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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乔治·爱略特运用了全知叙事方式,既可以保持客观立场,又能够透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叙事视角的不断变换来引导读者微妙的情感反应,在形式上很好地服务于作品的主题:理解与同情。
关键词:全知叙事《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同情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全知叙事以其无所不知的优势,既可以置身事外对人物进行权威评论,又可以运用内化的视角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比其他叙事方式更为机动灵活,也深受19世纪小说家们的钟爱。米勒曾在《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中討论过包括爱略特在内的六位小说家的全知叙事。米勒认为,维多利亚小说家们通过全知叙事者承担起类似“上帝”的角色,在这个并非他们自己创造的世界里,获得一种至尊的优越地位,“他能够像无处不在的海水或者弥漫的香气一样渗透、流淌;能够看透最隐秘的心灵深处,随处自在游弋”;可以“以超然的态度观察一切、了解一切、评判一切”,成为一种“费尔巴哈式的‘普遍意识’(general consciousness)”。这的确可以从一定意义上解释爱略特的全知叙事策略。但米勒没有指出的是,如果把全知叙事与上帝观念联系起来,对于爱略特而言,还具有主题层面的意义:如上帝般理解和宽容的同情心。
乔治·爱略特对全知叙事方式的运用尤其体现了叙事形式与小说主题的完美结合:一方面通过外化的视角,以权威客观的眼光审视整个事件,使读者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又通过内化视角对人物内心世界进行透视,展现出人物作为主体的心理真实,使读者能够充分理解人物内心的矛盾纠结。这种叙事方式能够有效地引导读者的情感反应,既对叙事者保持认同、又对人物产生同情,从而通过形式强化了其小说的普遍主题:“同情心的延伸和倍增。”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这一叙事特征得到了充分体现。
首先来看麦琪童年时代和汤姆一起钓鱼的一幅温馨画面:
“她(麦琪)听着浮到水面上来的鱼又沉下去的轻微声音,树木柔和的飒飒声,就像柳树、芦苇和水也在愉快地低声交谈似的。这时候,她在这种低语和梦幻似的寂静中,感到了莫大的快乐。麦琪想,像这样坐在池塘旁边,不受任何人的责骂,那简直跟在天堂里一样快乐。还是汤姆告诉了她,她才知道鱼已经上钩了;不过她很喜欢钓鱼。”
这里作者运用第三人称内化视角描述了麦琪的感受,无论是小鱼浮沉、树水低语等都是她“天堂般”快乐心情的外化,麦琪由于自己的快乐因此充满了对周围事物的敏锐感受能力。作者的这种描述使读者充分体验到了儿童那种简单可爱的心情。然后作者又转向外化的视角,对这种情感进行评论和分析:
“对汤姆和麦琪来说,生活的确有了改变;可是他们相信早年的思想和爱会永远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一点并没有错。要是我们没在这一片大地上度过我们的童年;要是这片大地上不在春天一年又一年地长出一样的花……那我们决不会像现在这样热爱大地。在这儿,什么都是熟悉的,而且就是因为熟悉的缘故,我们才爱上了它,还有什么新奇抵得上这种可爱的单调呢?”
从钓鱼的具体情景进入对通常情形的议论,也就是由麦琪的有限视角,转向了叙事者的视角;对人物童年情感的认同和肯定强化了这种情感的普世性。这段引语的第一句话中就包含了两种不断转移的叙事角度:首先叙事者从局外人的客观立场来看,这对兄妹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马上又转向内化的视角,从汤姆和麦琪的角度来看待他们早年的情感与思想。对此叙事者表达了一种充满权威口吻的肯定“这一点并没有错”,继而又用充满神情的诗意语言做了进一步阐述,从而使自己的观点对读者产生更深刻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然后叙事者再次转回他自己的世界:
“我在这温和的五月间的一天,在树林里散步,一丛丛棕黄色的橡树嫩叶把我和蔚蓝色的天空隔开,脚跟前都是雪白的七瓣莲,开着蓝花的婆婆纳和常春藤——还有哪一种热带棕榈、奇异的羊齿草或壮丽的宽瓣花会像这家园景色这样感动我深沉而微妙的心弦呢?”
叙事者以智慧的成年人形象对周围“熟悉的”景色所做的深情描述,应和了小麦琪对生长环境的热爱,以及叙事者本人对这种情感价值的肯定,进而使其成为有效的真理宣称。
在《磨坊》中,全知叙事者不仅认同和强化人物的情感,同时也有效地引导着读者对人物和事件的反应。比如,麦琪儿时因一时冲动剪短头发而遭到嗤笑,独自痛哭。叙事者预期读者可能根本不在意麦琪孩子气的痛苦,于是先设身处地的想像并认同着成年人的烦恼和痛苦。接下去叙事者运用自己智慧剖析了成年人无法体会童年痛苦的原因,最后叙事者又回归到对读者“同情心”的诉求。事实上,叙事者只有通过全知视角才能够控制读者的情感反应的转变。
叙事者还担负着评判人物情感的角色。在麦琪读到《效法基督》时,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答案。在这个情节中叙事者就是通过由内化视角向外化视角的转变,避免了主观体验的有限性。首先来看麦琪内心的感受:
“这里出现了一个生活的秘密,能使她排斥其他所有的秘密;这里出现了一个崇高的山峰,用不着外来的帮助就可以到达峰顶;这里有洞察力、力量和胜利,只要听从自己心灵中那个等着的至高无上的导师的教导,就可以得到。……现在她开始第一次看到她可能转变以前那种只想满足自己欲望的态度,可能撇开自己来看问题,把自己的生命当作受到神指导的整体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部分看待。”
这里,叙事者显然进入了麦琪的情感和思想,体会到她的感受,但同时也意识到麦琪理解方式的局限性:“她没有领会到——不等到年纪大一点,她怎能领会到呢?”叙事者对“同情心”的肯定也通过场景的重复使用得到了强化。比如,麦琪在故事最后划船搭救汤姆的场景,就和当地的圣奥格传说呼应,并且成为麦琪梦境的实现。爱略特的这种包含了主客观角度的独特叙事方式,成为叙事者获得知识的途径,同时也是小说中爱略特的理想牧师们的认识方式:凯恩牧师等人“都愿意用情感,而非教条式的信条来维系人际关系”。这里所说的主客体合一的认识方式正是刘易斯所提倡的认识论。刘易斯认为,每个事物都包含了主客观两个方面,没有脱离主观体验的客体存在。爱略特在全知叙事中践行的正是这样一种综合的认识方式。一方面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体验和感受,另一方面是作为客体的人被观察和分析。叙事者这样的认识通过视角的转化,避免了主观主义的危险,同时也避免了科学研究的那种冰冷漠然的态度,从而获得比较可靠的知识。
无论是客观描述还是主观体验,爱略特的叙事核心都是对个体的观照。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虽然有很多普遍性阐述,比如对社会环境或者对人类共性的描述与评论,但是最具有力度的却是那些对个体——特别是对麦琪悲剧困境——的关注和刻画。
爱略特这种对每位个体的关注,可以看作对当时功利主义准则的抵制。在爱略特看来,任何个体的痛苦都不因其卑微而失去意义。她作为全知叙事者,可以正当地使用内化的视角,从而实现对每位个体的充分关注。从另外一种角度,还可以说,个体生活不仅是被体验的主体,也是被观察的客体;前者是通过情感认同、或者济慈所说的“消极能力”;后者是通过同情,或者说华兹华斯式的“理性的同情”。叙事者通常是通过两种视角——内化的视角和外化的视角的结合,获得济慈所说的“知识”,即“对人类处境的共鸣和理解”。通过这双重视角的结合,作者以叙事者或认同和强化某种情感,或智慧地善意地批评某种情感,以此来引导读者的情感反应。
然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并非如作者所期望的那样,处处都体现出主客观视角的完美结合,比如情节结构上的不平衡就是其中常常受到诟病的一点。小说中的童年部分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情感上都占据很大比重,而麦琪成年后的生活,特别是遇到斯蒂芬以后的情感经历,则缺乏充分发展,可信性因而大打折扣。这种结构上的失衡体现的是作者本人創作中的“无意识”。那么,《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情节结构的失衡体现了爱略特怎样的无意识呢?
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创作时期,爱略特已经和哥哥艾萨克中断了联系;就像麦琪因为斯蒂芬事件而被汤姆拒之门外一样,艾萨克也曾拒绝和爱略特保持任何联系。
由爱略特和麦琪经历的比较中,可以理解为什么她会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创作时无意中在麦琪的童年部分倾注了如此多的笔墨和心血,致使后来斯蒂芬的角色缺乏足够发展。叙事者似乎并没有做到她所宣称的那种主客观立场的完美结合。
根据弗洛伊德的文艺观,文学创作是一种被压抑的愿望的表达,是一种白日梦:现时的经历唤醒了作家早期的经历(通常属于童年时期),由此产生了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在创作的作品中得以实现。《弗洛斯河上的磨坊》这一半自传体小说体现的正是爱略特本人的创伤经历——因为与刘易斯的关系而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断裂,尤其是与兄长艾萨克关系的恶化。1859年,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创作时期,虽然爱略特因《亚当·贝德》已经声名远扬,但她依然因为与刘易斯的非常规结合而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朋友,深刻体会着忠于自己信念的痛苦。她与哥哥艾萨克的失和仍然是她心头无法抹去的伤痛。尽管不被认可,她仍然把自己与刘易斯的结合视作与正常婚姻一样神圣的关系。可以说,爱略特也经历了与麦琪类似的社会隔离和心理断裂。从麦琪对“根土意识”,对过去,对汤姆的感情中,可以看出爱略特同样强烈的对“自我”连续性和完整性的要求。通过麦琪向社会的回归,以及与哥哥的和解,爱略特个人的这些潜藏的渴望得到了宣泄和实现。
爱略特在她的生活中最终也实现了与哥哥的和解,但那是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完成多年以后,通过对婚姻形式的回归而获得社会以及亲友的承认。必须看到,这种形式完全没有麦琪结局的悲剧性,反倒是如《米德尔马契》中多萝西娅的结局所表明的一样,让爱略特同时获得了幸福与价值实现。这说明后期的爱略特已经能够脱离麦琪那种无法选择的困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在个体和社会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与协调。也许在这个意义上,爱略特和多萝西娅更加相像,她们都经历了磨难,但也能够在有限的条件下实现自己的追求,达到了阿什顿所说的“爱与责任的统一”。
此时的爱略特达到的不仅是创作的成熟阶段,也是心灵成长的成熟阶段,形成了比较缓和的人生原则:
“永不与‘必然’对抗来伤害自己,而是全心致力于一些可能的改善——或许会有具体规则的改变,但这一信念将是永不更改的人生原则。我每天都对自己重复这段话,依照这样的原则生活。”
爱略特所说的“必然”就是生活中那些“无法改变的部分”,她曾以另一种方式来阐述这一人生原则:“我们命运中最大的分界点在于区分那些无法改变的和那些有希望改变的状况。对于前者我们要学会放弃,而后者我们要通过新的构想和新的行动带来改变”。这一点也正是斯宾诺莎所说的,对必然性的认识就是自由。麦琪与爱略特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她过分执着于无法改变的“过去”,而使自己的“现时”陷入没有出路的困境之中;而爱略特则如华兹华斯一样,放弃寻找“旧日那般明亮的辉光”,而是在“余存的事物中寻获力量”,最终在现实中获得了“过去”和“现时”的统一,获得了幸福与自由。
参考文献:
[1] Miller,J.Hillis.The Form of Victorian Fiction. Cleveland,OH: Arete,1968.
[2] Eliot,George.The Mill on the Floss, 祝庆英译:《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
[3] 洪汉鼎:《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年。
作者简介:高晓玲,女,1974—,河南郑州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19世纪英国小说,工作单位:郑州大学外语学院。
关键词:全知叙事《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同情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全知叙事以其无所不知的优势,既可以置身事外对人物进行权威评论,又可以运用内化的视角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比其他叙事方式更为机动灵活,也深受19世纪小说家们的钟爱。米勒曾在《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中討论过包括爱略特在内的六位小说家的全知叙事。米勒认为,维多利亚小说家们通过全知叙事者承担起类似“上帝”的角色,在这个并非他们自己创造的世界里,获得一种至尊的优越地位,“他能够像无处不在的海水或者弥漫的香气一样渗透、流淌;能够看透最隐秘的心灵深处,随处自在游弋”;可以“以超然的态度观察一切、了解一切、评判一切”,成为一种“费尔巴哈式的‘普遍意识’(general consciousness)”。这的确可以从一定意义上解释爱略特的全知叙事策略。但米勒没有指出的是,如果把全知叙事与上帝观念联系起来,对于爱略特而言,还具有主题层面的意义:如上帝般理解和宽容的同情心。
乔治·爱略特对全知叙事方式的运用尤其体现了叙事形式与小说主题的完美结合:一方面通过外化的视角,以权威客观的眼光审视整个事件,使读者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又通过内化视角对人物内心世界进行透视,展现出人物作为主体的心理真实,使读者能够充分理解人物内心的矛盾纠结。这种叙事方式能够有效地引导读者的情感反应,既对叙事者保持认同、又对人物产生同情,从而通过形式强化了其小说的普遍主题:“同情心的延伸和倍增。”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这一叙事特征得到了充分体现。
首先来看麦琪童年时代和汤姆一起钓鱼的一幅温馨画面:
“她(麦琪)听着浮到水面上来的鱼又沉下去的轻微声音,树木柔和的飒飒声,就像柳树、芦苇和水也在愉快地低声交谈似的。这时候,她在这种低语和梦幻似的寂静中,感到了莫大的快乐。麦琪想,像这样坐在池塘旁边,不受任何人的责骂,那简直跟在天堂里一样快乐。还是汤姆告诉了她,她才知道鱼已经上钩了;不过她很喜欢钓鱼。”
这里作者运用第三人称内化视角描述了麦琪的感受,无论是小鱼浮沉、树水低语等都是她“天堂般”快乐心情的外化,麦琪由于自己的快乐因此充满了对周围事物的敏锐感受能力。作者的这种描述使读者充分体验到了儿童那种简单可爱的心情。然后作者又转向外化的视角,对这种情感进行评论和分析:
“对汤姆和麦琪来说,生活的确有了改变;可是他们相信早年的思想和爱会永远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一点并没有错。要是我们没在这一片大地上度过我们的童年;要是这片大地上不在春天一年又一年地长出一样的花……那我们决不会像现在这样热爱大地。在这儿,什么都是熟悉的,而且就是因为熟悉的缘故,我们才爱上了它,还有什么新奇抵得上这种可爱的单调呢?”
从钓鱼的具体情景进入对通常情形的议论,也就是由麦琪的有限视角,转向了叙事者的视角;对人物童年情感的认同和肯定强化了这种情感的普世性。这段引语的第一句话中就包含了两种不断转移的叙事角度:首先叙事者从局外人的客观立场来看,这对兄妹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马上又转向内化的视角,从汤姆和麦琪的角度来看待他们早年的情感与思想。对此叙事者表达了一种充满权威口吻的肯定“这一点并没有错”,继而又用充满神情的诗意语言做了进一步阐述,从而使自己的观点对读者产生更深刻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然后叙事者再次转回他自己的世界:
“我在这温和的五月间的一天,在树林里散步,一丛丛棕黄色的橡树嫩叶把我和蔚蓝色的天空隔开,脚跟前都是雪白的七瓣莲,开着蓝花的婆婆纳和常春藤——还有哪一种热带棕榈、奇异的羊齿草或壮丽的宽瓣花会像这家园景色这样感动我深沉而微妙的心弦呢?”
叙事者以智慧的成年人形象对周围“熟悉的”景色所做的深情描述,应和了小麦琪对生长环境的热爱,以及叙事者本人对这种情感价值的肯定,进而使其成为有效的真理宣称。
在《磨坊》中,全知叙事者不仅认同和强化人物的情感,同时也有效地引导着读者对人物和事件的反应。比如,麦琪儿时因一时冲动剪短头发而遭到嗤笑,独自痛哭。叙事者预期读者可能根本不在意麦琪孩子气的痛苦,于是先设身处地的想像并认同着成年人的烦恼和痛苦。接下去叙事者运用自己智慧剖析了成年人无法体会童年痛苦的原因,最后叙事者又回归到对读者“同情心”的诉求。事实上,叙事者只有通过全知视角才能够控制读者的情感反应的转变。
叙事者还担负着评判人物情感的角色。在麦琪读到《效法基督》时,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答案。在这个情节中叙事者就是通过由内化视角向外化视角的转变,避免了主观体验的有限性。首先来看麦琪内心的感受:
“这里出现了一个生活的秘密,能使她排斥其他所有的秘密;这里出现了一个崇高的山峰,用不着外来的帮助就可以到达峰顶;这里有洞察力、力量和胜利,只要听从自己心灵中那个等着的至高无上的导师的教导,就可以得到。……现在她开始第一次看到她可能转变以前那种只想满足自己欲望的态度,可能撇开自己来看问题,把自己的生命当作受到神指导的整体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部分看待。”
这里,叙事者显然进入了麦琪的情感和思想,体会到她的感受,但同时也意识到麦琪理解方式的局限性:“她没有领会到——不等到年纪大一点,她怎能领会到呢?”叙事者对“同情心”的肯定也通过场景的重复使用得到了强化。比如,麦琪在故事最后划船搭救汤姆的场景,就和当地的圣奥格传说呼应,并且成为麦琪梦境的实现。爱略特的这种包含了主客观角度的独特叙事方式,成为叙事者获得知识的途径,同时也是小说中爱略特的理想牧师们的认识方式:凯恩牧师等人“都愿意用情感,而非教条式的信条来维系人际关系”。这里所说的主客体合一的认识方式正是刘易斯所提倡的认识论。刘易斯认为,每个事物都包含了主客观两个方面,没有脱离主观体验的客体存在。爱略特在全知叙事中践行的正是这样一种综合的认识方式。一方面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体验和感受,另一方面是作为客体的人被观察和分析。叙事者这样的认识通过视角的转化,避免了主观主义的危险,同时也避免了科学研究的那种冰冷漠然的态度,从而获得比较可靠的知识。
无论是客观描述还是主观体验,爱略特的叙事核心都是对个体的观照。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虽然有很多普遍性阐述,比如对社会环境或者对人类共性的描述与评论,但是最具有力度的却是那些对个体——特别是对麦琪悲剧困境——的关注和刻画。
爱略特这种对每位个体的关注,可以看作对当时功利主义准则的抵制。在爱略特看来,任何个体的痛苦都不因其卑微而失去意义。她作为全知叙事者,可以正当地使用内化的视角,从而实现对每位个体的充分关注。从另外一种角度,还可以说,个体生活不仅是被体验的主体,也是被观察的客体;前者是通过情感认同、或者济慈所说的“消极能力”;后者是通过同情,或者说华兹华斯式的“理性的同情”。叙事者通常是通过两种视角——内化的视角和外化的视角的结合,获得济慈所说的“知识”,即“对人类处境的共鸣和理解”。通过这双重视角的结合,作者以叙事者或认同和强化某种情感,或智慧地善意地批评某种情感,以此来引导读者的情感反应。
然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并非如作者所期望的那样,处处都体现出主客观视角的完美结合,比如情节结构上的不平衡就是其中常常受到诟病的一点。小说中的童年部分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情感上都占据很大比重,而麦琪成年后的生活,特别是遇到斯蒂芬以后的情感经历,则缺乏充分发展,可信性因而大打折扣。这种结构上的失衡体现的是作者本人創作中的“无意识”。那么,《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情节结构的失衡体现了爱略特怎样的无意识呢?
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创作时期,爱略特已经和哥哥艾萨克中断了联系;就像麦琪因为斯蒂芬事件而被汤姆拒之门外一样,艾萨克也曾拒绝和爱略特保持任何联系。
由爱略特和麦琪经历的比较中,可以理解为什么她会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创作时无意中在麦琪的童年部分倾注了如此多的笔墨和心血,致使后来斯蒂芬的角色缺乏足够发展。叙事者似乎并没有做到她所宣称的那种主客观立场的完美结合。
根据弗洛伊德的文艺观,文学创作是一种被压抑的愿望的表达,是一种白日梦:现时的经历唤醒了作家早期的经历(通常属于童年时期),由此产生了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在创作的作品中得以实现。《弗洛斯河上的磨坊》这一半自传体小说体现的正是爱略特本人的创伤经历——因为与刘易斯的关系而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断裂,尤其是与兄长艾萨克关系的恶化。1859年,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创作时期,虽然爱略特因《亚当·贝德》已经声名远扬,但她依然因为与刘易斯的非常规结合而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朋友,深刻体会着忠于自己信念的痛苦。她与哥哥艾萨克的失和仍然是她心头无法抹去的伤痛。尽管不被认可,她仍然把自己与刘易斯的结合视作与正常婚姻一样神圣的关系。可以说,爱略特也经历了与麦琪类似的社会隔离和心理断裂。从麦琪对“根土意识”,对过去,对汤姆的感情中,可以看出爱略特同样强烈的对“自我”连续性和完整性的要求。通过麦琪向社会的回归,以及与哥哥的和解,爱略特个人的这些潜藏的渴望得到了宣泄和实现。
爱略特在她的生活中最终也实现了与哥哥的和解,但那是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完成多年以后,通过对婚姻形式的回归而获得社会以及亲友的承认。必须看到,这种形式完全没有麦琪结局的悲剧性,反倒是如《米德尔马契》中多萝西娅的结局所表明的一样,让爱略特同时获得了幸福与价值实现。这说明后期的爱略特已经能够脱离麦琪那种无法选择的困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在个体和社会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与协调。也许在这个意义上,爱略特和多萝西娅更加相像,她们都经历了磨难,但也能够在有限的条件下实现自己的追求,达到了阿什顿所说的“爱与责任的统一”。
此时的爱略特达到的不仅是创作的成熟阶段,也是心灵成长的成熟阶段,形成了比较缓和的人生原则:
“永不与‘必然’对抗来伤害自己,而是全心致力于一些可能的改善——或许会有具体规则的改变,但这一信念将是永不更改的人生原则。我每天都对自己重复这段话,依照这样的原则生活。”
爱略特所说的“必然”就是生活中那些“无法改变的部分”,她曾以另一种方式来阐述这一人生原则:“我们命运中最大的分界点在于区分那些无法改变的和那些有希望改变的状况。对于前者我们要学会放弃,而后者我们要通过新的构想和新的行动带来改变”。这一点也正是斯宾诺莎所说的,对必然性的认识就是自由。麦琪与爱略特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她过分执着于无法改变的“过去”,而使自己的“现时”陷入没有出路的困境之中;而爱略特则如华兹华斯一样,放弃寻找“旧日那般明亮的辉光”,而是在“余存的事物中寻获力量”,最终在现实中获得了“过去”和“现时”的统一,获得了幸福与自由。
参考文献:
[1] Miller,J.Hillis.The Form of Victorian Fiction. Cleveland,OH: Arete,1968.
[2] Eliot,George.The Mill on the Floss, 祝庆英译:《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
[3] 洪汉鼎:《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年。
作者简介:高晓玲,女,1974—,河南郑州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19世纪英国小说,工作单位:郑州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