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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学和中国古代钱币的历史源远流长，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道学为灵魂，古代钱币为载体，它们相得益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道学；钱币；中国传统文化
道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老子的道家学说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学术系统，包括道家、道教、仙学三大分支，老子为道学之宗。它是先哲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关于自然、社会及人体自身的认识和经验总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国古代货币是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融入了各个时代的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经历了由实物货币到人工制造货币的过程。新石器时代，贝、珠、玉等曾作为等价物充当货币的功能。商、周之际开始铸造货币。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钱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秦的统一，规定以“半两”方孔圆钱为通行货币。至此，中国古代钱币臻于成熟，以方孔圆钱的形制一直沿用到清末，延续时间长达2000余年，这在世界钱币史上都是罕见的。中国古代钱币的产生、发展，无论是充当等价物的原始贝、玉、龟，或是成熟的方孔圆钱，都深受道学影响，深深地打上了道学的烙印，道学始终是它的灵魂。
一、从小国寡民到方孔圆钱
老子的理想社会是“至治之极”的“小国寡民”世界。他主张“虽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老子向往的理想社会实际上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这正是原始氏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那种质朴、真诚、互爱的原始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是对兴盛于羲、黄时代的道学理论的概括。
这种思想产生的根源与原始先民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中国的先民生活于一个艰苦又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生存圈：北方冰天雪地，东及东南大海无边，西南是被视为瘴疫之地的深山密林，西边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西北是一望无垠的戈壁沙漠。封闭意味着与外界处于准隔绝状态，造成对外界的无知，把自己生活的地方视作世界的中心，称为“中国”，天是圆的，大地四周都是方的。特殊的生存环境和落后的原始生产力造就了特有的宗教意识和社会结构。
道学最初的“小国寡民”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孕育形成的，而中国古代钱币又是在浓郁的道学氛围中产生发展的。从贝币、布币到方孔圆钱，无论其形式或内涵都处处闪耀着道学的光芒。实际上，方孔圆钱是原始天地崇拜的反映（“圆”代表天上的太阳和月亮，“方”属地），也是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因此，“小国寡民”与“方孔圆钱”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小国寡民是道学的内容，方孔圆钱是道学的表现形式。
二、天人合一与人神合一
天人合一思想渊源于上古对天的崇拜。在华夏神话传说中很难分清人与天地之初谁先谁后，似乎天地与人的生命紧密相连。陕西岐山出土的西周重器“毛公鼎”，其铭文记述了周公赐命毛公，把“天”字写作“ ”，恰恰是人的形象，反映了人对宇宙天地的认同感和生命与天地共存的自信力。人神合一思想源于祖先崇拜，在先民的意识中，祖宗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时常向祖先求援，可以得到庇护和帮助。其结果是把祖宗推到了“神”的地位，造就了“神格人”的形象，既让祖先拥有神的光辉，同时又具有人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神与人的完美统一。
道学以原始宗教为母体，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即宇宙万物是以“道”为最大共性和最初本源的有机统一体，天地万物乃至人类是同源同构，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2]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真文经》中有：“人之生也，与天地合其体，与道德齐其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太平经合校》亦有：“人所恶，天亦恶之也，人所爱，天亦重爱之也”。道学把自然的天与人的生命紧密联系起来，人的生命来源于天，人的生存与天息息相关。土生土长的道教，几乎包涵了所有的中国民俗，积淀了历史悠久的本民族宗教信仰。道教没有绝对唯一神的信仰，但有至上神的信仰。道教的神大都是历史上有特殊贡献或特种功能的真实人物，如各行各业之神和不同宗派之神，他们都为普通民众熟知和信赖而倍受爱戴和敬仰，人们无论祈求什么，都能在道教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神。正是因为道教的神趋于人性化、贴近现实，才使得人、神更容易沟通，更容易作到人神合一。
中国古代钱币从一开始就受原始道学影响，即天人合一，人神相通。据《管子？国蓄》记载：“先王……以珠玉为上布，以黄金为中布，以刀布为下币”。商周时，玉曾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流通，就是因为玉在上古时就已具有充当天、地、人神之间中介物的独特作用，有了玉就能够勾通天、地、人、神，就能够实现天、地、人、神之间的交流；先秦时较为成熟的“原始布”就脱胎于一种青铜铲形农具镈，就是先民在钱币设计时出于对天的思考。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天的使然，而要在自然界中求得生存，生产工具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把钱币设计成生产工具的形状最适合充当天、地、人之间的媒介，而且从原始布的面文来看，有相当数量的文字是天干、地支。在以后历代钱币中，铸有星、月图案和含有“天”、“大”名称的钱币很多，如天成元宝、天福元宝、顺天元宝、天德通宝、天汉元宝、光天元宝；大吉五珠、大历元宝、保大元宝、大蜀通宝等；还有一种门神钱，把尊为门神的唐代名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的画像移植到可携带的圆钱上，时刻带在身上，让手持长枪利锏，威风凛凛的武神严陈以待，随时捕捉来犯之鬼。所有这些，都是人们法自然，促使天意和神灵方便往来，相互交流一刻也没有停止的体现。
最能表现天人合一、人神合一思想的是延续整个封建社会的方孔圆钱。方孔圆钱源于玉璧（也有人认为源于陶纺轮），玉璧既然架起了天、地、人、神之间联系的桥梁，那么，方孔圆钱自然具备其功能。据《三辅黄图》记载：“璧门亦即天门”。在汉代大量的画像石上刻绘出龙穿玉璧的图案，象征着负责引导的龙已经把墓主人的灵魂领进了天门。驰名中外的马王堆帛画，在有限的画面中绘一玉璧，传导着墓主人已经进入九阳高照、莺歌燕舞的天国世界。因此，无论是世间作为流通使用或是阴间作为冥钱使用的方孔圆钱，都为天、地、人、神之间铺就了一条相互交往的阳光大道。 可见，中国古代钱币始终贯穿着道学的“天人合一，人神合一”思想，成为道学的重要的载体，为道学的传承、光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追求太平安乐与永世长生
对生存的渴求是全人类的共性，而道学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不但渴望生存，享受太平，而且追求修道成仙、永世长生。从原始道学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到后世道教对众神的顶礼膜拜，其基本功能都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体现着求生欲望。早期道教的纲领性经典《太平经》的“太平”二字就包含了阴阳和顺、物富民安的涵义。《太平经合校》讲到：“夫寿命，天之重宝”，“人最善者，莫若长欲乐生，汲汲若渴，迺后可也”，“文书亿卷，中有能增人寿，益人命，安人身者，真文也，其余非也；文书满室，中有能得天心平理论者，真文也，其余非也”，处处体现着道教的求生求长，救世永生思想。
现代医学证明，人的寿命在不受意外损伤的情况下，一般是120岁左右，而在中国古代，人生七十已是古来稀，这完全是恶劣的生存环境造成的。中国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平均200年就有一次中等以上程度的战争，朝代更迭，自然灾害，有时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3]，人的生命宛如朝露，何谈养生长寿？“宁作太平狗，不作乱世人”成为大众的普遍心理，但企盼太平盛世，享受美好人生的愿望一直没有泯灭。道教高举永生的大旗，在人们干涸、迷茫的心中注入了无穷的生机与活力，点燃了对生的希望，激发了对长生的企盼，给生死困苦之中的人们找到了永生快乐的神仙世界。因此，道教一旦形成便迅速传播，得到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可，这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君主一边争取国富民强，一边祈求万寿无疆，期望活到“万岁”“万万岁”，永远享受至高无上的皇权皇威中可见一斑。秦始皇、汉武帝都梦寐以求不死之药[4]。“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女入海求仙采药”。《汉武帝内传》讲述了武帝在昆仑山会西王母的故事，汉武帝还封方士齐少翁为文成将军，并亲自祠灶炼丹。北魏道武帝拓跋 于天兴年间置“仙人博士”，立“仙坛”，就连二十世纪初，“民主”、“共和”呼声四起时，袁世凯还在做着皇帝梦，以求“万岁”。此外，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医学家，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本身就是修养高深的道士，他们一边著书立说，行医看病，一边研究道学，潜心修练。
中国历代反映追求太平安乐和永世长生思想观念的钱币屡见不鲜，从早期的龟币到太平通宝钱和各种各样的厌胜钱比比皆是。
商周时流通龟币，并在龟甲上加刻卜辞，就是与龟的寿命较长，龟能通神有关，这是羲黄以来原始道学思想的直接反映；古钱币中的“厌胜钱”、（“厌胜”意即“厌而胜之”，系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制胜所厌恶的人、物或魔怪为目的），从汉代起官私炉均行鼓铸，除铜质外，还有金银等材质，“长宜子孙”、“天下太平”、“长命富贵”、“万年天子”等传世甚丰。明、清时期，厌胜钱铸造更加兴盛。1713年，在康熙皇帝六十寿辰时，北京户部宝泉局特地铸造了“万寿钱”（罗汉钱）向皇帝祝寿，以志纪念。此后，乾隆、嘉庆、道光，一直到宣统，都大量铸造“天下太平”，“福寿康宁”、“国泰民安”，“天子万年”等厌胜钱。特别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天罡符咒钱”更具道教内涵，是道教驱鬼辟邪法器中与符、箓相类似的钱币，系从道教全醮祈禳、符咒幻术的仪式中得到启示而铸的。这种钱币正面铸造“天罡，斩邪灭亡，吾有令剑，斩鬼不存，急急如律令，上清摄”，反面的文字是：“神清、神清、捉鬼降妖，此符到处，灭鬼不存，急如律令”。反映了当时社会动乱，外国侵略势力入侵，人民生活困苦的现实，人们为了祈求平安，过上平静生活而铸厌烦胜钱。
“太平钱”渗透着中国人对清净恬淡，无欲无念，“至善至德”人生理想的追求。最早的太平钱为三国时蜀汉政权所铸，意求“太平”而值当“百钱”，与“直百五铢”等并行。“太平通宝钱”始铸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67—983年），钱文为宋太宗赵光义御笔。常见为铜质小平钱，还有金、银铁等，多为吉庆、馈赠、厌胜用。从宋至清末均有铸造，太平天国、天地会、日本、安南（越南）等亦铸有该币。“太平通宝”钱不仅作为货币流通，而且常被人们作为吉祥物，将“太平通宝”钱钉在帽顶，穿于衣带上、系于梁上，放在嫁妆的箱底，直到今天农村有人在建房时，还要在地基上埋上几枚太平钱以祛邪纳吉、保祐平安。
创始于北宋初年的选仙钱则更多带有道家的神仙色彩，直观地表现人们成仙长生的心理。选仙钱不作流通用，是一种游戏性的赌博用具，分为诗仙、醉仙、琴仙、棋仙、壶中仙、桔中仙、拔宅仙、散仙、王母、双成、曼倩等，每枚选仙的背后都铸有一首五言绝句。人们常用选仙钱做博戏，饮酒作乐，吟诗诵词。具体玩法是：参与博戏的人各占仙位，然后用骰子比色，“散仙”最先掷骰子，掷“四”为德，“六”与“三”为才，“五”与“二”为功，最下者“一”为过，有“过”都认罚，再掷“四”为德者，即可复归仙位。宋人用钱币作博具，从朦胧的神仙世界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在精神上享受愉悦和满足，正如一首诗所云：“一串铜牌赌选仙，仙家岁月日如年，圆中斗大黄金桔，乞与真灵作洞天”。求仙求长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道学与中国古钱币是源与流的关系，道学为古代钱币的发展、演变输入无尽的精神源泉和强大的动力，古代钱币作为道学的载体，为传承、弘扬道学发挥了独特作用。二者相得益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2]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3]三国·曹操.蒿里行
[4]东汉·汉固.汉书·郊祀志.中华局，1962
关键词：道学；钱币；中国传统文化
道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老子的道家学说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学术系统，包括道家、道教、仙学三大分支，老子为道学之宗。它是先哲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关于自然、社会及人体自身的认识和经验总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国古代货币是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融入了各个时代的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经历了由实物货币到人工制造货币的过程。新石器时代，贝、珠、玉等曾作为等价物充当货币的功能。商、周之际开始铸造货币。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钱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秦的统一，规定以“半两”方孔圆钱为通行货币。至此，中国古代钱币臻于成熟，以方孔圆钱的形制一直沿用到清末，延续时间长达2000余年，这在世界钱币史上都是罕见的。中国古代钱币的产生、发展，无论是充当等价物的原始贝、玉、龟，或是成熟的方孔圆钱，都深受道学影响，深深地打上了道学的烙印，道学始终是它的灵魂。
一、从小国寡民到方孔圆钱
老子的理想社会是“至治之极”的“小国寡民”世界。他主张“虽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老子向往的理想社会实际上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这正是原始氏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那种质朴、真诚、互爱的原始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是对兴盛于羲、黄时代的道学理论的概括。
这种思想产生的根源与原始先民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中国的先民生活于一个艰苦又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生存圈：北方冰天雪地，东及东南大海无边，西南是被视为瘴疫之地的深山密林，西边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西北是一望无垠的戈壁沙漠。封闭意味着与外界处于准隔绝状态，造成对外界的无知，把自己生活的地方视作世界的中心，称为“中国”，天是圆的，大地四周都是方的。特殊的生存环境和落后的原始生产力造就了特有的宗教意识和社会结构。
道学最初的“小国寡民”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孕育形成的，而中国古代钱币又是在浓郁的道学氛围中产生发展的。从贝币、布币到方孔圆钱，无论其形式或内涵都处处闪耀着道学的光芒。实际上，方孔圆钱是原始天地崇拜的反映（“圆”代表天上的太阳和月亮，“方”属地），也是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因此，“小国寡民”与“方孔圆钱”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小国寡民是道学的内容，方孔圆钱是道学的表现形式。
二、天人合一与人神合一
天人合一思想渊源于上古对天的崇拜。在华夏神话传说中很难分清人与天地之初谁先谁后，似乎天地与人的生命紧密相连。陕西岐山出土的西周重器“毛公鼎”，其铭文记述了周公赐命毛公，把“天”字写作“ ”，恰恰是人的形象，反映了人对宇宙天地的认同感和生命与天地共存的自信力。人神合一思想源于祖先崇拜，在先民的意识中，祖宗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时常向祖先求援，可以得到庇护和帮助。其结果是把祖宗推到了“神”的地位，造就了“神格人”的形象，既让祖先拥有神的光辉，同时又具有人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神与人的完美统一。
道学以原始宗教为母体，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即宇宙万物是以“道”为最大共性和最初本源的有机统一体，天地万物乃至人类是同源同构，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2]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真文经》中有：“人之生也，与天地合其体，与道德齐其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太平经合校》亦有：“人所恶，天亦恶之也，人所爱，天亦重爱之也”。道学把自然的天与人的生命紧密联系起来，人的生命来源于天，人的生存与天息息相关。土生土长的道教，几乎包涵了所有的中国民俗，积淀了历史悠久的本民族宗教信仰。道教没有绝对唯一神的信仰，但有至上神的信仰。道教的神大都是历史上有特殊贡献或特种功能的真实人物，如各行各业之神和不同宗派之神，他们都为普通民众熟知和信赖而倍受爱戴和敬仰，人们无论祈求什么，都能在道教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神。正是因为道教的神趋于人性化、贴近现实，才使得人、神更容易沟通，更容易作到人神合一。
中国古代钱币从一开始就受原始道学影响，即天人合一，人神相通。据《管子？国蓄》记载：“先王……以珠玉为上布，以黄金为中布，以刀布为下币”。商周时，玉曾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流通，就是因为玉在上古时就已具有充当天、地、人神之间中介物的独特作用，有了玉就能够勾通天、地、人、神，就能够实现天、地、人、神之间的交流；先秦时较为成熟的“原始布”就脱胎于一种青铜铲形农具镈，就是先民在钱币设计时出于对天的思考。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天的使然，而要在自然界中求得生存，生产工具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把钱币设计成生产工具的形状最适合充当天、地、人之间的媒介，而且从原始布的面文来看，有相当数量的文字是天干、地支。在以后历代钱币中，铸有星、月图案和含有“天”、“大”名称的钱币很多，如天成元宝、天福元宝、顺天元宝、天德通宝、天汉元宝、光天元宝；大吉五珠、大历元宝、保大元宝、大蜀通宝等；还有一种门神钱，把尊为门神的唐代名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的画像移植到可携带的圆钱上，时刻带在身上，让手持长枪利锏，威风凛凛的武神严陈以待，随时捕捉来犯之鬼。所有这些，都是人们法自然，促使天意和神灵方便往来，相互交流一刻也没有停止的体现。
最能表现天人合一、人神合一思想的是延续整个封建社会的方孔圆钱。方孔圆钱源于玉璧（也有人认为源于陶纺轮），玉璧既然架起了天、地、人、神之间联系的桥梁，那么，方孔圆钱自然具备其功能。据《三辅黄图》记载：“璧门亦即天门”。在汉代大量的画像石上刻绘出龙穿玉璧的图案，象征着负责引导的龙已经把墓主人的灵魂领进了天门。驰名中外的马王堆帛画，在有限的画面中绘一玉璧，传导着墓主人已经进入九阳高照、莺歌燕舞的天国世界。因此，无论是世间作为流通使用或是阴间作为冥钱使用的方孔圆钱，都为天、地、人、神之间铺就了一条相互交往的阳光大道。 可见，中国古代钱币始终贯穿着道学的“天人合一，人神合一”思想，成为道学的重要的载体，为道学的传承、光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追求太平安乐与永世长生
对生存的渴求是全人类的共性，而道学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不但渴望生存，享受太平，而且追求修道成仙、永世长生。从原始道学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到后世道教对众神的顶礼膜拜，其基本功能都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体现着求生欲望。早期道教的纲领性经典《太平经》的“太平”二字就包含了阴阳和顺、物富民安的涵义。《太平经合校》讲到：“夫寿命，天之重宝”，“人最善者，莫若长欲乐生，汲汲若渴，迺后可也”，“文书亿卷，中有能增人寿，益人命，安人身者，真文也，其余非也；文书满室，中有能得天心平理论者，真文也，其余非也”，处处体现着道教的求生求长，救世永生思想。
现代医学证明，人的寿命在不受意外损伤的情况下，一般是120岁左右，而在中国古代，人生七十已是古来稀，这完全是恶劣的生存环境造成的。中国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平均200年就有一次中等以上程度的战争，朝代更迭，自然灾害，有时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3]，人的生命宛如朝露，何谈养生长寿？“宁作太平狗，不作乱世人”成为大众的普遍心理，但企盼太平盛世，享受美好人生的愿望一直没有泯灭。道教高举永生的大旗，在人们干涸、迷茫的心中注入了无穷的生机与活力，点燃了对生的希望，激发了对长生的企盼，给生死困苦之中的人们找到了永生快乐的神仙世界。因此，道教一旦形成便迅速传播，得到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可，这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君主一边争取国富民强，一边祈求万寿无疆，期望活到“万岁”“万万岁”，永远享受至高无上的皇权皇威中可见一斑。秦始皇、汉武帝都梦寐以求不死之药[4]。“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女入海求仙采药”。《汉武帝内传》讲述了武帝在昆仑山会西王母的故事，汉武帝还封方士齐少翁为文成将军，并亲自祠灶炼丹。北魏道武帝拓跋 于天兴年间置“仙人博士”，立“仙坛”，就连二十世纪初，“民主”、“共和”呼声四起时，袁世凯还在做着皇帝梦，以求“万岁”。此外，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医学家，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本身就是修养高深的道士，他们一边著书立说，行医看病，一边研究道学，潜心修练。
中国历代反映追求太平安乐和永世长生思想观念的钱币屡见不鲜，从早期的龟币到太平通宝钱和各种各样的厌胜钱比比皆是。
商周时流通龟币，并在龟甲上加刻卜辞，就是与龟的寿命较长，龟能通神有关，这是羲黄以来原始道学思想的直接反映；古钱币中的“厌胜钱”、（“厌胜”意即“厌而胜之”，系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制胜所厌恶的人、物或魔怪为目的），从汉代起官私炉均行鼓铸，除铜质外，还有金银等材质，“长宜子孙”、“天下太平”、“长命富贵”、“万年天子”等传世甚丰。明、清时期，厌胜钱铸造更加兴盛。1713年，在康熙皇帝六十寿辰时，北京户部宝泉局特地铸造了“万寿钱”（罗汉钱）向皇帝祝寿，以志纪念。此后，乾隆、嘉庆、道光，一直到宣统，都大量铸造“天下太平”，“福寿康宁”、“国泰民安”，“天子万年”等厌胜钱。特别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天罡符咒钱”更具道教内涵，是道教驱鬼辟邪法器中与符、箓相类似的钱币，系从道教全醮祈禳、符咒幻术的仪式中得到启示而铸的。这种钱币正面铸造“天罡，斩邪灭亡，吾有令剑，斩鬼不存，急急如律令，上清摄”，反面的文字是：“神清、神清、捉鬼降妖，此符到处，灭鬼不存，急如律令”。反映了当时社会动乱，外国侵略势力入侵，人民生活困苦的现实，人们为了祈求平安，过上平静生活而铸厌烦胜钱。
“太平钱”渗透着中国人对清净恬淡，无欲无念，“至善至德”人生理想的追求。最早的太平钱为三国时蜀汉政权所铸，意求“太平”而值当“百钱”，与“直百五铢”等并行。“太平通宝钱”始铸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67—983年），钱文为宋太宗赵光义御笔。常见为铜质小平钱，还有金、银铁等，多为吉庆、馈赠、厌胜用。从宋至清末均有铸造，太平天国、天地会、日本、安南（越南）等亦铸有该币。“太平通宝”钱不仅作为货币流通，而且常被人们作为吉祥物，将“太平通宝”钱钉在帽顶，穿于衣带上、系于梁上，放在嫁妆的箱底，直到今天农村有人在建房时，还要在地基上埋上几枚太平钱以祛邪纳吉、保祐平安。
创始于北宋初年的选仙钱则更多带有道家的神仙色彩，直观地表现人们成仙长生的心理。选仙钱不作流通用，是一种游戏性的赌博用具，分为诗仙、醉仙、琴仙、棋仙、壶中仙、桔中仙、拔宅仙、散仙、王母、双成、曼倩等，每枚选仙的背后都铸有一首五言绝句。人们常用选仙钱做博戏，饮酒作乐，吟诗诵词。具体玩法是：参与博戏的人各占仙位，然后用骰子比色，“散仙”最先掷骰子，掷“四”为德，“六”与“三”为才，“五”与“二”为功，最下者“一”为过，有“过”都认罚，再掷“四”为德者，即可复归仙位。宋人用钱币作博具，从朦胧的神仙世界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在精神上享受愉悦和满足，正如一首诗所云：“一串铜牌赌选仙，仙家岁月日如年，圆中斗大黄金桔，乞与真灵作洞天”。求仙求长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道学与中国古钱币是源与流的关系，道学为古代钱币的发展、演变输入无尽的精神源泉和强大的动力，古代钱币作为道学的载体，为传承、弘扬道学发挥了独特作用。二者相得益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2]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3]三国·曹操.蒿里行
[4]东汉·汉固.汉书·郊祀志.中华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