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及其观念,最初是以情志为本的,与西方的以事件为本大异其趣。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情"的范畴被反复提出讨论。首先,刘勰突出提出"情"的问题具有现实针对性,在古典与新声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义思想倾向。其次,刘勰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情以物兴"是情感从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内心的过程,"物以情观"则是情感从作家内心移入到对象的过程。从"物感"论到"情观"论,恰好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长期以来人们忽略了中华古文论中"情观"论,因此我们应对刘勰的"物以情观"的理论以更多的关注。再次,中华古代诗歌作为情的表现,需要把情客观化,因此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就不自觉地创造出赋比兴三种抒发情感的方式,刘勰对"兴"特别重视,且认为兴才是诗的本质所在,汉代以来的辞赋家重视"比"而不重视"兴",是"习小而弃大"。总之,中国古代对于诗歌或整个文学的规定有三个序列,第一序列是"道",第二序列是"情志",第三序列是"辞采","情志"作为第二序列中心,上可推及到"道",下可联系到"辞采"。因此,"情志"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中很重要,属于本体性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