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我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化学专业，本该1966年夏天毕业走上报效祖国的工作岗位。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华大地，我也不自觉地随大流卷入其中，成为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的一员。
　　1966年10月中旬，我和部分井冈山红卫兵被派往北京工人体育场协助解放军为首都五万人群众大会维持秩序，我和另两名同学正好被派到主席台旁入口处站岗。机缘巧合，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领导人正好从这里走进会场，顿时，会场群众热烈欢呼鼓掌。我们内心激动万分，但和解放军一样忠于职守，始终笔直地站立在主席台旁，直到会议结束。
　　当周总理走下主席台台阶发现我们三个戴着红袖标的学生时，便停下了脚步。听说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后，他主动伸出手来与我们三人一一握手，并用略带苏北口音的普通话说：“你们辛苦了！”接着总理亲切地询问了我们学校的情况和我们所学的专业等，还问我们是什么地方的人。当听到我说是江西南昌人后，总理颇感兴趣，微笑着说：“我去过你们那里，南昌我是熟悉的啊！”我当即回答：“是的，我们都知道，是周总理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不料，我刚讲完此话，总理立刻很严肃庄重地说：“不，是党领导的！”我赶紧回答：“是的！是的！”多年来，每当我回忆起周总理如此谦逊、从不言己功、而把一切都归功于党的崇高品德时，内心总会涌起一股钦佩之情。
　　尽管当年和周总理仅一面之缘，并且只有短短的10多分钟的交谈，却让我终生难忘……
　　1976年元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不幸因病去世，全国人民十分悲痛，首都近300万军民不顾“四人帮”的阻挠，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在长安街边为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人送行。这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场面，迄今为止，也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很长时间以来，我本人只是一个理工科学生，自从见到周总理后，我也开始关注中共党史，阅读描写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革命生涯及党的诞生、红军时代、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有关文献资料，这使我对周总理的革命贡献、崇高品德有了更深层的认识。早在遵义会议时，周总理就十分拥护毛主席，并数次主动让贤，坚定维护党的团结，不计个人的地位、权势等。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帝国主义封锁，许多国家对新中国不了解而敌视。为打破敌人的封锁，周总理即便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企图谋害他，阻止他代表新中国出席万隆会议的险恶环境中，仍然不顾个人生命安全冒死出席，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作出了卓越贡献。而1966年河北省邢台大地震时，周总理亲临现场冒着余震危险指导抢救伤员，令在场群众感动得落泪。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为保护一大批革命老干部，虽明知自己患有癌症却还坚持工作，并和妄图夺权的“四人幫”一伙作坚决斗争，以至延误了自己的病情。许多当年访问过他的外国政要、名人均赞叹不已，说：“周恩来心中装的是他的国家和人民……而唯独没有自己。”另据报道，周总理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对守候在他病床前的医务人员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去照看其他病人吧……”这是多么感人的崇高境界，这是一代伟人留给后人最珍贵的遗嘱啊！
　　时至今日，许多人提起周总理仍然是未语泪先流。50余年革命生涯，20多年总理任期，他的身后没有子女，也没有个人财产。他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大字诠释了自己光辉的一生。
　　多年来，无论是出差、探亲、陪家人看病或旅游，只要当地有有关周总理的纪念馆或景点，我都会去瞻仰、参观，如位于西安市的八路军办事处、闻名中外的华清池（西安事变发生地），还有重庆的红岩革命纪念馆、周公馆，桂林市八路军办事处，绍兴市周总理祖居，天津南开大学内的周总理纪念馆，武汉市的八七会议旧址，南京的梅园新村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等，都留下了我的足迹，以此表达对这位已离开我们40余载的一代伟人的崇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