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丹尼尔·汉南
　　出版：九州出版社·一頁folio
　　译者：徐爽
　　出版时间：2020年3月
　　定价：68元
　　自由有其内在基因。一个现代人若想理解现代文明的脉络，了解“自由”的边界，就不能绕过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的历史。回溯这些理念的发展路径，英国几乎总是源头。
　　《发明自由》的英文版可谓生逢其时。被称作“英国脱欧幕后操盘手”的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历史学家丹尼尔·汉南，在书中铺陈出英国脱欧的真实逻辑。
　　有人曾说，英国脱欧纯粹是利益之争。诚然，政治离不开利益，但如果仅用利益来考量政治，我们的视野会变得狭窄。
　　近代以来，英国始终奉行“光荣孤立”政策。即使在“二战”后，英国仍不愿深入欧洲事务。欧洲一体化进程启动后，英国长期缺位，直到1973年才加入欧共体，而且当时英国国会仅以微弱多数通过决议。此后英国与欧共体乃至欧盟一直若即若离，尤其是在货币联盟方面，奉行自由主义的英国持坚决反对态度，没有加入欧元区。
　　英国的种种行为，可以在“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伯克的话中找到答案：“国家的作用若过度扩张，就会变成自由与自主的敌人。同样，若国家的作用过度削弱，也就会变成自由与自主的敌人。”
　　这个理论贯穿于英国保守主义的整个发展脉络。在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长期拉锯中，英国人始终强调的是独立与自由，强调低监管力度，因此警惕超国家机构的扩张和对经济的干预，并最终以脱欧为结局。
　　在整个脱欧进程中，英国人的参与度都极高，体现在公投投票率上。盎格鲁-撒克逊体系曾经的强大，正是源于极高的自治能力，这也可视为脱欧公投的意识形态渊源。
　　自治能力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数百年的潜移默化，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无疑是最重要的标志。这是日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创造了“法治”理念，第一次以法律文本的方式规定了人权，并宣告“国王在法律之下”，影响极为深远。
　　正是在《大宪章》的指引下，英国一步步趋向近现代文明。13世纪，英国出现国会。14世纪中后期，国会两院出现。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君主立宪制，颁布《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明确制约王权，开创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先河。此外，责任制内阁和现代政党政治也在英国发端。
　　在《发明自由》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英国如何崛起。政治上的制衡传统、宗教改革中的种种坚持、早在13世纪便发展起来的大学教育、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大、科技文明的急速发展……这几种力量的交汇，使得英国成为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19世纪无疑是高光时刻，帕麦斯顿、迪斯累利、格莱斯顿和维多利亚女王交相辉映。尤其是四度出任首相的格莱斯顿，提出自由贸易，取消保护关税制度，实行文官考试制度，推行不记名投票选举……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契约精神也在那时成为英国人的共识，并成为现代经济的灵魂。
　　这些英国人习以为常的传统，会使得他们能够敏锐感知自由的被侵犯，也就是丹尼尔·汉南笔下的“英国脱欧的真实逻辑”。比如欧盟经济政策与保守主义自由经济政策的相悖，就成为英国人“疑欧”情结的宣泄口。
　　欧洲一体化与英国人自治精神的冲突，同样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痛点。不希望超国家机构的壮大影响国家主权，这一思维其实与“国家不可干预地方自治”的思维一脉相承。
　　英国有“地方自治之母”之称，市民社会传统深厚。历史上的英国地方自治，逐渐强化了市民人身自由、土地保有权、独立司法权和自由贸易权等，早早出现了对王权的制约。也正是地方自治与议会的合力，使得英国确立了近代制度。
　　丹尼尔·汉南这样诠释自治精神的起源与它的传播：“每一个个体必须对自己负责，不受神父或教士的干预。这样的理念贯穿于整个政治理论。我们看到，这一理念的孢子游离于它们的宗教根系之外，是风把它们带到了更远的土地，然后在全盎格鲁圈生根发芽，结出个体责任学说的果实。”
　　当然，基于共识社会的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正在遭遇巨大的冲击。在疫情面前，等待共识似乎显得低效。而此前的脱欧是对还是错，同样需要时间证明。在《发明自由》中，丹尼尔·汉南提出要“重拾过去”，但这是否就是答案，我们这代人可能都不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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