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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十分强盛，文化艺术也进入了一个历史巅峰时期。其中的音乐文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开放的王朝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外来音乐文化。在音乐文化的交流过程中，隋唐音乐广泛吸纳域外民族优秀的音乐元素，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隋唐音乐文化，对后世的音乐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打击乐器作为其中一种重要的乐器形式，由于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推崇，从而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种类和形式多样，被广泛运用在唐朝的乐曲表演中。
从来源看，隋唐的打击乐分为两类：一类是随着中原古老音乐文化继承下来的，另一类则是“外来”的。传统打击乐起源于人类的劳动实践。在原始社会时期，当时的人主要靠狩猎获取生活资料。通常，狩猎时将猎人分为两拨，一拨选择低洼之处埋伏，另一拨人边走边高声喊喝，并用木棍、石块等互相敲击，将野兽从丛林中驱赶出来，赶往埋伏地捕获。在捕获到猎物后，原始人会敲击木棍和石块，随着节奏跳舞，表达兴奋的心情。木棍和石块就成了最初的打击乐器，可以称作是“棒鼓”。可见，鼓是人类一种无意识创造的乐器。在随后的人类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将兽皮蒙在空洞的树干上，敲击能发出很大的声音。人们意识到空洞的东西蒙上一层膜类的东西就可以发出响亮的声音。于是用泥土、金属等材料制作成一种打击的乐器，因此，便出现了鼓。在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后，又出现了铜制鼓，打击乐器正式形成，并开始了快速发展的历史。
羯鼓原為西域乐器，南北朝时传入中原。其优美的音色受到隋唐两代的统治者的喜爱，尤其是唐玄宗李隆基极力推崇，在初唐和中唐时期非常流行，羯鼓在宫廷乐器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曲目内容繁多，超过130首。根据《羯鼓录》的记载，唐玄宗称羯鼓为“八音之领袖”。他不但喜爱观赏羯鼓演奏，还会自己演奏和创作羯鼓曲目。在他的推动下，羯鼓乐器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士大夫阶层也争相欣赏、学习羯鼓演奏，出现不少有着极高演奏水准的羯鼓演奏家，羯鼓的魅力得到充分的展现。通常，羯鼓不用作单独演奏乐器，主要用于乐曲的合奏中，在隋唐九、十部乐中用于西域五部乐。羯鼓还流传到东南亚众多国家中，如现在的日本雅乐中还在使用羯鼓，并保存有十分完好的羯鼓。
唐南卓《羯鼓录》（以下简称《羯》书）载：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羯是小月支族的一个分支，曾被匈奴统治很长时间。到了魏晋时期，向东迁居，分散在今山西潞城一带居住，与汉人杂居，靠租种汉族地主的田为生，汉人称他们为“羯胡”，羯人石勒建立后赵，通常，人们认为羯鼓就是羯人之鼓。
《隋书·音乐志》最早记载了羯鼓传入中原：“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公元386年，吕光在凉州建立后凉政权，龟兹乐随之传入，包括乐工20人，15种乐器，其中就有羯鼓。后秦消灭了吕氏政权，吕氏宫廷中的乐工流落民间。到北魏政权时又出现在宫廷乐队中，公元586年，高昌国使者向隋文帝杨坚献《圣明乐》以及西域乐工、乐器。《旧唐书·音乐志》也记载了公元640年“我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一事。
《羯》书中说道，羯鼓用于西域地区的乐曲演奏中，包括“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隋书·音乐志》中记载的天竺乐器有9种，却没有提到羯鼓，而《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的天竺乐器有10种，羯鼓出现在其中。另外，该书还记载了公元605年，隋炀帝消灭了林邑国的事情，其中就提到当时的宫廷乐器，羯鼓也在其中。这些古籍的记载存在着较大的出入，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1.进献来的天竺乐队没有带来羯鼓这种乐器;2.天竺乐传入中原的途径多样，乐队人数及乐器也不完全相同;3.天竺乐队中原本没有羯鼓这种乐器，是隋代汉人加入的;4.《隋书》作者或抄者遗漏等。目前，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疑问，没有明确的答案。
唐玄宗李隆基自幼喜欢音乐，尤其喜欢“胡音”，并能自度新曲，来掌羯鼓和横笛。他在位四十三年，建立了音乐机构和教坊，培养了许多专业曲艺表演人员。他还对音乐表演形式进行改革，根据音乐歌舞的特点和表演形式对十部乐进行汇总整合，成为坐立二部伎。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原古乐与“胡部”新声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羯鼓以其优美的音色受到中原人民的喜爱。《隋书·音乐志》说“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这里的“器”就是龟兹乐器，其中就有羯鼓。唐代羯鼓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时期，成为唐十部乐中的西域五部乐的主要演奏乐器，是当时的“乐器之王”，演奏羯鼓也成为一种时尚。这首先得益于玄宗的大力提倡，玄宗称赞羯鼓“诸乐不可方也”。李隆基多才多艺，会演奏多种乐器，其中以羯鼓为最爱。据记载，唐玄宗不喜欢琴音，有一次，乐师为他弹琴，一曲未完就被他赶了出去，并叫侍从“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这里的“花奴”是玄宗的侄子，叫做李王进。他擅长击打羯鼓。从此就有了“羯鼓解秽”这个成语，比喻激昂的声音能够消除人的烦腻之感。
羯鼓经常作为外交礼物赠给邻国，《新唐书·列传》中记载，公元745年，唐玄宗赐在长安做官还乡的南诏王子风伽异两个乐队，即胡部和龟兹部。日本和朝鲜来的留学生也从唐朝带回去许多书籍、乐器等物。通过此途径，羯鼓传入了这两个国家，一直保存到现在，称为大唐雅乐。目前，日本正仓院还保存了唐传的羯鼓筒，在朝鲜尚有羯鼓的化身—杖鼓，在云南、西藏一带还有与羯鼓形制类似的牛皮鼓等。
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强盛的唐朝开始走向衰败，羯鼓包括整个音乐都出现了衰退。到了晚唐五代时期，羯鼓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很少出现在乐曲演奏中。其曲目也四散流失，极少人演奏羯鼓。到了宋代，羯鼓成为了一种十分罕见的乐器，只存在于人们对往昔岁月的谈论中。《梦溪笔谈》中说，当时只有邠州有个老人能演奏唐羯鼓曲，曲目有《大合蝉》和《滴滴曲》。作者当时在鄜延听到过他的演奏，后来老人去世了，“羯鼓遗音遂绝”，只有名字存于乐部。可见，羯鼓曲目在北宋时基本全部流失。在官方的乐曲合奏中也逐渐退出。《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教坊大乐中还会使用羯鼓。但根据《武林旧事》中的记载，南宋教坊大乐中便没有使用羯鼓了。此后，羯鼓不再见诸于任何文献记载，这种盛极一时的乐器在我国就这样消亡了。
根据《羯》书的记载，羯鼓的外观为直筒形，材料为桑木，两面蒙着皮革。演奏时用两根小棒敲击，称作鼓杖，材料通常为木骨类。有的历史文献记载鼓身上有绳子，有的记载则没有。《羯鼓录》对羯鼓有着最详细的记载，但没有提到是否有绳子。此外，《旧唐书》《文献通考》等书中也有提到羯鼓的形制，但均未提到绳子的问题。现存的敦煌壁画中有多幅描绘的羯鼓鼓身上都有绳子。由此推测大多数羯鼓都有绳子，可能少数羯鼓没有绳子。综合多个文献记载，羯鼓应有两种形制：一种为水漏形，即鼓筒两头大、中间细的形状。这种比较常见，另一种是直筒形，数量较少。日本正仓院保存的羯鼓筒长度在30公分左右，两头直径约16公分，与敦煌壁画中所绘的形制基本接近，可信度较高。
图一 《羯鼓论》中示意图
图二 敦煌壁画唐220窟
羯鼓的敲击鼓杖对羯鼓的音色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其制作较为考究。鼓杖的材料通常为木头或狗骨。材料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1.质地紧密，除了骨质材料外，木材通常选用檀木、花楸等。这些树木的木材质地非常细致，是鼓杖木材的首选;2.韧性好，防止在使用中折断;3.手感柔腻，使用者容易把握，并有着良好的手感，确保在演奏中可以挥洒自如;4.耐潮湿，羯鼓敲击时，演奏者要将鼓杖握在手里，手上难免会有出汗或沾水的情况，因此，鼓杖的材料要求耐湿。由于鼓杖材料的干燥程度会影响到鼓发出的音量和音色，因此，在制作时，要确保材料完全风干。《羯》书道，“干取发越响亮”，用风干后的木材来制作鼓杖，刚硬而柔韧。并且，做好的鼓杖不能立即使用，必须放置多年才能使用，这样才能得到上佳的鼓杖。《羯》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位蜀中工匠做了一支鼓杖，收贮了十多年才取出献给宰相杜鸿渐，由此可见，上好的鼓杖非常难得。
羯鼓乐器是典型的西域乐器，带有明显的西域风情特色。声音紧凑短促，其节奏明快，曲风豪迈，尤其适合大乐的演奏。但其也能够表达抒情小乐。例如，张祜在《华清宫四首》中写道：“宫门深锁无人觉，半夜云中羯鼓声。”这就是典型的“晚景抒情”。羯鼓声在夜里响起，给人以无限的凄凉意味。《羯鼓录》中说羯鼓“特异众乐”，在于羯鼓既能表现战争杀伐的豪放悲壮，又能表现小楼明月清风的意境，羯鼓的音色也体现了西域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在传入内地后，受到内地汉人的喜爱，其曲目和演奏技巧都有了快速的发展。尽管羯鼓主要用于合奏，但单独演奏也不少。例如，崔道融的《羯鼓》、张祜的《邠娘羯鼓》等诗都描写了羯鼓独奏的场面。羯鼓的基本演奏方式为：演奏时，演奏者两手各握一支鼓杖，敲击鼓的两面。这是两杖演奏法。也有少数采用一杖演奏的方式，如南唐宋齐丘的《陪华林园试小奴羯鼓》中描写的就是演奏者左手持鼓杖敲击，右手用手掌拍击羯鼓鼓面的情景。敦煌112窟的壁画中也描绘了同样的场景。在敦煌壁画中还发现了一种不用鼓杖的演奏方式，演奏者只用两手拍打鼓面。通过这些记载，说明羯鼓演奏方式多种多样。不同的演奏方式产生了不同的音色效果，从而将羯鼓的音乐魅力充分发挥出来，这也是羯鼓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体现。
《羯鼓录》是一本唐代音乐典籍，打击乐是该书重点研究内容，其中详细记录了唐代羯鼓的信息，是唐代羯鼓艺术的重要研究文献著作，为后人探讨羯鼓这种乐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根据史料记载，《羯》书写于公元847年-859年间。作者南卓曾做过拾遗官、洛阳令等官职，在《羯》书写作期间任黔南观察使。该书为笔记形式，分前后两录：1.前录，录成时间为公元848年，主要叙述了羯鼓的最初传入、形制以及李隆基对羯鼓的喜爱和推崇，“羯鼓解秽”是宋璟对羯鼓的谈论，“听鼓避祸”以及杜鸿渐登楼击鼓等多则唐代关于羯鼓的故事。在羯鼓曲目方面，记录了《春光好》和《秋风高》的创作和演奏情况;2.后录，录成时间为公元850年，主要记录了唐代132首乐曲名，其中包括宫廷乐曲88首、食曲33首、佛曲11首，另外，还记录了崔司空论宋沇辨编钟等故事。
从篇幅来看，这本书算不上鸿篇巨著，但内容十分丰富，是一本关于唐代羯鼓的典籍。其有三大优点：1.史料可信。通过与其他文献资料的比对，该书中记录的内容基本与史实相符，真实可信;2.故事有趣。《羯》书中记录了多个小故事，虽然这些故事为真实发生的事，如玄宗叱琴等。但作者并不是死板地记录，而是用文学写作的方式来刻画人物，并且故事都很完整，读起来非常有趣;3.语句精炼，用词活泼，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句，将羯鼓演奏的场面生动地描写出来，尤其是演奏者的姿态栩栩如生。不但能带给人以音乐的美感，还能加深人对音乐的理解。因此，该书可以说是音乐描写的楷模。
该书的流传版本，在唐宋间多为抄本流传，现今所见的通行本主要是明代几种丛书本。其后清代钱熙祚据宋代各书引文综合校订，特别利用《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唐语林》等书加以校勘校语，刻入《守山阁丛书》，此版本堪称最善之校订本。其中上海博古斋一九二二年所复印件，以及一九三五年的《丛书集成初编》本，都是较完善的版本。除《守山阁丛书》本外，还有多种通行本，如宛委山堂《说郛》本、《墨海金壶》本、《四库全书》本等。
笔者梳理《羯鼓录》的版本图如下：
在众多版本中，以清代校勘家钱熙祚的校刊一本最佳，他对《墨海金壶》本进行了增订，对《太平御览》等集本进行校订、增补。最终形成了《守山阁丛书》本，为后人对于唐代音乐尤其是羯鼓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后来的《四库全书》等丛书都参考了钱氏的注解本。
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历程可知，只有采用开放的态度，积极对外进行文明交流，在扩大自身文明影响力的同时，吸收其它文明的精华，才能促使自身文明更好地发展，进而推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开放正是唐朝的一大特征，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对外交流的扩大。同时，这种交流开放又促进了唐代社会的发展。在交流开放中，社会的各行业都获得了高速的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社会局面，从而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唐帝国。唐代的交流开放在文化艺术方面体现的特别明显，尤其是音乐文化，吸收了大量外来的音乐元素，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使得唐代音乐走向繁盛。典型的例子，如唐代燕乐大曲，不仅许多燕乐本身含有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其曲目中也包含了多首少数民族乐舞曲，唐代音乐文化的包容性由此可见一斑。
赵世骞撰文指出，新疆的鼓乐器主要源于羯鼓，包括手鼓、铁鼓和大铁鼓三件乐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盛行一时的西域打击乐器羯鼓已被新疆少数民族的达普鼓代替。今天维吾尔族大型歌舞木卡姆、赛乃姆的音乐伴奏中，手鼓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音乐是舞蹈的“灵魂”的话，那么手鼓可以说是维吾尔歌舞伴奏“背梁”了。铁鼓的鼓腔用铁铸成，鼓面蒙以骆驼皮，维吾尔人称之为“纳格拉”。铁鼓通常大、小一对，由一个人执一对长而稍弯的鼓杖击奏。每逢肉孜节、古尔邦节或婚礼的日子里，清真寺楼上鼓吹乐奏起，远近的群众云集寺旁。一人吹喷呐、 一人击铁鼓、一人击冬巴鼓，这就是维吾尔的“鼓吹乐”。韩育民也认为新疆的铁鼓由羯鼓演变而来，郝毅在对敦煌壁画中的羯鼓描绘考察后提出，战鼓由羯鼓演变而来。
唐代乐舞十分流行。其以传统中原音乐为基础，融入了大量域外音乐元素，包括少数民族和外国的音乐。这些新鲜的音乐因素为唐代的乐舞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这也是唐代乐舞繁荣发展的一大原因。自汉代开始，我国人民就展开对外交流，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友好往来。音乐作为文化的向导，在对外交流中最容易传播。许多史料都记载了我国古代音乐对外交流的信息，尤其是在我國历史上以开放著称的唐朝，音乐文化带有明显的融合特色。在对外交流的地区中，朝鲜由于地域相邻，很早就与我国展开文化交流。《隋书·音乐志》就记载了朝鲜有25个歌舞曲，经常在当时的宫廷中演出。当时的宫廷演出有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音乐，高丽乐是隋唐时期必不可少的曲目之一。我国民间对朝鲜音乐非常熟悉，例如民曲《高丽》就是朝鲜音乐。由此可见，唐朝和朝鲜音乐文化交流非常广泛，天竺与我国西藏接壤，其音乐主要通过西域传入中原地区。隋唐时期，经常在宫廷中演奏天竺歌舞曲，并将其乐列入九部乐和十部乐。《婆罗门》是天竺经典乐曲，在开元年间从西域传入长安。传说唐玄宗外出旅游，到了女儿山时，忽然产生了一个幻想，自己来到了月宫，和嫦娥一起聆听了一首美妙的乐曲。自此，这个幻想就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回到宫中后，他就想根据梦境来创作一首乐曲。但他写了一点便写不下去了，这时西凉府都督杨敬述为他献上了一支新的曲子—《婆罗门》。唐玄宗听了受到了极大的启发，从而产生了灵感，就将此曲中的许多元素运用到创作中的曲子里，完成了这首燕乐法曲—《霓裳羽衣曲》。日本是我国的近邻，与我国很早就有着文化交流，隋代宫廷中就有日本乐曲的表演。此外，唐代宫廷中还出现了中亚、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音乐表演。前者我国的民间曲子《拂菻》就来自今天的土耳其一带，后者如《扶南曲》考证为今天的柬埔寨乐曲。
唐朝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朝代。在长期的开放交流中，域外音乐文化不断传入中原地区，与中原音乐交汇融合，形成了唐代独具特色的音乐风貌和韵味。在外来音乐文化中，不仅有国内少数民族音乐，还有欧亚其它国家的音乐。通过对外来音乐文化精华的吸收，唐代音乐文化繁荣发达，达到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巅峰。同时，这种交流是双向的，域外民族也学习和吸收了唐乐舞的精髓，自身的民族音乐文化也从中受益。在漫长的历史时代中，中原地区人民和域外民族进行着不间断的音乐文化交流，他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实现了音乐艺术的共同提高和发展。并且，通过音乐文化的交流，各民族人民能够互相了解，友好相处，共同繁荣进步。在全球化加快以及我国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当下，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唐代的音乐文化交流带给我们有益的启示，即只有加强交流开放，学习借鉴其它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吸收其精华，才能促进我们民族音乐的发展。同时，音乐成为国家和民族之间友谊的使者，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唐]南卓：《羯鼓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2][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
[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4][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5][清]董诰，徐松等：《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史安雯 西安音乐学院研究生
王安潮 博士、西安音乐学院教授、哈尔滨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来源看，隋唐的打击乐分为两类：一类是随着中原古老音乐文化继承下来的，另一类则是“外来”的。传统打击乐起源于人类的劳动实践。在原始社会时期，当时的人主要靠狩猎获取生活资料。通常，狩猎时将猎人分为两拨，一拨选择低洼之处埋伏，另一拨人边走边高声喊喝，并用木棍、石块等互相敲击，将野兽从丛林中驱赶出来，赶往埋伏地捕获。在捕获到猎物后，原始人会敲击木棍和石块，随着节奏跳舞，表达兴奋的心情。木棍和石块就成了最初的打击乐器，可以称作是“棒鼓”。可见，鼓是人类一种无意识创造的乐器。在随后的人类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将兽皮蒙在空洞的树干上，敲击能发出很大的声音。人们意识到空洞的东西蒙上一层膜类的东西就可以发出响亮的声音。于是用泥土、金属等材料制作成一种打击的乐器，因此，便出现了鼓。在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后，又出现了铜制鼓，打击乐器正式形成，并开始了快速发展的历史。
羯鼓原為西域乐器，南北朝时传入中原。其优美的音色受到隋唐两代的统治者的喜爱，尤其是唐玄宗李隆基极力推崇，在初唐和中唐时期非常流行，羯鼓在宫廷乐器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曲目内容繁多，超过130首。根据《羯鼓录》的记载，唐玄宗称羯鼓为“八音之领袖”。他不但喜爱观赏羯鼓演奏，还会自己演奏和创作羯鼓曲目。在他的推动下，羯鼓乐器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士大夫阶层也争相欣赏、学习羯鼓演奏，出现不少有着极高演奏水准的羯鼓演奏家，羯鼓的魅力得到充分的展现。通常，羯鼓不用作单独演奏乐器，主要用于乐曲的合奏中，在隋唐九、十部乐中用于西域五部乐。羯鼓还流传到东南亚众多国家中，如现在的日本雅乐中还在使用羯鼓，并保存有十分完好的羯鼓。
一、羯鼓的历史
唐南卓《羯鼓录》（以下简称《羯》书）载：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羯是小月支族的一个分支，曾被匈奴统治很长时间。到了魏晋时期，向东迁居，分散在今山西潞城一带居住，与汉人杂居，靠租种汉族地主的田为生，汉人称他们为“羯胡”，羯人石勒建立后赵，通常，人们认为羯鼓就是羯人之鼓。
《隋书·音乐志》最早记载了羯鼓传入中原：“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公元386年，吕光在凉州建立后凉政权，龟兹乐随之传入，包括乐工20人，15种乐器，其中就有羯鼓。后秦消灭了吕氏政权，吕氏宫廷中的乐工流落民间。到北魏政权时又出现在宫廷乐队中，公元586年，高昌国使者向隋文帝杨坚献《圣明乐》以及西域乐工、乐器。《旧唐书·音乐志》也记载了公元640年“我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一事。
《羯》书中说道，羯鼓用于西域地区的乐曲演奏中，包括“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隋书·音乐志》中记载的天竺乐器有9种，却没有提到羯鼓，而《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的天竺乐器有10种，羯鼓出现在其中。另外，该书还记载了公元605年，隋炀帝消灭了林邑国的事情，其中就提到当时的宫廷乐器，羯鼓也在其中。这些古籍的记载存在着较大的出入，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1.进献来的天竺乐队没有带来羯鼓这种乐器;2.天竺乐传入中原的途径多样，乐队人数及乐器也不完全相同;3.天竺乐队中原本没有羯鼓这种乐器，是隋代汉人加入的;4.《隋书》作者或抄者遗漏等。目前，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疑问，没有明确的答案。
唐玄宗李隆基自幼喜欢音乐，尤其喜欢“胡音”，并能自度新曲，来掌羯鼓和横笛。他在位四十三年，建立了音乐机构和教坊，培养了许多专业曲艺表演人员。他还对音乐表演形式进行改革，根据音乐歌舞的特点和表演形式对十部乐进行汇总整合，成为坐立二部伎。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原古乐与“胡部”新声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羯鼓以其优美的音色受到中原人民的喜爱。《隋书·音乐志》说“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这里的“器”就是龟兹乐器，其中就有羯鼓。唐代羯鼓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时期，成为唐十部乐中的西域五部乐的主要演奏乐器，是当时的“乐器之王”，演奏羯鼓也成为一种时尚。这首先得益于玄宗的大力提倡，玄宗称赞羯鼓“诸乐不可方也”。李隆基多才多艺，会演奏多种乐器，其中以羯鼓为最爱。据记载，唐玄宗不喜欢琴音，有一次，乐师为他弹琴，一曲未完就被他赶了出去，并叫侍从“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这里的“花奴”是玄宗的侄子，叫做李王进。他擅长击打羯鼓。从此就有了“羯鼓解秽”这个成语，比喻激昂的声音能够消除人的烦腻之感。
羯鼓经常作为外交礼物赠给邻国，《新唐书·列传》中记载，公元745年，唐玄宗赐在长安做官还乡的南诏王子风伽异两个乐队，即胡部和龟兹部。日本和朝鲜来的留学生也从唐朝带回去许多书籍、乐器等物。通过此途径，羯鼓传入了这两个国家，一直保存到现在，称为大唐雅乐。目前，日本正仓院还保存了唐传的羯鼓筒，在朝鲜尚有羯鼓的化身—杖鼓，在云南、西藏一带还有与羯鼓形制类似的牛皮鼓等。
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强盛的唐朝开始走向衰败，羯鼓包括整个音乐都出现了衰退。到了晚唐五代时期，羯鼓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很少出现在乐曲演奏中。其曲目也四散流失，极少人演奏羯鼓。到了宋代，羯鼓成为了一种十分罕见的乐器，只存在于人们对往昔岁月的谈论中。《梦溪笔谈》中说，当时只有邠州有个老人能演奏唐羯鼓曲，曲目有《大合蝉》和《滴滴曲》。作者当时在鄜延听到过他的演奏，后来老人去世了，“羯鼓遗音遂绝”，只有名字存于乐部。可见，羯鼓曲目在北宋时基本全部流失。在官方的乐曲合奏中也逐渐退出。《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教坊大乐中还会使用羯鼓。但根据《武林旧事》中的记载，南宋教坊大乐中便没有使用羯鼓了。此后，羯鼓不再见诸于任何文献记载，这种盛极一时的乐器在我国就这样消亡了。
二、羯鼓的形制及演奏方式
根据《羯》书的记载，羯鼓的外观为直筒形，材料为桑木，两面蒙着皮革。演奏时用两根小棒敲击，称作鼓杖，材料通常为木骨类。有的历史文献记载鼓身上有绳子，有的记载则没有。《羯鼓录》对羯鼓有着最详细的记载，但没有提到是否有绳子。此外，《旧唐书》《文献通考》等书中也有提到羯鼓的形制，但均未提到绳子的问题。现存的敦煌壁画中有多幅描绘的羯鼓鼓身上都有绳子。由此推测大多数羯鼓都有绳子，可能少数羯鼓没有绳子。综合多个文献记载，羯鼓应有两种形制：一种为水漏形，即鼓筒两头大、中间细的形状。这种比较常见，另一种是直筒形，数量较少。日本正仓院保存的羯鼓筒长度在30公分左右，两头直径约16公分，与敦煌壁画中所绘的形制基本接近，可信度较高。
羯鼓的敲击鼓杖对羯鼓的音色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其制作较为考究。鼓杖的材料通常为木头或狗骨。材料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1.质地紧密，除了骨质材料外，木材通常选用檀木、花楸等。这些树木的木材质地非常细致，是鼓杖木材的首选;2.韧性好，防止在使用中折断;3.手感柔腻，使用者容易把握，并有着良好的手感，确保在演奏中可以挥洒自如;4.耐潮湿，羯鼓敲击时，演奏者要将鼓杖握在手里，手上难免会有出汗或沾水的情况，因此，鼓杖的材料要求耐湿。由于鼓杖材料的干燥程度会影响到鼓发出的音量和音色，因此，在制作时，要确保材料完全风干。《羯》书道，“干取发越响亮”，用风干后的木材来制作鼓杖，刚硬而柔韧。并且，做好的鼓杖不能立即使用，必须放置多年才能使用，这样才能得到上佳的鼓杖。《羯》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位蜀中工匠做了一支鼓杖，收贮了十多年才取出献给宰相杜鸿渐，由此可见，上好的鼓杖非常难得。
羯鼓乐器是典型的西域乐器，带有明显的西域风情特色。声音紧凑短促，其节奏明快，曲风豪迈，尤其适合大乐的演奏。但其也能够表达抒情小乐。例如，张祜在《华清宫四首》中写道：“宫门深锁无人觉，半夜云中羯鼓声。”这就是典型的“晚景抒情”。羯鼓声在夜里响起，给人以无限的凄凉意味。《羯鼓录》中说羯鼓“特异众乐”，在于羯鼓既能表现战争杀伐的豪放悲壮，又能表现小楼明月清风的意境，羯鼓的音色也体现了西域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在传入内地后，受到内地汉人的喜爱，其曲目和演奏技巧都有了快速的发展。尽管羯鼓主要用于合奏，但单独演奏也不少。例如，崔道融的《羯鼓》、张祜的《邠娘羯鼓》等诗都描写了羯鼓独奏的场面。羯鼓的基本演奏方式为：演奏时，演奏者两手各握一支鼓杖，敲击鼓的两面。这是两杖演奏法。也有少数采用一杖演奏的方式，如南唐宋齐丘的《陪华林园试小奴羯鼓》中描写的就是演奏者左手持鼓杖敲击，右手用手掌拍击羯鼓鼓面的情景。敦煌112窟的壁画中也描绘了同样的场景。在敦煌壁画中还发现了一种不用鼓杖的演奏方式，演奏者只用两手拍打鼓面。通过这些记载，说明羯鼓演奏方式多种多样。不同的演奏方式产生了不同的音色效果，从而将羯鼓的音乐魅力充分发挥出来，这也是羯鼓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体现。
三、羯鼓的樂论
《羯鼓录》是一本唐代音乐典籍，打击乐是该书重点研究内容，其中详细记录了唐代羯鼓的信息，是唐代羯鼓艺术的重要研究文献著作，为后人探讨羯鼓这种乐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根据史料记载，《羯》书写于公元847年-859年间。作者南卓曾做过拾遗官、洛阳令等官职，在《羯》书写作期间任黔南观察使。该书为笔记形式，分前后两录：1.前录，录成时间为公元848年，主要叙述了羯鼓的最初传入、形制以及李隆基对羯鼓的喜爱和推崇，“羯鼓解秽”是宋璟对羯鼓的谈论，“听鼓避祸”以及杜鸿渐登楼击鼓等多则唐代关于羯鼓的故事。在羯鼓曲目方面，记录了《春光好》和《秋风高》的创作和演奏情况;2.后录，录成时间为公元850年，主要记录了唐代132首乐曲名，其中包括宫廷乐曲88首、食曲33首、佛曲11首，另外，还记录了崔司空论宋沇辨编钟等故事。
从篇幅来看，这本书算不上鸿篇巨著，但内容十分丰富，是一本关于唐代羯鼓的典籍。其有三大优点：1.史料可信。通过与其他文献资料的比对，该书中记录的内容基本与史实相符，真实可信;2.故事有趣。《羯》书中记录了多个小故事，虽然这些故事为真实发生的事，如玄宗叱琴等。但作者并不是死板地记录，而是用文学写作的方式来刻画人物，并且故事都很完整，读起来非常有趣;3.语句精炼，用词活泼，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句，将羯鼓演奏的场面生动地描写出来，尤其是演奏者的姿态栩栩如生。不但能带给人以音乐的美感，还能加深人对音乐的理解。因此，该书可以说是音乐描写的楷模。
该书的流传版本，在唐宋间多为抄本流传，现今所见的通行本主要是明代几种丛书本。其后清代钱熙祚据宋代各书引文综合校订，特别利用《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唐语林》等书加以校勘校语，刻入《守山阁丛书》，此版本堪称最善之校订本。其中上海博古斋一九二二年所复印件，以及一九三五年的《丛书集成初编》本，都是较完善的版本。除《守山阁丛书》本外，还有多种通行本，如宛委山堂《说郛》本、《墨海金壶》本、《四库全书》本等。
笔者梳理《羯鼓录》的版本图如下：
在众多版本中，以清代校勘家钱熙祚的校刊一本最佳，他对《墨海金壶》本进行了增订，对《太平御览》等集本进行校订、增补。最终形成了《守山阁丛书》本，为后人对于唐代音乐尤其是羯鼓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后来的《四库全书》等丛书都参考了钱氏的注解本。
四、羯鼓的中外融合
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历程可知，只有采用开放的态度，积极对外进行文明交流，在扩大自身文明影响力的同时，吸收其它文明的精华，才能促使自身文明更好地发展，进而推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开放正是唐朝的一大特征，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对外交流的扩大。同时，这种交流开放又促进了唐代社会的发展。在交流开放中，社会的各行业都获得了高速的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社会局面，从而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唐帝国。唐代的交流开放在文化艺术方面体现的特别明显，尤其是音乐文化，吸收了大量外来的音乐元素，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使得唐代音乐走向繁盛。典型的例子，如唐代燕乐大曲，不仅许多燕乐本身含有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其曲目中也包含了多首少数民族乐舞曲，唐代音乐文化的包容性由此可见一斑。
赵世骞撰文指出，新疆的鼓乐器主要源于羯鼓，包括手鼓、铁鼓和大铁鼓三件乐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盛行一时的西域打击乐器羯鼓已被新疆少数民族的达普鼓代替。今天维吾尔族大型歌舞木卡姆、赛乃姆的音乐伴奏中，手鼓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音乐是舞蹈的“灵魂”的话，那么手鼓可以说是维吾尔歌舞伴奏“背梁”了。铁鼓的鼓腔用铁铸成，鼓面蒙以骆驼皮，维吾尔人称之为“纳格拉”。铁鼓通常大、小一对，由一个人执一对长而稍弯的鼓杖击奏。每逢肉孜节、古尔邦节或婚礼的日子里，清真寺楼上鼓吹乐奏起，远近的群众云集寺旁。一人吹喷呐、 一人击铁鼓、一人击冬巴鼓，这就是维吾尔的“鼓吹乐”。韩育民也认为新疆的铁鼓由羯鼓演变而来，郝毅在对敦煌壁画中的羯鼓描绘考察后提出，战鼓由羯鼓演变而来。
唐代乐舞十分流行。其以传统中原音乐为基础，融入了大量域外音乐元素，包括少数民族和外国的音乐。这些新鲜的音乐因素为唐代的乐舞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这也是唐代乐舞繁荣发展的一大原因。自汉代开始，我国人民就展开对外交流，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友好往来。音乐作为文化的向导，在对外交流中最容易传播。许多史料都记载了我国古代音乐对外交流的信息，尤其是在我國历史上以开放著称的唐朝，音乐文化带有明显的融合特色。在对外交流的地区中，朝鲜由于地域相邻，很早就与我国展开文化交流。《隋书·音乐志》就记载了朝鲜有25个歌舞曲，经常在当时的宫廷中演出。当时的宫廷演出有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音乐，高丽乐是隋唐时期必不可少的曲目之一。我国民间对朝鲜音乐非常熟悉，例如民曲《高丽》就是朝鲜音乐。由此可见，唐朝和朝鲜音乐文化交流非常广泛，天竺与我国西藏接壤，其音乐主要通过西域传入中原地区。隋唐时期，经常在宫廷中演奏天竺歌舞曲，并将其乐列入九部乐和十部乐。《婆罗门》是天竺经典乐曲，在开元年间从西域传入长安。传说唐玄宗外出旅游，到了女儿山时，忽然产生了一个幻想，自己来到了月宫，和嫦娥一起聆听了一首美妙的乐曲。自此，这个幻想就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回到宫中后，他就想根据梦境来创作一首乐曲。但他写了一点便写不下去了，这时西凉府都督杨敬述为他献上了一支新的曲子—《婆罗门》。唐玄宗听了受到了极大的启发，从而产生了灵感，就将此曲中的许多元素运用到创作中的曲子里，完成了这首燕乐法曲—《霓裳羽衣曲》。日本是我国的近邻，与我国很早就有着文化交流，隋代宫廷中就有日本乐曲的表演。此外，唐代宫廷中还出现了中亚、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音乐表演。前者我国的民间曲子《拂菻》就来自今天的土耳其一带，后者如《扶南曲》考证为今天的柬埔寨乐曲。
唐朝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朝代。在长期的开放交流中，域外音乐文化不断传入中原地区，与中原音乐交汇融合，形成了唐代独具特色的音乐风貌和韵味。在外来音乐文化中，不仅有国内少数民族音乐，还有欧亚其它国家的音乐。通过对外来音乐文化精华的吸收，唐代音乐文化繁荣发达，达到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巅峰。同时，这种交流是双向的，域外民族也学习和吸收了唐乐舞的精髓，自身的民族音乐文化也从中受益。在漫长的历史时代中，中原地区人民和域外民族进行着不间断的音乐文化交流，他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实现了音乐艺术的共同提高和发展。并且，通过音乐文化的交流，各民族人民能够互相了解，友好相处，共同繁荣进步。在全球化加快以及我国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当下，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唐代的音乐文化交流带给我们有益的启示，即只有加强交流开放，学习借鉴其它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吸收其精华，才能促进我们民族音乐的发展。同时，音乐成为国家和民族之间友谊的使者，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唐]南卓：《羯鼓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2][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
[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4][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5][清]董诰，徐松等：《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史安雯 西安音乐学院研究生
王安潮 博士、西安音乐学院教授、哈尔滨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