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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极花》在创作和思考上有了更多新的着力点，它不是单纯地在现实基础上建构故事，而是在故事之中嫁接了包括物质、精神和社会的思考。本文试图从小说空间建构与解构的角度，挖掘和分析作者在故事创作中内在的新的思考和表达。
关键词：空间；社会；物质；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01
《极花》作为贾平凹最新的长篇小说，随着作家的阅历的不断丰富和写作技巧的日益成熟，对小说形态的建构更加的多样，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之上内在的思考相较于之前的作品而言，多元的角度和俯视的视域扩展了小说的阅读容量和思考空间。《极花》不单纯是在叙述和控诉拐卖女性到乡下做妻子的故事，而是“这个故事框架也就是为寄寓作家深层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喻体而已，其寓意则大大溢出了故事本身。”社会空间是由社会所生产的，同时也连接精神空间和物质空间，并形成三者之间的交织与互动，但社会空间却在互动中也为精神空间和物质空间的冲突与融合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场域，同时延展着自身的无限性。
物质空间作为其他空间的基础，具有物质性和客观性。也就是小说叙述城市与乡村的客观物质环境，《极花》的描写背景是处于一种极端的状态下，由农村作为后盾支援发展的城市，在若干年后，与农村的生活现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此人们可能会把目光集中在城乡差距等相关问题上，但是作者却处处埋下了城乡之间联系的隐线，黑亮的杂货铺，血葱和极花无不处处是乡村与城市连接的命脉。黑亮的杂货铺是城市和乡村连结的物质链和关系链。黑亮将城市的工业产品运送到乡村，逐渐丰富着圪梁村的生活，同时黑亮又将土特产贩卖到城市，将两个物质生活形态落差巨大的空间联系在一起。因此，作者不只是在思考城乡的割裂，而更多的是如何去改变乡村面貌或是思考乡村未来的发展。
血葱和极花都属于圪梁村的经济作物，极花的美和血葱的健硕在圪梁村都可以被认为是美的。作者在此处便设置了一种对美的观念的反驳。康德说“美是一种无利益兴趣和无概念却具有普遍性和直接性的愉快”，而血葱与极花的美无一不和物质经济相挂钩，强烈的经济目的与康德的美在理念截然相反。这种反驳在美的认识问题上是对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过程提出了质疑，它一方面联系到对物质社会文明与否的判断尺度，此与精神空间相联系；一方面又与社会空间相联系即人的需求与消费的关系。血葱和极花的除了是圪梁村发家致富的经济作物外，还表征了男性和女性。小说中血葱虽有特定的种植环境，但是种植面积相对较大，而极花自从被发现经济价值之后便越挖越少，这也与故事框架的建构同步，即圪梁村男性多而女性少，导致只有通过买卖女性来实现整个村子的繁衍和发展。虽然我们看到作者在小说物质基础的建构中酌墨较多，但悄然无声地延伸至社会空间的思考，即人在处于不同物质环境中的社会性问题。通过小说对圪梁村的物质空间的清晰明确的叙述，我们可以管窥乡村在城市文明逐渐嬗变的过程中所做出的牺牲，从而在可感的物质空间里了解城乡发展过程中的现状与矛盾。
在《极花》中城市的空间和乡村的空间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对比。我们不得不说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总是处在平衡的状态中，这种状态也是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相互博弈和相互包容中建立的。克朗指出，早在19、20世纪之交，就有社会社会学家西美尔等人将乡村与城市比较，指出村落的社群里人与人直接交往，对彼此的工作、历史和性格都十分熟悉，他们的世界相对来说是可以预知的。在这种可预知的状态下，人们普遍具有较为稳定和充實的心理状态。而城市恰好相反，它属于陌生人的世界，人与人之间互不认识且不相知，需要依靠物质欲的满足来建立自己在城市空间的位置，未来的不可预知性又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立状态。
在《极花》中，作者可能更看重对精神空间的回归。他所建立的圪梁村作为家园的形态，收留了来自城市的流浪者——胡蝶，并通过老老爷指星象说明胡蝶的归宿，胡蝶透过树枝看到了两颗星星最终确立了一种地域文化身份，这是城市居住者无法获得的一种精神的表征，一种归属意识。作家建立“家园空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追溯缅怀失落之本原的怀旧情绪。在《极花》中圪梁村物质贫乏，但人们的集体感却得到了最大发挥，这是人与人之间本该有的情感联系，这种精神方面的情感纽带不仅连结着圪梁村的每个人也连结着每个家庭，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彼此交融，同时随着人们情感的连结力量的加强，无限延伸着社会空间人类的行动力，而这种关系的连结是基于人们的“共同感”。汉娜·阿伦特认为，“在当今时代，共同感的消失是时代危机的最确切标志，在每一次危机中，世界的一部分坍塌了，为我们所有人所共有的某些东西毁灭了，共同感的丧失就像一根探测杆一样，标出了坍塌发生的位置”。如果说《极花》的最初目的是通过女性拐卖事件为基础来探讨城市乡村之间的极端的关系，那么目前为止，我们透过这层极端状态的分析，更多的是看到了作家对于村落中人与人关联的情感在城市的消逝，从而产生的一种失落甚至无可奈何的情绪。
《极花》不单是一个拐卖控诉的故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城乡的发展在物质、精神方面的巨大差异，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都是交融互动的，并在社会空间的场域中实现着无限的扩展，无法切分任意一个空间。《极花》的成功之处就在与使这三个空间的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当下城乡发展过程中，三者平衡稳定的关系可能是我们需要关注解决的问题。这部虽然不算长的长篇小说却包容了许多问题的思考，作家不一定要给出解决的方案，但这样贴近实际的思考充实了的小说的容量，使思考溢出文字的表达。贾平凹借助《极花》编制了一张纷繁复杂的意义之网，勾勒出空间的交织的复杂状态，从而确立了他对经验世界特立独行关照的方式。
参考文献：
[1]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1期.
[2]亨利·列斐伏尔.《空间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
[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6.
[4]贾平凹.《我心目中的小说》，《小说评论》[J].2003年6期.
[5]何平.《中国最后的农村---极花论》[J].文学评论，2016（03）.
关键词：空间；社会；物质；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01
《极花》作为贾平凹最新的长篇小说，随着作家的阅历的不断丰富和写作技巧的日益成熟，对小说形态的建构更加的多样，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之上内在的思考相较于之前的作品而言，多元的角度和俯视的视域扩展了小说的阅读容量和思考空间。《极花》不单纯是在叙述和控诉拐卖女性到乡下做妻子的故事，而是“这个故事框架也就是为寄寓作家深层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喻体而已，其寓意则大大溢出了故事本身。”社会空间是由社会所生产的，同时也连接精神空间和物质空间，并形成三者之间的交织与互动，但社会空间却在互动中也为精神空间和物质空间的冲突与融合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场域，同时延展着自身的无限性。
物质空间作为其他空间的基础，具有物质性和客观性。也就是小说叙述城市与乡村的客观物质环境，《极花》的描写背景是处于一种极端的状态下，由农村作为后盾支援发展的城市，在若干年后，与农村的生活现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此人们可能会把目光集中在城乡差距等相关问题上，但是作者却处处埋下了城乡之间联系的隐线，黑亮的杂货铺，血葱和极花无不处处是乡村与城市连接的命脉。黑亮的杂货铺是城市和乡村连结的物质链和关系链。黑亮将城市的工业产品运送到乡村，逐渐丰富着圪梁村的生活，同时黑亮又将土特产贩卖到城市，将两个物质生活形态落差巨大的空间联系在一起。因此，作者不只是在思考城乡的割裂，而更多的是如何去改变乡村面貌或是思考乡村未来的发展。
血葱和极花都属于圪梁村的经济作物，极花的美和血葱的健硕在圪梁村都可以被认为是美的。作者在此处便设置了一种对美的观念的反驳。康德说“美是一种无利益兴趣和无概念却具有普遍性和直接性的愉快”，而血葱与极花的美无一不和物质经济相挂钩，强烈的经济目的与康德的美在理念截然相反。这种反驳在美的认识问题上是对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过程提出了质疑，它一方面联系到对物质社会文明与否的判断尺度，此与精神空间相联系；一方面又与社会空间相联系即人的需求与消费的关系。血葱和极花的除了是圪梁村发家致富的经济作物外，还表征了男性和女性。小说中血葱虽有特定的种植环境，但是种植面积相对较大，而极花自从被发现经济价值之后便越挖越少，这也与故事框架的建构同步，即圪梁村男性多而女性少，导致只有通过买卖女性来实现整个村子的繁衍和发展。虽然我们看到作者在小说物质基础的建构中酌墨较多，但悄然无声地延伸至社会空间的思考，即人在处于不同物质环境中的社会性问题。通过小说对圪梁村的物质空间的清晰明确的叙述，我们可以管窥乡村在城市文明逐渐嬗变的过程中所做出的牺牲，从而在可感的物质空间里了解城乡发展过程中的现状与矛盾。
在《极花》中城市的空间和乡村的空间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对比。我们不得不说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总是处在平衡的状态中，这种状态也是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相互博弈和相互包容中建立的。克朗指出，早在19、20世纪之交，就有社会社会学家西美尔等人将乡村与城市比较，指出村落的社群里人与人直接交往，对彼此的工作、历史和性格都十分熟悉，他们的世界相对来说是可以预知的。在这种可预知的状态下，人们普遍具有较为稳定和充實的心理状态。而城市恰好相反，它属于陌生人的世界，人与人之间互不认识且不相知，需要依靠物质欲的满足来建立自己在城市空间的位置，未来的不可预知性又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立状态。
在《极花》中，作者可能更看重对精神空间的回归。他所建立的圪梁村作为家园的形态，收留了来自城市的流浪者——胡蝶，并通过老老爷指星象说明胡蝶的归宿，胡蝶透过树枝看到了两颗星星最终确立了一种地域文化身份，这是城市居住者无法获得的一种精神的表征，一种归属意识。作家建立“家园空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追溯缅怀失落之本原的怀旧情绪。在《极花》中圪梁村物质贫乏，但人们的集体感却得到了最大发挥，这是人与人之间本该有的情感联系，这种精神方面的情感纽带不仅连结着圪梁村的每个人也连结着每个家庭，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彼此交融，同时随着人们情感的连结力量的加强，无限延伸着社会空间人类的行动力，而这种关系的连结是基于人们的“共同感”。汉娜·阿伦特认为，“在当今时代，共同感的消失是时代危机的最确切标志，在每一次危机中，世界的一部分坍塌了，为我们所有人所共有的某些东西毁灭了，共同感的丧失就像一根探测杆一样，标出了坍塌发生的位置”。如果说《极花》的最初目的是通过女性拐卖事件为基础来探讨城市乡村之间的极端的关系，那么目前为止，我们透过这层极端状态的分析，更多的是看到了作家对于村落中人与人关联的情感在城市的消逝，从而产生的一种失落甚至无可奈何的情绪。
《极花》不单是一个拐卖控诉的故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城乡的发展在物质、精神方面的巨大差异，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都是交融互动的，并在社会空间的场域中实现着无限的扩展，无法切分任意一个空间。《极花》的成功之处就在与使这三个空间的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当下城乡发展过程中，三者平衡稳定的关系可能是我们需要关注解决的问题。这部虽然不算长的长篇小说却包容了许多问题的思考，作家不一定要给出解决的方案，但这样贴近实际的思考充实了的小说的容量，使思考溢出文字的表达。贾平凹借助《极花》编制了一张纷繁复杂的意义之网，勾勒出空间的交织的复杂状态，从而确立了他对经验世界特立独行关照的方式。
参考文献：
[1]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1期.
[2]亨利·列斐伏尔.《空间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
[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6.
[4]贾平凹.《我心目中的小说》，《小说评论》[J].2003年6期.
[5]何平.《中国最后的农村---极花论》[J].文学评论，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