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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13年的春天比以往来得要晚一些，可终归是来了，而且来得十分猛烈，有报道说，北京似乎从冬天直接蹦到了夏天一般，昨天还乍暖还寒呢，今天就“热”情洋溢了，我们身边的杂花春树则如憋足了劲儿的脱兔，一下子就怒放和生发了出来，到处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这样的景致很合我们当下要做的主题——中国的城镇化，也很合中国这30多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历——从长期的抑制之中得到释放，携横扫千军之势一路狂飙突进，快速，猛烈，富有爆发力的同时，给人一种目不暇接的感觉。
诚如本刊编委、北京市委研究室余钟夫研究员所说，30年的高速发展给中国积累了财富也积聚了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在这样的宏观大背景下，被十八大提到国家战略高度的城镇化怎样推进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如何摆正城镇化与经济、环境、科技、教育的关系？城镇化背景下的文化与文明如何保护与培育？城镇化背景下的政治与民生、法律与治理结构能否得到平衡与调和？城镇化过程中大中小城镇之间如何相融共生？
城市是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的中心，是带动新世界发展的动力，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国家的希望和象征。本刊编委、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叶耀先尝试解析城镇化的动力与切入点。
城镇化到底是人的城镇化还是地的城镇化之争似乎已经有了一边倒的结论，我们在各种媒介中看到的都是支持人的城镇化的观点和言论，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引导并实现人的城镇化。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虽然高龄但仍然在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徐惟诚尝试为我们提供答案。
有关城镇化的必然性的论述已经很多了，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都必然要走上城镇化之路，各国的现实就是显而易见的例证，发达国家是这么走过来的，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正在这样走，一些欠发达国家也想加入这一行列。二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需要，靠城镇化拉动内需，借助城镇化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缩短城乡差距，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壁垒，让改革的红利在更大范围为全民所共享，让国家的发展惠及更广泛的人群。这些观点都是无可厚非的，既有历史经验的佐证，也有现实因素的考量。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国家，并且正在向经济总量首国迈进，城市化率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8%达到现在的52%，而达至同样的城市化率，欧、美、日分别用了70-10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人过去30年使用钢筋水泥的数量和速度为世界城市史上所仅见，成千上万的高楼、新城、道路，几乎一夜之间在中华大地神奇出现，这种高速发展使我们惊若过山车的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诸如百城一面、千街雷同，地面鲜亮，地下百衲，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人口蜂聚，空气浊化，房价高企，涨幅过大，公共服务普遍不足，城市安全充满隐患，农人滞城无城籍，城乡关系扭曲，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如此之多如此之大，以致当新一轮城镇化方略出台时，对未来的城镇化的趋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充满疑虑。
以此之故，在城镇化被中共十八大及新一届政府作为重头戏之一高调推出时，我们很有必要对城镇化的方向、方式、路径再作一番辨别和梳理，以获得我们真正想要的那种城镇化。无可置疑，城镇化是中国必须要走的路，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到这一阶段无法绕过的必然选择，是不可回避的。做城市人、实现城镇化，不仅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目标，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可以说走城镇化道路，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另一种表达。所不同的是，城镇化着眼空间演进，工业化立足产业角度，现代化重在文明的进程，而中国梦则是抒情写意的集中表达，更多是一种意识形态宣示和思想动员。
宏大叙事下的细腻思考——人和钱
新城镇化的大幕正在中国拉开。
据悉，由国家发改委牵头，10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今年上半年有望出台，该规划将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该规划若如愿实施，全国城市化率可望于2020年提高到60%，而于远期2040年达到75%，与现有发达国家城市化率相近。以近期目标计，全国城镇户籍居民平均年增长1%，到2020年城镇人口将增加到8亿人左右；全国的城市群将从目前主要的三个增加到十几个……与此相应，全国多个省已提出了有雄心的扩市强镇规划，如闽浙。料想在新一轮城镇化的浪潮下，各地的发展饥渴症将会借助城镇化再掀狂澜。
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波澜壮阔，称得上是宏大叙事。斯蒂格利茨把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并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居首位的挑战和机遇是城镇化，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有一定道理。我以为，中国前30年发展成就实得益于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的发展和遍及全国的城市化，后30年城镇化仍是中国的必然的必须的选择。
这种必然和必须的下面，有两个具体问题当先虑及：第一个问题是人怎么办？第二个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今年三月底在上海举办的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国家开发银行监事长姚中民在致辞中说，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不仅是人口比例的变化和城市面积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发展模式、经济结构、就业方式、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的重要转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推行新型城镇化将面临巨大的中长期的资金缺口，国开行目前已累计发放城镇化贷款5.7万亿元。
姚中民的发言也触及了城镇化中两个问题：人和钱。
我们现有的城镇化以总人口为分母，以常住人口为分子，实际是把许多入城非农就业者都囊括在内，而这些作为城镇化率的贡献者，其实是不完全的市民，他们在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的待遇与真正市民存在着很大差距，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如果不把这些人口计算在内，有估计认为中国现在实有城市化率大概只有35%左右，低于名义城市化率17个百分点。今后城镇化，是否还要继续现有户口歧视政策，也就是说要延续既有不合格的城镇化率，值得考量。这也是社会上对新城镇化疑虑点之一，这样的城镇化率，有点片面化，这样的城镇化背离了人是城镇化的核心这一根本目标和理念。这是新一轮城镇化的关键所在，必须要能从户口的困境中走出来。但是，这不单纯是个道义问题，背后还有大笔单子要买。 除却上述解决户口困境所需国家和各级政府花大笔财力之外，建城、造城、扩城，造路、投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本身就需巨量投资，这些钱从哪里来？还要依靠土地财政吗？在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土地财政面临考验，其与房地产的互相推高已令中国的房市心惊肉跳，更令中国的宏观经济充满饮鸩止渴的远忧，撬动新一轮城镇化实在需要有高超的智慧，只有不给未来中国发展埋下隐患的有效的发展政策和思路，才是新城镇化决策者所要寻找的，这是对新城镇化的最大考验。
我们从过去城市化经验需要汲取什么
在我们走向新的城镇化之路时，我们有必要回顾并审视一下我们刚刚快速走过来的路。
过去30年我们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其中城市建设的成就也可载入史册。但是，在史无前例的造城运动的背后，我们也看到，囿于当时发展条件、认识水平，过去30年热火朝天的城市化， 可以用急功近利四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渴望发展心太急，渴望改善居所欲太强，渴望过好日子愿太切。由此造成我们城市化的无与伦比的大跃进，笔者未能亲历上个世纪50年代发高烧时期的大跃进的种种所为，只在历史文字记载和影像资料中看见过，深为那个年代的激情、狂躁和无知而叹息，然过去这些年我们的城市化的速度、烈度，不亚于一场“跃进”。
我们不惜以巨大的环境、资源、历史人文为代价，随意改变千百年来先贤总结摸索形成的空间、河流和人文肌理，甚至无视自然地理条件的约束，我们一些怀揣高学历的地方大小官员，他们对一地发展的历史意识、责任感和长远考虑恐怕还不及古时候的父母官。环视神州，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年之间平地拔起一座座似曾相识的城池。泊来的城廓、相同年轮的建筑遍布各地。笔者曾参与奥运火炬传递，走过中西南北中，行经大中小60多个城市，常常一觉醒来，分不清在南在北、在东在西，相似的街区、相似的广场、相似的居民小区，相似的公园，甚至相似的花草树木，街灯和广告，单调而无趣，缺少内涵和品位，亦缺少地域文化的特色，更缺少中国文化的元素。过去30年城镇化中的创造物，虽多且滥，然无视地理的分别，不顾气候的不同，忽略人文的差异倒是惊人的一致，一张图纸吃遍南北，一个景观设计到处中标，应该不是夸张。
30年的城镇化历程当中，需要总结的东西很多。现实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恐怕还没有很好的汲取经验、总结教训。强拆还在全国上演，不少地方政府仍然依靠土地财政过日子、不断上马政绩工程，城市定位和发展规划仍然是长官意志和拍脑门子决策在主导……我们想要好的城镇化，理想状态下的城镇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实现以人为本。可眼下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条比较可靠的路径和方法，尤其是欠缺冷静理性平和的发展心态。
芒福德在其代表作《城市发展历史》中曾感叹，十九世纪是城市发展患病的世纪，二十世纪则是以病术治疗的奇怪世纪，芒氏之言尤需记取。中国在快速复制、拷贝、借鉴外来规划和设计的同时，也在重复既往的一些错误和病毒。
纵观城镇化狂躁的今日中国，今天那些骄人的建设和发展成就，又有多少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包括我们的GDP的质量，那样的急就章、那样的不计后果，很可能有些今日之成绩就是日后之败笔。古人云：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
新城镇化总体格局和重点应当是什么
城镇化涉及成千上万个市镇，波及面广泛，我们国家国情又这么复杂，各地发展差异很大，城镇化怎么个搞法，是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前30年的城镇化过程，我们可能会发现，国家层面对城镇化的格局，城镇化的速度和节奏的控制、指导和调控基本上被各地实际发展需要推着走，国家有关部委主要通过控总规的方式实现对各地城镇化进程的管控，然而，红头文件的一刀切，不能使行政意志适合发展差异很大的各地发展实际，而使得其实施面临强大的地方意志的博弈，文件式统一管控的合理性和僵硬性并存，实际上经常宽严失当，进退失据。至今仍在进行的房地产调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关于城镇化的总体格局，改革开放初期，一度有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发展战略，以江南小城镇为肇始样板，那种中国式类欧田园小城一度为人们所向往，但没有真正形成主导。其后，随着经济特区发展和沿海开放城市的出现，产生了深圳、苏州、青岛、大连、宁波、无锡、佛山、东莞为代表的一批中等城市明星（按国际比较，今天不能再被看作中等城市），因而，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也出现过中等城市主导战略的建议， 也只是坊间议议，未成为国家战略。再往后，直辖市、省会城市凭借其既有基础、有利地位和对发展资源的综合控制力，主导全国各地城市化进程。在上述过程中，沿海省市发展出一批新中小城市（撤地设市和县级市为主），内地也有少量中小城市明星。这大致就是前30年城镇化的故事。
幸福的时光并不久长，历史翻到今天这一页，随着汽车时代的迅速到来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大量增加，中国十年前就出现了大城市病的困扰。以北京、上海、广州特大城市为代表，今天的中国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已经有100多个，其中已有不少为城市病所苦。
新城镇化何为主角？颇费思量。首先，特大城市应以控制大城市病不恶化为前提，实现必要的限制性和理性化发展，同时发挥其作为区域中心城市核心作用构建若干城市群；其次，提升、完善、做精现有中等强市；再次，重点建设、提升一批中小城市，以沿海地区的强镇和内地适宜市县为主。此外，还可以考虑在一些特殊区位，如边境、海岛、深陆、资源交通和战略要地等，有意识扶建若干城市，最终形成结构合理、相对均衡、适应长远发展需要的城市布局和体系。
规划虽好最终有赖于实施
我们知道，城镇化是大势所趋，是大决策，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隆中对虽好，也禁不起丢荆州、失街亭、火烧联营之失，蜀汉终败于司马氏而归晋，即是史鉴。大方略需要有高超的行动规划和富于机变的执行力。新城镇化也不例外。 一是心智上要保持冷静，避免急功近利。发展一经发动，易生激进和偏激，要高度重视并克服发展中的“左倾幼稚病”，其背后往往是权力与市场的互推。否则的话，行得越远，错得越多，还不如慢一些，今天的中国日子比30年前要好得多，没有必要太饥饥渴渴。要有长远建设的决心和耐力，留得净土在，不怕没机会。
二是坚持生态文明的思路。在产业布局的时候尽量多考虑环境友好型、绿色环保，即便二三线地区不能完全实现，也要近绿浅绿。经历了30年的低端打工，今天我们有条件也应当采取招商选资——设置一些产业准入的门槛，把低碳、环保、可循环、高附加值等考虑进去，至少不那么来者不拒。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工程建筑项目，可否尽量多的选用环保低碳的材料，多考虑节能减排的设备设施。
三是真正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过去多年一直讲规划是龙头，实际上规划听命于长官意志、屈服于权力和利益集团，是个“恭顺的婢女”。另一方面，规划是“傲慢的公子”，高高在上，冷漠僵化，知错不改，缺乏对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灵活反应。要让规划真正成为龙头，就必须使规划回到反映一地发展客观需要、体现社会贤达和平民百姓意见的常态上来。
还有，新一轮城镇化，空间上，有条件的城市能否实现地上地下统一规划，国外真正做得好的我们要学到，超前规划，百年大计。参观巴黎，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铁塔、圣母院，而是他们的下水道。过去，我们的规划对待地下空间是比较忽视的，地下空间规划的同一性、系统性与先进城市相比差距很大，换言之，我们的一些城市是建筑在百衲布般的基础之上的表面鲜亮的堆积物。
四是要尊重市场尊重法律。尊重市场，使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在规划的组织、实施和审批上，规划之后的建设、投资则回归市场主导；尊重市场，不是迷信市场，不是放任市场，也不是以权力代替市场、压制市场；而是管制市场，给市场套上缰绳，打击不法市场行为。尊重市场就是尊重民意，尊重法制，必然要求政府自身行为要遵循法律和规范，要尊重市民个体权利和利益的维护，让民意不再沉默，并且有法律提供有力保障的顺畅的渠道表达，这既是政治民主化的体现，也是城镇化持续稳定发展的必需！城镇化的终极目标应当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生存质量的提高。
五是尤应保持中国传统精神和文化特色。百多年来，中华传统文明受到西式文明的强力挑战，造成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过多批判，甚至抛弃；中国筑城造园艺术作为中国文化和哲学的体现，也被轻慢。今天，火柴壳似的现代建筑，俗丽造作的景观艺术，充斥中国大地。假洋设计、假洋格式，粗糙施工、俗丽装饰，是时下中国城建的通病和滥觞。
漫步北京街头，近二十年的建筑中难得有赏心悦目的作品，更遑论有传统文化和精神的愉悦和美感，城市和建筑是一个人群、一个文化族的共同家园，应当有自身的特色、印记和遗传。环视四周，鲜有熟悉、亲切感和内涵的建筑，那些新奇的建筑，甚至还不如带琉璃顶的一些老建筑，“穿西装带瓜皮帽”，一看还能有中国建筑的元素。一座城市、一个建筑，终归要提供一方人居住和生活，体现一方水土的本性要求。
城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现代化的代名词，意味着城乡差距的消弭，指望于社会末端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使城市与乡村之间实现良性、平滑的互动。城镇化全面实现之日，其实也是中国梦实现之时。
（责任编辑：笛音）
这样的景致很合我们当下要做的主题——中国的城镇化，也很合中国这30多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历——从长期的抑制之中得到释放，携横扫千军之势一路狂飙突进，快速，猛烈，富有爆发力的同时，给人一种目不暇接的感觉。
诚如本刊编委、北京市委研究室余钟夫研究员所说，30年的高速发展给中国积累了财富也积聚了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在这样的宏观大背景下，被十八大提到国家战略高度的城镇化怎样推进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如何摆正城镇化与经济、环境、科技、教育的关系？城镇化背景下的文化与文明如何保护与培育？城镇化背景下的政治与民生、法律与治理结构能否得到平衡与调和？城镇化过程中大中小城镇之间如何相融共生？
城市是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的中心，是带动新世界发展的动力，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国家的希望和象征。本刊编委、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叶耀先尝试解析城镇化的动力与切入点。
城镇化到底是人的城镇化还是地的城镇化之争似乎已经有了一边倒的结论，我们在各种媒介中看到的都是支持人的城镇化的观点和言论，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引导并实现人的城镇化。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虽然高龄但仍然在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徐惟诚尝试为我们提供答案。
有关城镇化的必然性的论述已经很多了，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都必然要走上城镇化之路，各国的现实就是显而易见的例证，发达国家是这么走过来的，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正在这样走，一些欠发达国家也想加入这一行列。二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需要，靠城镇化拉动内需，借助城镇化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缩短城乡差距，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壁垒，让改革的红利在更大范围为全民所共享，让国家的发展惠及更广泛的人群。这些观点都是无可厚非的，既有历史经验的佐证，也有现实因素的考量。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国家，并且正在向经济总量首国迈进，城市化率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8%达到现在的52%，而达至同样的城市化率，欧、美、日分别用了70-10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人过去30年使用钢筋水泥的数量和速度为世界城市史上所仅见，成千上万的高楼、新城、道路，几乎一夜之间在中华大地神奇出现，这种高速发展使我们惊若过山车的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诸如百城一面、千街雷同，地面鲜亮，地下百衲，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人口蜂聚，空气浊化，房价高企，涨幅过大，公共服务普遍不足，城市安全充满隐患，农人滞城无城籍，城乡关系扭曲，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如此之多如此之大，以致当新一轮城镇化方略出台时，对未来的城镇化的趋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充满疑虑。
以此之故，在城镇化被中共十八大及新一届政府作为重头戏之一高调推出时，我们很有必要对城镇化的方向、方式、路径再作一番辨别和梳理，以获得我们真正想要的那种城镇化。无可置疑，城镇化是中国必须要走的路，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到这一阶段无法绕过的必然选择，是不可回避的。做城市人、实现城镇化，不仅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目标，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可以说走城镇化道路，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另一种表达。所不同的是，城镇化着眼空间演进，工业化立足产业角度，现代化重在文明的进程，而中国梦则是抒情写意的集中表达，更多是一种意识形态宣示和思想动员。
宏大叙事下的细腻思考——人和钱
新城镇化的大幕正在中国拉开。
据悉，由国家发改委牵头，10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今年上半年有望出台，该规划将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该规划若如愿实施，全国城市化率可望于2020年提高到60%，而于远期2040年达到75%，与现有发达国家城市化率相近。以近期目标计，全国城镇户籍居民平均年增长1%，到2020年城镇人口将增加到8亿人左右；全国的城市群将从目前主要的三个增加到十几个……与此相应，全国多个省已提出了有雄心的扩市强镇规划，如闽浙。料想在新一轮城镇化的浪潮下，各地的发展饥渴症将会借助城镇化再掀狂澜。
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波澜壮阔，称得上是宏大叙事。斯蒂格利茨把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并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居首位的挑战和机遇是城镇化，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有一定道理。我以为，中国前30年发展成就实得益于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的发展和遍及全国的城市化，后30年城镇化仍是中国的必然的必须的选择。
这种必然和必须的下面，有两个具体问题当先虑及：第一个问题是人怎么办？第二个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今年三月底在上海举办的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国家开发银行监事长姚中民在致辞中说，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不仅是人口比例的变化和城市面积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发展模式、经济结构、就业方式、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的重要转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推行新型城镇化将面临巨大的中长期的资金缺口，国开行目前已累计发放城镇化贷款5.7万亿元。
姚中民的发言也触及了城镇化中两个问题：人和钱。
我们现有的城镇化以总人口为分母，以常住人口为分子，实际是把许多入城非农就业者都囊括在内，而这些作为城镇化率的贡献者，其实是不完全的市民，他们在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的待遇与真正市民存在着很大差距，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如果不把这些人口计算在内，有估计认为中国现在实有城市化率大概只有35%左右，低于名义城市化率17个百分点。今后城镇化，是否还要继续现有户口歧视政策，也就是说要延续既有不合格的城镇化率，值得考量。这也是社会上对新城镇化疑虑点之一，这样的城镇化率，有点片面化，这样的城镇化背离了人是城镇化的核心这一根本目标和理念。这是新一轮城镇化的关键所在，必须要能从户口的困境中走出来。但是，这不单纯是个道义问题，背后还有大笔单子要买。 除却上述解决户口困境所需国家和各级政府花大笔财力之外，建城、造城、扩城，造路、投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本身就需巨量投资，这些钱从哪里来？还要依靠土地财政吗？在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土地财政面临考验，其与房地产的互相推高已令中国的房市心惊肉跳，更令中国的宏观经济充满饮鸩止渴的远忧，撬动新一轮城镇化实在需要有高超的智慧，只有不给未来中国发展埋下隐患的有效的发展政策和思路，才是新城镇化决策者所要寻找的，这是对新城镇化的最大考验。
我们从过去城市化经验需要汲取什么
在我们走向新的城镇化之路时，我们有必要回顾并审视一下我们刚刚快速走过来的路。
过去30年我们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其中城市建设的成就也可载入史册。但是，在史无前例的造城运动的背后，我们也看到，囿于当时发展条件、认识水平，过去30年热火朝天的城市化， 可以用急功近利四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渴望发展心太急，渴望改善居所欲太强，渴望过好日子愿太切。由此造成我们城市化的无与伦比的大跃进，笔者未能亲历上个世纪50年代发高烧时期的大跃进的种种所为，只在历史文字记载和影像资料中看见过，深为那个年代的激情、狂躁和无知而叹息，然过去这些年我们的城市化的速度、烈度，不亚于一场“跃进”。
我们不惜以巨大的环境、资源、历史人文为代价，随意改变千百年来先贤总结摸索形成的空间、河流和人文肌理，甚至无视自然地理条件的约束，我们一些怀揣高学历的地方大小官员，他们对一地发展的历史意识、责任感和长远考虑恐怕还不及古时候的父母官。环视神州，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年之间平地拔起一座座似曾相识的城池。泊来的城廓、相同年轮的建筑遍布各地。笔者曾参与奥运火炬传递，走过中西南北中，行经大中小60多个城市，常常一觉醒来，分不清在南在北、在东在西，相似的街区、相似的广场、相似的居民小区，相似的公园，甚至相似的花草树木，街灯和广告，单调而无趣，缺少内涵和品位，亦缺少地域文化的特色，更缺少中国文化的元素。过去30年城镇化中的创造物，虽多且滥，然无视地理的分别，不顾气候的不同，忽略人文的差异倒是惊人的一致，一张图纸吃遍南北，一个景观设计到处中标，应该不是夸张。
30年的城镇化历程当中，需要总结的东西很多。现实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恐怕还没有很好的汲取经验、总结教训。强拆还在全国上演，不少地方政府仍然依靠土地财政过日子、不断上马政绩工程，城市定位和发展规划仍然是长官意志和拍脑门子决策在主导……我们想要好的城镇化，理想状态下的城镇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实现以人为本。可眼下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条比较可靠的路径和方法，尤其是欠缺冷静理性平和的发展心态。
芒福德在其代表作《城市发展历史》中曾感叹，十九世纪是城市发展患病的世纪，二十世纪则是以病术治疗的奇怪世纪，芒氏之言尤需记取。中国在快速复制、拷贝、借鉴外来规划和设计的同时，也在重复既往的一些错误和病毒。
纵观城镇化狂躁的今日中国，今天那些骄人的建设和发展成就，又有多少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包括我们的GDP的质量，那样的急就章、那样的不计后果，很可能有些今日之成绩就是日后之败笔。古人云：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
新城镇化总体格局和重点应当是什么
城镇化涉及成千上万个市镇，波及面广泛，我们国家国情又这么复杂，各地发展差异很大，城镇化怎么个搞法，是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前30年的城镇化过程，我们可能会发现，国家层面对城镇化的格局，城镇化的速度和节奏的控制、指导和调控基本上被各地实际发展需要推着走，国家有关部委主要通过控总规的方式实现对各地城镇化进程的管控，然而，红头文件的一刀切，不能使行政意志适合发展差异很大的各地发展实际，而使得其实施面临强大的地方意志的博弈，文件式统一管控的合理性和僵硬性并存，实际上经常宽严失当，进退失据。至今仍在进行的房地产调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关于城镇化的总体格局，改革开放初期，一度有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发展战略，以江南小城镇为肇始样板，那种中国式类欧田园小城一度为人们所向往，但没有真正形成主导。其后，随着经济特区发展和沿海开放城市的出现，产生了深圳、苏州、青岛、大连、宁波、无锡、佛山、东莞为代表的一批中等城市明星（按国际比较，今天不能再被看作中等城市），因而，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也出现过中等城市主导战略的建议， 也只是坊间议议，未成为国家战略。再往后，直辖市、省会城市凭借其既有基础、有利地位和对发展资源的综合控制力，主导全国各地城市化进程。在上述过程中，沿海省市发展出一批新中小城市（撤地设市和县级市为主），内地也有少量中小城市明星。这大致就是前30年城镇化的故事。
幸福的时光并不久长，历史翻到今天这一页，随着汽车时代的迅速到来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大量增加，中国十年前就出现了大城市病的困扰。以北京、上海、广州特大城市为代表，今天的中国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已经有100多个，其中已有不少为城市病所苦。
新城镇化何为主角？颇费思量。首先，特大城市应以控制大城市病不恶化为前提，实现必要的限制性和理性化发展，同时发挥其作为区域中心城市核心作用构建若干城市群；其次，提升、完善、做精现有中等强市；再次，重点建设、提升一批中小城市，以沿海地区的强镇和内地适宜市县为主。此外，还可以考虑在一些特殊区位，如边境、海岛、深陆、资源交通和战略要地等，有意识扶建若干城市，最终形成结构合理、相对均衡、适应长远发展需要的城市布局和体系。
规划虽好最终有赖于实施
我们知道，城镇化是大势所趋，是大决策，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隆中对虽好，也禁不起丢荆州、失街亭、火烧联营之失，蜀汉终败于司马氏而归晋，即是史鉴。大方略需要有高超的行动规划和富于机变的执行力。新城镇化也不例外。 一是心智上要保持冷静，避免急功近利。发展一经发动，易生激进和偏激，要高度重视并克服发展中的“左倾幼稚病”，其背后往往是权力与市场的互推。否则的话，行得越远，错得越多，还不如慢一些，今天的中国日子比30年前要好得多，没有必要太饥饥渴渴。要有长远建设的决心和耐力，留得净土在，不怕没机会。
二是坚持生态文明的思路。在产业布局的时候尽量多考虑环境友好型、绿色环保，即便二三线地区不能完全实现，也要近绿浅绿。经历了30年的低端打工，今天我们有条件也应当采取招商选资——设置一些产业准入的门槛，把低碳、环保、可循环、高附加值等考虑进去，至少不那么来者不拒。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工程建筑项目，可否尽量多的选用环保低碳的材料，多考虑节能减排的设备设施。
三是真正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过去多年一直讲规划是龙头，实际上规划听命于长官意志、屈服于权力和利益集团，是个“恭顺的婢女”。另一方面，规划是“傲慢的公子”，高高在上，冷漠僵化，知错不改，缺乏对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灵活反应。要让规划真正成为龙头，就必须使规划回到反映一地发展客观需要、体现社会贤达和平民百姓意见的常态上来。
还有，新一轮城镇化，空间上，有条件的城市能否实现地上地下统一规划，国外真正做得好的我们要学到，超前规划，百年大计。参观巴黎，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铁塔、圣母院，而是他们的下水道。过去，我们的规划对待地下空间是比较忽视的，地下空间规划的同一性、系统性与先进城市相比差距很大，换言之，我们的一些城市是建筑在百衲布般的基础之上的表面鲜亮的堆积物。
四是要尊重市场尊重法律。尊重市场，使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在规划的组织、实施和审批上，规划之后的建设、投资则回归市场主导；尊重市场，不是迷信市场，不是放任市场，也不是以权力代替市场、压制市场；而是管制市场，给市场套上缰绳，打击不法市场行为。尊重市场就是尊重民意，尊重法制，必然要求政府自身行为要遵循法律和规范，要尊重市民个体权利和利益的维护，让民意不再沉默，并且有法律提供有力保障的顺畅的渠道表达，这既是政治民主化的体现，也是城镇化持续稳定发展的必需！城镇化的终极目标应当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生存质量的提高。
五是尤应保持中国传统精神和文化特色。百多年来，中华传统文明受到西式文明的强力挑战，造成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过多批判，甚至抛弃；中国筑城造园艺术作为中国文化和哲学的体现，也被轻慢。今天，火柴壳似的现代建筑，俗丽造作的景观艺术，充斥中国大地。假洋设计、假洋格式，粗糙施工、俗丽装饰，是时下中国城建的通病和滥觞。
漫步北京街头，近二十年的建筑中难得有赏心悦目的作品，更遑论有传统文化和精神的愉悦和美感，城市和建筑是一个人群、一个文化族的共同家园，应当有自身的特色、印记和遗传。环视四周，鲜有熟悉、亲切感和内涵的建筑，那些新奇的建筑，甚至还不如带琉璃顶的一些老建筑，“穿西装带瓜皮帽”，一看还能有中国建筑的元素。一座城市、一个建筑，终归要提供一方人居住和生活，体现一方水土的本性要求。
城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现代化的代名词，意味着城乡差距的消弭，指望于社会末端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使城市与乡村之间实现良性、平滑的互动。城镇化全面实现之日，其实也是中国梦实现之时。
（责任编辑：笛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