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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暴发无疑对国际秩序产生了很大冲击，成为当前逆全球化浪潮的重要推手。这次疫情的影响将持续长期还是短期、经济全球化将出现彻底逆转还是短暂回调，学界尚存在较大争议。诚然，新冠疫情放大了国际组织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乏力，为逆全球化浪潮提供了空间，但全球治理困境并不能说明全球化走到尽头。在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转型与升级仍然面临机遇。
新冠疫情暴发后，不少评论家认为后疫情时代将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意味着二战以后持续数十年的全球化进程将走向终结。在国家政策方面，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各国采取了限制出口、关闭边界、工厂回迁等措施，从而形成一个个相互隔离的“城邦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部分国家违反《国际卫生条例》关于“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的不必要干扰”的规定，在未向世卫组织通报的情况下，采取一系列人员和贸易限制措施，体现出全球治理的约束力困境。即使在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实体内部，各国也更多专注于为本国人口提供医疗援助，跨国治理与协调显得步履蹒跚。
诚然，全球化导致了疾病跨越国界，在全球蔓延，但疾病大流行却不会阻止全球化的进程。黑死病曾在欧洲流行了300多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人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金融和人员往来;在荷兰黑死病疫情达到顶峰时，席卷欧洲的郁金香金融泡沫也拉开了帷幕。病毒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全球化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在全球化时代之后也从未消失。从历史经验来看，即便某种疫情持续很长时间，人们也只会在某个时间段或某些地区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而经济全球化的长期趋势从未改变。
“2019年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于2019年5月23日至26日在外交学院举行。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表示，身处全球化时代，各国彼此命运相连，休戚与共，需要的是伙伴精神，而不是各行其是;是共同发展，而不是一家为先;是同舟共济，而不是独善其身。
新冠疫情暴发的确刺激了部分国家更积极地投资本国的卫生保健行业，推动相关工厂回迁，以确保在发生危机时国家有能力生产口罩、呼吸机和处方药等关键产品。这种类似于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虽然会减少本国对战略重要性行业的外部依赖，却也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所谓的“冗余”，即各国动用资源做相同的事情。在疫情肆虐期间，各国还可以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去论证冗余的必要性，一旦疫情出现回落或者彻底消失，必然会有大量的呼吸机、口罩和其他类型的医疗设备出现积压，各国新建的医疗设备工厂将立即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在安全威胁降低、物资储备充足的情况下，用国家财政去维持一个冗余的产业不具有可持续性。换言之，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扩大应急储备比在本国新建工厂更具有可操作性。
新冠疫情虽然进一步放大了国际组织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乏力，为逆全球化浪潮提供了空间，但全球治理困境并不能说明全球化走到尽头，却恰恰反映出全球治理需要完善和加强。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疫情准备和商业影响》白皮书指出，应对疫情需要政府部门、私人部门以及普通民众的一系列合作。在资本筹集方面，世界银行、盖茨基金会和大型跨国公司成为卫生投资、捐款的主要来源。在医药研发方面，由于世衛组织的专业团队人数有限，已无法与大型跨国公司、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机构进行竞争。在诊疗能力方面，当前国际社会更多依赖于各国医护团队的支持。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应在不改变政府间合作框架的基础上，引入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民间机构以构建公私伙伴关系，提升治理的弹性和效率。
经济全球化包括全球的商品、资本、人员、服务、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超越国界流动，其本身是复杂的，并非所有指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受疫情影响，全球的商品、资本、人员流动出现了萎缩，但服务、技术、数据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少。在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转型与升级仍然面临机遇。
第一，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服务贸易是指运输、旅游、电信、广告、计算、会计等无形产品的销售和交付。服务业目前在经济活动和就业中所占比重最大，占全球GDP的近2/3。全球服务贸易的崛起代表着一种深刻的变革，已成为全球贸易中增长最快的组成部分，为各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重大机遇。与此同时，制造业活动也越来越依赖于服务。通过提升在贸易和投资过程中的服务可得性，能够实现本国贸易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第二，世界经济复苏亟需技术进步的推动。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新技术持续突破，并与制造、能源、材料、生物、空间等技术交叉融合，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推动人类发展加速步入智能创新时代。在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将更加依赖技术进步的拉动，包括5G商用推动产业链加快成熟、工业互联网引领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加速应用普及扩散、区块链探索构建分布式信任体系，等等。从国家角度来看，发达国家掌握了高附加值的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则相对薄弱。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引进、学习和自主创新等方式，实现在全球技术创新链条中的深度参与。
第三，疫情不会影响到数据的全球传输。进入21世纪，互联网已经具有的信息流量大、传输速度高、保密性能好等多种特性，构成数据高速、保密、双向传输性能比较优越的数据传输链条。新冠疫情在冲击商品贸易的同时，却在客观上提升了全球数据传输的重要性，使得数字经济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形态。为了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数据传输将呈现出三个趋势：一是追求更快、更宽和更多功能，提升处理信息的速度和能力;二是数据传输设备不断集成化，催生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价格更低的设备;三是随着数据技术的成熟，推动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数据系统实现整合。
第四，疫情对跨国协调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应对新冠疫情的国际合作已经远远超出医疗卫生范畴，还涉及经贸、海关、交通、移民、媒体等多个部门的协调。新冠疫情暴露出了跨国协调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要求国际组织和各成员国加强在机制建设、职能转变、模式创新、部门协调等方面的改进。各国必须保持市场开放、促进风险信息共享、减少非关税壁垒，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新冠疫情难以阻止全球化进程
新冠疫情暴发后，不少评论家认为后疫情时代将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意味着二战以后持续数十年的全球化进程将走向终结。在国家政策方面，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各国采取了限制出口、关闭边界、工厂回迁等措施，从而形成一个个相互隔离的“城邦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部分国家违反《国际卫生条例》关于“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的不必要干扰”的规定，在未向世卫组织通报的情况下，采取一系列人员和贸易限制措施，体现出全球治理的约束力困境。即使在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实体内部，各国也更多专注于为本国人口提供医疗援助，跨国治理与协调显得步履蹒跚。
诚然，全球化导致了疾病跨越国界，在全球蔓延，但疾病大流行却不会阻止全球化的进程。黑死病曾在欧洲流行了300多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人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金融和人员往来;在荷兰黑死病疫情达到顶峰时，席卷欧洲的郁金香金融泡沫也拉开了帷幕。病毒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全球化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在全球化时代之后也从未消失。从历史经验来看，即便某种疫情持续很长时间，人们也只会在某个时间段或某些地区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而经济全球化的长期趋势从未改变。
新冠疫情暴发的确刺激了部分国家更积极地投资本国的卫生保健行业，推动相关工厂回迁，以确保在发生危机时国家有能力生产口罩、呼吸机和处方药等关键产品。这种类似于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虽然会减少本国对战略重要性行业的外部依赖，却也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所谓的“冗余”，即各国动用资源做相同的事情。在疫情肆虐期间，各国还可以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去论证冗余的必要性，一旦疫情出现回落或者彻底消失，必然会有大量的呼吸机、口罩和其他类型的医疗设备出现积压，各国新建的医疗设备工厂将立即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在安全威胁降低、物资储备充足的情况下，用国家财政去维持一个冗余的产业不具有可持续性。换言之，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扩大应急储备比在本国新建工厂更具有可操作性。
新冠疫情虽然进一步放大了国际组织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乏力，为逆全球化浪潮提供了空间，但全球治理困境并不能说明全球化走到尽头，却恰恰反映出全球治理需要完善和加强。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疫情准备和商业影响》白皮书指出，应对疫情需要政府部门、私人部门以及普通民众的一系列合作。在资本筹集方面，世界银行、盖茨基金会和大型跨国公司成为卫生投资、捐款的主要来源。在医药研发方面，由于世衛组织的专业团队人数有限，已无法与大型跨国公司、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机构进行竞争。在诊疗能力方面，当前国际社会更多依赖于各国医护团队的支持。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应在不改变政府间合作框架的基础上，引入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民间机构以构建公私伙伴关系，提升治理的弹性和效率。
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仍然面临机遇
经济全球化包括全球的商品、资本、人员、服务、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超越国界流动，其本身是复杂的，并非所有指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受疫情影响，全球的商品、资本、人员流动出现了萎缩，但服务、技术、数据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少。在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转型与升级仍然面临机遇。
第一，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服务贸易是指运输、旅游、电信、广告、计算、会计等无形产品的销售和交付。服务业目前在经济活动和就业中所占比重最大，占全球GDP的近2/3。全球服务贸易的崛起代表着一种深刻的变革，已成为全球贸易中增长最快的组成部分，为各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重大机遇。与此同时，制造业活动也越来越依赖于服务。通过提升在贸易和投资过程中的服务可得性，能够实现本国贸易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第二，世界经济复苏亟需技术进步的推动。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新技术持续突破，并与制造、能源、材料、生物、空间等技术交叉融合，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推动人类发展加速步入智能创新时代。在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将更加依赖技术进步的拉动，包括5G商用推动产业链加快成熟、工业互联网引领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加速应用普及扩散、区块链探索构建分布式信任体系，等等。从国家角度来看，发达国家掌握了高附加值的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则相对薄弱。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引进、学习和自主创新等方式，实现在全球技术创新链条中的深度参与。
第三，疫情不会影响到数据的全球传输。进入21世纪，互联网已经具有的信息流量大、传输速度高、保密性能好等多种特性，构成数据高速、保密、双向传输性能比较优越的数据传输链条。新冠疫情在冲击商品贸易的同时，却在客观上提升了全球数据传输的重要性，使得数字经济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形态。为了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数据传输将呈现出三个趋势：一是追求更快、更宽和更多功能，提升处理信息的速度和能力;二是数据传输设备不断集成化，催生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价格更低的设备;三是随着数据技术的成熟，推动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数据系统实现整合。
第四，疫情对跨国协调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应对新冠疫情的国际合作已经远远超出医疗卫生范畴，还涉及经贸、海关、交通、移民、媒体等多个部门的协调。新冠疫情暴露出了跨国协调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要求国际组织和各成员国加强在机制建设、职能转变、模式创新、部门协调等方面的改进。各国必须保持市场开放、促进风险信息共享、减少非关税壁垒，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