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发动内战需要大量军费开支，不得不滥发钞票，“法币”“关金票”“金圆券”“银元券”，你方唱罢我登场，可是形势仍然迅速恶化，币纸甚至陷入还不如手纸的窘境。
　　1949年农历正月初三，我们家族的兄弟一起去给三姑母拜年。喝茶聊天时，姑母的儿子三表哥任同提出：“离吃饭的时间还早，娱乐一下怎么样？”大家一致赞同，于是任同表哥把一副天九牌哗啦一声倒在八仙桌上。这时大表哥任泰提议：“平时我们不赌钱，但今天我们要赌点钱。”大家只好客随主便，纷纷把身上带来的银元、铜板掏出来。任泰表哥见了，故弄玄虚说：“今天赌钱，不要你们那样的钱，我们要赌美国‘沙票公司’的钱。”大家先是一愣，接着很快心领神会，连声说好。随后，任泰表哥进屋拿出两大捆纸币分给大家。
　　我坐在一旁很是纳闷，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确实都是美国印制的，但“钞票”怎么读成“沙票”呢？三个表哥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怎么会不认识这个“钞”字？正当我反复猜想的时候，牌桌那边又传来几声吆喝：“我来‘沙票公司，50万。”“我来‘沙票公司’100万。”大家都这样读，真是奇怪！
　　回家路上，我实在忍不住，便向四哥师谕说起这事，四哥一听乐了，直笑我蠢：“原来这票子能买东西，叫钞票。现在票子倒了，不值钱，买屎都没人开茅厕门了，还能叫钞票吗？只能叫‘沙票’了。”
　　原来如此！
　　这次的事情使我联想起过去两次与纸币有关的事情。一次是1947年上半年，四姑母卖了几担谷子，竟换了半“腰子篮”钱，我陪她一道去邮局，汇给读高中的表姐做学费。我提着这钱来到邮局，5华里路，累得满身大汗，肩酸手痛。将钱送进柜台，工作人员数了半天，才办完汇款手续。
　　另一次是1948年冬，当时我在湖南嘉禾县中学读书。一个星期天，我从家里返回学校，天色渐暗，眼看野外已经没有人影了，我心里有些害怕。过了半路，看见前方文庙岭半山腰一股青烟随风飘荡。青烟周围隐约看见有四五个人影在晃动。
　　看见有人，我胆子突然大起来，健步如飞往前奔。等我赶到文庙岭前，那几个人已经下山走远了，而半山腰的青烟仍在冒着。我好奇地走近一看，火堆旁边散落着许多烧了半截的纸币！好家伙，我猜想刚才那几个人可能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奉命来烧已经作废的纸币的。可怜这些纸币，万里迢迢从美国印制出来，用飞机运到中国，再辗转到嘉禾县，还没有到老百姓手里就变成了一堆废纸，被一把火烧掉了。
　　我捡了一根树枝去拨弄冒烟的灰堆，发现里面还有许多没有烧着的新币。我撬出几捆，拂去上面的灰尘，把我衣服、裤子的所有口袋都全部塞满，悄悄回到学校宿舍，放进行李箱内收藏起来。
　　寒假放学回家，除夕晚上，我磨了一点米粉煮成米浆，把这些钞票一张一张贴在我家房屋的墙上。原来被烟熏得黄黑的墙壁一下子变得闪闪发光。第二天大年初一，许多来拜年的人一进屋看到这富丽堂皇的景象都惊讶不已。我家里穷得叮当响，现在终于有“票子”在家过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