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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Theatre，大光明，一个掷地有声的名字，一个繁花似锦的名字。豪华的装修、现代的设备、摩登的影片……这座由邬达克设计的大光明电影院充满着海派都市雍容华贵的典雅气息，以至于在《多少恨》中，张爱玲一开头就不惜缀文写道：“现代的电影院，本是最大众化的王宫，全部是玻璃、丝绒、仿云母石的伟大结构。”
大光明与张爱玲还有着另一种渊源——她时时提起的姑姑张茂渊，就是昔日大光明的总经理、浙江实业银行第一任董事长胡济生之子胡治藩麾下的秘书，而大光明正是在胡治藩的手上走向了辉煌。
1921年，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胡济生之子胡治藩，奉父亲的命令从东吴大学金融管理系辍学，踏入银行工作。那时的他从最底层的练习生做起，用手指甲一刮100个一封的“袁大头”就能准确地点数，并判断是否混进了假银元，有无“哑板”。除了在银行业一步步提升自己，胡治藩还亦商亦文，创作的小说《十里莺花梦》吸引了读者无数，连载该作品的报纸因之洛阳纸贵，卖到脱销。24岁那年，胡治藩办了一张报纸《司的克报》，获得新闻界啧啧称奇。此外，他还是一位剧评家和京剧名票，写的戏曲评论文章连京剧名角周信芳也佩服不已，而每每上台和名角同臺演出时，更引来一片喝彩。
实际上，纵观胡治藩的生平，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一生都在刻意地保持着两副面容：文坛上活跃的才子、生活里严谨的职员，两方面都做得无懈可击。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治藩已经是浙江实业银行总管理处的第二号人物——位置越高，严谨越甚。如此的低调，所以直到40年代的中后期，仍然有人在报纸上阐明：尔等有所不知，胡梯维即胡治藩也。但，胡治藩耀眼的文商才华在运营大光明电影院时却是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的。
大光明电影院最早建于1928年。彼时，潮州商人高永清租下了刚停业不久的卡尔登跳舞场，花费20万改建成了一座新式电影院，取名为大光明影戏院，也就是俗称的“老大光明”。需要区分的是，这座建筑并非由后来的设计者——沪上鼎鼎有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完成，而是请了当时的道达洋行参与筹建。
1928年12月23日，老大光明正式营业。开幕当天，上海知名的《申报》刊登了大幅广告，其中提到了开幕首场将放映由法国作家雨果经典小说《笑面人》改编的好莱坞影片《笑声鸳影》。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以揭幕人身份，见证了大光明电影院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1931年，老大光明由于经营难以为继而宣告停业，当时的建筑风貌也在随后的改建中逐渐消失。1932年，大光明电影院又迎来了新的主人，这也意味着一切将从头开始。当时英籍华人卢根出资110万，将旧戏院拆除重建，并邀请了邬达克设计。新戏院在1933年6月14日开业，《申报》以“远东唯一伟大富丽的电影之宫”来评价新大光明。那时，大光明电影院放映的多数都为米高梅、福克斯等美国八大电影公司的影片，且不少影片还与美国同步上映。开业之初，新大光明的票价不菲，正厅的普通价为6角，而楼厅、包厢等可以达到1元和1元5角。而当时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每月才20元左右，因此，新大光明俨然成了有钱人出没的地方，渐渐地，观影本身也变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大光明电影院作为上海第一座宽银幕电影院、第一座立体声电影院，在摩登大都会无不开风气之先。到那里看电影进门就有拉门小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有白俄罗斯女郎领座。令人惊叹的是，当时，大光明的员工几乎都有一定的英文水平，即使是售票小姐都起码有初中学历。因此，如果能在大光明工作，也是一份“有面儿”的职业。
20世纪30年代末，大光明经营衰败，1938年浙江实业银行看准时机把大光明买了下来。所以说大光明在1938年之后就不能算是外资影院，只是套了一个外资的幌子，真正的幕后老板是浙江实业银行，而胡治藩则是浙江实业银行的第二号实权人物，浙江实业银行本身就是胡家的产业。
当时，中国的上空黑云压城，万恶的日军挑起了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战争，胡治藩以极快的速度，写出了歌颂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的京剧《文天祥》，把剧本交给周信芳排演，准备在卡尔登剧院上演。日本人花了很大的力气，通过外交渠道，向卡尔登剧院所在的英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迫使英租界当局对京剧《文天祥》下达了“禁演令”。 胡治藩将巨幅广告上的原话“历史剧文天祥即将上演”改成了“历史剧文天祥已被禁演”，寓意明显。
此前，胡治藩对崛起于海派剧坛的名角金素雯一直有着很好的印象，在国难当头时，他更是看到金素雯走在抗日示威队伍的最前列。金素雯还运用她的社会影响力，为艰苦奋战在上海抗战前线的部队筹款，胡治藩尽全力帮助她筹集到一笔十分可观的资金，由其最后出面捐给了守城部队。1941年末，日军攻占上海，汉奸政权表面上管理上海，胡治藩沉寂下来，金素雯也退出了舞台。1942年，胡治藩与金素雯低调成婚。
在日军攻占上海之前，胡济生培养的接班人李馥荪远走美国，行前嘱托胡治藩代管私产。于是，留守上海保持低调的胡治藩不得不与日本人周旋。日本人威逼利诱，企图迫使胡治藩主管浙江实业银行旗下的电影院系——国光影院公司，这个电影院系包括了诸如大光明、国泰、美琪等一流影院，以便加强此后日本人在电影文化方面的侵蚀，胡治藩自然是不答应……
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胡治藩以浙江实业家身份正式接手并执掌了上海国光影院公司，担任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总经理。上海所有影院的大老板齐聚一堂，又请他坐上了影院业同业公会主席的宝座……胡治藩为了给电影选片，每天要看好几部美国电影；美国电影首映，好莱坞影星到大光明电影院参加首映式，这是胡治藩首创的。胡治藩英文造诣相当深厚，看莎士比亚的古英语原著不在话下，当时很多外国影片的译名都是胡治藩最后敲定的，比如《魂断蓝桥》《出水芙蓉》，甚至“好莱坞”这三个字也是出自胡治藩这位大才子之手。1948年，胡治藩策划并组织实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奥运圣火传递，起点在上海的苏州河河滨，终点是上海大光明电影院，该活动轰动了整个上海。
由于大光明电影院早期放映的皆为美国好莱坞影片，因此不免会遇到语言问题，大光明电影院首创启用“译意风”设备。所谓的“译意风”，其工作原理是：在座椅背后安装一个小匣子，观众只需要带一个听筒，便可通过小匣子里的设备将“译意风小姐”的翻译传递到耳中。大光明为“译意风”打的广告是：“贡献给爱看外国片而不懂外国语者；向来只看国产片而现在想看外国片者；欲求完全明了外国片剧情者。”每位观众只需要出资一角，便可享受这样的服务。
据胡治藩的儿子胡思华回忆：“当时在上海放映外国片是电影院实力和地位的象征。大光明这种一线影院基本不放国片，因为观众都是外国人或者洋行做事的人，也就是现在的所谓白领金领，要么就是留学生、海归派之类。我父亲那时最想做的事就是把西方的电影产业引入中国，让先进的外国电影为更多的人知道，从而影响和培养固定的观众群。当时大光明的操作管理模式完全是西方化的，非常先进。比如上片速度，一般每天都会换新片，除非是《魂断蓝桥》之类特别卖座的。”当时，美国的八大电影公司在中国的总代理就是胡治藩，他们相信他的眼光。因为一部外国电影要完全进入另一个国家的市场，本土化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选择片种，用什么中文片名，选定放映时机等等。在老观众记忆中，大光明还少不了可乐和爆米花的陪伴，说起来那还真是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情景——早在70年前，年轻人去大光明看电影时就已经整齐划一地做着最入时、最前卫的指定动作：一手可乐一手爆米花，当年可不是每家影院都有这般待遇的。
今天，恢复旧貌的大光明，穿插在四周崭新的摩天大厦丛中，犹如一位风度犹存的老贵族，宠辱不惊，用淡然的目光注视着80多年来充斥着繁华与美丽的南京路。
大光明与张爱玲还有着另一种渊源——她时时提起的姑姑张茂渊，就是昔日大光明的总经理、浙江实业银行第一任董事长胡济生之子胡治藩麾下的秘书，而大光明正是在胡治藩的手上走向了辉煌。
1921年，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胡济生之子胡治藩，奉父亲的命令从东吴大学金融管理系辍学，踏入银行工作。那时的他从最底层的练习生做起，用手指甲一刮100个一封的“袁大头”就能准确地点数，并判断是否混进了假银元，有无“哑板”。除了在银行业一步步提升自己，胡治藩还亦商亦文，创作的小说《十里莺花梦》吸引了读者无数，连载该作品的报纸因之洛阳纸贵，卖到脱销。24岁那年，胡治藩办了一张报纸《司的克报》，获得新闻界啧啧称奇。此外，他还是一位剧评家和京剧名票，写的戏曲评论文章连京剧名角周信芳也佩服不已，而每每上台和名角同臺演出时，更引来一片喝彩。
实际上，纵观胡治藩的生平，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一生都在刻意地保持着两副面容：文坛上活跃的才子、生活里严谨的职员，两方面都做得无懈可击。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治藩已经是浙江实业银行总管理处的第二号人物——位置越高，严谨越甚。如此的低调，所以直到40年代的中后期，仍然有人在报纸上阐明：尔等有所不知，胡梯维即胡治藩也。但，胡治藩耀眼的文商才华在运营大光明电影院时却是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的。
大光明电影院最早建于1928年。彼时，潮州商人高永清租下了刚停业不久的卡尔登跳舞场，花费20万改建成了一座新式电影院，取名为大光明影戏院，也就是俗称的“老大光明”。需要区分的是，这座建筑并非由后来的设计者——沪上鼎鼎有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完成，而是请了当时的道达洋行参与筹建。
1928年12月23日，老大光明正式营业。开幕当天，上海知名的《申报》刊登了大幅广告，其中提到了开幕首场将放映由法国作家雨果经典小说《笑面人》改编的好莱坞影片《笑声鸳影》。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以揭幕人身份，见证了大光明电影院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1931年，老大光明由于经营难以为继而宣告停业，当时的建筑风貌也在随后的改建中逐渐消失。1932年，大光明电影院又迎来了新的主人，这也意味着一切将从头开始。当时英籍华人卢根出资110万，将旧戏院拆除重建，并邀请了邬达克设计。新戏院在1933年6月14日开业，《申报》以“远东唯一伟大富丽的电影之宫”来评价新大光明。那时，大光明电影院放映的多数都为米高梅、福克斯等美国八大电影公司的影片，且不少影片还与美国同步上映。开业之初，新大光明的票价不菲，正厅的普通价为6角，而楼厅、包厢等可以达到1元和1元5角。而当时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每月才20元左右，因此，新大光明俨然成了有钱人出没的地方，渐渐地，观影本身也变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大光明电影院作为上海第一座宽银幕电影院、第一座立体声电影院，在摩登大都会无不开风气之先。到那里看电影进门就有拉门小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有白俄罗斯女郎领座。令人惊叹的是，当时，大光明的员工几乎都有一定的英文水平，即使是售票小姐都起码有初中学历。因此，如果能在大光明工作，也是一份“有面儿”的职业。
20世纪30年代末，大光明经营衰败，1938年浙江实业银行看准时机把大光明买了下来。所以说大光明在1938年之后就不能算是外资影院，只是套了一个外资的幌子，真正的幕后老板是浙江实业银行，而胡治藩则是浙江实业银行的第二号实权人物，浙江实业银行本身就是胡家的产业。
当时，中国的上空黑云压城，万恶的日军挑起了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战争，胡治藩以极快的速度，写出了歌颂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的京剧《文天祥》，把剧本交给周信芳排演，准备在卡尔登剧院上演。日本人花了很大的力气，通过外交渠道，向卡尔登剧院所在的英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迫使英租界当局对京剧《文天祥》下达了“禁演令”。 胡治藩将巨幅广告上的原话“历史剧文天祥即将上演”改成了“历史剧文天祥已被禁演”，寓意明显。
此前，胡治藩对崛起于海派剧坛的名角金素雯一直有着很好的印象，在国难当头时，他更是看到金素雯走在抗日示威队伍的最前列。金素雯还运用她的社会影响力，为艰苦奋战在上海抗战前线的部队筹款，胡治藩尽全力帮助她筹集到一笔十分可观的资金，由其最后出面捐给了守城部队。1941年末，日军攻占上海，汉奸政权表面上管理上海，胡治藩沉寂下来，金素雯也退出了舞台。1942年，胡治藩与金素雯低调成婚。
在日军攻占上海之前，胡济生培养的接班人李馥荪远走美国，行前嘱托胡治藩代管私产。于是，留守上海保持低调的胡治藩不得不与日本人周旋。日本人威逼利诱，企图迫使胡治藩主管浙江实业银行旗下的电影院系——国光影院公司，这个电影院系包括了诸如大光明、国泰、美琪等一流影院，以便加强此后日本人在电影文化方面的侵蚀，胡治藩自然是不答应……
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胡治藩以浙江实业家身份正式接手并执掌了上海国光影院公司，担任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总经理。上海所有影院的大老板齐聚一堂，又请他坐上了影院业同业公会主席的宝座……胡治藩为了给电影选片，每天要看好几部美国电影；美国电影首映，好莱坞影星到大光明电影院参加首映式，这是胡治藩首创的。胡治藩英文造诣相当深厚，看莎士比亚的古英语原著不在话下，当时很多外国影片的译名都是胡治藩最后敲定的，比如《魂断蓝桥》《出水芙蓉》，甚至“好莱坞”这三个字也是出自胡治藩这位大才子之手。1948年，胡治藩策划并组织实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奥运圣火传递，起点在上海的苏州河河滨，终点是上海大光明电影院，该活动轰动了整个上海。
由于大光明电影院早期放映的皆为美国好莱坞影片，因此不免会遇到语言问题，大光明电影院首创启用“译意风”设备。所谓的“译意风”，其工作原理是：在座椅背后安装一个小匣子，观众只需要带一个听筒，便可通过小匣子里的设备将“译意风小姐”的翻译传递到耳中。大光明为“译意风”打的广告是：“贡献给爱看外国片而不懂外国语者；向来只看国产片而现在想看外国片者；欲求完全明了外国片剧情者。”每位观众只需要出资一角，便可享受这样的服务。
据胡治藩的儿子胡思华回忆：“当时在上海放映外国片是电影院实力和地位的象征。大光明这种一线影院基本不放国片，因为观众都是外国人或者洋行做事的人，也就是现在的所谓白领金领，要么就是留学生、海归派之类。我父亲那时最想做的事就是把西方的电影产业引入中国，让先进的外国电影为更多的人知道，从而影响和培养固定的观众群。当时大光明的操作管理模式完全是西方化的，非常先进。比如上片速度，一般每天都会换新片，除非是《魂断蓝桥》之类特别卖座的。”当时，美国的八大电影公司在中国的总代理就是胡治藩，他们相信他的眼光。因为一部外国电影要完全进入另一个国家的市场，本土化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选择片种，用什么中文片名，选定放映时机等等。在老观众记忆中，大光明还少不了可乐和爆米花的陪伴，说起来那还真是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情景——早在70年前，年轻人去大光明看电影时就已经整齐划一地做着最入时、最前卫的指定动作：一手可乐一手爆米花，当年可不是每家影院都有这般待遇的。
今天，恢复旧貌的大光明，穿插在四周崭新的摩天大厦丛中，犹如一位风度犹存的老贵族，宠辱不惊，用淡然的目光注视着80多年来充斥着繁华与美丽的南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