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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吉昌同志《回忆我的外祖父周作人》即将发表的时候，编辑部和作者都希望我写一点介绍的文字作为导读。我想，这也不是过分的要求，于是，匆忙中写一写我和杨吉昌同志的偶然相识和这篇回忆的背景。
我认识杨吉昌同志，不足一年，所以不是他的旧雨，聊为新知吧大约是１９９５年之初，我读张铁荣、张菊香合编的《周作人年谱》，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９日２０日条下见到：“代周静子写鲁迅纪念文，次日寄周静子”。我第一个想法是：以周静子署名的这篇“鲁迅纪念文”是篇什么文章呢？从现有资料上，查不出来。我此前知道，周静子是周作人的大女儿，也知道解放后她居住在西北大学。于是，就托西大的朋友代查此文，重点放在学校校刊之类的内部报纸上。结果还是没有。我很奇怪，１９６１年，正是百花齐放的方针贯彻比较顺利的时期，鲁迅的侄女儿署名的纪念文章何以没有发表的机会呢？我越想再追查下去；我的第二个想法是：既然１９６１年周作人代女儿写作纪念鲁迅文，那么，四年前即１９５７年周静子发表于西北大学简报的《回忆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是不是也是周作人代写的呢？我找来这篇文章细读，发现行文风格完全是周作人式的，而且，此文在内部发行的西北大学简报发表后，周作人专门把它收入他１９５７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只是未列入正文，而是作为附录。这就愈使我相信，这篇《回忆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正是周作人的手笔，是代周静子写鲁迅纪念文的第一篇，只是没有在日记上留下记录罢了。不过这毕竟是个人的想法，谁能够证明我这想法确是事实呢？我想从周静子那里着手调查。我先写信给西北大学退休教授蒋树铭先生，我估计，他一定知道周静子的下落。回信很快寄来。蒋先生说，周静子女士是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永芳先生的夫人，一直居家料理家务。杨先生去世后，静子去了秦岭电厂女儿处，闻亦已去世。至于静子的女儿的名字和别的情况，他也不甚了了，只听说在秦岭电厂子校任教。我于是马上贸然给秦岭电厂子校领导写去一信，打探周静子女儿的地址之类。“贸然”而已，原本未抱太大的希望。想不到，秦岭电厂子校很负责地辗转把信交给杨吉昌同志。原来事情如此之巧：静子的女儿杨美英原在子校教书。后去了南方，而静子的次子杨吉昌同志，也在这家子校教书，现在虽已提前退休，但毕竟是教师，多为人所知，我的信也就顺利地被他收到了。
这之后，吉昌来西安找到了我。到底是教师，细心得很，随身带着他的身份证，显然以证并非假冒名人之后罢。我没有看身份证，我只是指着他带来的一大张照片——１９３５年，杨永芳先生和周静子女士在北京中山公园拍的结婚纪念照，照片上就有周作人和他的日籍夫人羽田信子，鲁迅先生的原配朱安夫人，周建人的前妻羽田芳子，还有周作人的朋友江绍原教授夫妇等——说，有这张照片，就能说明你的真实身份了。从交谈中我知道了，杨永芳先生早年留学日本，研习数学，回国后，于１９３５年与周作人的大女儿静子结婚。此年，生了吉昌的大哥，１９３８年杨吉昌诞生。吉昌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少年时代，吉昌一直在北京八道湾外祖父周作人处生活。解放前夕，才同父母来到西安，其时，吉昌只有十岁左右。这以后，吉昌一家就生活在西安，学校放假期间，他才有暇同兄弟去北京外公处，这时，吉昌已是青年人了。１９６７年周作人在“寿则多辱”的叹息中去世时，吉昌已近三十岁，且从事教学工作有年了。在六十年代以后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吉昌与北京外公联系很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周作人对杨吉昌的关爱，却屡屡见诸于他的日记中。留在吉昌印象中最深的则是孩童时代在北京八道湾的人和事。
在我与吉昌取得联系之前，他已经开始撰写有关周作人先生的回忆了。在同我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带着已经写成的原稿。我读了他的原稿，也顺便提了些建议，请他再充实修改。作为周作人的外孙，他应该，也能够尽多地、尽详实地向社会提供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据我所知，这些年来，随着对周作人研究的开展，这种发掘资料工作显得十分迫切。周作人先生的孩子丰一生前，当然为周作人研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但至今未见到撰述的有关回忆；周作人的二女儿周若子，曾经聪颖好学且有文才，深得周作人的钟爱，可惜不幸早夭，反而由周作人含悲忍痛写了《若子的病》、《若子的死》等文。静子也于１９８４年前逝世。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周作人的外孙、周静子的儿子，杨吉昌同志的回忆就显得相当可贵。吉昌一生从事教学工作，不是文学圈子的人，他能主动执笔为文，我想，也全然是出于对先人的追怀，这是从小的方面说。倘从大的方面讲，也未尝不有益于对周作人生平的研究。当然，吉昌在北京时期，还是孩子，他不可能对当时发生的事件和有关人物有什么理解。他所经见的，也只是八道湾大院中的一些琐事。但把这些亲历的琐事，如实道来，仍能令几十年后的读者理解当年的社会风貌和一代著名作家的生活和工作，感到既生疏又亲切。即使作为社会生活的历史资料，也是很有用处的。
前面讲过，吉昌不是文学界人士，他不是刻意为文。也无意于刻意为文，他据实写来，不加雕饰，反而使他的文字朴素真切。周作人当年在《本色》一文中写道，“写文章没有别的窍诀，只有一个字曰简单”；“大抵说话如华绮便可以稍容易，这只要用点脂粉功夫就行了，正与文字一样道理，若本色反是难。”这是对刻意为文者说的，的确从华绮到本色，太难了。而对吉昌这样的作者来说，“本色”无意而得之，却正在于他从未想到写文章的窍诀呵
我认识杨吉昌同志，不足一年，所以不是他的旧雨，聊为新知吧大约是１９９５年之初，我读张铁荣、张菊香合编的《周作人年谱》，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９日２０日条下见到：“代周静子写鲁迅纪念文，次日寄周静子”。我第一个想法是：以周静子署名的这篇“鲁迅纪念文”是篇什么文章呢？从现有资料上，查不出来。我此前知道，周静子是周作人的大女儿，也知道解放后她居住在西北大学。于是，就托西大的朋友代查此文，重点放在学校校刊之类的内部报纸上。结果还是没有。我很奇怪，１９６１年，正是百花齐放的方针贯彻比较顺利的时期，鲁迅的侄女儿署名的纪念文章何以没有发表的机会呢？我越想再追查下去；我的第二个想法是：既然１９６１年周作人代女儿写作纪念鲁迅文，那么，四年前即１９５７年周静子发表于西北大学简报的《回忆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是不是也是周作人代写的呢？我找来这篇文章细读，发现行文风格完全是周作人式的，而且，此文在内部发行的西北大学简报发表后，周作人专门把它收入他１９５７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只是未列入正文，而是作为附录。这就愈使我相信，这篇《回忆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正是周作人的手笔，是代周静子写鲁迅纪念文的第一篇，只是没有在日记上留下记录罢了。不过这毕竟是个人的想法，谁能够证明我这想法确是事实呢？我想从周静子那里着手调查。我先写信给西北大学退休教授蒋树铭先生，我估计，他一定知道周静子的下落。回信很快寄来。蒋先生说，周静子女士是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永芳先生的夫人，一直居家料理家务。杨先生去世后，静子去了秦岭电厂女儿处，闻亦已去世。至于静子的女儿的名字和别的情况，他也不甚了了，只听说在秦岭电厂子校任教。我于是马上贸然给秦岭电厂子校领导写去一信，打探周静子女儿的地址之类。“贸然”而已，原本未抱太大的希望。想不到，秦岭电厂子校很负责地辗转把信交给杨吉昌同志。原来事情如此之巧：静子的女儿杨美英原在子校教书。后去了南方，而静子的次子杨吉昌同志，也在这家子校教书，现在虽已提前退休，但毕竟是教师，多为人所知，我的信也就顺利地被他收到了。
这之后，吉昌来西安找到了我。到底是教师，细心得很，随身带着他的身份证，显然以证并非假冒名人之后罢。我没有看身份证，我只是指着他带来的一大张照片——１９３５年，杨永芳先生和周静子女士在北京中山公园拍的结婚纪念照，照片上就有周作人和他的日籍夫人羽田信子，鲁迅先生的原配朱安夫人，周建人的前妻羽田芳子，还有周作人的朋友江绍原教授夫妇等——说，有这张照片，就能说明你的真实身份了。从交谈中我知道了，杨永芳先生早年留学日本，研习数学，回国后，于１９３５年与周作人的大女儿静子结婚。此年，生了吉昌的大哥，１９３８年杨吉昌诞生。吉昌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少年时代，吉昌一直在北京八道湾外祖父周作人处生活。解放前夕，才同父母来到西安，其时，吉昌只有十岁左右。这以后，吉昌一家就生活在西安，学校放假期间，他才有暇同兄弟去北京外公处，这时，吉昌已是青年人了。１９６７年周作人在“寿则多辱”的叹息中去世时，吉昌已近三十岁，且从事教学工作有年了。在六十年代以后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吉昌与北京外公联系很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周作人对杨吉昌的关爱，却屡屡见诸于他的日记中。留在吉昌印象中最深的则是孩童时代在北京八道湾的人和事。
在我与吉昌取得联系之前，他已经开始撰写有关周作人先生的回忆了。在同我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带着已经写成的原稿。我读了他的原稿，也顺便提了些建议，请他再充实修改。作为周作人的外孙，他应该，也能够尽多地、尽详实地向社会提供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据我所知，这些年来，随着对周作人研究的开展，这种发掘资料工作显得十分迫切。周作人先生的孩子丰一生前，当然为周作人研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但至今未见到撰述的有关回忆；周作人的二女儿周若子，曾经聪颖好学且有文才，深得周作人的钟爱，可惜不幸早夭，反而由周作人含悲忍痛写了《若子的病》、《若子的死》等文。静子也于１９８４年前逝世。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周作人的外孙、周静子的儿子，杨吉昌同志的回忆就显得相当可贵。吉昌一生从事教学工作，不是文学圈子的人，他能主动执笔为文，我想，也全然是出于对先人的追怀，这是从小的方面说。倘从大的方面讲，也未尝不有益于对周作人生平的研究。当然，吉昌在北京时期，还是孩子，他不可能对当时发生的事件和有关人物有什么理解。他所经见的，也只是八道湾大院中的一些琐事。但把这些亲历的琐事，如实道来，仍能令几十年后的读者理解当年的社会风貌和一代著名作家的生活和工作，感到既生疏又亲切。即使作为社会生活的历史资料，也是很有用处的。
前面讲过，吉昌不是文学界人士，他不是刻意为文。也无意于刻意为文，他据实写来，不加雕饰，反而使他的文字朴素真切。周作人当年在《本色》一文中写道，“写文章没有别的窍诀，只有一个字曰简单”；“大抵说话如华绮便可以稍容易，这只要用点脂粉功夫就行了，正与文字一样道理，若本色反是难。”这是对刻意为文者说的，的确从华绮到本色，太难了。而对吉昌这样的作者来说，“本色”无意而得之，却正在于他从未想到写文章的窍诀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