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曾有人说，中国的教授全加起来影响力不及一个韩寒。《时代》周刊也把韩寒列入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候选名单中。甚至有人把他视为“当代鲁迅”、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韩寒主要是位赛车手、小说作家，短期办过杂志，其思想性的写作，最多是自己博客上的若干杂文。如此轻松潇洒地赢得这样至高的地位，自然令人拍案惊奇。不管我们对韩寒本人如何评价，韩寒现象，则是思考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所不可跳过的。
　　去年年底，韩寒发表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被简称为“韩三篇”，一时间网络腾沸。既然“韩三篇”是韩寒最近的，也是影响最大、最集中的思想写作，大概也比较能够体现他的思想深度吧。但是，通读三篇后，其观点却让人失望。
　　那韩寒现象何以在中国受到如此的追捧和重视？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平庸思想的全民化。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思想界缺乏进步，老调一遍一遍地唱，乃至“中国人素质低”变成妇孺皆知、未经反省的正统意识形态。在这方面，那些在大学里当教授的除了比普通百姓读书多外，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思想优势可言。
　　第二，思想的时尚化。既然大家都拥有同样平庸的思想，谁也没法凭借思想本身来显山露水。最能引起注意的，当然就是能把这种平庸思想表达得最为生动活泼的时尚偶像了。“韩三篇”也就是这么打响了。韩寒只需要把1980年代大家都听腻了的启蒙思想重新炒一遍，换上个新的包装即可。毕竟，对80后、90后来说，“远光灯”比阿Q等等要亲切直观得多。
　　但是，平庸思想的时尚化并无法掩盖思想的贫困。韩寒不越现代中国启蒙主义的雷池一步。而那些给他提供营养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早已丧失了回应时代挑战的思想能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陆思想界的贫困，恰恰是太看重思想所致。启蒙主义总把一切思想作为变革的“第一推动”，似乎一切都要从国民素质的提升开始。其实，中国的改革并非是那些引进“先进思想”的启蒙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而是小岗村农民自发的行动所导致的。知识分子无力进行这样的制度创新，本不奇怪。但至今无法对这种制度创新进行思想性的解释，则纯属失职。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一直用市场经济的模式对小岗村进行解读，因为在他们自以为“先进”的启蒙思想中，市场经济是一个核心。但是，小岗村首先是个“群体事件”，在这个“群体事件”中，村民们自发形成了基层的公共决策，最终导致了使我们受益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这几年，我一直在进行市场经济生成史的研究，主要利用的是欧洲、日本的资料。在世界史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类似的现象：市场秩序的生成，往往是以一系列“群体事件”为先导。这些“群体事件”导致了地方社会公共秩序的诞生，最终取代了贵族主导的封建秩序。北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低地国家的自治城市等等，大致都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日本中世纪以来乡村自治的传统，也奠定了日本现代化和民主的基础。
　　可惜，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争先恐后地到日本取经，但眼睛总是盯着日本是怎样西化，对于日本汗牛充栋的村文书等文献史料视而不见，学到的仅仅是最为皮毛的“日本经验”。
　　其实，我们如果抛弃启蒙的成见，用另样的眼光看待历史、观察现实，往往能够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所谓“中国人素质低”，主要是指中国人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品德。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已经略作分析，可惜也没有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种重私德而缺公德的“低素质”的形成，一大缘由就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缺乏“群体事件”，或者说“群体事件”充分成长的空间。所谓公共秩序，最初往往都是在“群体事件”中自发生成的。“群体事件”要求每个参与者顾及他人的利益，大家共同进退，维持着严格的道德规范。这种“群体事件”中的规范，最终自然转化为公共秩序的规范。
　　可叹的是，小岗村三十多年后，乌坎村民已经开始了投票。启蒙主义的知识界却拜倒在一位赛车手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