦文。鲁迅用“H君”指他，仅此一次。但“H君”在《鲁迅日记》中记载有很多次。有的研究者就说这一个“H君”是许钦文的四妹许羡苏。1924年日记中常有“夜H君来”，“晚H君来”等记载，这个“H君”若是许羡苏小姐，她多次在夜晚到鲁迅的住处来，就大有问题了。原来《鲁迅日记》中的“H君”是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因此，第18卷第198页末行的那条注释“H君见许钦文。”还应该加注一句：“又见羽太重久。”这样才注释得全面了。
二是《鲁迅全集》第15卷第475页1923年7月14日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4]自具一肴，此可记也。”第476页注[4]说：“鲁迅兄弟及家属原同住八道湾，因鲁迅与周作人失和，是夜起鲁迅改在自室用餐。”此注释中就有错。因为此日鲁迅并未与弟弟周作人失和，他们兄弟失和是三四天后的事。原来鲁迅一人住在八道湾11号的前院，其母与朱安分别住在中院的西屋与东屋，周作人及其妻羽太信子住在后院西屋，周建人的女学生许羡苏住在后院东屋。鲁迅于1923年7月14日白天到后院去，遭到羽太信子破口大骂，所以鲁迅“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羽太信子直到17目才对丈夫周作人捏造了鲁迅对她非礼的谎言，周作人居然信以为真，于18日写了一封绝交信，19日上午亲自到前院交给鲁迅，从此才绝交。因为并不是1923年7月14日“因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的，所以此句注释应修改为“因鲁迅遭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造谣辱骂”，这才是正确的注释。
为节省篇幅，别的例子就不举了。《鲁迅全集》编者应该一一认真核校纠错。《鲁迅大全集》也应该这样。
三种鲁迅“全集”都不收入鲁迅的《小说史大略》油印本，也是缺憾与失误。
我于1978年至1981年在西北大学上研究生班时，导师是单演义、张华教授。单先生曾于上世纪50年代发现鲁迅在西北大学的讲演《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数万字，后收入《鲁迅全集》10卷本、16卷本、18卷本，《鲁迅著译编年全集》，《鲁迅大全集》，贡献很大。单老发现的鲁迅的油印本《小说史大略》署名周树。人，也有几万字，发表于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干0》第4辑，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也是功不可没，可惜《鲁迅全集》未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刘运峰编《鲁迅全集补遗》收入，是正确的。刘先生的“补遗”一书收文很多，有大功劳，三种鲁迅“全集”以后出增订新版时应作为重要参考。鲁迅的这个油印本中有许多文字是别的本子中所无的，如对《红楼梦》的高度评价，说：“至清有《红楼梦》，乃异军突起，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较之前朝，固与《水浒》《西游》为三绝，以一代言，则三百年中创作之冠冕也。”赞美《红楼梦》是清代三百年中创作之冠，比胡适说《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高明得多。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发表于1921年5月，改定稿发表于同年12月，在改定稿中才考论曹雪芹名霑；鲁迅此油印本中引了胡适《红楼梦考证》初稿中的文字，却说“曹雪芹者，不知其名”，显然此油印本应是写于1921年5月至11月之间，曾是鲁迅在北大等校教课时较早的讲义，但不是最早的1920年时的讲义。三种鲁迅“全集”应该收入鲁迅的这个油印本。此油印本应是仅存于世上的孤本，极为珍贵。
三种鲁迅“全集”应该收入鲁迅著《中国小说史大略》中的390个字。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鲁迅研究资料（17）》里的首篇就是鲁迅著的《中国小说史大略》。编者按说：“《中国小说史大略》是鲁迅于1920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稿。”其实这话是错的。因为鲁迅的这个铅印稿中引用了俞平伯著《红楼梦辨》中的文字，而《红楼梦辨》出版于1923年4月，所以鲁迅此铅印稿绝对不是1920年在北大等校授课的讲义，而是1923年4月以后在北大、北师大、女师大等高校教课的讲义，许广平听课时也听过此讲义。此铅印稿在讲《红楼梦》时，有“以上，作者生平与书中人物故事年代之关系，俞平伯有年表（见《红楼梦辨》卷中）括之，并包续书……”等390个字，10年后被鲁迅删去了，但1923年至1926年鲁迅在北大等高校讲课时是有这390个字的。为了搞清楚鲁迅红学观发展变化的轨迹，三种鲁迅“全集”还是应该收入这390个字的。
鲁迅研究《红楼梦》有受俞平伯的影响，由《中国小说史大略》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都接受过胡适的《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之说，但俞平伯从1925年1月起发表的多篇文章中已反对胡适的“贾宝玉即是曹雪芹”之类的误说了，他并不是“胡适派”，他指出《红楼梦》是小说，主要是虚构，贾宝玉形象也有许多“非雪芹的”成分。鲁迅也在1936年作的杂文《（出关）的“关”》中嘲讽胡适把贾宝玉认定是曹霈的错误观点。
《鲁迅大全集》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第10版编年于1924年是错的，应采用《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之说，编年于1935年6月。
三种鲁迅“全集”都收入了《中国小说史略》，这是鲁迅第一重要的学术著作。《鲁迅全集》中用的是《中国小说史略》1935年6月第10版；《鲁迅著译编年全集》把鲁迅此书编于1935年6月，也是对的；《鲁迅大全集》却把鲁迅此书编年于1924年，就错了。鲁迅此书1935年6月第10版最主要的修订是关于曹雪芹与《红楼梦》问题的纠错，详见鲁迅1934年5月31日致增田涉的信。原来胡适于1927年夏在上海购得了脂砚斋甲戌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第一回眉批（实际上是曹雪芹之父“畸笏叟”曹頫写的此眉批）中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可证雪芹逝于“壬午除夕”，即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公元1763年2月12日。（也可证曹頫写此眉批时“芹”与“脂”即脂砚斋都已死了。我在近几年的《红楼研究》季刊上发表过多篇红学拙文，详考脂砚斋应是曹頫的亲三哥曹颜，曹颗在别的批语中称他为“老兄”。）杨霁云于1934年5月下旬给鲁迅的两信中，谈了胡适文中所说的甲戌本上眉批写的曹雪芹卒年问题，在第二信中附寄了《胡适文选》。鲁迅在以前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九年”，现获铁证，在《中国小说史略》1935年版中改为雪芹于“乾隆二十七年……至除夕，卒”，同意卒于“壬午除夕”之说。还有别的一些修订。显然《鲁迅大全集》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35年6月第10版，编年于1924年是错的，应编年于1935年。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编辑 宋文佳）
《鲁迅全集》在《出版说明》中说：“……疏漏还会难以避免，我们仍期待读者的指教。”《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在《凡例》中说：“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鲁迅大全集》也在《编者说明》中说：“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还望海内外专家读者不吝赐教。”我只是一个读者，不敢说“指教”、“教正”、“赐教”，只能说是建议。我建议以上三种鲁迅“全集”在201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8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能出版新的增订本，以更有益于中外广大读者。现在距那时还有3年多时间，完全来得及。恳请三家出版社完成增改大工程，使全集的水平更高。《中华读书报》2012年12月19日第10版发表了我的《简说三种鲁迅“全集”的缺憾与失误》一文，文中的建议不是很具体。现提出更具体的增改办法，敬请参考。
《鲁迅全集》应该把鲁迅与许广平通信的原信加注释附编于《两地书》之后，他们二人的原信比鲁迅1932年大删增改后的《两地书》更重要。
《鲁迅全集》中收入了《两地书》，在第11卷，也收入了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但在第11至13卷，没有收入许广平致鲁迅的大量原信，是缺憾与失误。不收入许广平致鲁迅的原信，广大读者就很难读懂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我的建议是：在第11卷《两地书》之后专门编印一辑《鲁迅与许广平通信的原信》，也置于第11卷之中。《两地书》中作过注的不再注；未作过注的而又需要作注之处加新注。这样，第11卷至13卷中的鲁迅单独的各原信就可以删去了。另一种办法是：在第11卷至13卷中鲁迅的各原信之前或之后，收入许广平致鲁迅的各原信，在需要作注之处加注。这两种办法都行。《两地书》并不是许、鲁二人从1925年3月11日至1929年6月1日真正的“通信集”，而是鲁迅于1932年大改、大删、大增后“重新创作”的“赝品”，他们的大量原信才是二人真正的通信，才真正反映了他们写信时的真实思想与感情。他们的原信比《两地书》更重要，至少同样重要。《两地书》于1933年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80年，现在应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是彻底“揭秘”、“解谜”的时候了。但因《两地书》是鲁迅本人“后来造作的”，不是别人伪造的，反映了鲁迅本人1932年对二人原信大删、大增、大改时的思想认识，所以还是很有价值的。但他们二人的大量原信更有价值。《鲁迅全集》应该收入许广平的80多封原信，以有益于广大读者读懂鲁迅的80多封原信。下面只简说鲁迅对许广平第一封原信的删、改、增写的一部分例子。
鲁迅在1925年3月11日以前已发表了震动文坛与全社会的优秀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发表了大量优秀的杂文、散文等，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也已出版。他一贯反帝、反封建，支持爱国学生、进步学生，成千上万的学生敬爱他。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授，他的学生许广平也很崇拜他，于1925年3月11日主动给他写寄一信。在开头敬称“鲁迅先生”之下，写道：“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鲁迅在1932年把她原信中的“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坐在头一排的坐位”都删去了。又将两处“吧”改为“罢”，将两处“但”都改为“然而”，这些都是鲁迅习惯用的文字，还不如许广平的原文好。鲁迅又删去了“在买者”等61个字，实无必要删。许广平希望鲁迅先生“收录”自己而“诱导”，鲁迅删去了“收录”，把“诱导”改为“教导”。鲁迅增写了“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而且”等文字。特别是删去了如下的一段：
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每星期中一小时的领教，可以快心壮气，但是危险得很呀！先生！你有否打算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先生！……我现在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拔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拔一个！先生呀！他是如何的“惶惶待命之至”！
这是说自己也“堕入九层地狱了！”请鲁迅先生“救”自己“一命”，“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即柔和一点）”，“先拯拔”我一个人的“灵魂”，我是“惶惶待命之至”！如此主动而又明确的表白与追求，鲁迅岂能读不懂？许广平已经听了鲁迅“快要两年”的课，知道他的婚姻系旧式包办，他一二十年来并不爱朱安。许广平幼时被父亲许配给姓马的劣绅家，她大约在13岁时就抗婚，1921年23岁时废除了婚约。后来她与在北大读书的李小辉相恋。她得了重病，李去探视她，也传染了猩红热，大约于1924年2月11日亡故。许广平给鲁迅写第一封信时，李小辉已死了一年多，许广平已过了27周岁，虚龄28岁，已属于大龄单身未婚女生了。她在和校长杨荫榆等封建专制势力勇敢斗争时，鲁迅支持她们这些进步女生，她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爱情与婚姻问题。从上引原信中的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她是主动追求鲁迅的，她说自己也在“九层地狱”里，请求鲁迅“救”自己“一命”，先“拯拔”她“一个灵魂”……鲁迅在1932年把该段文字全删了。鲁迅还增写了“专此布达”一句。鲁迅于1925年3月，在北大、北师大、女师大等高校教课，学生极多。许广平在该原信末尾，特意说明自己是一个女生，说“……‘学生’二字上应加一‘女’字”，但说自己“不敢以小姐自居也如同先生之不以老爷少爷自命……一笑”。在这第一封信中就敢说先生“不以老爷少爷自命”，请先生“一笑”，主动开玩“笑”，确实够大胆的。鲁迅此时已经过了43周岁，岂能是“少爷”？许广平居然挑逗性说“先生”不以“少爷”自命，鲁迅岂能不“一笑”？到1932年时，鲁迅删去了“少爷”二字。鲁迅对许广平数十封原信中谈到的社会、人生、教育、学校风潮、政治、经济、军事、爱情、婚姻等问题，都有删、增、改，三种鲁迅全集都不收入许广平的大量原信，皆不妥当。 也许有人会说：若收入许广平的80多封原信，书价就会提高，就会加重读者的经济负担。我认为这是不必担心的。广大读者不读许广平致鲁迅的大量原信，就很难读懂鲁迅致许广平的大量原信，收入原信，利远远大于弊，何况书价也就多十元左右。整个一部全集一千元或上千元。再增加十元不算什么。能买得起全集的，也就不在乎多掏十元。俗话说：能买得起骏马，也就能买得起马鞍子。反之，能买得起骏马，却舍不得多出～点儿钱买马鞍子，马怎么骑？就成了笑话。我不过是打比方而已。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鲁迅大全集》应该收入许广平、鲁迅的原信，也收入《两地书》中二人所谓的“通信”。
两种“全集”不收入《两地书》中所谓许广平的67封“信”，就远不如《鲁迅全集》了。
三家出版社实际上也在竞争，看谁出版的书质量更好、水平更高。像我这样购读过六种鲁迅“全集”的读者可能不多，有些读者只选购一种。那么，这三种新版的“全集”就应该各自力求完备、正确。《鲁迅全集》收入了《两地书》，包括所谓许广平的“信”67封在内；《鲁迅著译编年全集》《鲁迅大全集》未收入《两地书》中所谓许广平的67封“信”，就大错了，因为这67封“信”中有鲁迅于1932年增写的许多文字，岂能不收？在“竞争”中这两家出版社在此问题上就不如《鲁迅全集》了。怎么补救呢？我建议这两种“全集”都应该先收入许广平、鲁迅通信的原信，大约是164封；再在编年1932年之内收入《两地书》中所谓许广平的“信”和所谓鲁迅的“信”，大约是134封半。两者相加，大约总共是298.5封。鲁迅研究中最大的难点就是许广平与鲁迅通信的大量原信和《两地书》中二人的所谓“通信”的问题，鲁迅研究者们常常把问题说错，常常误以为《两地书》中二人的“信”就是他们的原信，论述和引文常出错，其实《两地书》中的“信”是和原信大不相同的！
《鲁迅全集》中有一些注释之误，或者说是注释不全面之误，亟须认真修正。
这一类失误较多，我在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一是《鲁迅全集》第18卷第198页末行人物注释：“H君见许钦文。”这一注释就不够全面，因为该全集中有两个“H君”，许钦文只是其中之一。第4卷第75页《在上海的鲁迅启事》中说“我于是写信去打听寓杭的H君”，此“H君”就是指许钦文。鲁迅用“H君”指他，仅此一次。但“H君”在《鲁迅日记》中记载有很多次。有的研究者就说这一个“H君”是许钦文的四妹许羡苏。1924年日记中常有“夜H君来”，“晚H君来”等记载，这个“H君”若是许羡苏小姐，她多次在夜晚到鲁迅的住处来，就大有问题了。原来《鲁迅日记》中的“H君”是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因此，第18卷第198页末行的那条注释“H君见许钦文。”还应该加注一句：“又见羽太重久。”这样才注释得全面了。
二是《鲁迅全集》第15卷第475页1923年7月14日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4]自具一肴，此可记也。”第476页注[4]说：“鲁迅兄弟及家属原同住八道湾，因鲁迅与周作人失和，是夜起鲁迅改在自室用餐。”此注释中就有错。因为此日鲁迅并未与弟弟周作人失和，他们兄弟失和是三四天后的事。原来鲁迅一人住在八道湾11号的前院，其母与朱安分别住在中院的西屋与东屋，周作人及其妻羽太信子住在后院西屋，周建人的女学生许羡苏住在后院东屋。鲁迅于1923年7月14日白天到后院去，遭到羽太信子破口大骂，所以鲁迅“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羽太信子直到17目才对丈夫周作人捏造了鲁迅对她非礼的谎言，周作人居然信以为真，于18日写了一封绝交信，19日上午亲自到前院交给鲁迅，从此才绝交。因为并不是1923年7月14日“因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的，所以此句注释应修改为“因鲁迅遭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造谣辱骂”，这才是正确的注释。
为节省篇幅，别的例子就不举了。《鲁迅全集》编者应该一一认真核校纠错。《鲁迅大全集》也应该这样。
三种鲁迅“全集”都不收入鲁迅的《小说史大略》油印本，也是缺憾与失误。
我于1978年至1981年在西北大学上研究生班时，导师是单演义、张华教授。单先生曾于上世纪50年代发现鲁迅在西北大学的讲演《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数万字，后收入《鲁迅全集》10卷本、16卷本、18卷本，《鲁迅著译编年全集》，《鲁迅大全集》，贡献很大。单老发现的鲁迅的油印本《小说史大略》署名周树。人，也有几万字，发表于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干0》第4辑，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也是功不可没，可惜《鲁迅全集》未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刘运峰编《鲁迅全集补遗》收入，是正确的。刘先生的“补遗”一书收文很多，有大功劳，三种鲁迅“全集”以后出增订新版时应作为重要参考。鲁迅的这个油印本中有许多文字是别的本子中所无的，如对《红楼梦》的高度评价，说：“至清有《红楼梦》，乃异军突起，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较之前朝，固与《水浒》《西游》为三绝，以一代言，则三百年中创作之冠冕也。”赞美《红楼梦》是清代三百年中创作之冠，比胡适说《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高明得多。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发表于1921年5月，改定稿发表于同年12月，在改定稿中才考论曹雪芹名霑；鲁迅此油印本中引了胡适《红楼梦考证》初稿中的文字，却说“曹雪芹者，不知其名”，显然此油印本应是写于1921年5月至11月之间，曾是鲁迅在北大等校教课时较早的讲义，但不是最早的1920年时的讲义。三种鲁迅“全集”应该收入鲁迅的这个油印本。此油印本应是仅存于世上的孤本，极为珍贵。
三种鲁迅“全集”应该收入鲁迅著《中国小说史大略》中的390个字。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鲁迅研究资料（17）》里的首篇就是鲁迅著的《中国小说史大略》。编者按说：“《中国小说史大略》是鲁迅于1920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稿。”其实这话是错的。因为鲁迅的这个铅印稿中引用了俞平伯著《红楼梦辨》中的文字，而《红楼梦辨》出版于1923年4月，所以鲁迅此铅印稿绝对不是1920年在北大等校授课的讲义，而是1923年4月以后在北大、北师大、女师大等高校教课的讲义，许广平听课时也听过此讲义。此铅印稿在讲《红楼梦》时，有“以上，作者生平与书中人物故事年代之关系，俞平伯有年表（见《红楼梦辨》卷中）括之，并包续书……”等390个字，10年后被鲁迅删去了，但1923年至1926年鲁迅在北大等高校讲课时是有这390个字的。为了搞清楚鲁迅红学观发展变化的轨迹，三种鲁迅“全集”还是应该收入这390个字的。
鲁迅研究《红楼梦》有受俞平伯的影响，由《中国小说史大略》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都接受过胡适的《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之说，但俞平伯从1925年1月起发表的多篇文章中已反对胡适的“贾宝玉即是曹雪芹”之类的误说了，他并不是“胡适派”，他指出《红楼梦》是小说，主要是虚构，贾宝玉形象也有许多“非雪芹的”成分。鲁迅也在1936年作的杂文《（出关）的“关”》中嘲讽胡适把贾宝玉认定是曹霈的错误观点。
《鲁迅大全集》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第10版编年于1924年是错的，应采用《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之说，编年于1935年6月。
三种鲁迅“全集”都收入了《中国小说史略》，这是鲁迅第一重要的学术著作。《鲁迅全集》中用的是《中国小说史略》1935年6月第10版；《鲁迅著译编年全集》把鲁迅此书编于1935年6月，也是对的；《鲁迅大全集》却把鲁迅此书编年于1924年，就错了。鲁迅此书1935年6月第10版最主要的修订是关于曹雪芹与《红楼梦》问题的纠错，详见鲁迅1934年5月31日致增田涉的信。原来胡适于1927年夏在上海购得了脂砚斋甲戌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第一回眉批（实际上是曹雪芹之父“畸笏叟”曹頫写的此眉批）中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可证雪芹逝于“壬午除夕”，即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公元1763年2月12日。（也可证曹頫写此眉批时“芹”与“脂”即脂砚斋都已死了。我在近几年的《红楼研究》季刊上发表过多篇红学拙文，详考脂砚斋应是曹頫的亲三哥曹颜，曹颗在别的批语中称他为“老兄”。）杨霁云于1934年5月下旬给鲁迅的两信中，谈了胡适文中所说的甲戌本上眉批写的曹雪芹卒年问题，在第二信中附寄了《胡适文选》。鲁迅在以前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九年”，现获铁证，在《中国小说史略》1935年版中改为雪芹于“乾隆二十七年……至除夕，卒”，同意卒于“壬午除夕”之说。还有别的一些修订。显然《鲁迅大全集》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35年6月第10版，编年于1924年是错的，应编年于1935年。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编辑 宋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