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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7年5月，日本参加中国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后，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访问日本，中日重启高级别经济对话以及两国有望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广泛、深入的合作，将为扩大中日经贸合作和东北亚区域新一轮开放合作带来重大契机。本文比较分析了中日两国以及两国分别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往来和投资状况，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两国经贸关系合作大于竞争，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市场合作潜力巨大，并为扩大中日经贸合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日本态度变化;第三方市场;中日经贸合作
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 1008- 4096（2018）06-0037-09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日本政府基本持不看好、不参与甚至不支持的态度。2017年5月，日本参加中国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后，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2017年6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条件成熟时将与中国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从最初的冷淡应对、对抗竞争到现今的积极参与，态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变化。
（一）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始末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时正值中日对抗与对立，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摩擦冲突不断，而双边关系更因为钓鱼岛事件和东海争端由此前的“政冷经热”迅速恶化为“政冷经冷”状态。 中日关系发展到接近“全面崩溃”“坏到不能再坏”。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反对、冷淡应对态度，并且出于地缘政治思想及地缘政治格局等多重因素的考量，日本政府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损害了日本在亚洲的既得经济利益，并将削弱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由于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戒心与误解，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开展的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等大型合作项目，日本都紧随其后并与中国展开直接竞争，且不断宣扬强调日本在资金、技术与管理运营方面的优势，其与中国对决态度异常鲜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向前推进，日本参与企业从中获益 [1] ，再加上2014年下半年后中日关系逐渐脱离谷底期，出现缓和迹象 [2] ，日本政府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并考虑中日在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2018年4月以来，美日贸易摩擦频发且美国加大对日本贸易施压、美朝关系改善使东北亚局势趋暖、日本与俄罗斯会谈并希望缔结友好条约、李克强总理时隔8年再次访日等因素使日本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均发生了变化，促使日本开始重视并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中来为国家和民众谋求利益。
（二）日本企业界、学界及媒体态度的变化
除日本政府态度发生变化外，日本企业界、学界与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也是评议不一，态度上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 日本企业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由最初的警惕观望，到期间因从中获益而态度有所变化，到现在参与合作，经历了与政府态度变化相类似的历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部分日本企业对其产生兴趣，并开始借民间合作机会探寻中日合作的可能性，但由于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消极警惕态度，以及官方所传达出的“不鼓励与中国合作”的意愿，使绝大多数日本企业并不看好“一带一路”倡议前景。另外，大 桥 英夫 [3] 也指出日本企业担忧中国的“官民合作体制”与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雄厚资本实力会导致日本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之后，伴随“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发电站、数据、物流等建设项目逐渐增多，日本三菱重工、富士通等企业参与其中，开展相关业务并逐渐获益。笪志刚等 [4] 认为此时日本国内一些相关经济团体和大型跨国企业开始强调以有效方式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获得更多商机，并符合日本经济整体利益诉求。大型企业集团获益而产生的游说效果也因此加速了日本企业界态度的变化。此后，随着日本政府释放出合作信号，中日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与商业活动日益增多。
日本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较为理智与冷静。保守派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会损害日本现行既得利益，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回应，菊池努 [5] 也指出其会给日本“印太”外交带来重要挑战。亦有部分学者如大西康雄 [6] 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输出国内过剩产能而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举措。梅原直树 [7] 认为该倡议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方向与新思路，但包括山本吉宣 [8] 在内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为国際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并使更多国家获益，因而日本在正视其带来的挑战的同时应积极参与。
在日本政府态度未发生变化时，日本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明显存在曲解误读和主观报道倾向 [9] ，所传达出来的多为负面信息与消极评价，虽有部分媒体发出客观声音并进行正面报道，但对日本媒体负面言论难以造成影响。由此社会舆论及日本民众对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呈现出恶化趋势。而在日本政府态度发生变化后，日本国内舆论界的态度随之变化，媒体及社会舆论开始转向。日本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报道尤其是正面报道的数量明显增加，呈现出与此前报道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对“一带一路”倡议开始持积极肯定态度，并指出日本企业应加紧行动赶乘“一带一路”快车，在“互利共赢”平台上实现利益最大化。
（三）日本对中日在“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新认识
2017年12月，日本政府首次表态，可将中日合作范围扩大到“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市场。日本政府表态后，日本企业界逐步坚定了参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决心，日本学术界也开始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并在日本国内先后成立了亚洲经济研究所“一带一路”研究室等多家专门研究机构，其在对“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展开研究的同时为中日“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市场合作建言献策。 近年来，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一直寻求与中国加强政治合作。2018年3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华后，4月又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晤，开启韩朝首脑会谈，5月习近平总书记与金正恩会晤，朝鲜半岛形势开始取得富有意义的进展。朝鲜半岛形势的缓和使得日本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的愿望更加强烈。2018年4月，中日重启搁置8年的经济高层对话，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与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就宏观经济政策、中日经济合作与交流、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东亚经济一体化与多边合作展开讨论。王毅部长在会见安倍晋三首相后表示，“中日应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探讨推进今后的互利合作”，并提出节能环保、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财政金融、共享经济、医疗养老等下一步中日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可以预见，在日本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经贸合作的步伐将会加快加大。
二、中日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贸合作状况及特征
（一）中日双边进出口规模与结构
中日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贸易依存度较高。2011年，中日双边贸易规模由2010年的 2 977.8 亿美元增至3 428.3亿美元，增速达到15.1%，日本对中国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20.6%，中国连续5年成为日本最大贸易对象国。2011年以来，受3·11东日本大地震导致日元升值、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日本对中国贸易额自1990年以来首次下降。2012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 3 294.6 亿美元，同比减少3.9%。此后受中日关系恶化、反日游行、中国国内经济结构改革、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影响，中日双边贸易持续走低，双边贸易额平均每年减少4.2%。2017年中日双边贸易额终于走出连续5年负增长的困境，双边贸易重返3 000亿美元高点，实现了10.1%的正增长。2017年日本对中国出口14.9万亿日元，同比增长20.5%，占其对全球出口总额的19.0%;日本从中国进口18.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8.5%，占其从全球进口总额的24.5%。在日本对全球的贸易中，对中国贸易总额和进口额均位居第一。 这与中国国家统计局显示的双边贸易走势一致，均表明2017年中日双边贸易呈现明显正增长趋势。
从日本产品的出口结构看，以制造业领域产品居多，其中，机械类与集成电路等电气设备对出口拉动作用较大。2017年日本产品的出口构成中，机械类与电气设备的占比分别为20.9%和25.6%，两者同比增幅达到26.9%和4.5%。2017年日本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前三位依次为电子零部件及设备、科学光学仪器及塑料，分别占当年对中国出口总额的7.0%、6.1%及5.5%。2017年
从日本产品的出口结构看，以制造业产品居多，其中，电子元件、汽车零部件、钢铁、塑料等产品一直都是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对出口拉动作用较大。以电子元件为例，2010—2017年电子元件出口在日本对中国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8.0%，持续位居第一位。就2017年来看，日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为服装配饰、通讯设备及电脑等，这三种主要产品也是历年中国对日本出口占中国对日本总出口比重最大的产品（如表1和表2所示）。
（二）中日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进出口规模与结构
从中日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情况看，中日同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展开合作可充分发挥两国贸易互补优势。因此，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往来成为日本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并导致日本对其态度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2000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中国和日本的贸易规模均呈现出显著增长趋势。2010—2016年，沿线地区对中国的贸易额由 6 847.0 亿美元增至2016年的9 535.9亿美元，年均增速为39.3%，其中2016年中国与沿线地区的贸易额占中国与全球贸易额的25.7%，较2015年提升0.3个百分点。同时，沿线地区对日本的贸易额从2000年的3 367.5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4 697.1亿美元。受全球经济改善迟缓、全球贸易发展徘徊低迷，特别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沿线地区贸易额增加等因素的影响，2014年日本与沿线地区的贸易额却有所下降。2016年依然呈现出下降趋势，当年日本与沿线地区的贸易额为 3 249.6 亿美元，较2015年下降2个百分点。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在观测期内对中国的贸易额和增速均显著高于日本，这意味着与日本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更高，一定程度上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重要程度大于日本。从贸易分布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与中日贸易状况，日本在沿线的重要贸易地区为东南亚、西亚北非及南亚，且东南亚、西亚北非对日本的贸易比重在2013年后呈现出下降趋势。而中国在沿线的重要贸易地区为中亚、东南亚与南亚，三个区域对中国的贸易比重在观测期内均有所上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 根据传统全球大洲与次区域划分方法和中国“一带一路”官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数据，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划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东欧六个区域，由于目前东亚仅有蒙古一国（中国除外），其与中国贸易额较小，因而这里没有提及。 对中日两国贸易额占其对世界贸易额比重如表3所示。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和低端制成品。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产品中，矿物燃料、润滑油及相关原料、制成品和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分别以43.0%、41.3%和38.2%的比重高居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前三位。同时，进口方面数据显示，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进口最多的产品为资源制成品和初级产品。2000—2014年，中国从沿线地区进口的低技术产品 Sanjaya和Lall在1998年提出，可以依据SITC三位数级别的出口数据来确定一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通常依据贸易产品技术水平的差异，将贸易品分为初级贸易品和制成品两大类。Lall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贸易制成品还可以细分为资源型产品、低技术制成品、中技术制成品及高技术制成品。 比重平均下降了4.0%，而资源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比重则提高了5.1%和6.8%。日本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品涉及高中低三个技术级别 [10] ，虽然日本在部分产品出口竞争力上较中国更具比较优势，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沿线地区与中国贸易往来增加，使同期沿线地区从日本进口的各类产品比重均显著低于中国，中日两国在沿线地区的贸易竞争加剧。2000—2014年，沿线地区从中国进口的高中低三类技术产品的平均贸易比重分别提高了21.6%、8.1%和15.0%，日本则分别下降了5.5%、6.2%和3.3%。同时，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拓展贸易还存在着贸易结构单一且层次偏低，贸易与生产或企业投资联系不大且未形成价值链上下游的供应关系等诸多瓶颈。目前，中日两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不同。2006年后，尽管中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快速提升，但周升起等 [11] 亦客观指出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内部各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仍处于较低水平，即使在亚洲价值链及东亚分工中，中国出口制成品的整体技术和结构水平也远低于日本。在东亚，虽然“雁行模式” 东亚各国的雁行模式是指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各国、中国内地为顺序进行依次追赶的过程，其中东盟各国是指最初东盟五国中的泰國、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四国。 趋于解体，但日本在技术、资本、现代管理等生产要素方面具备明显优势，依然在国际分工中保持领先位置。由于中国、日本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结构存在差异，加之两国在国际分工所处的“上下游”地位与互补型分工模式，更兼两者又均与沿线地区保持密切贸易关系，因而可以认为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就贸易合作层面存在巨大空间。 （三）中日双向投资及中日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状况
中日虽互为重要投资伙伴，但2013年后双边投资规模持续下降，呈现出与双边贸易相同的下降趋势（如表4所示）。2016年，中国实际利用日本直接投资31.1亿美元，较上年减少3.1%，继2013、2014、2015年分别下降4.3%、38.7%、25.9%之后的连续4年负增长。受日本经济长期低位运行、工业生产低迷及中日关系恶化等因素影响，中国对日本投资自2014年以来也呈现出下降趋势，2014年，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3.9亿美元，较2013年下降9.1%，2015年投资持续下降，下降幅度为39.1%，但2016年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3.4亿美元，止跌回升。从投资领域来看，共享经济、互联网金融、跨境电商等成为中国对日本投资的新增长点。2017年，日本对中国投资32.7亿美元，同比增长5.1%，继4年下跌趋势后首次回升，累计投资达到 1 081.0 亿美元，日本继续位居中国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地位。从行业增长来看，高端制造业和节能环保型产品位居前列。作为承接日资的重要载体，截至2016年10月1日，在中国的日资企业总数（业务网点）已达32 313家，直接或间接雇用人数约超过1 000万人。日资企业在中国设立生产及销售基地，不仅为改善中国职场环境、提供就业做出了贡献，也为日本创造了2010—2016年较大的直接投资收益。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沿线地区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05—2016年，中国对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由6.7亿美元增长到1 53.4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40.5%。2017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地区新增投资合计143.6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0%，同比增长3.5%，在全年整体对外直接投资下降近三成的情况下，中国对沿线地区直接投资仅下降1.2%。中国投资主要流向巴基斯坦、俄罗斯及部分原东盟国家，投资格局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与此相比，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主体和重点区域是东南亚、其次为南亚，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重点区域相重合。2017年，日本对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分别为22 401亿日元和1 359亿日元，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12.5%和0.8%。相反，日本对沿线的东欧、中亚、西亚北非的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 [12] ，但日本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较快。2017年，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东欧和西亚北非的直接投资分别为610亿日元和2 743亿日元，较2016年分别增长559.9%和114.8%。从投资结构来看，为符合国内产业发展需要，日本对东南亚和南亚的投资多以制造业为主，而对中亚地区的投资则集中在获取能源导向的非制造业领域。由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的主要动机是为获取石油等战略性资源和开拓当地市场，因而中国的投资多集中于金属、交通、化学等制造业及高科技行业。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务实向前推进，沿线地区基建市场正展示出巨大潜力，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或正成为日本的投资新动向 [13] 。近年来，日本政府瞄准商机，将基础设施出口与投资作为“经济成长战略”的重要支柱，2015年，日本提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这与中国政府所倡导的设施连通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将展开既竞争又合作的博弈之路。
三、中日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新趋势和新领域
（一）中日两国经贸关系合作大于竞争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中日两国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改变。2010年后中国GDP总量持续增加，至2017年已达13.2万亿美元，而同期日本GDP总量为4.9万亿美元，中日GDP总量差距不断加大。从经济增速来看，2017年，盡管中国经济近年来下行压力增大，但全年GDP增速依然保持在6.9%左右，未来增长潜力巨大;日本经济增速为1.7%，虽然宏观经济数据继续表现低迷，但受“安倍经济学”影响，日本企业经营状况和产业环境均得到改善，服务贸易与新兴产业迅猛发展，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加速，日本经济有望走出持续低迷。人均GDP呈现出的中日经济基本面与GDP总量数据正好相反，表明中国与日本还存在较大差距。2017年，中国人均GDP近年来持续增加，增至8 583美元，全球排名74位，位居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日本人均GDP为38 550美元，约为中国的4.5倍，早已步入高收入国家。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通过“引进来”“走出去”不断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融入全球产业链，逐渐形成了产业种类齐全、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业体系。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增速降低，包括少子老龄化在内的问题也拉低了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但20多年来与之相伴的是其经济增长质量的较大提升 [14] 。中日在进行经济合作时并不属于零和竞争关系 [15] ，因而两国在贸易、投资等经贸领域的合作还存在着巨大空间。可以预见，未来竞争与合作将成为日本政府对中国经贸合作的两难之选。2010—2017年GDP总量、增长率及人均GDP变化如表5所示。
（二）中日在“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
从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可知，日本政府、企业界、学界及媒体尤其是政府开始改变态度，逐渐认识到中日两国之间及双方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经贸关系合作大于竞争。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推出的“基础设施出口战略”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对接。中日两国在生产要素上互通有无，产业产能优势互补，携手合作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日本拥有先进的技术、丰富的国际化经营与本地项目管理经验，而中国具有装备制造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且两国同处于东亚生产网络，生产链、产业链与价值链相互融合。因此，中日两国除了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双边合作之外，未来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也将成为两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中日在“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也将促进中国产业转型迈向中高端水平，助力日本实现相关技术成果转化和开辟互利共赢空间，推动沿线地区工业化建设与经济发展。事实上，在日本政府表态之前，中日民间企业已在第三方市场展开合作。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物流和能源领域，两国企业已启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三赢模式”，进行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谋求实现“1+1+1大于3”的效果。目前，中日在“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案例汇总情况如表6所示。 由此可见，中日在第三方市场展开合作可避免“杀价竞争”等无序竞争行为的出现，有利于两国在与第三方的谈判或竞价中掌握主动权，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优势互补与合作共赢。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两国经济部门共同签署的《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也将为两国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保驾护航，提供较为完善的制度政策保障和有效的合作平台。
（三）中日两国合作潜力巨大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公布的《亚洲、大洋洲日资企业活动实况调查》，关于今后1—2年中国业务的发展方向，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在2015年为38.1%，这是自1998年实施该项调查以来首次接近四成，但在2016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增至40.1%，2017年则大幅回升至48.3%。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2017年底发布的《第29次日本制造业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的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以来时隔5年中国重返最具潜力国家第一名，在中国的投票率 本文的得票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票数量占问卷回答总人数的比率。 从之前的42.0%上升至45.7%，在被调查的444家企业中有超过2/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企业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的优势使中国市场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抱有期待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可能再度成为日本企业最重视的投资对象国。
2018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一带一路”达沃斯圆桌会议上，JBIC首席执行官前田匡史表示，JBIC将对参与中日合作开发“一带一路”项目的日本企业提供融资支持。通过JBIC的调查报告及JBIC高层的态度可以预测，日本企业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投资和合作的可能性将扩大，日资企业将加强中国市场与“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开拓步伐。
中国政府的态度始终是明确的，中国欢迎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将给日本企业带来巨大商机和利益。“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实施5年来进展顺利，多方积极参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尽管如此仍不乏来自外界的排斥与质疑。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主旨讲演中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倡议的参与合作各方应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把“一带一路”倡议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让“一带一路”倡议更好造福各国人民。这表明中国欢迎任何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建设，也欢迎日本等国参与进来。事实上，在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議态度发生变化并先后多次向中国释放出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信号前，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就曾表示对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欢迎。2015年4月，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程永华大使在东京发表演讲时曾邀请日本加入亚投行，程永华称日本的作用很大，中日两国应携手为发展地区经济努力。而在英法德等欧洲大国加入亚投行并且在美国表达想要和亚投行合作的意愿后，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多次表态可能加入亚投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曾表示，尊重日美是否加入及何时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此前，外交部发言人称，“一带一路” 倡议是开放包容的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志同道合的国家均可参与其中，中方对日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直持开放态度。日本以适当方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中日经济合作开辟新空间、创造新的增长点，而且中日两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也将促进第三方市场经济发展。2018年5月，为进一步表示中国对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持欢迎态度，中方同意给予日本2 000亿元人民币（约合313.6亿美元）的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 RQFII（RMB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境外机构投资人可将批准额度内的外汇结汇投资于境内的证券市场。RQFII放开股市投资，将在侧面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 ）额度，支持日本金融机构积极通过RQFII投资中国资本市场，并且中方对在东京设立人民币清算行持积极态度。由此可见，中国政府一贯秉持开放与合作的坚定态度欢迎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多次在公开场合的坚决表态不仅能消除日本国内从政府到民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偏差与误解，还能促进两国就“一带一路”契机展开经贸务实合作，实现良性互动。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日两国在继续推进双边贸易、双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领域合作的同时，高端制造、产业升级、中欧班列、医疗养老等现代服务业领域也将成为两国的合作重点。
四、扩大中日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贸合作的思考
根据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新趋势，中日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经贸合作将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这也为中国引进日本企业投资和促进产业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推进与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方面，中国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快推进对日本开放合作，争取从以下方面实现重要突破：
第一，抓住目前中日关系改善的良好契机，尽快加大对日本宣传、招商引资和产业合作力度，吸引日本高端制造和服务业落户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快速推进与东北亚首先是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与交流，通过赴日宣传形式或利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等重要平台机构，借助JETRO发声，向日本企业界讲好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建设特别是东北地区新一轮开放合作故事，掀起新一轮对日本招商引资热潮。
第二，充分挖掘和发挥东北地区企业的优势，与日本企业结成伙伴关系，携手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实现合作三赢。中国—日本商务理事会联络办公室（大连）《2017年中日贸易投资合作报告》显示，辽宁与日本的区域贸易合作指数在全国排名第六，在东北三省中位居第一。日本瑞穗银行中国营业部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3月日本对“一路”沿线地区23个国家的累计投资项目是对“一带”沿线地区45个国家的近3倍。这说明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对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投资还存在巨大空间。JBIC也表示将重点支持日本企业在“一带”沿线地区与中国的合作。这一区域的合作与东北地区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定位十分契合，应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充分发挥区域地缘优势，推进中日企业在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合作开发项目。可优先考虑在东北亚地区开展基础设施、高端制造、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合作，选取规模大、影响力强的合作项目作为样本，向更多地区和更多领域推广和拓展。 第三，安排与部署即将召开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动开放市场，进一步吸引日本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區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目前，中日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均处于不平衡状态，为促进贸易双向平衡，在扩大装备制造出口的同时，也应注重扩大从日本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进口。充分发挥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平台优势，发展贸易新业态，吸引更多销售日本产品的电商平台落户自由贸易试验区。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便利化措施，如利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可以大力推进与日本的进出口贸易。借助大连港集装箱码头开通国内首条直达斯洛伐克中欧班列并实现回程班列常态化运行的契机，全面推进海铁联运，保障日本海运货物顺利转场铁路运输，为中日企业提供更多商机。
第四，尽快与日本产业对接并开放合作，着重推动“旅游+医疗+养老”领域，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创建中日养老产业合作园，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医疗养老是中日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立足中国东北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居民消费升级的市场需求，吸引并利用日本优质医疗养老服务业资源，定向对接日本新兴产业链，推动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力争发展成为深度开放、服务配套、产业聚集等多重效应叠加的东北现代医疗养老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1] 李素华.日本对“一带一路”构想的认知和反应 [J]. 东北亚学刊，2015，（3）：15-19.
[2] 冯昭奎.中日关系的辩证解析[J].日本学刊，2015，（1）：1-24.
[3] 大 橋 英夫.TPPと中国の一帯一路構想[J].国際問題，2016，（6）：29-39.
[4] 笪志刚，任晓菲，李扬.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与应对分析[J].当代韩国，2017，（2）：36-51.
[5] 菊池努.インド太平洋時代の日本外交：スイング. ステーツへの対応[R].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5-11-19.
[6] 大西康雄.一帯一路構想とその中国経済への影響[J].アジ研ポリシー·ブリーフ，2017，（86）：1-2.
[7] 梅原直樹.中国“一帯一路”構想の特徴と今後について[R].国際通貨研究所， 2017-03-14.
[8] 山本吉宣.中国の台頭と国際秩序の観点からみた“一帯一路”[R].PHP研究所，2015-08-28.
[9] 朱丹丹.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图解读及应对——以日本主流媒体相关报道分析为例 [J]. 中国周边外交刊，2015，（2）：173-189.
[10] 庞 德良，刘胜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对日贸易格局演变[J].东北亚论坛，2016，（6）：36-45.
[11] 周升起，兰珍先，付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再考察——基于Koopman等的“GVC地位指数”[J].国际贸易问题，2014，（2）：3-12.
[12] 何小钢.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J].国际贸易，2017，（11）：52-56.
[13] 刘瑞.基础设施出口战略博弈下的中日竞争与合作[J].东北亚学刊，2016，（4）：38-43.
[14] 马学礼，陈志恒.老龄社会对日本经济增长与刺激政策的影响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16，（4）：83-94.
[15] 郭锐，苏红红.中日关于东亚经济合作的战略定位、模式选择及制约因素[J].现代日本经济，2017，（6）：12-21.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日本态度变化;第三方市场;中日经贸合作
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 1008- 4096（2018）06-0037-09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日本政府基本持不看好、不参与甚至不支持的态度。2017年5月，日本参加中国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后，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2017年6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条件成熟时将与中国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从最初的冷淡应对、对抗竞争到现今的积极参与，态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变化。
（一）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始末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时正值中日对抗与对立，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摩擦冲突不断，而双边关系更因为钓鱼岛事件和东海争端由此前的“政冷经热”迅速恶化为“政冷经冷”状态。 中日关系发展到接近“全面崩溃”“坏到不能再坏”。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反对、冷淡应对态度，并且出于地缘政治思想及地缘政治格局等多重因素的考量，日本政府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损害了日本在亚洲的既得经济利益，并将削弱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由于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戒心与误解，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开展的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等大型合作项目，日本都紧随其后并与中国展开直接竞争，且不断宣扬强调日本在资金、技术与管理运营方面的优势，其与中国对决态度异常鲜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向前推进，日本参与企业从中获益 [1] ，再加上2014年下半年后中日关系逐渐脱离谷底期，出现缓和迹象 [2] ，日本政府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并考虑中日在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2018年4月以来，美日贸易摩擦频发且美国加大对日本贸易施压、美朝关系改善使东北亚局势趋暖、日本与俄罗斯会谈并希望缔结友好条约、李克强总理时隔8年再次访日等因素使日本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均发生了变化，促使日本开始重视并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中来为国家和民众谋求利益。
（二）日本企业界、学界及媒体态度的变化
除日本政府态度发生变化外，日本企业界、学界与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也是评议不一，态度上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 日本企业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由最初的警惕观望，到期间因从中获益而态度有所变化，到现在参与合作，经历了与政府态度变化相类似的历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部分日本企业对其产生兴趣，并开始借民间合作机会探寻中日合作的可能性，但由于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消极警惕态度，以及官方所传达出的“不鼓励与中国合作”的意愿，使绝大多数日本企业并不看好“一带一路”倡议前景。另外，大 桥 英夫 [3] 也指出日本企业担忧中国的“官民合作体制”与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雄厚资本实力会导致日本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之后，伴随“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发电站、数据、物流等建设项目逐渐增多，日本三菱重工、富士通等企业参与其中，开展相关业务并逐渐获益。笪志刚等 [4] 认为此时日本国内一些相关经济团体和大型跨国企业开始强调以有效方式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获得更多商机，并符合日本经济整体利益诉求。大型企业集团获益而产生的游说效果也因此加速了日本企业界态度的变化。此后，随着日本政府释放出合作信号，中日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与商业活动日益增多。
日本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较为理智与冷静。保守派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会损害日本现行既得利益，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回应，菊池努 [5] 也指出其会给日本“印太”外交带来重要挑战。亦有部分学者如大西康雄 [6] 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输出国内过剩产能而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举措。梅原直树 [7] 认为该倡议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方向与新思路，但包括山本吉宣 [8] 在内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为国際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并使更多国家获益，因而日本在正视其带来的挑战的同时应积极参与。
在日本政府态度未发生变化时，日本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明显存在曲解误读和主观报道倾向 [9] ，所传达出来的多为负面信息与消极评价，虽有部分媒体发出客观声音并进行正面报道，但对日本媒体负面言论难以造成影响。由此社会舆论及日本民众对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呈现出恶化趋势。而在日本政府态度发生变化后，日本国内舆论界的态度随之变化，媒体及社会舆论开始转向。日本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报道尤其是正面报道的数量明显增加，呈现出与此前报道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对“一带一路”倡议开始持积极肯定态度，并指出日本企业应加紧行动赶乘“一带一路”快车，在“互利共赢”平台上实现利益最大化。
（三）日本对中日在“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新认识
2017年12月，日本政府首次表态，可将中日合作范围扩大到“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市场。日本政府表态后，日本企业界逐步坚定了参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决心，日本学术界也开始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并在日本国内先后成立了亚洲经济研究所“一带一路”研究室等多家专门研究机构，其在对“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展开研究的同时为中日“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市场合作建言献策。 近年来，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一直寻求与中国加强政治合作。2018年3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华后，4月又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晤，开启韩朝首脑会谈，5月习近平总书记与金正恩会晤，朝鲜半岛形势开始取得富有意义的进展。朝鲜半岛形势的缓和使得日本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的愿望更加强烈。2018年4月，中日重启搁置8年的经济高层对话，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与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就宏观经济政策、中日经济合作与交流、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东亚经济一体化与多边合作展开讨论。王毅部长在会见安倍晋三首相后表示，“中日应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探讨推进今后的互利合作”，并提出节能环保、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财政金融、共享经济、医疗养老等下一步中日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可以预见，在日本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经贸合作的步伐将会加快加大。
二、中日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贸合作状况及特征
（一）中日双边进出口规模与结构
中日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贸易依存度较高。2011年，中日双边贸易规模由2010年的 2 977.8 亿美元增至3 428.3亿美元，增速达到15.1%，日本对中国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20.6%，中国连续5年成为日本最大贸易对象国。2011年以来，受3·11东日本大地震导致日元升值、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日本对中国贸易额自1990年以来首次下降。2012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 3 294.6 亿美元，同比减少3.9%。此后受中日关系恶化、反日游行、中国国内经济结构改革、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影响，中日双边贸易持续走低，双边贸易额平均每年减少4.2%。2017年中日双边贸易额终于走出连续5年负增长的困境，双边贸易重返3 000亿美元高点，实现了10.1%的正增长。2017年日本对中国出口14.9万亿日元，同比增长20.5%，占其对全球出口总额的19.0%;日本从中国进口18.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8.5%，占其从全球进口总额的24.5%。在日本对全球的贸易中，对中国贸易总额和进口额均位居第一。 这与中国国家统计局显示的双边贸易走势一致，均表明2017年中日双边贸易呈现明显正增长趋势。
从日本产品的出口结构看，以制造业领域产品居多，其中，机械类与集成电路等电气设备对出口拉动作用较大。2017年日本产品的出口构成中，机械类与电气设备的占比分别为20.9%和25.6%，两者同比增幅达到26.9%和4.5%。2017年日本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前三位依次为电子零部件及设备、科学光学仪器及塑料，分别占当年对中国出口总额的7.0%、6.1%及5.5%。2017年
从日本产品的出口结构看，以制造业产品居多，其中，电子元件、汽车零部件、钢铁、塑料等产品一直都是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对出口拉动作用较大。以电子元件为例，2010—2017年电子元件出口在日本对中国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8.0%，持续位居第一位。就2017年来看，日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为服装配饰、通讯设备及电脑等，这三种主要产品也是历年中国对日本出口占中国对日本总出口比重最大的产品（如表1和表2所示）。
（二）中日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进出口规模与结构
从中日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情况看，中日同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展开合作可充分发挥两国贸易互补优势。因此，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往来成为日本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并导致日本对其态度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2000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中国和日本的贸易规模均呈现出显著增长趋势。2010—2016年，沿线地区对中国的贸易额由 6 847.0 亿美元增至2016年的9 535.9亿美元，年均增速为39.3%，其中2016年中国与沿线地区的贸易额占中国与全球贸易额的25.7%，较2015年提升0.3个百分点。同时，沿线地区对日本的贸易额从2000年的3 367.5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4 697.1亿美元。受全球经济改善迟缓、全球贸易发展徘徊低迷，特别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沿线地区贸易额增加等因素的影响，2014年日本与沿线地区的贸易额却有所下降。2016年依然呈现出下降趋势，当年日本与沿线地区的贸易额为 3 249.6 亿美元，较2015年下降2个百分点。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在观测期内对中国的贸易额和增速均显著高于日本，这意味着与日本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更高，一定程度上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重要程度大于日本。从贸易分布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与中日贸易状况，日本在沿线的重要贸易地区为东南亚、西亚北非及南亚，且东南亚、西亚北非对日本的贸易比重在2013年后呈现出下降趋势。而中国在沿线的重要贸易地区为中亚、东南亚与南亚，三个区域对中国的贸易比重在观测期内均有所上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 根据传统全球大洲与次区域划分方法和中国“一带一路”官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数据，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划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东欧六个区域，由于目前东亚仅有蒙古一国（中国除外），其与中国贸易额较小，因而这里没有提及。 对中日两国贸易额占其对世界贸易额比重如表3所示。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和低端制成品。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产品中，矿物燃料、润滑油及相关原料、制成品和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分别以43.0%、41.3%和38.2%的比重高居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前三位。同时，进口方面数据显示，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进口最多的产品为资源制成品和初级产品。2000—2014年，中国从沿线地区进口的低技术产品 Sanjaya和Lall在1998年提出，可以依据SITC三位数级别的出口数据来确定一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通常依据贸易产品技术水平的差异，将贸易品分为初级贸易品和制成品两大类。Lall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贸易制成品还可以细分为资源型产品、低技术制成品、中技术制成品及高技术制成品。 比重平均下降了4.0%，而资源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比重则提高了5.1%和6.8%。日本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品涉及高中低三个技术级别 [10] ，虽然日本在部分产品出口竞争力上较中国更具比较优势，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沿线地区与中国贸易往来增加，使同期沿线地区从日本进口的各类产品比重均显著低于中国，中日两国在沿线地区的贸易竞争加剧。2000—2014年，沿线地区从中国进口的高中低三类技术产品的平均贸易比重分别提高了21.6%、8.1%和15.0%，日本则分别下降了5.5%、6.2%和3.3%。同时，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拓展贸易还存在着贸易结构单一且层次偏低，贸易与生产或企业投资联系不大且未形成价值链上下游的供应关系等诸多瓶颈。目前，中日两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不同。2006年后，尽管中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快速提升，但周升起等 [11] 亦客观指出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内部各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仍处于较低水平，即使在亚洲价值链及东亚分工中，中国出口制成品的整体技术和结构水平也远低于日本。在东亚，虽然“雁行模式” 东亚各国的雁行模式是指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各国、中国内地为顺序进行依次追赶的过程，其中东盟各国是指最初东盟五国中的泰國、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四国。 趋于解体，但日本在技术、资本、现代管理等生产要素方面具备明显优势，依然在国际分工中保持领先位置。由于中国、日本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结构存在差异，加之两国在国际分工所处的“上下游”地位与互补型分工模式，更兼两者又均与沿线地区保持密切贸易关系，因而可以认为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就贸易合作层面存在巨大空间。 （三）中日双向投资及中日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状况
中日虽互为重要投资伙伴，但2013年后双边投资规模持续下降，呈现出与双边贸易相同的下降趋势（如表4所示）。2016年，中国实际利用日本直接投资31.1亿美元，较上年减少3.1%，继2013、2014、2015年分别下降4.3%、38.7%、25.9%之后的连续4年负增长。受日本经济长期低位运行、工业生产低迷及中日关系恶化等因素影响，中国对日本投资自2014年以来也呈现出下降趋势，2014年，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3.9亿美元，较2013年下降9.1%，2015年投资持续下降，下降幅度为39.1%，但2016年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3.4亿美元，止跌回升。从投资领域来看，共享经济、互联网金融、跨境电商等成为中国对日本投资的新增长点。2017年，日本对中国投资32.7亿美元，同比增长5.1%，继4年下跌趋势后首次回升，累计投资达到 1 081.0 亿美元，日本继续位居中国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地位。从行业增长来看，高端制造业和节能环保型产品位居前列。作为承接日资的重要载体，截至2016年10月1日，在中国的日资企业总数（业务网点）已达32 313家，直接或间接雇用人数约超过1 000万人。日资企业在中国设立生产及销售基地，不仅为改善中国职场环境、提供就业做出了贡献，也为日本创造了2010—2016年较大的直接投资收益。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沿线地区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05—2016年，中国对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由6.7亿美元增长到1 53.4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40.5%。2017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地区新增投资合计143.6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0%，同比增长3.5%，在全年整体对外直接投资下降近三成的情况下，中国对沿线地区直接投资仅下降1.2%。中国投资主要流向巴基斯坦、俄罗斯及部分原东盟国家，投资格局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与此相比，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主体和重点区域是东南亚、其次为南亚，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重点区域相重合。2017年，日本对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分别为22 401亿日元和1 359亿日元，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12.5%和0.8%。相反，日本对沿线的东欧、中亚、西亚北非的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 [12] ，但日本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较快。2017年，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东欧和西亚北非的直接投资分别为610亿日元和2 743亿日元，较2016年分别增长559.9%和114.8%。从投资结构来看，为符合国内产业发展需要，日本对东南亚和南亚的投资多以制造业为主，而对中亚地区的投资则集中在获取能源导向的非制造业领域。由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的主要动机是为获取石油等战略性资源和开拓当地市场，因而中国的投资多集中于金属、交通、化学等制造业及高科技行业。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务实向前推进，沿线地区基建市场正展示出巨大潜力，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或正成为日本的投资新动向 [13] 。近年来，日本政府瞄准商机，将基础设施出口与投资作为“经济成长战略”的重要支柱，2015年，日本提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这与中国政府所倡导的设施连通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将展开既竞争又合作的博弈之路。
三、中日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新趋势和新领域
（一）中日两国经贸关系合作大于竞争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中日两国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改变。2010年后中国GDP总量持续增加，至2017年已达13.2万亿美元，而同期日本GDP总量为4.9万亿美元，中日GDP总量差距不断加大。从经济增速来看，2017年，盡管中国经济近年来下行压力增大，但全年GDP增速依然保持在6.9%左右，未来增长潜力巨大;日本经济增速为1.7%，虽然宏观经济数据继续表现低迷，但受“安倍经济学”影响，日本企业经营状况和产业环境均得到改善，服务贸易与新兴产业迅猛发展，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加速，日本经济有望走出持续低迷。人均GDP呈现出的中日经济基本面与GDP总量数据正好相反，表明中国与日本还存在较大差距。2017年，中国人均GDP近年来持续增加，增至8 583美元，全球排名74位，位居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日本人均GDP为38 550美元，约为中国的4.5倍，早已步入高收入国家。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通过“引进来”“走出去”不断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融入全球产业链，逐渐形成了产业种类齐全、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业体系。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增速降低，包括少子老龄化在内的问题也拉低了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但20多年来与之相伴的是其经济增长质量的较大提升 [14] 。中日在进行经济合作时并不属于零和竞争关系 [15] ，因而两国在贸易、投资等经贸领域的合作还存在着巨大空间。可以预见，未来竞争与合作将成为日本政府对中国经贸合作的两难之选。2010—2017年GDP总量、增长率及人均GDP变化如表5所示。
（二）中日在“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
从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可知，日本政府、企业界、学界及媒体尤其是政府开始改变态度，逐渐认识到中日两国之间及双方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经贸关系合作大于竞争。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推出的“基础设施出口战略”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对接。中日两国在生产要素上互通有无，产业产能优势互补，携手合作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日本拥有先进的技术、丰富的国际化经营与本地项目管理经验，而中国具有装备制造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且两国同处于东亚生产网络，生产链、产业链与价值链相互融合。因此，中日两国除了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双边合作之外，未来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也将成为两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中日在“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也将促进中国产业转型迈向中高端水平，助力日本实现相关技术成果转化和开辟互利共赢空间，推动沿线地区工业化建设与经济发展。事实上，在日本政府表态之前，中日民间企业已在第三方市场展开合作。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物流和能源领域，两国企业已启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三赢模式”，进行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谋求实现“1+1+1大于3”的效果。目前，中日在“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案例汇总情况如表6所示。 由此可见，中日在第三方市场展开合作可避免“杀价竞争”等无序竞争行为的出现，有利于两国在与第三方的谈判或竞价中掌握主动权，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优势互补与合作共赢。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两国经济部门共同签署的《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也将为两国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保驾护航，提供较为完善的制度政策保障和有效的合作平台。
（三）中日两国合作潜力巨大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公布的《亚洲、大洋洲日资企业活动实况调查》，关于今后1—2年中国业务的发展方向，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在2015年为38.1%，这是自1998年实施该项调查以来首次接近四成，但在2016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增至40.1%，2017年则大幅回升至48.3%。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2017年底发布的《第29次日本制造业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的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以来时隔5年中国重返最具潜力国家第一名，在中国的投票率 本文的得票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票数量占问卷回答总人数的比率。 从之前的42.0%上升至45.7%，在被调查的444家企业中有超过2/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企业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的优势使中国市场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抱有期待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可能再度成为日本企业最重视的投资对象国。
2018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一带一路”达沃斯圆桌会议上，JBIC首席执行官前田匡史表示，JBIC将对参与中日合作开发“一带一路”项目的日本企业提供融资支持。通过JBIC的调查报告及JBIC高层的态度可以预测，日本企业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投资和合作的可能性将扩大，日资企业将加强中国市场与“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开拓步伐。
中国政府的态度始终是明确的，中国欢迎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将给日本企业带来巨大商机和利益。“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实施5年来进展顺利，多方积极参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尽管如此仍不乏来自外界的排斥与质疑。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主旨讲演中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倡议的参与合作各方应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把“一带一路”倡议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让“一带一路”倡议更好造福各国人民。这表明中国欢迎任何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建设，也欢迎日本等国参与进来。事实上，在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議态度发生变化并先后多次向中国释放出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信号前，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就曾表示对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欢迎。2015年4月，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程永华大使在东京发表演讲时曾邀请日本加入亚投行，程永华称日本的作用很大，中日两国应携手为发展地区经济努力。而在英法德等欧洲大国加入亚投行并且在美国表达想要和亚投行合作的意愿后，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多次表态可能加入亚投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曾表示，尊重日美是否加入及何时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此前，外交部发言人称，“一带一路” 倡议是开放包容的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志同道合的国家均可参与其中，中方对日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直持开放态度。日本以适当方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中日经济合作开辟新空间、创造新的增长点，而且中日两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也将促进第三方市场经济发展。2018年5月，为进一步表示中国对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持欢迎态度，中方同意给予日本2 000亿元人民币（约合313.6亿美元）的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 RQFII（RMB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境外机构投资人可将批准额度内的外汇结汇投资于境内的证券市场。RQFII放开股市投资，将在侧面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 ）额度，支持日本金融机构积极通过RQFII投资中国资本市场，并且中方对在东京设立人民币清算行持积极态度。由此可见，中国政府一贯秉持开放与合作的坚定态度欢迎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多次在公开场合的坚决表态不仅能消除日本国内从政府到民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偏差与误解，还能促进两国就“一带一路”契机展开经贸务实合作，实现良性互动。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日两国在继续推进双边贸易、双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领域合作的同时，高端制造、产业升级、中欧班列、医疗养老等现代服务业领域也将成为两国的合作重点。
四、扩大中日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贸合作的思考
根据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新趋势，中日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经贸合作将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这也为中国引进日本企业投资和促进产业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推进与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方面，中国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快推进对日本开放合作，争取从以下方面实现重要突破：
第一，抓住目前中日关系改善的良好契机，尽快加大对日本宣传、招商引资和产业合作力度，吸引日本高端制造和服务业落户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快速推进与东北亚首先是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与交流，通过赴日宣传形式或利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等重要平台机构，借助JETRO发声，向日本企业界讲好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建设特别是东北地区新一轮开放合作故事，掀起新一轮对日本招商引资热潮。
第二，充分挖掘和发挥东北地区企业的优势，与日本企业结成伙伴关系，携手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实现合作三赢。中国—日本商务理事会联络办公室（大连）《2017年中日贸易投资合作报告》显示，辽宁与日本的区域贸易合作指数在全国排名第六，在东北三省中位居第一。日本瑞穗银行中国营业部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3月日本对“一路”沿线地区23个国家的累计投资项目是对“一带”沿线地区45个国家的近3倍。这说明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对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投资还存在巨大空间。JBIC也表示将重点支持日本企业在“一带”沿线地区与中国的合作。这一区域的合作与东北地区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定位十分契合，应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充分发挥区域地缘优势，推进中日企业在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合作开发项目。可优先考虑在东北亚地区开展基础设施、高端制造、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合作，选取规模大、影响力强的合作项目作为样本，向更多地区和更多领域推广和拓展。 第三，安排与部署即将召开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动开放市场，进一步吸引日本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區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目前，中日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均处于不平衡状态，为促进贸易双向平衡，在扩大装备制造出口的同时，也应注重扩大从日本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进口。充分发挥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平台优势，发展贸易新业态，吸引更多销售日本产品的电商平台落户自由贸易试验区。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便利化措施，如利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可以大力推进与日本的进出口贸易。借助大连港集装箱码头开通国内首条直达斯洛伐克中欧班列并实现回程班列常态化运行的契机，全面推进海铁联运，保障日本海运货物顺利转场铁路运输，为中日企业提供更多商机。
第四，尽快与日本产业对接并开放合作，着重推动“旅游+医疗+养老”领域，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创建中日养老产业合作园，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医疗养老是中日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立足中国东北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居民消费升级的市场需求，吸引并利用日本优质医疗养老服务业资源，定向对接日本新兴产业链，推动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力争发展成为深度开放、服务配套、产业聚集等多重效应叠加的东北现代医疗养老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1] 李素华.日本对“一带一路”构想的认知和反应 [J]. 东北亚学刊，2015，（3）：15-19.
[2] 冯昭奎.中日关系的辩证解析[J].日本学刊，2015，（1）：1-24.
[3] 大 橋 英夫.TPPと中国の一帯一路構想[J].国際問題，2016，（6）：29-39.
[4] 笪志刚，任晓菲，李扬.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与应对分析[J].当代韩国，2017，（2）：36-51.
[5] 菊池努.インド太平洋時代の日本外交：スイング. ステーツへの対応[R].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5-11-19.
[6] 大西康雄.一帯一路構想とその中国経済への影響[J].アジ研ポリシー·ブリーフ，2017，（86）：1-2.
[7] 梅原直樹.中国“一帯一路”構想の特徴と今後について[R].国際通貨研究所， 2017-03-14.
[8] 山本吉宣.中国の台頭と国際秩序の観点からみた“一帯一路”[R].PHP研究所，2015-08-28.
[9] 朱丹丹.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图解读及应对——以日本主流媒体相关报道分析为例 [J]. 中国周边外交刊，2015，（2）：173-189.
[10] 庞 德良，刘胜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对日贸易格局演变[J].东北亚论坛，2016，（6）：36-45.
[11] 周升起，兰珍先，付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再考察——基于Koopman等的“GVC地位指数”[J].国际贸易问题，2014，（2）：3-12.
[12] 何小钢.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J].国际贸易，2017，（11）：52-56.
[13] 刘瑞.基础设施出口战略博弈下的中日竞争与合作[J].东北亚学刊，2016，（4）：38-43.
[14] 马学礼，陈志恒.老龄社会对日本经济增长与刺激政策的影响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16，（4）：83-94.
[15] 郭锐，苏红红.中日关于东亚经济合作的战略定位、模式选择及制约因素[J].现代日本经济，2017，（6）：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