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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的著作中，我们获知了“不适应的少女”这一概念(威廉·托马斯，《不适应的少女》，山东人民，一九八八年版)，它指的是通常处于青春期的，由于家庭、社区或特殊事件的不良影响而导致背离社会规范与共同价值的个体。而我们在地处偏远的一个村落社区中却接触到一位可以称得上是“不适应”的老人。这位已届风烛残年的老者难以适应的正是他所生活的家园。
在黄土高原的一个小山村中，我们认识了世琦老人。他八十岁了，照他自己的话说：“耳也聋了，眼也看不清了，什么都不行了。”好在他有文化，我们可以通过递纸条用书写方式弥补交谈的困难。这是一个生计艰难、愁苦而沮丧的老人，八十来岁的人了，要自己做饭吃，还要照看一个五十多岁却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儿子，另一个已经成家立业生子的儿子也不管他。这样一种生活景况与老人依照其自身条件应享有的晚年似乎相当不符：世琦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地主世家，属当地主要姓氏宗族的“五老门”(宗族的五个分支)中的第二门，年少时衣食无缺，生计富裕。他本人上过中学，还在当时的行署所在地上过二年半师范学校。解放前、后都长期任国家正式承认的教师职业。其家庭因在老根据地土改时有积极表现而被授与开明地主之称。这样一位有着光荣的历史和乡村社区中少有的文化教养的相当特殊的人物，其眼前的生活状况却是如此不如人意，这种反差使我们以一种探寻其中社会文化内涵的兴趣关注他那不平凡的生活经历。
世琦老人生活的小河村位于陕北老革命根据地。早在四十年代初就曾有中央调查组前往从事农村社会调查，主要内容是了解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经济生活状况，从而据此做出农村的阶级划分。世琦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因其有文化及其地主家庭背景，曾作为协助者帮助调查组了解和评估土地的占有分布状况，介绍地主集团内部的情况。世琦老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调查组每个成员的名字、他们之间的关系、某某比他大一岁，以及他们使用特殊的符号(速记)把当地人所讲的话很快地记录下来。我们不妨把调查组的进入和所从事的工作视为一次来自外部但却是上方的文化意识与当地文化的互动过程，由此不难理解，世琦作为一个个体，在其社会化和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过程中，由于不同于本土知识的外部文化因素的介入，对其生命历程发生了作用。较之当地其他人，他比较早和比较密切地接受了另外一种意义系统的影响。而此影响的结果在其后不久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表现出来。
作为当时共产党边区政府所辖的地域，小河村的土改在四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先是“试办征购”，后来才是“土地清算”。在运动之初，曾经有过号召地主“献地”、“献金”的一个阶段，小河村的几十户地主中，只有世琦一家地主将土地二百亩献出去，捐给了政府。老人回忆说：“一般的人都不往出献，我起了带头作用，还登了报纸，上了黑板报。”当时世琦的父亲已经亡故，献地是他自己做的主张。为了表扬他的带头作用，土改时给他定了开明地主的头衔(请注意：世琦总是说自己当时定的是“开明人士”，从来不用“地主”这个字眼)。此后，他还被聘请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帮助政府了解地主财产转移和被当地村民私拿的情况。如果说他最初较当地其他人更多地接触了外来的正式权力体系的影响，那么这一阶段可以说他是比较积极地响应、配合了上述权力与观念的进人。“献地”之举和对土改工作团的帮助在社区中都是相当不同凡响的行为。
解放后，世琦一直在家乡及周边乡镇的小学和中学里教书，是国家正式教师。但在一九六二年，由于困难时期国家的紧缩经济政策，许多已经进入城镇和正式单位的农村籍员工又按政策规定被精简下放、回乡务农。世琦也在这一年糊里糊涂地退了职，又回到老家小河村。他说自己是称职优秀的正式教师，而相形之下当时学校中有许多人只是“教学辅导员”。有一天他到县里开了一个会，回来就毫无原因地被会计通知退职了。(与老人谈到这时，其儿媳妇在旁边不停地数落老人：“生活没维持，你为啥要退呢？”世琦答曰：“人家叫退呢。”儿媳说：“人家叫退你就退啊，那人家叫你死你就死啊？你个人没主意嘛，风往哪边刮你就往哪边倒。”)退职回家标志着世琦从原已进入的正式体制内退出，从“公家人”(虽然仍在体制的下层和边缘)再次成为不端国家饭碗的农民。而这可以理解为他继续跟随国家政策和正式意识形态的行为表现。
退职回家是世琦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从此他生命旅途中的下坡路就开始了。回家后的三十多年中他都不能重新适应和再度融入乡土社会的文化环境，无法再习得当地的地方性知识。他不能用当时乡村唯一的谋生手段——种地来维持生活，曾经想自学中医针灸也未学出什么名堂。他的儿媳妇形容他是“自己没主意，又没本事，受不下苦，四十几上退了职，几十年就这么‘生着’(当地方言，歇着、呆着的意思)。”世琦的长子据老人自己形容因为“恋爱工作失败”，头脑有些毛病，五十多岁了，还是一个人，劳动、生活都不行。二子娶妻生子在村中安家。还有一个小子和一个女子因当时家庭生计困难都给了别人。世琦原来与二子一家共同生活，大约十年前开始享受县政协发放的每月五十元生活补贴，近年因为儿子媳妇嫌弃，又被“另”出去单过了。这种生活处境使老人的心理难以平衡，我们每次见到他，说不上几句话他就会把话题转到老路上，“原来和我一起的人(指有国家正式工作但没有退职的人)现在(生活补贴)都涨到四百、五百了，我还是那五十元。”不难想象他每每对外来的人讲述自己的不幸，而在他的亲属和村民眼中，他的形象大概和祥林嫂相差不多。
世琦的人生故事展示出一种人生的全面失败，无论在物质生活、经济活动、家庭生活和社会声望各个方面，他都是一个失败者。他在耄耋之年被家庭(儿子、媳妇)抛弃，独自艰难地度日。然而，这些遭遇却没有得到我们想象中似乎应有的人们的同情。例如，世琦祖上传下的几孔窑洞因位于一个革命纪念馆地界内，公家要收买，世琦因此卖得两万多元钱，这原本可以成为他老年生活的保障。当时他还在和儿子媳妇一起过活，因为要指靠小辈人的赡养和照顾，世琦就把钱交给了儿媳妇。但这以后不久他就被“另”出去单过了。在我们看来，如此对待一个无助无靠的老人无疑应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有关人员的干涉，但是我们听到的却是村民们对世琦老人的不利的说词，“他什么正经事也干不了，整天就生着”，而村干部则说，“谁让他那么早就把钱都给了儿媳妇？交权交早了嘛”。
世琦在小河村这样一个社区中与村民们不能相互认同，举止言谈似乎格格不入，他像是一个身在此地而心灵和思想都在另一世界中的人。他返乡后从没有真正参与当地的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他甚至不能用任何一种可能的谋生手段来养活自己；而在他的话语和性格中又相当多地保持了体制内的特征。他说话所用的言词常常让我们怀疑正置身于一个小山村里，例如，村民们说“没论下婆姨”(即没找到媳妇)，他却说“恋爱工作失败”；农民们常说“生活没高低，吃食没好坏，能吃饱身体就好”，他却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诉说自己“营养不全，整天吃面食没什么营养。又患有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肾病，心情不愉快……”。一些大人物的名字也时常在他嘴边出现，例如某某某的秘书专门到过他家，某某写过他的材料，但是这些人他又都指靠不上。正像他自己说的，“外边的人(指在外为官或功成名就的人)对我帮助不大”。村民们佩服的是“受得下苦”、有本事过生活的人，至于是否会使用官方话语和科学语言、认识多少外边的大人物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
在当地社区中，世琦老人生活在一个边缘的、差不多被遗忘的角落。这位不适应的老人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在《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Basic Books，1983)一书中所讲述的雷格瑞(Regreg)的故事，这个生活在巴厘岛的不幸的人因为妻子出走引起的愤怒而拒绝在社区中应尽的义务，最后导致被所在村庄、家族和直系亲属遗弃和驱逐，甚至一位来自正式权力系统、同时在当地信仰系统中兼具神圣性的高级地方官员的干预也未能改变当地人们对他做出的裁决。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不同类别之间的界线是分明无误的。无法归人类别的任何事物都会破坏整个结构，必须加以纠正或者把它消除”。而且，基于不同的“世界存在方式”(the way the world is)的意义系统有各自的分野，人们据此去组织行为并维持这些系统的方式。不同的意义系统之间不能兼容，因为生活在不同意义系统中的人们视对方的行动为无意义或者赋予其不同的意义。格尔茨将此概括为“一种赋予特定地方的特定事务以特定意义的方式”，亦即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载《国外社会科学》，1996，1—2期)。
在一个相对偏远、闭塞、自足的小山村中产生的这样一个不适应者，一个当地生活中的失败者，引起我们对于地方性知识和作为外来文化因素的国家意义系统或者叫体制意义系统的关注与思考。令人有些难解的是，为什么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却不能适应，这种不适应是如何产生的。与格尔茨讲述的雷格瑞的例子不同，世琦并没有去直接对抗自己所在社区的规则，并未对原有秩序造成负面影响。如果说所谓不适应表现为行为的失范，即在其他社会成员眼中通常被视为变态的行为，那么世琦的行为方式也只是对社会认同常轨的有限偏离，他所做的只是曾经努力地去适应与迎合来自正式制度的意义系统，只是根据那样一种外来的系统知识去行事，即响应国家号召、政府政策和靠拢正统的意识形态。但却因此与众不同而导致对地方性知识的背离，失去其他社区成员乃至亲属们的认同，造成对自己所生长的文化土壤的“水土不服”。
如果将人喻为“置身于自己织就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那么世琦老人的经历则表明离开原来所处的意义之网而进入另一个意义之网，但却只在其边缘逗留而旋即又被抛回原来的网中，而此时他已经如同一只改变了特性的蜘蛛，形态、色彩、气味都不同了，不能再融入这个自身所从出的老家，因此处于无所附丽和寄托的境地，成了一个文化上的出局者。老人对这样一种尴尬的文化处境有切身的感受和理解，他说自己的一生“先是被利用，然后又被抛弃了”。
这位不适应的老人的故事让我们再次体会到格尔茨所论证的“知识形态的建构必然总是地方性的”(Geertz，1983)。同时它也让我们在更为动态、复杂的视野上看到，当一个外来的文化意义系统(此外来文化系统与地方性知识的复杂关联暂且存而不论)加于原有的地方性知识系统之上时，如何改造、重塑了一个个体，使之在原有生活世界中完全不适，而此种不适又形象地表现出两种文化意义系统的不协调与不相容。当代的文化人类学关注个人和群体生活所凭藉的意义结构，此意义结构是通过“对理解的理解”而得以沟通、解释和表述的。小河村的个案让我们能够了解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意义系统如何与地方性知识发生联系与相互作用，又如何影响到个体的生活历程。据此，个人的生活史便可与大的社会文化的结构和变迁发生关联，成为不同意义系统之间关系的一种隐喻，进而提供从个体的生命经历理解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从微观叙事与个案研究探索深层文化意义和宏观社会世界的路径。
在黄土高原的一个小山村中，我们认识了世琦老人。他八十岁了，照他自己的话说：“耳也聋了，眼也看不清了，什么都不行了。”好在他有文化，我们可以通过递纸条用书写方式弥补交谈的困难。这是一个生计艰难、愁苦而沮丧的老人，八十来岁的人了，要自己做饭吃，还要照看一个五十多岁却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儿子，另一个已经成家立业生子的儿子也不管他。这样一种生活景况与老人依照其自身条件应享有的晚年似乎相当不符：世琦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地主世家，属当地主要姓氏宗族的“五老门”(宗族的五个分支)中的第二门，年少时衣食无缺，生计富裕。他本人上过中学，还在当时的行署所在地上过二年半师范学校。解放前、后都长期任国家正式承认的教师职业。其家庭因在老根据地土改时有积极表现而被授与开明地主之称。这样一位有着光荣的历史和乡村社区中少有的文化教养的相当特殊的人物，其眼前的生活状况却是如此不如人意，这种反差使我们以一种探寻其中社会文化内涵的兴趣关注他那不平凡的生活经历。
世琦老人生活的小河村位于陕北老革命根据地。早在四十年代初就曾有中央调查组前往从事农村社会调查，主要内容是了解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经济生活状况，从而据此做出农村的阶级划分。世琦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因其有文化及其地主家庭背景，曾作为协助者帮助调查组了解和评估土地的占有分布状况，介绍地主集团内部的情况。世琦老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调查组每个成员的名字、他们之间的关系、某某比他大一岁，以及他们使用特殊的符号(速记)把当地人所讲的话很快地记录下来。我们不妨把调查组的进入和所从事的工作视为一次来自外部但却是上方的文化意识与当地文化的互动过程，由此不难理解，世琦作为一个个体，在其社会化和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过程中，由于不同于本土知识的外部文化因素的介入，对其生命历程发生了作用。较之当地其他人，他比较早和比较密切地接受了另外一种意义系统的影响。而此影响的结果在其后不久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表现出来。
作为当时共产党边区政府所辖的地域，小河村的土改在四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先是“试办征购”，后来才是“土地清算”。在运动之初，曾经有过号召地主“献地”、“献金”的一个阶段，小河村的几十户地主中，只有世琦一家地主将土地二百亩献出去，捐给了政府。老人回忆说：“一般的人都不往出献，我起了带头作用，还登了报纸，上了黑板报。”当时世琦的父亲已经亡故，献地是他自己做的主张。为了表扬他的带头作用，土改时给他定了开明地主的头衔(请注意：世琦总是说自己当时定的是“开明人士”，从来不用“地主”这个字眼)。此后，他还被聘请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帮助政府了解地主财产转移和被当地村民私拿的情况。如果说他最初较当地其他人更多地接触了外来的正式权力体系的影响，那么这一阶段可以说他是比较积极地响应、配合了上述权力与观念的进人。“献地”之举和对土改工作团的帮助在社区中都是相当不同凡响的行为。
解放后，世琦一直在家乡及周边乡镇的小学和中学里教书，是国家正式教师。但在一九六二年，由于困难时期国家的紧缩经济政策，许多已经进入城镇和正式单位的农村籍员工又按政策规定被精简下放、回乡务农。世琦也在这一年糊里糊涂地退了职，又回到老家小河村。他说自己是称职优秀的正式教师，而相形之下当时学校中有许多人只是“教学辅导员”。有一天他到县里开了一个会，回来就毫无原因地被会计通知退职了。(与老人谈到这时，其儿媳妇在旁边不停地数落老人：“生活没维持，你为啥要退呢？”世琦答曰：“人家叫退呢。”儿媳说：“人家叫退你就退啊，那人家叫你死你就死啊？你个人没主意嘛，风往哪边刮你就往哪边倒。”)退职回家标志着世琦从原已进入的正式体制内退出，从“公家人”(虽然仍在体制的下层和边缘)再次成为不端国家饭碗的农民。而这可以理解为他继续跟随国家政策和正式意识形态的行为表现。
退职回家是世琦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从此他生命旅途中的下坡路就开始了。回家后的三十多年中他都不能重新适应和再度融入乡土社会的文化环境，无法再习得当地的地方性知识。他不能用当时乡村唯一的谋生手段——种地来维持生活，曾经想自学中医针灸也未学出什么名堂。他的儿媳妇形容他是“自己没主意，又没本事，受不下苦，四十几上退了职，几十年就这么‘生着’(当地方言，歇着、呆着的意思)。”世琦的长子据老人自己形容因为“恋爱工作失败”，头脑有些毛病，五十多岁了，还是一个人，劳动、生活都不行。二子娶妻生子在村中安家。还有一个小子和一个女子因当时家庭生计困难都给了别人。世琦原来与二子一家共同生活，大约十年前开始享受县政协发放的每月五十元生活补贴，近年因为儿子媳妇嫌弃，又被“另”出去单过了。这种生活处境使老人的心理难以平衡，我们每次见到他，说不上几句话他就会把话题转到老路上，“原来和我一起的人(指有国家正式工作但没有退职的人)现在(生活补贴)都涨到四百、五百了，我还是那五十元。”不难想象他每每对外来的人讲述自己的不幸，而在他的亲属和村民眼中，他的形象大概和祥林嫂相差不多。
世琦的人生故事展示出一种人生的全面失败，无论在物质生活、经济活动、家庭生活和社会声望各个方面，他都是一个失败者。他在耄耋之年被家庭(儿子、媳妇)抛弃，独自艰难地度日。然而，这些遭遇却没有得到我们想象中似乎应有的人们的同情。例如，世琦祖上传下的几孔窑洞因位于一个革命纪念馆地界内，公家要收买，世琦因此卖得两万多元钱，这原本可以成为他老年生活的保障。当时他还在和儿子媳妇一起过活，因为要指靠小辈人的赡养和照顾，世琦就把钱交给了儿媳妇。但这以后不久他就被“另”出去单过了。在我们看来，如此对待一个无助无靠的老人无疑应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有关人员的干涉，但是我们听到的却是村民们对世琦老人的不利的说词，“他什么正经事也干不了，整天就生着”，而村干部则说，“谁让他那么早就把钱都给了儿媳妇？交权交早了嘛”。
世琦在小河村这样一个社区中与村民们不能相互认同，举止言谈似乎格格不入，他像是一个身在此地而心灵和思想都在另一世界中的人。他返乡后从没有真正参与当地的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他甚至不能用任何一种可能的谋生手段来养活自己；而在他的话语和性格中又相当多地保持了体制内的特征。他说话所用的言词常常让我们怀疑正置身于一个小山村里，例如，村民们说“没论下婆姨”(即没找到媳妇)，他却说“恋爱工作失败”；农民们常说“生活没高低，吃食没好坏，能吃饱身体就好”，他却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诉说自己“营养不全，整天吃面食没什么营养。又患有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肾病，心情不愉快……”。一些大人物的名字也时常在他嘴边出现，例如某某某的秘书专门到过他家，某某写过他的材料，但是这些人他又都指靠不上。正像他自己说的，“外边的人(指在外为官或功成名就的人)对我帮助不大”。村民们佩服的是“受得下苦”、有本事过生活的人，至于是否会使用官方话语和科学语言、认识多少外边的大人物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
在当地社区中，世琦老人生活在一个边缘的、差不多被遗忘的角落。这位不适应的老人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在《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Basic Books，1983)一书中所讲述的雷格瑞(Regreg)的故事，这个生活在巴厘岛的不幸的人因为妻子出走引起的愤怒而拒绝在社区中应尽的义务，最后导致被所在村庄、家族和直系亲属遗弃和驱逐，甚至一位来自正式权力系统、同时在当地信仰系统中兼具神圣性的高级地方官员的干预也未能改变当地人们对他做出的裁决。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不同类别之间的界线是分明无误的。无法归人类别的任何事物都会破坏整个结构，必须加以纠正或者把它消除”。而且，基于不同的“世界存在方式”(the way the world is)的意义系统有各自的分野，人们据此去组织行为并维持这些系统的方式。不同的意义系统之间不能兼容，因为生活在不同意义系统中的人们视对方的行动为无意义或者赋予其不同的意义。格尔茨将此概括为“一种赋予特定地方的特定事务以特定意义的方式”，亦即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载《国外社会科学》，1996，1—2期)。
在一个相对偏远、闭塞、自足的小山村中产生的这样一个不适应者，一个当地生活中的失败者，引起我们对于地方性知识和作为外来文化因素的国家意义系统或者叫体制意义系统的关注与思考。令人有些难解的是，为什么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却不能适应，这种不适应是如何产生的。与格尔茨讲述的雷格瑞的例子不同，世琦并没有去直接对抗自己所在社区的规则，并未对原有秩序造成负面影响。如果说所谓不适应表现为行为的失范，即在其他社会成员眼中通常被视为变态的行为，那么世琦的行为方式也只是对社会认同常轨的有限偏离，他所做的只是曾经努力地去适应与迎合来自正式制度的意义系统，只是根据那样一种外来的系统知识去行事，即响应国家号召、政府政策和靠拢正统的意识形态。但却因此与众不同而导致对地方性知识的背离，失去其他社区成员乃至亲属们的认同，造成对自己所生长的文化土壤的“水土不服”。
如果将人喻为“置身于自己织就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那么世琦老人的经历则表明离开原来所处的意义之网而进入另一个意义之网，但却只在其边缘逗留而旋即又被抛回原来的网中，而此时他已经如同一只改变了特性的蜘蛛，形态、色彩、气味都不同了，不能再融入这个自身所从出的老家，因此处于无所附丽和寄托的境地，成了一个文化上的出局者。老人对这样一种尴尬的文化处境有切身的感受和理解，他说自己的一生“先是被利用，然后又被抛弃了”。
这位不适应的老人的故事让我们再次体会到格尔茨所论证的“知识形态的建构必然总是地方性的”(Geertz，1983)。同时它也让我们在更为动态、复杂的视野上看到，当一个外来的文化意义系统(此外来文化系统与地方性知识的复杂关联暂且存而不论)加于原有的地方性知识系统之上时，如何改造、重塑了一个个体，使之在原有生活世界中完全不适，而此种不适又形象地表现出两种文化意义系统的不协调与不相容。当代的文化人类学关注个人和群体生活所凭藉的意义结构，此意义结构是通过“对理解的理解”而得以沟通、解释和表述的。小河村的个案让我们能够了解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意义系统如何与地方性知识发生联系与相互作用，又如何影响到个体的生活历程。据此，个人的生活史便可与大的社会文化的结构和变迁发生关联，成为不同意义系统之间关系的一种隐喻，进而提供从个体的生命经历理解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从微观叙事与个案研究探索深层文化意义和宏观社会世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