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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的符号
上周我们艺术大院的孩子们聚会了，这次聚的人比较多，有二十几个吧。近几年大院的孩子已经聚会过几次了，开始只是几个人，渐渐地聚会的规模大起来，大概是到了怀旧的年龄，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回过头来寻找那些散落的童年记忆。如今，我们这些孩子都到了退休或即将退休的年龄了，而那些老人们呢？活着的已经是风烛残年，还有那么多叔叔阿姨已经离去……不管怎样，大家坐在一起，总要谈起大院曾经的辉煌，那些令我们至今谈起仍感到荣耀的往事。
大概在我4岁的时候，爸爸妈妈把我从天津奶奶家接回沈阳，离开天津窄小的胡同，来到沈阳的大院，空间上的强烈对比使我很兴奋，感觉视野一下子大了。那时对于我来说，天津的符號就是胡同，沈阳的符号就是大院。每当回到天津奶奶家，就会和胡同里的小朋友炫耀沈阳的大院多么多么好。
我们这个艺术大院是由辽歌、辽艺、儿艺三个艺术团体组成的，在当时称之为艺术殿堂绝不为过。尽管这座艺术殿堂没有华丽的外表，只是一个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大院，院墙是由铁丝网围成，院大门两侧一边一条排水明沟，院内更没有高楼大厦，只是几座老式红砖小楼，被我们称作前楼、后楼、十间房、小西楼、新楼……就是这样一个大院在当时仍然那么惹眼。
那时人们的生活很简单，筒子楼的生活很快乐，大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各家各户相互照应着，当大人们忙着做饭的时候，孩子们就在楼道里跑来跑去，各家串着，偶尔闹点儿矛盾，还去家长那里告状……我记得那时各家各户没有多少家具杂物，因此走廊也很宽敞，还专门有人打扫走廊卫生，每天早上都有叔叔阿姨在这儿练功。楼门右侧有个门房，有一台公共电话，高奶奶在那里看电话，谁家来电话会传达。那时有几个老人家，总是坐在楼门旁的石台上唠家常，我印象最深的是徐梅的奶奶，慈眉善目，非常慈祥……
大院的孩子似乎有一种特权，可以窜到院内某个排练场或练功房看看排练，听听练声，久而久之，这些本来就被打上父母遗传密码的孩子开始在文艺上崭露头角。说到这里，还是要感谢文革，为我们这些孩子搭起了展示舞台，那时，我们这些孩子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当有哪个单位革命委员会成立，我们总要演出文艺节目致以祝贺。那时，我是文艺队里最小，也是最笨的一个，只能参加几个集体节目，但只要能跟着出去演出，我就感到很高兴。在后台，看前辈们演出，还能就着面包、汽水，对生活很满足。
到农村去
大概是1969年，省里的几个文艺团体都响应毛主席号召下乡了，我家是最后离开大院的，我们离开的时间是1970年1月3日，那时我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将面临着什么，只是看着身边的小朋友一个个都随着父母走了，心中着急，不断地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啊？”妈妈似乎很不开心，也不愿意多说什么，问烦了就说：“别问了，早晚得走！”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时的大院有多么凄凉，很静，静的令人毛骨悚然，我突然感到极度的孤独，我跑到平时可以聚集很多小伙伴的新楼，明知道已经没有人住，我还是挨个楼门走，每进一个楼门都要从一楼爬到4楼，极度失望的时候会喊一声，而回应我的只有回声。
“空了，空了，人都走了！”我在心里这样说。
终于有一天，我们家也走了，我们去的地方是兴城：兴城县——新立屯公社——钓鱼台大队。妈妈说那个地方的名字很好听，爸爸说他曾经在那里疗养过，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听到海浪拍击海岸的声音。我怀着一份好奇一份美好的期待来到了那个地方，现实却打碎了我所有的幻想。那是一个很穷的地方，远没有地名那么诗意，虽然有海，但人们并没有因为有海而富足，相反相当地贫穷。我记得我们住的房子都是黄土墙壁，窗户没有玻璃，抬头可以看到房梁，早晨醒来，洗脸盘里的水可以冻成实心冰坨儿……
我们在兴城生活了8年，几乎每天都念着大院，盼望快一些重返大院。
兴城有个空军疗养院，院里有一座楼，和我们大院的新楼几乎一模一样，每当我路过那座楼都要多看几眼，我对爸爸说：“那个楼怎么和新楼这么像？”爸爸说：“嗯，可能是一个图纸盖的”。就是这样一座楼，成了我思念大院，想念小伙伴的一个好地方。我常常一个人来到这里，对着那座楼，把眼睛眯起来，虚化这座楼周围的环境，就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我真的回到大院了。
1974年，开始组建辽宁省话剧团，很多孩子随父母回到沈阳，那是我最绝望的时候，爸爸妈妈也绝望了，断定我们没有回沈阳的机会了，妈妈开始在当地海口中学教书，爸爸常去县文工团导戏，后来又去锦州歌舞团帮忙。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我们也许真的再也回不来了。记得爸爸得知自己很有可能回沈的消息，很激动，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急地等待调令，终于有一天爸爸按捺不住重返工作岗位的急迫心情，给领导拍了一封电报，电文是：“还我工作权利！”现在看来，爸爸这么做实在是不靠谱，但如果经历过那段失落、失望甚至绝望的日子，就能理解爸爸当时的心情和做法了。
真正回到大院，已经是1979年了。
永不落幕
前些年，辽艺转企开始付诸实施，大院拆迁也成为事实。如果说现在已经面目全非的大院，还能叫我们这些“老孩子”找到一点儿过去的蛛丝马迹，那么，随着辽艺转企，大院拆迁，大院的痕迹就将被永久删除，如同电脑硬盘被格式化，永远找不回来了。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忘记这个曾经辉煌，令人仰慕的艺术大院，大院情结将无处可系。也许，随着时代的更迭，再辉煌的舞台也难逃谢幕后的凄冷。
在女儿婚礼上，几个辽艺即将退休的演员在那里感叹，抱怨现在的年轻演员怎么不如他们努力，我突然插嘴说：“其实在我心里，最优秀的演员还是我们的父辈们，那些响当当的名字永远刻在心里。 ”比起如今的明星，我们父辈得到的太少。他们没有高额出场费，也没有奖杯、红毯。每场演出只得几毛钱的补助费，但他们演的很真，生活的也很真。而大院的记忆，就是他们留给孩子的礼物，还有我们对先辈们切不断的情思。即使离开或是失去它，也没有遗憾和悲伤，因为过去的美好不可重复，只能追忆。
上周我们艺术大院的孩子们聚会了，这次聚的人比较多，有二十几个吧。近几年大院的孩子已经聚会过几次了，开始只是几个人，渐渐地聚会的规模大起来，大概是到了怀旧的年龄，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回过头来寻找那些散落的童年记忆。如今，我们这些孩子都到了退休或即将退休的年龄了，而那些老人们呢？活着的已经是风烛残年，还有那么多叔叔阿姨已经离去……不管怎样，大家坐在一起，总要谈起大院曾经的辉煌，那些令我们至今谈起仍感到荣耀的往事。
大概在我4岁的时候，爸爸妈妈把我从天津奶奶家接回沈阳，离开天津窄小的胡同，来到沈阳的大院，空间上的强烈对比使我很兴奋，感觉视野一下子大了。那时对于我来说，天津的符號就是胡同，沈阳的符号就是大院。每当回到天津奶奶家，就会和胡同里的小朋友炫耀沈阳的大院多么多么好。
我们这个艺术大院是由辽歌、辽艺、儿艺三个艺术团体组成的，在当时称之为艺术殿堂绝不为过。尽管这座艺术殿堂没有华丽的外表，只是一个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大院，院墙是由铁丝网围成，院大门两侧一边一条排水明沟，院内更没有高楼大厦，只是几座老式红砖小楼，被我们称作前楼、后楼、十间房、小西楼、新楼……就是这样一个大院在当时仍然那么惹眼。
那时人们的生活很简单，筒子楼的生活很快乐，大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各家各户相互照应着，当大人们忙着做饭的时候，孩子们就在楼道里跑来跑去，各家串着，偶尔闹点儿矛盾，还去家长那里告状……我记得那时各家各户没有多少家具杂物，因此走廊也很宽敞，还专门有人打扫走廊卫生，每天早上都有叔叔阿姨在这儿练功。楼门右侧有个门房，有一台公共电话，高奶奶在那里看电话，谁家来电话会传达。那时有几个老人家，总是坐在楼门旁的石台上唠家常，我印象最深的是徐梅的奶奶，慈眉善目，非常慈祥……
大院的孩子似乎有一种特权，可以窜到院内某个排练场或练功房看看排练，听听练声，久而久之，这些本来就被打上父母遗传密码的孩子开始在文艺上崭露头角。说到这里，还是要感谢文革，为我们这些孩子搭起了展示舞台，那时，我们这些孩子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当有哪个单位革命委员会成立，我们总要演出文艺节目致以祝贺。那时，我是文艺队里最小，也是最笨的一个，只能参加几个集体节目，但只要能跟着出去演出，我就感到很高兴。在后台，看前辈们演出，还能就着面包、汽水，对生活很满足。
到农村去
大概是1969年，省里的几个文艺团体都响应毛主席号召下乡了，我家是最后离开大院的，我们离开的时间是1970年1月3日，那时我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将面临着什么，只是看着身边的小朋友一个个都随着父母走了，心中着急，不断地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啊？”妈妈似乎很不开心，也不愿意多说什么，问烦了就说：“别问了，早晚得走！”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时的大院有多么凄凉，很静，静的令人毛骨悚然，我突然感到极度的孤独，我跑到平时可以聚集很多小伙伴的新楼，明知道已经没有人住，我还是挨个楼门走，每进一个楼门都要从一楼爬到4楼，极度失望的时候会喊一声，而回应我的只有回声。
“空了，空了，人都走了！”我在心里这样说。
终于有一天，我们家也走了，我们去的地方是兴城：兴城县——新立屯公社——钓鱼台大队。妈妈说那个地方的名字很好听，爸爸说他曾经在那里疗养过，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听到海浪拍击海岸的声音。我怀着一份好奇一份美好的期待来到了那个地方，现实却打碎了我所有的幻想。那是一个很穷的地方，远没有地名那么诗意，虽然有海，但人们并没有因为有海而富足，相反相当地贫穷。我记得我们住的房子都是黄土墙壁，窗户没有玻璃，抬头可以看到房梁，早晨醒来，洗脸盘里的水可以冻成实心冰坨儿……
我们在兴城生活了8年，几乎每天都念着大院，盼望快一些重返大院。
兴城有个空军疗养院，院里有一座楼，和我们大院的新楼几乎一模一样，每当我路过那座楼都要多看几眼，我对爸爸说：“那个楼怎么和新楼这么像？”爸爸说：“嗯，可能是一个图纸盖的”。就是这样一座楼，成了我思念大院，想念小伙伴的一个好地方。我常常一个人来到这里，对着那座楼，把眼睛眯起来，虚化这座楼周围的环境，就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我真的回到大院了。
1974年，开始组建辽宁省话剧团，很多孩子随父母回到沈阳，那是我最绝望的时候，爸爸妈妈也绝望了，断定我们没有回沈阳的机会了，妈妈开始在当地海口中学教书，爸爸常去县文工团导戏，后来又去锦州歌舞团帮忙。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我们也许真的再也回不来了。记得爸爸得知自己很有可能回沈的消息，很激动，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急地等待调令，终于有一天爸爸按捺不住重返工作岗位的急迫心情，给领导拍了一封电报，电文是：“还我工作权利！”现在看来，爸爸这么做实在是不靠谱，但如果经历过那段失落、失望甚至绝望的日子，就能理解爸爸当时的心情和做法了。
真正回到大院，已经是1979年了。
永不落幕
前些年，辽艺转企开始付诸实施，大院拆迁也成为事实。如果说现在已经面目全非的大院，还能叫我们这些“老孩子”找到一点儿过去的蛛丝马迹，那么，随着辽艺转企，大院拆迁，大院的痕迹就将被永久删除，如同电脑硬盘被格式化，永远找不回来了。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忘记这个曾经辉煌，令人仰慕的艺术大院，大院情结将无处可系。也许，随着时代的更迭，再辉煌的舞台也难逃谢幕后的凄冷。
在女儿婚礼上，几个辽艺即将退休的演员在那里感叹，抱怨现在的年轻演员怎么不如他们努力，我突然插嘴说：“其实在我心里，最优秀的演员还是我们的父辈们，那些响当当的名字永远刻在心里。 ”比起如今的明星，我们父辈得到的太少。他们没有高额出场费，也没有奖杯、红毯。每场演出只得几毛钱的补助费，但他们演的很真，生活的也很真。而大院的记忆，就是他们留给孩子的礼物，还有我们对先辈们切不断的情思。即使离开或是失去它，也没有遗憾和悲伤，因为过去的美好不可重复，只能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