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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延续至今的“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后遗症，就是人们开始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了。资本主义制度诞生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其间经历了多次危机，也伴随着许多改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社会制度，为人类创造了巨大奇迹，当年马克思都十分称赞。但其闪烁光芒的背后，世界霸权、贫富两极大分化、危机不断发生等却长期被人们忽视。
刚闭幕不久的达沃斯会议的“亮点”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大反思。这个反思并非才开始。去年夏天，种种怀疑就掀开了序幕。2011年8月下旬我随团来到台湾。在台北内湖科学园，对绿营的台独论点我进行了痛斥；在高雄朋友聚会上。看到台湾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保存，我给予了盛赞。与此同时，在台湾也有几个人发表了言论，他们的言论对台湾学界产生了巨大震撼。对此。很多人陷入了沉思。
发言的几位可谓是国际重量级的大学者。即以《历史的终结》一书而扬名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和1982年因发表《大趋势一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而闻名于世的未来学家奈思比特。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福山在书中提出：柏林围墙被推倒，标志着西方阵营的最终胜利，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被定于一尊，意识形态间斗争的历史正走向终结。他的论点与当时的历史走势有吻合之处。虽有争议，却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在20年后，即2011年8月29目的论坛上，福山却修正和否定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他说：东亚民主发展的弱点在于社会缺乏制衡力；欧美则是制衡太多，甚至有些过度，以致于政府决策、发展效率都受到很大影响。
透过他的话，我能感受到他对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形势、欧洲的主权债务、日本几十年来停滞的强烈不满。相反，他在继续肯定民主价值的基础上，以公司治理做比喻，对中国的政治形态进行了评价。他说：中国政府由上而下、层层控管。显示威权政府推动政策的高效率。从他的话中，我也能听出他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有效率崛起是抱以钦佩态度的。
的确，这几年来被福山定于一尊的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大麻烦。自由民主政治下，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为了获取执政，纷纷给选民以超过财政支付能力的福利，同时还不愿进行改革。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政府债台高筑。以希腊为例，目前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高达110％。且按照现在发展速度，要降到100％以内需要100年；二是离谱的福利，还如希腊，《工会法》规定53岁退休。退休金为原薪的80％。由奢入俭难，这些国家一旦降低福利，迎接国家政府的就是去年6月30日英国75万人的大罢工。
这些问题就像一个个响亮的耳光打在了福山的脸上，于是他有些清醒了。看来，大哲学家亚当斯亚贝巴说得对：历史永远在路途中；历史的结论远未终结。无独有偶。奈斯比特夫妇同时在台北的演讲与福山相当接近，也都谈到了中国、效率和民主。奈斯比特说。所谓的“金砖四国”只是个虚幻故事，未来十年一定是中、美分庭抗礼，双雄并起的局面。奈斯比特夫人多丽丝对他先生的说法提供了逻辑解释。她说世界竞赛规则已经改变，西方过去的财富主要是透过殖民、剥削而来。现在则要看国家竞争力。换言之。就是回归到竞争的基本面。所以，国家心态与行为应该要变得像“公司”。
她还以公司为喻说：美国有一个执行长，却有两个董事会，一直在花力气想尽办法证明对方是错的；欧盟没有执行长，却有27个董事会。而且每个董事心里想的都不一样；相对来说，中国只有一个执行长。一个董事会。一旦拍板定案就贯彻执行。在中国。可以感受到“开放的心胸”，美国则永远不会向中国取经，他们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是“说教”的社会，但中国则是“学习”的社会。
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创造中国奇迹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对于他们的话我欢喜得不得了。是的，如今台湾的经济总量才是广东省的一半左右。上世纪80年代，我在大学讲课时对学生说：台湾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与中国基本相当；香港教师的收入是我们的100倍时，我都有些不好意思。
他们的话也让我客观地看待我们自己和西方民主政治的优缺点。今天。大家比较欧美与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长短。说明全球未来面对的是共同的挑战课题，即如何将两种体制扬长避短，成功地融合。
他们的话也让我进一步知道了政府决策在这个发展中的作用，我也有了充分的理由去驳斥那些不管怀着什么动机，放肆地攻击改革成果的人。当然，如何看中国，有一种说法很有道理，即从国外、上面、宏观看是乐观的；而从内部、下面、微观看还有许多不足，这让我们有决心去努力扬长避短，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将我们的事业做得更好。
他们的话也让我感受到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按目前的态势，再持续努力，创造更多的奇迹。从目前来说。我认为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不要被“捧杀”了，这是西方为了“扼杀”而常用的策略，我们还要过紧日子，艰苦奋斗，韬光养晦，“笑到最后才是好笑”；二是我们还要好好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硬件和软件，他们几百年形成的东西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要“千中学”，多拿来，为我所用。别怕，鲁迅先生告诉了我们“吃了牛肉你不会变成牛的。”
刚闭幕不久的达沃斯会议的“亮点”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大反思。这个反思并非才开始。去年夏天，种种怀疑就掀开了序幕。2011年8月下旬我随团来到台湾。在台北内湖科学园，对绿营的台独论点我进行了痛斥；在高雄朋友聚会上。看到台湾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保存，我给予了盛赞。与此同时，在台湾也有几个人发表了言论，他们的言论对台湾学界产生了巨大震撼。对此。很多人陷入了沉思。
发言的几位可谓是国际重量级的大学者。即以《历史的终结》一书而扬名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和1982年因发表《大趋势一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而闻名于世的未来学家奈思比特。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福山在书中提出：柏林围墙被推倒，标志着西方阵营的最终胜利，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被定于一尊，意识形态间斗争的历史正走向终结。他的论点与当时的历史走势有吻合之处。虽有争议，却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在20年后，即2011年8月29目的论坛上，福山却修正和否定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他说：东亚民主发展的弱点在于社会缺乏制衡力；欧美则是制衡太多，甚至有些过度，以致于政府决策、发展效率都受到很大影响。
透过他的话，我能感受到他对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形势、欧洲的主权债务、日本几十年来停滞的强烈不满。相反，他在继续肯定民主价值的基础上，以公司治理做比喻，对中国的政治形态进行了评价。他说：中国政府由上而下、层层控管。显示威权政府推动政策的高效率。从他的话中，我也能听出他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有效率崛起是抱以钦佩态度的。
的确，这几年来被福山定于一尊的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大麻烦。自由民主政治下，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为了获取执政，纷纷给选民以超过财政支付能力的福利，同时还不愿进行改革。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政府债台高筑。以希腊为例，目前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高达110％。且按照现在发展速度，要降到100％以内需要100年；二是离谱的福利，还如希腊，《工会法》规定53岁退休。退休金为原薪的80％。由奢入俭难，这些国家一旦降低福利，迎接国家政府的就是去年6月30日英国75万人的大罢工。
这些问题就像一个个响亮的耳光打在了福山的脸上，于是他有些清醒了。看来，大哲学家亚当斯亚贝巴说得对：历史永远在路途中；历史的结论远未终结。无独有偶。奈斯比特夫妇同时在台北的演讲与福山相当接近，也都谈到了中国、效率和民主。奈斯比特说。所谓的“金砖四国”只是个虚幻故事，未来十年一定是中、美分庭抗礼，双雄并起的局面。奈斯比特夫人多丽丝对他先生的说法提供了逻辑解释。她说世界竞赛规则已经改变，西方过去的财富主要是透过殖民、剥削而来。现在则要看国家竞争力。换言之。就是回归到竞争的基本面。所以，国家心态与行为应该要变得像“公司”。
她还以公司为喻说：美国有一个执行长，却有两个董事会，一直在花力气想尽办法证明对方是错的；欧盟没有执行长，却有27个董事会。而且每个董事心里想的都不一样；相对来说，中国只有一个执行长。一个董事会。一旦拍板定案就贯彻执行。在中国。可以感受到“开放的心胸”，美国则永远不会向中国取经，他们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是“说教”的社会，但中国则是“学习”的社会。
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创造中国奇迹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对于他们的话我欢喜得不得了。是的，如今台湾的经济总量才是广东省的一半左右。上世纪80年代，我在大学讲课时对学生说：台湾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与中国基本相当；香港教师的收入是我们的100倍时，我都有些不好意思。
他们的话也让我客观地看待我们自己和西方民主政治的优缺点。今天。大家比较欧美与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长短。说明全球未来面对的是共同的挑战课题，即如何将两种体制扬长避短，成功地融合。
他们的话也让我进一步知道了政府决策在这个发展中的作用，我也有了充分的理由去驳斥那些不管怀着什么动机，放肆地攻击改革成果的人。当然，如何看中国，有一种说法很有道理，即从国外、上面、宏观看是乐观的；而从内部、下面、微观看还有许多不足，这让我们有决心去努力扬长避短，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将我们的事业做得更好。
他们的话也让我感受到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按目前的态势，再持续努力，创造更多的奇迹。从目前来说。我认为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不要被“捧杀”了，这是西方为了“扼杀”而常用的策略，我们还要过紧日子，艰苦奋斗，韬光养晦，“笑到最后才是好笑”；二是我们还要好好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硬件和软件，他们几百年形成的东西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要“千中学”，多拿来，为我所用。别怕，鲁迅先生告诉了我们“吃了牛肉你不会变成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