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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熊先生是我国著名语文教育家，也是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前身）的创建者之一。他的语文教育研究，涉及课程、教材、教学教法与考试评价，出版的语文教育论著主要有：《语言和思维的训练》（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提高写作技能》（译作，作者威廉.W.韦斯特，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简单论文写作》（四川教育出版社1985），《简明·连贯·得体》（语文出版社1996），《中国当代写作与阅读测试》（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思索·探索 章熊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中学生言语技能训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和高中老师谈写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等。他还长期担任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中小学语文教材审查委员，教育部考试中心语文高考命题组组长，在我国语文教育界具有广泛影响。
章熊先生是我素所敬仰的语文界前辈。因为工作关系，我也常到他府上拜望。就在他那八九平米的客厅里，听他纵论语文风云，历数中语“家史”，细数教改阳秋，品评南北名师。常常是娓娓道来，高谈阔论，诙谐豪放，神采飞扬，机锋迭出，启人深思。伴之以他那洒脱的语调和爽朗的笑声，简直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可以说，研究我国当代语文教育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语文教育，章熊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人物。他的语文教育思想涉及课程大纲、教材编写、教改实验及考试评价，对于语文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一座丰富的宝藏。笔者最欣赏他在《思索·探索 章熊语文教育论集》书前引用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一句话：“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里只从其语文“视界”这一小口切入，窥斑见豹，也许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研究不无启示。
一、横跨新旧时代
章熊生于1931年3月28日，江苏苏州人。他出身于江南名门，书香世家。祖父章钰是清末民初知名学者，所校注《资治通鉴》曾受到毛泽东称赏，为中华书局本《资治通鉴》所采用[1]。据说章钰逝世时，蒋介石、周恩来分别发了唁电，蒋并派专人致祭。生前所收藏的图书字画精品捐赠国家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有章钰图书专柜。有一次，国家图书馆有“宋元碑拓精品展”，我与编辑室同事相约前往参观，还曾见到署名“章钰”的多幅藏品。章熊深得祖父宠爱，幼承庭训，早受诗文熏陶，自然也接触了不少当地的一些名流学人，如俞平伯、叶圣陶、吕叔湘等。
1947年，章熊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旋即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师从胡小石、段熙仲、张世禄、陈钟凡、汪辟疆、游寿等名家。两年后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当时大学间允许相互转学，但要经过考试。中央大学有300人参加考试，只有4个转学名额，章熊考了第二名。1951年，20岁的章熊走进清华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语文教师。想到马上就要和《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里的人物见面了，不禁使他踌躇满志，顿生浪漫情怀。因为他教的第一届学生中，有长征红军战士，有县武工大队女队长，还有满身伤疤立过大功的机关枪手。1960年，北京大学附中成立，章熊调入北大附中，为首任语文教研组长，后兼任副校长。正是他出身于名门，从小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经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南北著名学府的熏染，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大名校附中，身处新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虽然有过苦闷、徬徨，最终能够弃旧图新，得风气之先。这些就使章熊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底蕴，又在新时代的大洪流中迅速跟进，在语文教学上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成为北京语文教育界的翘楚。
二、博览中外文化
由于出身于名门名校，章熊兼通英文。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与章学淳合作翻译了美国学者威廉·W·韦斯特所著《提高写作技能（Developing Writing Skills）》，这也是把国外的写作教学经验引入我国的第一本中学写作教材。他曾回忆说：
这本书是吕（叔湘）先生推荐的，不过吕先生推荐的是书而不是我。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本美国中学写作教材，吕先生看过以后非常感慨：“他们中学生的作文比我们的强多了！”于是人教社想把它翻译出来。起初考虑的是张志公先生，不巧张先生卧病住院，才找到了我。
翻译这本写作教材使章熊大开眼界，尤其是书中的结构给了他很大启发。一是写作专题的选择，从“自述”到“辩论与说服”，按照由简单到复杂、由易到难的顺序排列，很实用，也便于操作。二是每一个写作专题里面都包括各种练习若干次（书中称之为“准备活动”），然后才是正式的作文。三是写作技巧、修辞、逻辑知识都安排在相应的专题里，打破了过去教材编写的系统性，重新组合成便于学生实践的训练步骤。尤其是书中收录的美国中学生作文更让他感觉耳目一新。从内容看，大到美国社会的医疗危机，小到个人情感隐私的失恋；从形式看，有散文，有小说，有诗歌；有的想象奇特，例如《答应我一个假想的葬礼》……写作是无拘无束的，学生的学习是快活的。章熊不禁想到：“假如我们的学生也能这样，再加上东方的哲理思维，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无疑大大开阔了他日后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学术视野。
三、沟通大学中学
章熊长期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附中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同时又与大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比如，作为北大附中教师的他，可以到北大图书馆借书。在翻译《提高写作技能》每有疑问时，可以向北大西语系齐声乔教授请教。他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圣陶、张志公、刘国正，清华大学（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吕叔湘，北京大学朱德熙，以及何九盈、陆俭明、蒋绍愚等先生都有很深的交往。这些使他能够追踪语言学前沿，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能够站在语言学的高度审视中学语文教学，也成为他率先开展语文教改的理论基础。他的《简明·连贯·得体》，就是为了完成叶圣陶先生的嘱托而写作的[2]。他对语文知识教学的思想，就缘于从北大图书馆借到的英国人Grearson的英文著作所受到的启发。书中说：“修辞学者的任务，不是去研究‘这是什么’，以划分概念为满足，而是要研究写作老手的经验，分析它‘为什么是这样’。”章熊验诸自身的写作经验和教学经验，加上吕叔湘先生曾让他从静态描述转入动态分析，让学生掌握实用的语言分析技能，他顿时觉得心中好像有一盏灯给拨亮了。从此，萌生了改造现行语文知识体系的想法。 四、汇通理论实践
章熊的语文教育研究具有理论基础深厚、涉及面广、实用性强等特点，这源于他具有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特别是“小论文写作”“当代文艺讲座”等教改实验。他还参与人教社多套语文教材编写，长期主持教育部考试中心语文高考命题工作。正是他的这些特殊语文研究实践活动，使得他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能够立足于课堂教学，立足于教材编写，立足于高考命题实践。根深叶茂，蔚成大家。
1.教改实验
一位了解章熊的老朋友曾对他说：“‘反右’把你束缚住了，‘文革’把你解放了。”[3]“文革”结束后，语文教育迎来春天。章熊痛感当时语文教学上的“泛政治化”倾向，语文课成了标语口号课的弊端，他带着“以天下为已任”的使命感，率先在北大附中开展“语言与思维训练”实验，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后来又搞“当代文学讲座”，“小论文写作”实验，特别是后者，把学术论文的写法引入中学作文教学，学生一学期只写一篇，打破了两周一篇作文的习惯格局，为语文教学开启了新生面。自然也招来各方面的质疑与责难，甚至在家长声称要转学的压力下，他曾有一个半月不能上讲台。后来他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教育监督部门的一份试验报告：取同校同年级两个班，一个班两周一次作文，一个班期末才写一篇；试验结果，两个班并没有明显差异。这就更坚定了他开展这一教改实验的信心。章熊的教改实验，很快引起语文教育界的共鸣。张志公先生在《简单论文写作·序》中说：“与其让学生每两周写一篇作文，倒不如让他们少写几篇，反复修改。”教育部督导员、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苏灵扬特意到北大附中听了何斐老师上的“当代文艺讲座”实验课，不仅写信给叶圣陶先生大加赞赏，还写了《中学语文教学的新课题》一文。这篇文章与章熊、何斐合写的《增设“当代文艺讲座”课的尝试》同时发表在《人民教育》1981年第2期上。“小论文写作”也成为北大附中语文教改实验的一个品牌活动，后来还增加了“论文答辩”环节。笔者就曾应时任副校长程翔之邀，与张鸿苓先生一道参加过北大附中的小论文答辩。
2.教育科研
章熊在北大附中任教20多年后，于1980年代初调入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虽说他的身份变成专业研究人员，但他没有搞那些“居高不能临下”“可爱而不可行”的高深理论研究，而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发挥自己所长，把大量时间精力放在语文教材编写与审查、语文高考命题上。对国家来说，他所做的工作及其贡献自然功德无量，超迈群伦，但在他的工作单位，就不免难以为人所理解了。他自己却能慨然以对，这从他60岁时所赋的一首诗中可见一斑：“舍却心头事，不知岁月流。客稀窗几净，庭浅草木稠。腕老书成趣，山高云自浮。漫言天地广，何处觅归舟。”他的北大附中同事吴祖兴先生，曾这样评价章熊对我国语文教育的贡献：“章老师的贡献不只是形诸视听或者可以‘量化’的‘劳动成果’，他更可贵的贡献是无形的，是精神上的，即他以自己的文化教养与人格力量，为人师表，于潜移默化中启迪学生的心智，引导他们迈向更高的人生境界。”[4]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想，章熊有那么多语文论著在，那么多语文老师曾经受惠于他，未来中国语文教育史上一定会有“章熊”这个闪亮的名字！
2.教材编写
198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香山召开了语文教学改革讨论会，章熊提交的论文《思索·探索》里，在写作教学部分就提出“每学期一次高潮”的主张。多年后，他反思“每学期一次”的主张太偏颇了，头脑有些发热，但不泥于写作的次数，借助“合力点”形成“高潮”的教学设计思路是没有错的。不仅写作教学如此，阅读教学也是如此，不仅一篇课文的教学应该如此，一次课堂教学也应该如此。[5]1981年，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教委关于办好一批重点学校的指示，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开始组织编写一套供重点中学使用的语文教材。其中“六年制重点中学初中语文课本”阅读部分由张定远先生主持。他邀请章熊、顾德希、张必锟、张建华等语文名师参加。从此，章熊与人教社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参加了人教社多套语文教材的研究编写工作。直到2002年笔者主持《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时，仍请他担任高中选修教材《文章写作与修改》的主编，这套教材至今仍在使用。因为这本选修教材篇幅有限，他的许多写作教学思想无法展开。在这册高中写作教材的激发下，他也想将自己的写作教学思想进行系统整理，我们就动员他再写一本，作为这册选修教材的配套读物，供高中教师阅读，这就是他在人教社出版的《和高中老师谈写作》一书。章熊对语文教材事业的贡献，还表现在他所参与的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中小学语文审查委员工作。从1987年直到1999年长达十余年间的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
3.高考命题
章熊1984年开始参加教育部考试中心高考语文命题工作，直到本世纪初他才因年龄原因不再参与，长达20年。但由于这项工作本身具有特殊性，他对我国语文教育事业的这一贡献不大为人所知。我国高考在中断11年后，于1977年恢复，改变了包括笔者在内的数十万考生的命运，也成为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标志。高考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着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而语文又是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热点。从某种意义说，语文高考试题的变化对我国整个语文教育改革发挥着“指挥棒”作用，影响深远。章熊不仅是20年间我国语文高考改革的亲历者，更是语文命题的实际操盘手。1980年代初，朱德熙先生是高考语文审题专家，力主将阅读纳入语文高考试题，并亲自选文改定，还把与潘兆明、章熊叫到家里一起讨论定稿，让章熊带到高中语文命题组。1984年，我国高考语文试卷，首次将美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代表作《古代社会》作为阅读材料，从此改变了语文高考试卷的结构，阅读、写作并重的格局沿用至今。他主持制订的语文能力层级，即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表达运用等五个能力层级，即所谓“羊字结构”理论也为现行语文《考试大纲》所继承。他还领导教育部考试中心“大规模考试作文评分误差控制”课题组，编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大规模考试的作文评分参照量表，并著有《中国当代写作与阅读测试》[6]。 4.发起成立并领导中语会
章熊之于语文教育，还不得不提他参与发起并领导中语会所做的贡献。“文革”结束后不久，他根据自己对语文教学的长期思考，写成《我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几点想法》一文，经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先生推荐，发表于《中国语文》1978年第4期。1978年9月，《中国语文》编辑部在北京金鱼胡同召开北京地区语文教学座谈会。吕叔湘先生主持会议，章熊、张鸿苓、王世堪等应邀参加。会后，吕叔湘先生建议成立一个民间学术组织继续研讨语文教育改革问题，这就是全国中语会成立的最初源头。1978年11月，东北师大附中张翼健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语文教学座谈会，章熊应邀参加。与会者一致建议成立群众性的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并委托章熊等人起草倡议报告，呈报教育部。在由长春返京的火车上，他与王世堪先生一道，起草了给教育部的报告。1978年12月，教育部党组研究了章熊等人提交的关于成立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倡仪报告，同意成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并决定由董纯才副部长负责此事。经过一年的筹备，中语会于1979年12月25日在上海宣告成立。1980年8月，中语会在北戴河召开语文教学座谈会暨全国中学语文教学法研究会成立大会，章熊把他在北大附中开展“小论文写作”教改实验的成果展出，曾引起震动。他在担任教材审查委员期间，还曾以全国中语会的名义呈文教育部教材审定委员会，提出对当时语法教学的批评意见。他曾担任中语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仍为中语会学术顾问。
章熊先生多才多艺，为人豪放。据说在大学期间，曾涉猎文学创作，他的诗曾为唯美书屋老板邵洵美所激赏。其书法作品遒劲俊逸，字如其人，尤其是挂在他客厅沙发上方那幅“温不增华，寒不改业”的横幅显示着主人的品格，另一题有“章熊大哥指正”的条幅，落款为“启功”。笔者曾请他题写“两不厌居”匾额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条幅两幅墨宝，至今仍悬挂在我书房内外。他喜饮，常自称“酒兴颇高，酒量一般。貌似高阳酒徒，其实不堪一击”，颇有魏晋名士风度。
2012年3月，章熊在北京、广州、包头等地一些语文教师的热心支持下，利用网络开通了“中学生书面语训练”交流平台。我闻之则喜，发去贺词：
语文大家，前辈章熊。老当益壮，学术青松。振臂一呼，应者景从。呼朋引类，嘤嘤其鸣。语言训练，培养技能。研究实验，尤重实用。南北唱和，风起云涌。交流平台，水到渠成。方兴未艾，火起风生。书以为贺，期盼繁荣。
章熊先生近年来为病所困，前些年还能不断收到他的新作，只是字体变得越来越大，现在已收不到他的电子邮件了。我最近几次去看他，他说，我看不见你的脸，但听得出你的声音，说明他目欠明而耳尚聪，而且思路清晰。每与交谈，必尽兴而返。
2010年4月，中语会同仁曾为先生作八十大寿，我们期待着为他作九十大寿。谨以此文祝先生健康长寿！
注释：
[1]《标点〈资治通鉴〉说明》：“章钰曾根据胡刻本校过宋、明各本，并参考了以前人校过的宋、元、明本记录，写成《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现在我们根据同一刻本标点排印，便于把章钰的校记择要附注在正文之下，这样，宋、元、明各本的长处就汇集在一起了。”见《资治通鉴》第1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以下除注明出处者外，均据章熊先生与笔者的谈话整理而成。
[2]见《简明·连贯·得体》“前言”：“写这本书，也是完成叶圣陶先生生前的嘱托。”语文出版社1996。第11页。
[3]《我的语文教学思想历程》，见《思索·探索 章熊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4]《踏遍青山人未老章熊老师漫记》，载2010年09月28日新浪教育。
[5]《我的语文教学思想历程》，见《思索·探索 章熊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6]该书收入刘国正、顾黄初、章熊主编的“中国语文研究丛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顾之川，全国中语会理事长，现居北京。
章熊先生是我素所敬仰的语文界前辈。因为工作关系，我也常到他府上拜望。就在他那八九平米的客厅里，听他纵论语文风云，历数中语“家史”，细数教改阳秋，品评南北名师。常常是娓娓道来，高谈阔论，诙谐豪放，神采飞扬，机锋迭出，启人深思。伴之以他那洒脱的语调和爽朗的笑声，简直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可以说，研究我国当代语文教育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语文教育，章熊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人物。他的语文教育思想涉及课程大纲、教材编写、教改实验及考试评价，对于语文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一座丰富的宝藏。笔者最欣赏他在《思索·探索 章熊语文教育论集》书前引用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一句话：“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里只从其语文“视界”这一小口切入，窥斑见豹，也许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研究不无启示。
一、横跨新旧时代
章熊生于1931年3月28日，江苏苏州人。他出身于江南名门，书香世家。祖父章钰是清末民初知名学者，所校注《资治通鉴》曾受到毛泽东称赏，为中华书局本《资治通鉴》所采用[1]。据说章钰逝世时，蒋介石、周恩来分别发了唁电，蒋并派专人致祭。生前所收藏的图书字画精品捐赠国家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有章钰图书专柜。有一次，国家图书馆有“宋元碑拓精品展”，我与编辑室同事相约前往参观，还曾见到署名“章钰”的多幅藏品。章熊深得祖父宠爱，幼承庭训，早受诗文熏陶，自然也接触了不少当地的一些名流学人，如俞平伯、叶圣陶、吕叔湘等。
1947年，章熊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旋即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师从胡小石、段熙仲、张世禄、陈钟凡、汪辟疆、游寿等名家。两年后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当时大学间允许相互转学，但要经过考试。中央大学有300人参加考试，只有4个转学名额，章熊考了第二名。1951年，20岁的章熊走进清华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语文教师。想到马上就要和《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里的人物见面了，不禁使他踌躇满志，顿生浪漫情怀。因为他教的第一届学生中，有长征红军战士，有县武工大队女队长，还有满身伤疤立过大功的机关枪手。1960年，北京大学附中成立，章熊调入北大附中，为首任语文教研组长，后兼任副校长。正是他出身于名门，从小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经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南北著名学府的熏染，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大名校附中，身处新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虽然有过苦闷、徬徨，最终能够弃旧图新，得风气之先。这些就使章熊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底蕴，又在新时代的大洪流中迅速跟进，在语文教学上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成为北京语文教育界的翘楚。
二、博览中外文化
由于出身于名门名校，章熊兼通英文。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与章学淳合作翻译了美国学者威廉·W·韦斯特所著《提高写作技能（Developing Writing Skills）》，这也是把国外的写作教学经验引入我国的第一本中学写作教材。他曾回忆说：
这本书是吕（叔湘）先生推荐的，不过吕先生推荐的是书而不是我。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本美国中学写作教材，吕先生看过以后非常感慨：“他们中学生的作文比我们的强多了！”于是人教社想把它翻译出来。起初考虑的是张志公先生，不巧张先生卧病住院，才找到了我。
翻译这本写作教材使章熊大开眼界，尤其是书中的结构给了他很大启发。一是写作专题的选择，从“自述”到“辩论与说服”，按照由简单到复杂、由易到难的顺序排列，很实用，也便于操作。二是每一个写作专题里面都包括各种练习若干次（书中称之为“准备活动”），然后才是正式的作文。三是写作技巧、修辞、逻辑知识都安排在相应的专题里，打破了过去教材编写的系统性，重新组合成便于学生实践的训练步骤。尤其是书中收录的美国中学生作文更让他感觉耳目一新。从内容看，大到美国社会的医疗危机，小到个人情感隐私的失恋；从形式看，有散文，有小说，有诗歌；有的想象奇特，例如《答应我一个假想的葬礼》……写作是无拘无束的，学生的学习是快活的。章熊不禁想到：“假如我们的学生也能这样，再加上东方的哲理思维，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无疑大大开阔了他日后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学术视野。
三、沟通大学中学
章熊长期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附中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同时又与大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比如，作为北大附中教师的他，可以到北大图书馆借书。在翻译《提高写作技能》每有疑问时，可以向北大西语系齐声乔教授请教。他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圣陶、张志公、刘国正，清华大学（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吕叔湘，北京大学朱德熙，以及何九盈、陆俭明、蒋绍愚等先生都有很深的交往。这些使他能够追踪语言学前沿，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能够站在语言学的高度审视中学语文教学，也成为他率先开展语文教改的理论基础。他的《简明·连贯·得体》，就是为了完成叶圣陶先生的嘱托而写作的[2]。他对语文知识教学的思想，就缘于从北大图书馆借到的英国人Grearson的英文著作所受到的启发。书中说：“修辞学者的任务，不是去研究‘这是什么’，以划分概念为满足，而是要研究写作老手的经验，分析它‘为什么是这样’。”章熊验诸自身的写作经验和教学经验，加上吕叔湘先生曾让他从静态描述转入动态分析，让学生掌握实用的语言分析技能，他顿时觉得心中好像有一盏灯给拨亮了。从此，萌生了改造现行语文知识体系的想法。 四、汇通理论实践
章熊的语文教育研究具有理论基础深厚、涉及面广、实用性强等特点，这源于他具有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特别是“小论文写作”“当代文艺讲座”等教改实验。他还参与人教社多套语文教材编写，长期主持教育部考试中心语文高考命题工作。正是他的这些特殊语文研究实践活动，使得他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能够立足于课堂教学，立足于教材编写，立足于高考命题实践。根深叶茂，蔚成大家。
1.教改实验
一位了解章熊的老朋友曾对他说：“‘反右’把你束缚住了，‘文革’把你解放了。”[3]“文革”结束后，语文教育迎来春天。章熊痛感当时语文教学上的“泛政治化”倾向，语文课成了标语口号课的弊端，他带着“以天下为已任”的使命感，率先在北大附中开展“语言与思维训练”实验，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后来又搞“当代文学讲座”，“小论文写作”实验，特别是后者，把学术论文的写法引入中学作文教学，学生一学期只写一篇，打破了两周一篇作文的习惯格局，为语文教学开启了新生面。自然也招来各方面的质疑与责难，甚至在家长声称要转学的压力下，他曾有一个半月不能上讲台。后来他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教育监督部门的一份试验报告：取同校同年级两个班，一个班两周一次作文，一个班期末才写一篇；试验结果，两个班并没有明显差异。这就更坚定了他开展这一教改实验的信心。章熊的教改实验，很快引起语文教育界的共鸣。张志公先生在《简单论文写作·序》中说：“与其让学生每两周写一篇作文，倒不如让他们少写几篇，反复修改。”教育部督导员、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苏灵扬特意到北大附中听了何斐老师上的“当代文艺讲座”实验课，不仅写信给叶圣陶先生大加赞赏，还写了《中学语文教学的新课题》一文。这篇文章与章熊、何斐合写的《增设“当代文艺讲座”课的尝试》同时发表在《人民教育》1981年第2期上。“小论文写作”也成为北大附中语文教改实验的一个品牌活动，后来还增加了“论文答辩”环节。笔者就曾应时任副校长程翔之邀，与张鸿苓先生一道参加过北大附中的小论文答辩。
2.教育科研
章熊在北大附中任教20多年后，于1980年代初调入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虽说他的身份变成专业研究人员，但他没有搞那些“居高不能临下”“可爱而不可行”的高深理论研究，而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发挥自己所长，把大量时间精力放在语文教材编写与审查、语文高考命题上。对国家来说，他所做的工作及其贡献自然功德无量，超迈群伦，但在他的工作单位，就不免难以为人所理解了。他自己却能慨然以对，这从他60岁时所赋的一首诗中可见一斑：“舍却心头事，不知岁月流。客稀窗几净，庭浅草木稠。腕老书成趣，山高云自浮。漫言天地广，何处觅归舟。”他的北大附中同事吴祖兴先生，曾这样评价章熊对我国语文教育的贡献：“章老师的贡献不只是形诸视听或者可以‘量化’的‘劳动成果’，他更可贵的贡献是无形的，是精神上的，即他以自己的文化教养与人格力量，为人师表，于潜移默化中启迪学生的心智，引导他们迈向更高的人生境界。”[4]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想，章熊有那么多语文论著在，那么多语文老师曾经受惠于他，未来中国语文教育史上一定会有“章熊”这个闪亮的名字！
2.教材编写
198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香山召开了语文教学改革讨论会，章熊提交的论文《思索·探索》里，在写作教学部分就提出“每学期一次高潮”的主张。多年后，他反思“每学期一次”的主张太偏颇了，头脑有些发热，但不泥于写作的次数，借助“合力点”形成“高潮”的教学设计思路是没有错的。不仅写作教学如此，阅读教学也是如此，不仅一篇课文的教学应该如此，一次课堂教学也应该如此。[5]1981年，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教委关于办好一批重点学校的指示，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开始组织编写一套供重点中学使用的语文教材。其中“六年制重点中学初中语文课本”阅读部分由张定远先生主持。他邀请章熊、顾德希、张必锟、张建华等语文名师参加。从此，章熊与人教社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参加了人教社多套语文教材的研究编写工作。直到2002年笔者主持《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时，仍请他担任高中选修教材《文章写作与修改》的主编，这套教材至今仍在使用。因为这本选修教材篇幅有限，他的许多写作教学思想无法展开。在这册高中写作教材的激发下，他也想将自己的写作教学思想进行系统整理，我们就动员他再写一本，作为这册选修教材的配套读物，供高中教师阅读，这就是他在人教社出版的《和高中老师谈写作》一书。章熊对语文教材事业的贡献，还表现在他所参与的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中小学语文审查委员工作。从1987年直到1999年长达十余年间的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
3.高考命题
章熊1984年开始参加教育部考试中心高考语文命题工作，直到本世纪初他才因年龄原因不再参与，长达20年。但由于这项工作本身具有特殊性，他对我国语文教育事业的这一贡献不大为人所知。我国高考在中断11年后，于1977年恢复，改变了包括笔者在内的数十万考生的命运，也成为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标志。高考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着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而语文又是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热点。从某种意义说，语文高考试题的变化对我国整个语文教育改革发挥着“指挥棒”作用，影响深远。章熊不仅是20年间我国语文高考改革的亲历者，更是语文命题的实际操盘手。1980年代初，朱德熙先生是高考语文审题专家，力主将阅读纳入语文高考试题，并亲自选文改定，还把与潘兆明、章熊叫到家里一起讨论定稿，让章熊带到高中语文命题组。1984年，我国高考语文试卷，首次将美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代表作《古代社会》作为阅读材料，从此改变了语文高考试卷的结构，阅读、写作并重的格局沿用至今。他主持制订的语文能力层级，即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表达运用等五个能力层级，即所谓“羊字结构”理论也为现行语文《考试大纲》所继承。他还领导教育部考试中心“大规模考试作文评分误差控制”课题组，编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大规模考试的作文评分参照量表，并著有《中国当代写作与阅读测试》[6]。 4.发起成立并领导中语会
章熊之于语文教育，还不得不提他参与发起并领导中语会所做的贡献。“文革”结束后不久，他根据自己对语文教学的长期思考，写成《我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几点想法》一文，经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先生推荐，发表于《中国语文》1978年第4期。1978年9月，《中国语文》编辑部在北京金鱼胡同召开北京地区语文教学座谈会。吕叔湘先生主持会议，章熊、张鸿苓、王世堪等应邀参加。会后，吕叔湘先生建议成立一个民间学术组织继续研讨语文教育改革问题，这就是全国中语会成立的最初源头。1978年11月，东北师大附中张翼健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语文教学座谈会，章熊应邀参加。与会者一致建议成立群众性的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并委托章熊等人起草倡议报告，呈报教育部。在由长春返京的火车上，他与王世堪先生一道，起草了给教育部的报告。1978年12月，教育部党组研究了章熊等人提交的关于成立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倡仪报告，同意成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并决定由董纯才副部长负责此事。经过一年的筹备，中语会于1979年12月25日在上海宣告成立。1980年8月，中语会在北戴河召开语文教学座谈会暨全国中学语文教学法研究会成立大会，章熊把他在北大附中开展“小论文写作”教改实验的成果展出，曾引起震动。他在担任教材审查委员期间，还曾以全国中语会的名义呈文教育部教材审定委员会，提出对当时语法教学的批评意见。他曾担任中语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仍为中语会学术顾问。
章熊先生多才多艺，为人豪放。据说在大学期间，曾涉猎文学创作，他的诗曾为唯美书屋老板邵洵美所激赏。其书法作品遒劲俊逸，字如其人，尤其是挂在他客厅沙发上方那幅“温不增华，寒不改业”的横幅显示着主人的品格，另一题有“章熊大哥指正”的条幅，落款为“启功”。笔者曾请他题写“两不厌居”匾额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条幅两幅墨宝，至今仍悬挂在我书房内外。他喜饮，常自称“酒兴颇高，酒量一般。貌似高阳酒徒，其实不堪一击”，颇有魏晋名士风度。
2012年3月，章熊在北京、广州、包头等地一些语文教师的热心支持下，利用网络开通了“中学生书面语训练”交流平台。我闻之则喜，发去贺词：
语文大家，前辈章熊。老当益壮，学术青松。振臂一呼，应者景从。呼朋引类，嘤嘤其鸣。语言训练，培养技能。研究实验，尤重实用。南北唱和，风起云涌。交流平台，水到渠成。方兴未艾，火起风生。书以为贺，期盼繁荣。
章熊先生近年来为病所困，前些年还能不断收到他的新作，只是字体变得越来越大，现在已收不到他的电子邮件了。我最近几次去看他，他说，我看不见你的脸，但听得出你的声音，说明他目欠明而耳尚聪，而且思路清晰。每与交谈，必尽兴而返。
2010年4月，中语会同仁曾为先生作八十大寿，我们期待着为他作九十大寿。谨以此文祝先生健康长寿！
注释：
[1]《标点〈资治通鉴〉说明》：“章钰曾根据胡刻本校过宋、明各本，并参考了以前人校过的宋、元、明本记录，写成《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现在我们根据同一刻本标点排印，便于把章钰的校记择要附注在正文之下，这样，宋、元、明各本的长处就汇集在一起了。”见《资治通鉴》第1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以下除注明出处者外，均据章熊先生与笔者的谈话整理而成。
[2]见《简明·连贯·得体》“前言”：“写这本书，也是完成叶圣陶先生生前的嘱托。”语文出版社1996。第11页。
[3]《我的语文教学思想历程》，见《思索·探索 章熊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4]《踏遍青山人未老章熊老师漫记》，载2010年09月28日新浪教育。
[5]《我的语文教学思想历程》，见《思索·探索 章熊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6]该书收入刘国正、顾黄初、章熊主编的“中国语文研究丛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顾之川，全国中语会理事长，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