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韩先楚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战功卓著的军事指挥员。他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刚直无私、敢于坚持真理。十年动乱中，鲜为人知的是他还在自身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想方设法保护了一批受迫害的老干部。
1966年11月27日，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福建省委向全省公开检查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同日还发表了《中共福建省委致全省工农群众、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红卫兵小将们的一封公开信》。从此之后，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省政府）等党政领导机关以及省属各地、市、县均先后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群众组织各派间的对立日益尖锐，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矛盾盘根错节。
12月上旬，中央领导给韩先楚打招呼，要他分出精力实际参与福建省委领导，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对中央的拟定任命，他考虑再三，觉得自己对地方工作不熟悉，对地方干部不了解，对地方情况无头绪，不便受领这个任务。
于是，他先打电话找到陶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陶铸说这是周总理提名、中央定的，劝他受领这个任命。他又打电话找到周总理。总理说中央的意见是主席决定的，还说福建面对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福建前线不能出问题。
周总理的话赋予了韩先楚重大责任，这表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对他的高度信任。韩先楚决定顾全大局，担起使命。很快，中共中央给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党委发来电报，“任命韩先楚为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任意冲击党政领导机关，任意揪斗领导干部。省市各级政权机构陷入一片无政府状态。
韩先楚得知情况后，随即采取措施对省委领导展开保护工作，造反派第一次开会批斗叶飞时，韩先楚派干部率小分队穿便装带上通信工具尾随进入会场，暗中保护叶飞。叶飞被拉去游街，韩先楚派邓克明副司令员、石一宸副参谋长去看望叶飞。叶飞被抄家之后韩先楚派人把叶飞送进军区总医院，并在叶飞的房间安装了电炉，把叶飞的夫人送到军区172医院。
开国上将韩先楚
军区不仅保护了叶飞，还保护了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如书记许亚、省长魏金水、副省长叶松、高盘九、梁灵光等30多人。军区还把久已封闭的地处福州市西北的五峰山军区战备坑道及坑道外的附属设施整理后启用，供省委领导“碰头”开会。
在保护省领导的同时，韩先楚还指示副参谋长石一宸把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的机要档案、秘密文件转移到军区战备坑道内。同时要求省委机要交通员都穿上军装，由军区司令部通信兵部代管，以保障省委与中央的联系不间断。
不久，省委领导住进军队医院的信息和军区将地方机要档案转入军区战备坑道的信息被军内造反派透露到社会上。造反派不断组织人三番五次到军队医院揪人，揭批“走资派”的大字报贴到军队医院的墙内墙外。
大字报中既有批判韩先楚“把部队变成福建修正主义头子叶飞夫妇的防空洞”的，也有言辞激烈质问“省市委唆使许多单位把大批黑材料转移到部队机关收藏，是谁开的‘通行证’”的。韩先楚指示相关人员不要受影响，继续做好干部保护和转移工作，得知造反派要冲进军区总医院抢人，韩先楚亲自打电话报告周总理，建议中央派飞机把叶飞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同时，在韩先楚的安排下，省委、省政府的许多领导同志都被集中到西湖疗养院，由马一品（省军管会保卫组负责人，军队干部）负责保护，里外三道岗。造反派又要冲击疗养院，韩先楚想尽办法将一些领导干部送到距福州远一点的地方—麻沙，秘密地保护起来。在保护老干部的同时，韩先楚组织部队以“群众接待站”名义发文对大字报及时做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虽然1967年1月23日有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重申军队不得做防空洞的指示，但是叶飞既未免兼福州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也未罢免省委第一书记的官，为什么不能住院治病！”“1966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第一条指出：‘密码电报、机密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都是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所有机关干部、革命群众和革命师生都有责任加以保护’。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力量的红卫兵，应协同党政机关和解放军负起保卫党和国家机密的光荣责任……退一步说，既然有人‘唆使’，有人开通行证，而且又是大批的，那么请把人证、物证拿出来展览一下，岂不是比喋喋不休地大费口舌更好些吗？”这义正词严、有理有力的回应，驳得造反派哑口无言。
“文革”中，由于极左思想的指导，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揪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的指示中，各地的斗争面和打击面不断扩大，很多无辜的干部群众受到严重冲击。韩先楚一方面不能不执行中央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他顶住巨大压力，反复强调要注意掌握政策。
1969年4月16日，韩先楚和皮定均在北京开会，韩先楚致电军区常委说：“在整党中对党员中存在的问题不要无限上纲，不要轻易作组织处理，不要随便‘吐故’。请常委的同志到各单位走一走，看看政策落实怎么样。光听汇报有的情况可能反映不上来，下去开座谈会，找领导同志谈、找骨干谈、也找被审查的对象谈，有不同看法的也找来谈，几个方面的情况一对照就可以发现问题。负责清队工作的领导同志，‘二〇办’（清队办公室）的同志，学习班的领导和骨干要切实按主席思想办事，实事求是。我们要有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随便下结论就会影响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搞错了或者扩大化了，对组织、对同志都没有好处。”
“除了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以外，对一般的历史问题、出身成分、社会关系，不要看得很重，也不要追得那么紧。有很多历史事件、历史背景年轻的同志不了解，领导同志要向他们说明。比如：战争时期负了伤，没有后方，没有医院，就在老百姓家养伤，伤好了自己回到部队没有被俘，没有投敌叛变，你非要有证明他就找不到;有的人被俘几个小时或很短的时间就跑回来了，又没出问题;过去打游击，开辟新区，做秘密工作，为了保存自己，搞到敌情利用一些关系，同敌人有过接触，就说成特务;老同志入党，当时手续也比较简单，入党介绍人有的死了，有的找不到了，不能因为找不到证明就怀疑是假党员。外调时也发现，有的明明是他介绍入党的，因为被介绍的人出了问题，就不承认了;也有的介绍人出了问题，就怀疑被介绍的人也有问题;隐瞒出身成分也有各种情况：离苏区、解放区很远又没有划成分，也不懂得怎么划，看到我们革命队伍是为穷人的，就把自己家里说得穷一点儿，把自己说得革命一点儿，或者多报几个月党龄、军龄;有的年纪很小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参加革命后表现又好;还有的社会关系复杂一些等等，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要正确对待。” 1970年4月28日，军区党委研究贯彻军委办事组关于揪“五一六”问题的通知。韩先楚说：“揪‘五一六’要靠事实，不准搞‘逼、供、信’，没有就是没有，不要非抓几个出来才好，要按中央政策办事。”整个“文革”时期，福建省、福州军区没有定性一个“五一六”分子。
1971年8月5日，省工作会议开始，韩先楚讲了经济政策之后，又讲到对人的政策的落实不能由派性左右。他说：“‘文革’五年多极左思潮没有很好批。无政府主义，没有纪律不是马克思主义。”
在落实政策的工作中他特别强调要抓好落实干部政策。他到省委党校学习班看望大家，并召集省、厅、局、专署干部30余人开座谈会。听取大家意见时说：“‘文革’受冲击，有的冲击大些，有的冲击小些都靠边站了几年，受委屈。‘文革’地方冲垮了，军队介入，对一些情况不了解，要有时间才能搞清楚，对一些问题处理可能慢一些，要逐步解决，希望大家要顾全大局。全错的全平反，半错的半平反，处理重了的可以减轻，就是对确定有问题的人也要给出路。”
据统计，省管干部1970年“解放”87.3%，1971年“解放”91.2%。原地委书记除一人在学习班，都参加了“三结合”。原县委书记62名，有50名参加了县及县以上班子“三结合”。病故3人，病休2人，参加到基层蹲点4人。
1972年3月11日，韩先楚在省计划会议上再次强调说：“搞四个现代化，发展经济要有科学技术，要培养知识分子，要重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下放基层的一批知识分子大部分对口安排了工作。
韩先楚不仅想尽办法保护被错误批判的福建省的领导同志，对下放同志，韩先楚也不遗余力地伸出援助之手。
1969年10月19日，军委办事组通知福州军区党委把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原军事学院政治委员李志民、原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金仲藩四人下放到福州军区农场劳动。
1985年10月20日，韩先楚（右）在武汉东湖宾馆百花1号向秘书姚科贵（左）口述历史
10月22日，陈再道一行乘坐的列车到达福州火车站时，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邓克明向他们说：“我代表韩先楚司令员来接你们！”话音刚落，他们噙着泪水哽咽着说：“没想到韩司令还敢派你来接我们！” 韩先楚把陈再道一行四人安置到江西高安福州军区农场。还指示：“他们多是60多岁的老人，农场要尽量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劳动活动安排力所能及的。”
1970年3月，韩先楚先后给周总理、叶帅打电话汇报陈再道等的情况，说他们在农场表现很好，能干力所能及的劳动活，农场反映也好。还说他们年纪大了，身体不大好，想让他们去福州检查身体。后得到总理批准。实际上韩先楚是“先斩后奏”，在他向周总理、叶帅电话报告前已派军区值班飞机把他们接到福州，先住进军区总医院，陈再道改用化名陈新。他们出院后住进了福州市汤井巷。很快他们的夫人、子女都来到福州团聚避难。韩先楚对他们同军区在职首长一样对待。
为尽快促成他们恢复工作，1971年4月9日，军区常委会研究向中央、军委提交关于陈再道、钟汉华的情况报告（附陈、钟的检讨报告）;5月17日，军区常委研究向中央、军委提交关于李志民的情况报告（附李的检讨）。
1971年8月30日，毛主席南巡到达南昌后召见韩先楚去谈话。韩先楚抓紧时机，替陈再道等申请工作，“主席呀，陈再道没有反你，他现在身体还好，想为党做点工作”。“那是（指武汉七二〇事件）王（力）、关（锋）、戚（本禹）搞的。他要工作就给你当副司令”。毛主席回答说。
九一三事件后，在战备、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文件，清查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等工作稍有间隙时，军区常委根据毛主席同韩先楚的谈话精神，研究确定关于陈再道工作安排向中央、军委正式报告请示。随后，韩先楚还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了李志民要求工作的事。
1972年，中央、军委相继下达任命命令：李志民为福州军区政治委员，陈再道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钟汉华为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金仲藩为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原政委，1967年至1986年担任韩先楚的秘书）
军区当了“防空洞”
1966年11月27日，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福建省委向全省公开检查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同日还发表了《中共福建省委致全省工农群众、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红卫兵小将们的一封公开信》。从此之后，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省政府）等党政领导机关以及省属各地、市、县均先后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群众组织各派间的对立日益尖锐，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矛盾盘根错节。
12月上旬，中央领导给韩先楚打招呼，要他分出精力实际参与福建省委领导，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对中央的拟定任命，他考虑再三，觉得自己对地方工作不熟悉，对地方干部不了解，对地方情况无头绪，不便受领这个任务。
于是，他先打电话找到陶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陶铸说这是周总理提名、中央定的，劝他受领这个任命。他又打电话找到周总理。总理说中央的意见是主席决定的，还说福建面对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福建前线不能出问题。
周总理的话赋予了韩先楚重大责任，这表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对他的高度信任。韩先楚决定顾全大局，担起使命。很快，中共中央给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党委发来电报，“任命韩先楚为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任意冲击党政领导机关，任意揪斗领导干部。省市各级政权机构陷入一片无政府状态。
韩先楚得知情况后，随即采取措施对省委领导展开保护工作，造反派第一次开会批斗叶飞时，韩先楚派干部率小分队穿便装带上通信工具尾随进入会场，暗中保护叶飞。叶飞被拉去游街，韩先楚派邓克明副司令员、石一宸副参谋长去看望叶飞。叶飞被抄家之后韩先楚派人把叶飞送进军区总医院，并在叶飞的房间安装了电炉，把叶飞的夫人送到军区172医院。
军区不仅保护了叶飞，还保护了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如书记许亚、省长魏金水、副省长叶松、高盘九、梁灵光等30多人。军区还把久已封闭的地处福州市西北的五峰山军区战备坑道及坑道外的附属设施整理后启用，供省委领导“碰头”开会。
在保护省领导的同时，韩先楚还指示副参谋长石一宸把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的机要档案、秘密文件转移到军区战备坑道内。同时要求省委机要交通员都穿上军装，由军区司令部通信兵部代管，以保障省委与中央的联系不间断。
不久，省委领导住进军队医院的信息和军区将地方机要档案转入军区战备坑道的信息被军内造反派透露到社会上。造反派不断组织人三番五次到军队医院揪人，揭批“走资派”的大字报贴到军队医院的墙内墙外。
大字报中既有批判韩先楚“把部队变成福建修正主义头子叶飞夫妇的防空洞”的，也有言辞激烈质问“省市委唆使许多单位把大批黑材料转移到部队机关收藏，是谁开的‘通行证’”的。韩先楚指示相关人员不要受影响，继续做好干部保护和转移工作，得知造反派要冲进军区总医院抢人，韩先楚亲自打电话报告周总理，建议中央派飞机把叶飞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同时，在韩先楚的安排下，省委、省政府的许多领导同志都被集中到西湖疗养院，由马一品（省军管会保卫组负责人，军队干部）负责保护，里外三道岗。造反派又要冲击疗养院，韩先楚想尽办法将一些领导干部送到距福州远一点的地方—麻沙，秘密地保护起来。在保护老干部的同时，韩先楚组织部队以“群众接待站”名义发文对大字报及时做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虽然1967年1月23日有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重申军队不得做防空洞的指示，但是叶飞既未免兼福州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也未罢免省委第一书记的官，为什么不能住院治病！”“1966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第一条指出：‘密码电报、机密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都是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所有机关干部、革命群众和革命师生都有责任加以保护’。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力量的红卫兵，应协同党政机关和解放军负起保卫党和国家机密的光荣责任……退一步说，既然有人‘唆使’，有人开通行证，而且又是大批的，那么请把人证、物证拿出来展览一下，岂不是比喋喋不休地大费口舌更好些吗？”这义正词严、有理有力的回应，驳得造反派哑口无言。
讲政策“解放”干部
“文革”中，由于极左思想的指导，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揪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的指示中，各地的斗争面和打击面不断扩大，很多无辜的干部群众受到严重冲击。韩先楚一方面不能不执行中央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他顶住巨大压力，反复强调要注意掌握政策。
1969年4月16日，韩先楚和皮定均在北京开会，韩先楚致电军区常委说：“在整党中对党员中存在的问题不要无限上纲，不要轻易作组织处理，不要随便‘吐故’。请常委的同志到各单位走一走，看看政策落实怎么样。光听汇报有的情况可能反映不上来，下去开座谈会，找领导同志谈、找骨干谈、也找被审查的对象谈，有不同看法的也找来谈，几个方面的情况一对照就可以发现问题。负责清队工作的领导同志，‘二〇办’（清队办公室）的同志，学习班的领导和骨干要切实按主席思想办事，实事求是。我们要有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随便下结论就会影响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搞错了或者扩大化了，对组织、对同志都没有好处。”
“除了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以外，对一般的历史问题、出身成分、社会关系，不要看得很重，也不要追得那么紧。有很多历史事件、历史背景年轻的同志不了解，领导同志要向他们说明。比如：战争时期负了伤，没有后方，没有医院，就在老百姓家养伤，伤好了自己回到部队没有被俘，没有投敌叛变，你非要有证明他就找不到;有的人被俘几个小时或很短的时间就跑回来了，又没出问题;过去打游击，开辟新区，做秘密工作，为了保存自己，搞到敌情利用一些关系，同敌人有过接触，就说成特务;老同志入党，当时手续也比较简单，入党介绍人有的死了，有的找不到了，不能因为找不到证明就怀疑是假党员。外调时也发现，有的明明是他介绍入党的，因为被介绍的人出了问题，就不承认了;也有的介绍人出了问题，就怀疑被介绍的人也有问题;隐瞒出身成分也有各种情况：离苏区、解放区很远又没有划成分，也不懂得怎么划，看到我们革命队伍是为穷人的，就把自己家里说得穷一点儿，把自己说得革命一点儿，或者多报几个月党龄、军龄;有的年纪很小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参加革命后表现又好;还有的社会关系复杂一些等等，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要正确对待。” 1970年4月28日，军区党委研究贯彻军委办事组关于揪“五一六”问题的通知。韩先楚说：“揪‘五一六’要靠事实，不准搞‘逼、供、信’，没有就是没有，不要非抓几个出来才好，要按中央政策办事。”整个“文革”时期，福建省、福州军区没有定性一个“五一六”分子。
1971年8月5日，省工作会议开始，韩先楚讲了经济政策之后，又讲到对人的政策的落实不能由派性左右。他说：“‘文革’五年多极左思潮没有很好批。无政府主义，没有纪律不是马克思主义。”
在落实政策的工作中他特别强调要抓好落实干部政策。他到省委党校学习班看望大家，并召集省、厅、局、专署干部30余人开座谈会。听取大家意见时说：“‘文革’受冲击，有的冲击大些，有的冲击小些都靠边站了几年，受委屈。‘文革’地方冲垮了，军队介入，对一些情况不了解，要有时间才能搞清楚，对一些问题处理可能慢一些，要逐步解决，希望大家要顾全大局。全错的全平反，半错的半平反，处理重了的可以减轻，就是对确定有问题的人也要给出路。”
据统计，省管干部1970年“解放”87.3%，1971年“解放”91.2%。原地委书记除一人在学习班，都参加了“三结合”。原县委书记62名，有50名参加了县及县以上班子“三结合”。病故3人，病休2人，参加到基层蹲点4人。
1972年3月11日，韩先楚在省计划会议上再次强调说：“搞四个现代化，发展经济要有科学技术，要培养知识分子，要重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下放基层的一批知识分子大部分对口安排了工作。
真情相待患难友
韩先楚不仅想尽办法保护被错误批判的福建省的领导同志，对下放同志，韩先楚也不遗余力地伸出援助之手。
1969年10月19日，军委办事组通知福州军区党委把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原军事学院政治委员李志民、原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金仲藩四人下放到福州军区农场劳动。
10月22日，陈再道一行乘坐的列车到达福州火车站时，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邓克明向他们说：“我代表韩先楚司令员来接你们！”话音刚落，他们噙着泪水哽咽着说：“没想到韩司令还敢派你来接我们！” 韩先楚把陈再道一行四人安置到江西高安福州军区农场。还指示：“他们多是60多岁的老人，农场要尽量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劳动活动安排力所能及的。”
1970年3月，韩先楚先后给周总理、叶帅打电话汇报陈再道等的情况，说他们在农场表现很好，能干力所能及的劳动活，农场反映也好。还说他们年纪大了，身体不大好，想让他们去福州检查身体。后得到总理批准。实际上韩先楚是“先斩后奏”，在他向周总理、叶帅电话报告前已派军区值班飞机把他们接到福州，先住进军区总医院，陈再道改用化名陈新。他们出院后住进了福州市汤井巷。很快他们的夫人、子女都来到福州团聚避难。韩先楚对他们同军区在职首长一样对待。
为尽快促成他们恢复工作，1971年4月9日，军区常委会研究向中央、军委提交关于陈再道、钟汉华的情况报告（附陈、钟的检讨报告）;5月17日，军区常委研究向中央、军委提交关于李志民的情况报告（附李的检讨）。
1971年8月30日，毛主席南巡到达南昌后召见韩先楚去谈话。韩先楚抓紧时机，替陈再道等申请工作，“主席呀，陈再道没有反你，他现在身体还好，想为党做点工作”。“那是（指武汉七二〇事件）王（力）、关（锋）、戚（本禹）搞的。他要工作就给你当副司令”。毛主席回答说。
九一三事件后，在战备、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文件，清查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等工作稍有间隙时，军区常委根据毛主席同韩先楚的谈话精神，研究确定关于陈再道工作安排向中央、军委正式报告请示。随后，韩先楚还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了李志民要求工作的事。
1972年，中央、军委相继下达任命命令：李志民为福州军区政治委员，陈再道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钟汉华为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金仲藩为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原政委，1967年至1986年担任韩先楚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