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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史学发展的新陈代谢过程中，清代政治史研究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一改发往传统研究路径，尤其是新清史对清代政治史研究的冲击，使得清代政治事件、人物、制度、政治文化等方面研究都有很大的突破。虽然清代新政治史的研究为我们开阔了新视野，但存在的问题值得反思。
关键词 传统政治史 新政治史 清代新政治史
20世纪初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范式经历了数次重大转变， 政治史的中衰和复兴无疑是重要线索之一。西方史学由兰克学派的一统天下到年鉴学派的兴起，社会史逐渐成为史家关注的焦点，政治史研究开始失去昔日的光环。“二战”结束之后，政治史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同时积极借鉴社会史乃至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至七八十年代，出现了新政治史勃兴的局面。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史学界，也重演了政治史因社会史潮流的冲击而边缘化问题，又在跨学科的基础上重新焕发生机的历程。清代政治史研究演变见证了史学发展的历程。
一、由传统政治史到新政治史
上世纪上半叶是西方史学新旧交替时期，年鉴学派的兴起，冲击传统史学研究，新史学在欧美国家迅速发展。深受西方新史学影响的梁启超，提出“创新史学”的呼吁，新史学开始成为各个学者争先研究的对象，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作为综合史观的新史学，无疑对传统政治史起到冲击作用，政治史由传统研究模式走向新发展道路。新政治史较传统的政治史而言，弥补传统政治史的许多缺陷，这使得政治事件、人物和制度的关注点都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更加重视政治文化的研究。新政治史注重各学科间的交流与互动，为政治史研究开阔视野。
首先，传统政治史的事件研究，对事件概念的理解比较狭窄，主要关注重大政治事件，将事件本身当作独立的研究对象，力求对其发展过程作出真实的描述，不太注重事件的前因后果。
新政治史将传统政治史和事件史扩大范围，形成一种边界开放的事件和叙事，使政治事件研究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其次，人物研究方面，传统政治史的弊端在于将目光局限在帝王将相等政治精英人物身上，忽略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的行为、观念和情感，新政治史则侧重研究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行为；就研究方法而言，传统政治史注重对精英政治行为进行表象化的描述，新政治史则倾向于对大众政治行为进行调查统计和量化分析。
第三，政治制度方面，传统政治制度史研究大都局限于对政治机构设置及其沿革、制度条文规定及其演变的表层化描述，忽略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形，将制度的表达与制度的实践等同起来；又对影响制度形成、运作和变迁的社会历史背景缺乏关注，将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割裂开来。新政治史结合各学科的内容，更关注其制度的运行情况。
最后，传统政治史缺少对政治文化的关注，新政治史则借助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和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对历史时期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政治情绪以及与政治相关的象征符号进行了题材广泛、 视角新颖、方法多样的深入探讨。
总之，政治事件、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研究领域的全面创新，使新政治史得以超越传统政治史的种种弊端，在跨学科的基础上焕发新生机。
二、清代新政治史研究趋向
1900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 “新清史”研究思潮，带给清史学界以新鲜、另类以及冲击的同时，也把对以往研究的回顾和对诸多问题的反思留给了研究者，从而也引发了对其所涉研究路径与观点的质疑和尖锐的批评，在相关学科领域内产生了不同凡响的学术争鸣。
美国学者孔飞力《叫魂》一书中，他以一种新的思路对清代政治史进行了研究 。本书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乾隆盛世中期江南地区的割辫叫魂巫术恐怖这一案件，用政治史、整体史、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对它的分析， 从普通大众的角度、共同心态的角度、社会深层结构的角度来重新解读政治事件、制度、权力和意识形态。
欧立德在 《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再次重申了 “新清史”有关国家与民族问题的阐述。他认为只有从满洲的角度重新审视清史，才能理解清代中国这个模糊概念，满洲的成功是因为他们作为内陆亚洲人来统治的。
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巡幸与清朝统治的构建，1680—1785》一文中，把满族认同、内陆亚洲因素注入到对清代皇帝南巡的政治行为中，注入到对清朝的意识形态的解读中，其核心内容是强调“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 将满族人置于一个崇高的地位，将一切成功归于满人，而非其他民族，强调民族认同和满族人的优越地位。
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后16世纪问题”与清朝》一文中将清朝作为中国史上的一个王朝加以分析，并从东亚乃至世界的近世国家这个角度来比较清朝与其他国家。日本学界大多都以“东亚地区论”来研究清朝政治史，强调清朝统治的内亚因素。
受新政治史研究的影响和国内一些学者的学术自觉，国内也出现清代新政治史研究的趋向。
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一文中以八旗领主分封制等制度来阐述清朝政治制度，提出清朝统治者在接受汉族文化和制度的同时把首崇满洲放在政治的首位，提出满族人在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和卫国在《政治理念与政府行为之间： 乾隆朝钱塘江海塘修筑的政治史解读》一文中，以 “大政治史”的研究观念，将乾隆朝钱塘江海塘修筑的个案纳入政府行政范畴，把修筑的技术过程置于 “政治化”的实践过程进行考察，讨论了 “政”与 “治”关系。
徐凯在《制度、制度史与清代政治制度特色》一文中，就清代政治制度的属性特征进行了讨论，认为清代的制度既有中原传统王朝的共性，又有满洲民族特色，是在仿古效今、承袭明制的基础上，糅入了周边民族的多种文化。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讨论清代国家的政体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
杨念群在《重估 “大一统”历史观与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突破》和《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中，以“大一统”的历史观出发，认为清史研究仍应立足于对“中国”自身形成轨迹的历史考察，重新全面审视清朝的统治策略， 整合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两种思维的合理之处， 从而走出一条更为合理的清代政治研究道路。 以上学者对清代政治史研究，都体现了清代新政治史研究趋向，为清代政治史的研究注入新活力，同时也是新政治史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为我们对清代新政治史研究，甚至是新政治史研究提供了借鉴和新思考。
三、清代新政治史研究的反思
在不断地追求新政治史研究，尤其是清代新政治史研究的过程中，政治史研究的偏差会随时产生，我们要不断地进行反思，对政治史的研究才能更好的实现。新政治史的研究中各学科的互动研究让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新鲜感”，研究纷纷转向。这种形势进一步发展，直接推动基层社会史研究“从边缘日渐走向中心”。这种趋势对政治史的冲击几乎是致命的，作为传统研究重点的政治史退居社会史之后，甚至走向被人遗忘的边缘。
新清史对清代政治史的研究的影响，我们也要进行反思，注重以上新政治研究问题以外，清代政治史研究特色就是满族为主体统治的朝代，新清史认为传统清史研究过分强调了“汉化”作用，而忽略满族性，应更加强调满族特色。另一方面，新清史在国家和民族认同问题上进行深入研究。“新清史”端正清史研究发展方向，即重视满族的制度与文化的影响，以及去汉族中心论上，确实功不可没，“新清史”的兴起加快清史研究国际化进程，同时也给中国清史研究者提出更高要求。但是，“新清史”无论怎样强劲，终究是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历史，而套用美国国内族群理论诠释满族形成，与满族实际历史不符。否认满族所建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必然使 “新清史”在认识上走向极端。所以说，以“新清史”为范式研究清代政治史也是危险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对于新政治史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是清代新政治史研究，要在不断地寻找突破与创新的同时，仍要不断的进行反思。在各学科与政治史研究的互动中，要使政治史研究呈现出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特色。确立政治史的核心地位，不能为了全面、新颖而顾此失彼。
参考文献：
[1]李里峰.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6）
[2]刘风云.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会议研讨综述[J].清史研究，2011，5（2）
[3]和卫国.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反思[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2）
[4]刘文鹏.清朝的满族特色——对近期清代政治史研究动态的思考[J].清史研究，2009，11（4）
（作者单位：吕丹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研究生）
关键词 传统政治史 新政治史 清代新政治史
20世纪初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范式经历了数次重大转变， 政治史的中衰和复兴无疑是重要线索之一。西方史学由兰克学派的一统天下到年鉴学派的兴起，社会史逐渐成为史家关注的焦点，政治史研究开始失去昔日的光环。“二战”结束之后，政治史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同时积极借鉴社会史乃至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至七八十年代，出现了新政治史勃兴的局面。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史学界，也重演了政治史因社会史潮流的冲击而边缘化问题，又在跨学科的基础上重新焕发生机的历程。清代政治史研究演变见证了史学发展的历程。
一、由传统政治史到新政治史
上世纪上半叶是西方史学新旧交替时期，年鉴学派的兴起，冲击传统史学研究，新史学在欧美国家迅速发展。深受西方新史学影响的梁启超，提出“创新史学”的呼吁，新史学开始成为各个学者争先研究的对象，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作为综合史观的新史学，无疑对传统政治史起到冲击作用，政治史由传统研究模式走向新发展道路。新政治史较传统的政治史而言，弥补传统政治史的许多缺陷，这使得政治事件、人物和制度的关注点都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更加重视政治文化的研究。新政治史注重各学科间的交流与互动，为政治史研究开阔视野。
首先，传统政治史的事件研究，对事件概念的理解比较狭窄，主要关注重大政治事件，将事件本身当作独立的研究对象，力求对其发展过程作出真实的描述，不太注重事件的前因后果。
新政治史将传统政治史和事件史扩大范围，形成一种边界开放的事件和叙事，使政治事件研究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其次，人物研究方面，传统政治史的弊端在于将目光局限在帝王将相等政治精英人物身上，忽略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的行为、观念和情感，新政治史则侧重研究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行为；就研究方法而言，传统政治史注重对精英政治行为进行表象化的描述，新政治史则倾向于对大众政治行为进行调查统计和量化分析。
第三，政治制度方面，传统政治制度史研究大都局限于对政治机构设置及其沿革、制度条文规定及其演变的表层化描述，忽略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形，将制度的表达与制度的实践等同起来；又对影响制度形成、运作和变迁的社会历史背景缺乏关注，将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割裂开来。新政治史结合各学科的内容，更关注其制度的运行情况。
最后，传统政治史缺少对政治文化的关注，新政治史则借助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和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对历史时期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政治情绪以及与政治相关的象征符号进行了题材广泛、 视角新颖、方法多样的深入探讨。
总之，政治事件、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研究领域的全面创新，使新政治史得以超越传统政治史的种种弊端，在跨学科的基础上焕发新生机。
二、清代新政治史研究趋向
1900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 “新清史”研究思潮，带给清史学界以新鲜、另类以及冲击的同时，也把对以往研究的回顾和对诸多问题的反思留给了研究者，从而也引发了对其所涉研究路径与观点的质疑和尖锐的批评，在相关学科领域内产生了不同凡响的学术争鸣。
美国学者孔飞力《叫魂》一书中，他以一种新的思路对清代政治史进行了研究 。本书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乾隆盛世中期江南地区的割辫叫魂巫术恐怖这一案件，用政治史、整体史、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对它的分析， 从普通大众的角度、共同心态的角度、社会深层结构的角度来重新解读政治事件、制度、权力和意识形态。
欧立德在 《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再次重申了 “新清史”有关国家与民族问题的阐述。他认为只有从满洲的角度重新审视清史，才能理解清代中国这个模糊概念，满洲的成功是因为他们作为内陆亚洲人来统治的。
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巡幸与清朝统治的构建，1680—1785》一文中，把满族认同、内陆亚洲因素注入到对清代皇帝南巡的政治行为中，注入到对清朝的意识形态的解读中，其核心内容是强调“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 将满族人置于一个崇高的地位，将一切成功归于满人，而非其他民族，强调民族认同和满族人的优越地位。
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后16世纪问题”与清朝》一文中将清朝作为中国史上的一个王朝加以分析，并从东亚乃至世界的近世国家这个角度来比较清朝与其他国家。日本学界大多都以“东亚地区论”来研究清朝政治史，强调清朝统治的内亚因素。
受新政治史研究的影响和国内一些学者的学术自觉，国内也出现清代新政治史研究的趋向。
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一文中以八旗领主分封制等制度来阐述清朝政治制度，提出清朝统治者在接受汉族文化和制度的同时把首崇满洲放在政治的首位，提出满族人在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和卫国在《政治理念与政府行为之间： 乾隆朝钱塘江海塘修筑的政治史解读》一文中，以 “大政治史”的研究观念，将乾隆朝钱塘江海塘修筑的个案纳入政府行政范畴，把修筑的技术过程置于 “政治化”的实践过程进行考察，讨论了 “政”与 “治”关系。
徐凯在《制度、制度史与清代政治制度特色》一文中，就清代政治制度的属性特征进行了讨论，认为清代的制度既有中原传统王朝的共性，又有满洲民族特色，是在仿古效今、承袭明制的基础上，糅入了周边民族的多种文化。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讨论清代国家的政体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
杨念群在《重估 “大一统”历史观与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突破》和《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中，以“大一统”的历史观出发，认为清史研究仍应立足于对“中国”自身形成轨迹的历史考察，重新全面审视清朝的统治策略， 整合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两种思维的合理之处， 从而走出一条更为合理的清代政治研究道路。 以上学者对清代政治史研究，都体现了清代新政治史研究趋向，为清代政治史的研究注入新活力，同时也是新政治史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为我们对清代新政治史研究，甚至是新政治史研究提供了借鉴和新思考。
三、清代新政治史研究的反思
在不断地追求新政治史研究，尤其是清代新政治史研究的过程中，政治史研究的偏差会随时产生，我们要不断地进行反思，对政治史的研究才能更好的实现。新政治史的研究中各学科的互动研究让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新鲜感”，研究纷纷转向。这种形势进一步发展，直接推动基层社会史研究“从边缘日渐走向中心”。这种趋势对政治史的冲击几乎是致命的，作为传统研究重点的政治史退居社会史之后，甚至走向被人遗忘的边缘。
新清史对清代政治史的研究的影响，我们也要进行反思，注重以上新政治研究问题以外，清代政治史研究特色就是满族为主体统治的朝代，新清史认为传统清史研究过分强调了“汉化”作用，而忽略满族性，应更加强调满族特色。另一方面，新清史在国家和民族认同问题上进行深入研究。“新清史”端正清史研究发展方向，即重视满族的制度与文化的影响，以及去汉族中心论上，确实功不可没，“新清史”的兴起加快清史研究国际化进程，同时也给中国清史研究者提出更高要求。但是，“新清史”无论怎样强劲，终究是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历史，而套用美国国内族群理论诠释满族形成，与满族实际历史不符。否认满族所建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必然使 “新清史”在认识上走向极端。所以说，以“新清史”为范式研究清代政治史也是危险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对于新政治史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是清代新政治史研究，要在不断地寻找突破与创新的同时，仍要不断的进行反思。在各学科与政治史研究的互动中，要使政治史研究呈现出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特色。确立政治史的核心地位，不能为了全面、新颖而顾此失彼。
参考文献：
[1]李里峰.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6）
[2]刘风云.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会议研讨综述[J].清史研究，2011，5（2）
[3]和卫国.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反思[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2）
[4]刘文鹏.清朝的满族特色——对近期清代政治史研究动态的思考[J].清史研究，2009，11（4）
（作者单位：吕丹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