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首歌叫什么，名字记不得了，其中一句歌词是：“忧愁它总是缠绕着我。”要是叫我唱，该唱成：“磨难它总是缠绕着我。”
真的，在我这一生里，从小到大，甚至可说到老，总有磨难伴随着，缠绕着。
经得多了，也就想开了。有时实在气愤不过，到没人处，大声地吟诵两句蒋光慈的诗以遣怀，以泄愤。诗句是这样的：“毁谤啊，飘零啊，/这是你的命运吧，/抑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这心态，很有点鲁迅笔下的阿Q先生，一想到儿子打老子，打的又是这样一个优秀的老子，气也就消了。人在危难时，得把自己想得高点，大点，要不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
这是年轻时的事，现在没这样的激情了，淡然一笑了之。
人生世事来回想。想上几个来回，我倒是觉得，一个装模作样的人，就该着这样的命运。生活事业都顺遂的人，没必要装模作样。装模作样与人生坎坷之间，究竟孰因孰果，实在是一笔说不清道不白的糊涂账。
一次帮助会
又要说到樊志美老师了。
一九六一年春天，我在临晋中学上二年级，樊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
其时阶级斗争的弦，已有了往紧里绷的迹象。这当然是事后的认识。当时只是感到，政治老师讲课，讲阶级斗争、思想改造的时候多了，顺便也会讲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之类的话。每当老师讲到这些问题，我总觉得心虚，好像讲的就是我。樊老师在班上讲什么，也会冒出一半句这样的话。再就是，总是敲打我。捣蛋的事不说，因为那是要有事实的，而骄傲自满一类的指责，是不需要什么事实的，想说就可以说。实际上我的学习并不怎么好，只算个上中等。跟班上那些好学生相比，还差一大截子。
说到这里，还得补上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些捣蛋学生，确实够可恶的。比方说，我们几个在下边议论起来，总是说樊老师偏向坡上的学生。那时班上的学生，年龄大的，似乎坡上的学生多些。我记得有个张姓女同学，是坡上的，岁数总比我大三四岁，要是我十五岁的话，她总在十八九，那模样那身段，跟我们村的年轻媳妇差不了多少。后来，就更不像话了，还说樊老师跟这个女同学怎样怎样。纯粹是胡编乱造，根本没有的事。
几件事加在一起，樊老师不高兴了，想来是在他的授意下，班上开了次对我的帮助会。所以叫帮助会不叫批判会，本意是治病救人，不是真的要把你怎么样。
确实只是批评帮助，没有什么严厉的话语。只有一个年龄大的男同学，是我们的班长，自恃年龄大，见识广，说起话来甚是尖刻。说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而又不好好改造自己思想的学生，将来是没有前途的，不能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合格的接班人。
我也据理反驳，说的当然也是政治课上学的那些话，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话不光对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适用，对大家都适用。我这样的家庭出身不是我能选择的，你们那样的家庭出身也不是你们自己能选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一样的。出身不好的要改造思想，好好学习，出身好的也要提高思想觉悟，好好学习。总不能说出身不好的要好好学习，出身好的就不需要好好学习吧？出身不好的不好好改造思想，不能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合格的接班人，出身好的不好好学习，也成不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合格的接班人。
上面这些话，当然不会是原话，意思肯定是这个意思。
“韩安远你净狡辩，你自以为学习好，就骄傲自满，要叫我说，你还差得远哩！”班长自以为大几岁，根本不把我这个小同学放在眼里。
“不能说学习好就一定骄傲自满，学习不好的也会骄傲自满。不管是谁，当学生的，总应当先学习好吧。”
在班上，我们这些年龄小些的同学，大体说来，学习都比较好。我心里就不怎么看得起这些年龄大，个子高，当着班干部而学习不好的同学。他们说不过我，我也说不过他们，批评会就这样顶了牛。樊老师坐不住了，是下午，快放学了，当即宣布停止发言，他来做总结。又是“三分钱一个李子”那一套，总算是用班主任的威势把我镇住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遇到的批评会，此后这样的批评会，更厉害些的批判会，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若干次。相比而言，这次要算是最轻松的，最好对付的，可说是儿戏一般。
现在想来，有一件事，是我对不起樊老师的。
一九六二年春天，为了应付中考，初三学生提前毕业，这样，不参加中考的同学就可以回家了。这一年，大概不参加中考的学生特别多，各班人数显著减少，学校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将原先的四个班打乱编成三个班。樊老师不当我们的班主任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听到一个说震惊也不震惊，说不震惊也多少有些震惊的消息，樊老师不当老师了，回坡上他老家村里种地去了。
他在的时候，我们怕他；真的走了，又是回了村里，还怪留恋的。他这人心眼不坏，人挺聪明，只是文化程度不高，爱发脾气。就是他的爱发脾气，怕也是遇上了我这样的捣蛋学生才激起的。想他的本心，能来到临晋中学这样的学校工作，又当着最吃香的红旗班主任，定然是想好好露一手的。绝不会想到，时势会这样的无情，要你的时候，是香饽饽，不要了，就打发回农村了。
我对不起他的一件事是，农历六月初六，是镇上的一个庙会，我们还在学校复习，听说樊老师跟他媳妇，摆了个炸油糕的摊子。我们几个调皮学生，说咱们去樊老师的摊子买油糕吃吧，说是这么说，谁也没这个胆量。庙会三天，最后一天，后晌放学回来，在东关街上，看见樊老师在前面走，一手提着一个长板凳，像是会散了，还借下的家具。我们是一个方向，都快到他背后了，按说我该问候一声，可总觉得，他是来卖油糕的，问了或许会尴尬，便跳到旁边的店铺屋檐下，顺着墙根快步超过他走了。
过后听樊老师对有的同学说：“我真是造孽啊，教了学生一场，韩安远见了我都避着走！”
樊老师，五十年了，这事儿我一直记在心里，愧疚得很，请你原谅我的薄情与无知吧！
你永远是我的好老师。
遣 返 我是个省事迟，又缺心眼的人。
若说初中时的一个帮助会，让我意识到出身不好多么可怕，那是高看我了。当时还挺得意的，觉得诸葛亮舌战群儒，怕也就是这个样子吧。党都说啦，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已选定了走革命的道路，还怕你们说三道四吗？
再就是，高中毕业，不管政审怎样严厉，毕竟考上了大学，也让我信服党的政策确实是英明的，给出路的。只要有给出路这一条，不管这条路多么窄，只要你优秀，总会走过去的。考上山西大学，虽说不是那么满意，仍在想着，将来考研究生，一定要考个更好的大学，或者干脆去国外读书去。我们系有个叫程仁乾的年轻教员，就是在波兰读了硕士回来的。
真正让我感受到出身不好的屈辱，心灵受到伤害的，是“文革”初期，去了重庆，将要乘船东下，又突然被遣返回来这件事。
那是一九六六年九月间，“大串联”还没开始，先去的地方是西安，名义是支援西安的学生运动。此前各种消息传来，说西安的大学生在中共西北局门前静坐示威，挨了打，西安大学生革命造反联合会，向全国各大学发出求援信，要求来西安给以声援。我们系高年级同学看到了，便组织了这次西安之行。
九月初吧，一天傍晚，楼道里忽然有人呼喊，走，到省委去，要求声援西安的学生运动。
当时已停了课，整天闲着没事，一听说去省委，当即去了十几个人。我也跟上去了。
现在省政府的东院，当年是省委办公的地方。高年级的几个同学进去交涉了，我们在外面等了又等，天黑了，交涉的同学出来了，说省委同意了我们的革命要求，拨给经费和粮票，南下声援西安的学生运动。记得省委秘书长，还出来见了我们，叮嘱路上要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当天晚上报名，谁想去就去。全系五个年级，去了三十几个人。领队是谁不知道，该是高年级的同学，我们班的班长也去了，若有个领导小组的话，会是小组的成员。
去了西安，事件已平息了。
我们住在西安工业大学，好像没有什么自由活动，去哪儿都是一起去，去过碑林、大雁塔，还去过什么地方，记不得了。西工大像是个新成立的大学，学生楼都用抽水马桶。墙上一个白瓷水箱，旁边吊着一个金属链子，便后一拉，水就哗地冲了出来。先是大水，随后的小水，还要流上一会儿。我是第一次用这个玩意儿，不知道流上一阵儿，会自动停住的。拉了一下，大便已冲下，而仍在流，以为是自己给拉坏了。攀住旁边的管道爬上去看了看，没坏呀。怕有人来，赶紧走开。不放心，隔了一会儿又假装上厕所，去看了那个蹲位，水早就停了，这才放下心。
玩了两天，南下去了成都。
也是住在一个大学里，是成都商学院吧，校园不大，中式小楼，楼前庭院里，树木花草，蓊蓊郁郁。给人的感觉，不像是一所大学，而是什么大官僚的府第。那两天老是下雨，常是下上一阵，晴上一阵又下起来。我们曾去中共西南局大院，声援在那儿静坐示威的学生。没事了，也去街上转转。感触最深的是，到处都是茶馆，油亮的竹椅，黑糊糊的灶台，悠闲的茶客，袒腹而坐，悠然自得，根本不理睬外面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这情景，让人想起沙汀的一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写的正是这样的茶馆。前些年去成都，这样古旧的茶馆，再也见不到了。见到的是，公园里外面，空场子里，一摆开就是几十张茶桌，旁边堆着的桌椅，摊开该又是几十桌。这哪里是茶馆，该叫茶市了。
下来便是重庆，设想是由重庆坐江轮，直达武汉，再经郑州、北京，回到太原。
在重庆，住重庆大学。一进校门，便感受到了革命气势的逼人。
主楼前，有接待站，专管外地学生的食宿安排。主楼上，垂下来一条一条的大幅标语，除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类常规口号外，还有些措辞甚是严厉的口号：“革命的留下来，不革命的滚回去！”“红五类欢迎，黑五类滚蛋！”
在重庆，似乎没有参与当地的学生运动。去过哪儿，记不清了，想来渣滓洞和白公馆该是去过的。我们玩的时候，领导组的同学便去办船票。先说弄不下，晚上，好消息传来，说通过什么关系，船票弄到手了，明天一早就可以上船了。
知道要经三峡去武汉，我心里那个激动呀，由不得就想到了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到了武汉，就能看到那“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了。正当我靠在被子上，浮想联翩的时候，我们的班长进来了。
“安远，我跟你说一下。”傍晚，班长找见我，一本正经地说，“说了你不要有情绪。来重庆，人家就不让‘黑五类’学生登记，我们瞒了，给你们几个登记了，往后会更严，不能因为你们几个，影响了大队人马的行程，你跟高年级的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现在就返回去。这儿没有去太原的火车，给你们买的是到北京的票，在北京玩上两天，就可以回学校了。”
说着将一张火车票递过来。
旁边的铺位上，一起出来的几个同学正看着我。大概班长觉得，这样的行动，没必要回避人，或者觉得，只有当着众人的面宣布，才更具革命威力。
有什么可说的呢，我默默地接过火车票，总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好，给大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这是遣返，只是没有人押着罢了。
遣返这个词，我是熟悉的。在去西安的火车上，就曾看到被遣返回乡的地富分子，被两个像是中学生的红卫兵，用带铜扣的军用皮带狠狠地抽打。想不到遣返这种事，会落在自己身上。虽说不会有人打我，但心里的伤痛，一点不亚于军用皮带落在身上的感觉。
第二天早饭后，卡好钟点，我和高年级的三个同学，一起乘公交车去火车站。
上车前，在站前广场，看见有卖一种大大的，淡绿色皮儿的水果，也不知道叫什么，心想，到了南方，总该尝个鲜吧。便买了一个。分散坐下，晚上一个人悄悄地吃了。后来才知道是柚子。
虽说心情坏到极点，北京毕竟是头一次来，颐和园总要去的，去了总该留个影。这张照片，现在还保存着。正午时分，阳光从头顶射下来，额头光亮，两颊灰黑，下巴尖长，一脸晦气，跟个囚犯似的。这副德行，胳膊还弯过来，一本小小的红宝书，端端正正的擎在胸前。红宝书不是我的，是摄影师的道具，谁要照相，都是这个姿势。 还去了王府井，在南口进去不远，路东一个巷子的口上，有家烤鸭店，来了北京怎么能不尝尝烤鸭？进去一看，竟有卖四分之一的，也就两块钱吧，要了一份，面饼黄酱葱丝，一应俱全。一人默默地吃了，还给端来一碗鸭架子汤。我这人，一是嘴馋，第二才是嘴贱，爱说话。馋与贱之间有什么关系，一下子说不清爽，此刻能想到的，都是一种“口腹之乐”。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以来，受益最大的该是我们这种嘴贱之人。
你想么，过去的士子，要写好文章，先要熟读诗书，铭记于心，然后才能毕肖其声口，写出词语典雅而音韵铿锵的文章。白话文讲究的是言文一致，像我们这种人，只要叽里咕噜说下去，写在纸上就是文章了。我所以比一般嘴贱者，在写文章上高明一些，是我懂得节制。一般嘴贱大多是口若悬河，无休无止，也就不成其为文章了。这并非是我多么聪明，恰恰相反，我在这上头也是才气有限，要口若悬河无休无止而不可得。这就暗合了古今中外写好文章的一条铁则，那就是节制。最近一位叫顾彬的德国学者，说中国作家的毛病时，就说到不懂得节制这一项；我们宋代的东坡先生，说过写文章“止于所当止”这样的话，意思都是一样的。说话与写文章，在自然通顺这一点上极为相近，毕竟还是有所不同，且以毛线团为喻，说话像是在绕线团，只要给个头儿，绕下去就是了，而写文章更像是拆线团，也是一个头儿，却是越拽越少，有个尽头。
若我真是个有大才气的嘴贱者，写到这里，会继续写下去，往上可以写到古人文与笔的不同，往下可以写到同样是个白话文作家，为什么学习余秋雨能神情毕肖，且能花样翻新，青出于蓝，而学习沈从文者，不淹死在沅水里能拣回一条小命，已然是身手强健。盖因余氏散文，乃新时期的古文，诵习即可得其神韵，纵才即可超迈，沈从文乃真正的天才，口含天宪，自我为法，绝非常人可及。其文笔粗看似乎浅白乃至鄙陋，习者不察，贸然跃人，鲜有不迅即沉没，毙命于江流的。
这是上下的延伸，往深里说，文学写作最大的技巧，不是别的，正是这个节制。若细致生动成了文学的最大技巧或最高法则，设在斯德哥尔摩专司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瑞典皇家文学院，就不是什么世界最高的文学评奖机构，而是瑞典一家最大的照相馆了。精细了还能精细，生动了还能生动，也就无法则可言，但你不能说节制了还能节制，简略了还能简略，一部小说在长度上几乎没有限制，但你不能拿上一页纸就说你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只是懂得节制而已。由此也就可以悟出，前些年有的汉学家说，中国的长篇小说都是些故事提纲，而才过了没几年，又有人说中国作家不懂得节制，有没有道理？有，又是什么道理？由此也就可以理解，我们能写出世界上最长的长篇小说，却写不出世界上最好的长篇小说，是什么心理作祟，又是什么理由使然。
我已经犯了我们这号人最易犯的一个毛病，好在我是举例说明，属明知故犯，不能当作嘴贱者的恶例。
回太原的路费，在重庆就发给了，说是让玩上两天，并没有给住宿费，当晚坐夜车离开了北京。我就不相信，这么好的地方，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来上一次就不能来了。
“你个狗崽子！”
就在这次回到学校不久，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羞辱。
历史系的男生宿舍，一直在过去老校门南侧的拐角楼上，两层，我们系占了二楼的大半，北头几间住的是教育系的学生。我住的，是中部朝西的一间，一室内五人，我的床位在门口左侧。
刚回来，同学们不知道，我也不说，等外出的同学回来，就都知道我是半路上叫打发回来的了。
情绪低落，没心思去外面乱跑，除了去食堂吃饭，没事了，整天躺在床上看书。往常还不觉得什么，有了这事，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异类了。
一天中午，正斜躺在被摞上看书，同班一位张姓同学进来了，这个同学出身好，觉悟高，运动初期是积极分子，但不知为什么，班上好些同学都不怎么看得起。平日穿戴邋遢了些，说话也不怎么干脆，稀里哗啦的，我们宿舍的张天祥，给起了个外号叫“油条拉稀”。天祥出身中农，不好也不坏，平日又爱跟人开玩笑，这样叫，这位张姓同学一点办法也没有，相反，还跟天祥特别合得来。两人见了面，总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常是天祥占便宜的时候多，张姓同学吃亏的时候多。
这天不知为什么，两人又打闹起来，桌子上有写大字报用的墨汁与毛笔，天祥拿起毛笔蘸上墨汁，或许毛笔原本就在墨碟子上放着，朝张姓同学脸上洒了过去。
猝不及防，张姓同学伸手往脸上一抹，再看手上，全是墨汁，知道脸上肯定少不了。这是我的猜想，实际上并没有看到，待看到时，已是张姓同学扯了我的毛巾擦了脸上的墨汁之后，正将之放回原处。
学生宿舍是上下床，下面一头的床腿之间，绷着细铁丝，专门用来挂毛巾，偶尔也挂洗过的手绢、袜子之类。被摞也在这头。白天躺着看书，多是以被摞为枕，觉得头上一阵小风，起身看时，我那条刚买下不久的雪白的毛巾，正中已是一条黑糊糊的墨迹。几乎是本能地喊：那是我的毛巾！
腔调里当然是不满意的，说着站了起来。
不料，这位张姓同学一下子发了怒，将与天祥争斗吃亏的火气全朝我发了过来，一边擦脸，一边冲着我叫道：
“就要用你的，狗崽子，你要怎么样！”
“你——”
就像一根大棒砸下来一样，我一下子全蒙了，站在床边，除了一个“你”字，什么也说不出来。
隔壁的乔象铉过来，一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斥责了张姓同学几句，张姓同学悻悻地出去了。象铉也是出身不好，他父亲曾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新中国成立初就去世了，家庭成分是地主。
人都走了，我独自一人，斜靠在被摞上，由不得暗暗垂泪。那一瞬间，我是不是想到了自己往后的命运，现在已记不清了，想来是不会想到的，只是眼下的屈辱，就够我心如刀绞了。能想到的，只会是，这谁都可以羞辱你的日子，何时是个头！
这就是我的同学，这就是我上的大学。
至此，我又没有什么别的祈求，只求能在这屈辱中，顺顺当当地熬到毕业，有工作可做，有工资可挣，就行了。 没有这么简单的。更大的屈辱还在后头。
惊心动魄的一夜
太单调了，换个写法吧。
山西省昔阳县，你知道吧，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大寨所在的那个县。
县城东北三里远的一个山沟里，有个村子叫红土沟。
村里的房子，有砖窑也有土坯房，从半沟的两边开始，错错落落一直漫延上去，快到顶了又合拢在一起。这样整个村子，就像一个大大的V字，只是开口处朝了下。也就是说，下面的沟口是张开的，到了上面又合拢在一起。
一九七○年三月六日晚上十时许，东边坡上的小路上，走着三个人，谁也不说话，不一会儿，就到了沟顶合拢处一户人家的门口，推开虚掩的街门进去，来到一个小平房前，轻轻地敲了三下。里面接应的人，拉着电灯开了门。
三人来到西墙边一张床前，其中一人说：
“韩安远，起来！”
不是在太原上大学吗？怎么来到昔阳县，还住在这么个小山村里。
这就得说到一九六九年年底，到一九七。年年初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了。
那几年，常说的一个词是“防修反修”，还有一个词是“备战备荒”，以为就这么说说，哪里会真的跟苏联打仗。后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也没当回事，以为不过是局部事件。
然而，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中旬吧，上边忽然来了一道命令，说是苏联可能对中国用兵，要各地立即行动，把大学全都搬到乡下去。当时就知道，这叫“战备疏散”，后来才知道，这叫“林副统帅一号命令”，十月就下达了。山西大学是山西的最高学府，就是“疏散”也得“疏”到一个革命的地方去。当时全国学大寨闹得正凶，大寨在昔阳，要革命，当然是去昔阳了。太原到昔阳，三百里地，我们是打着红旗唱着歌，背着捆得四棱四整的背包，一步一步走到的。记得走了五天，到昔阳的那天，正好是一九七○年元旦后的一天。
在我们来之前，先遣部队——权且这么说吧，那时全校早就改为部队编制，一个系是一个连，一个班是一个排——已安排好了住处。全都在乡下，一个系一个村子，远的离县城十几里，近的也有三四里。历史系是个小系，两个年级两个班，加上老师、工宣队，总共超不过一百人，住在了这个叫红土沟的村子里。每天学习，开会，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套，一如在太原的时候。
我和四个同学，住在沟顶一户人家的西偏房里。南边是一盘土炕，那四个同学睡，西墙上有个小窗户，窗户下面是一张木板床，我睡。房子中间有个铁炉子，在床边也在炕前，白日有火，晚上闷住。
这天晚上，我刚睡着，听见喊声睁眼一看来人，就知道出了什么事，乖乖地坐起穿衣。刚睡醒，电灯光耀得眼都睁不开，蒙蒙胧胧地，还是看清了，来的三个人，一个是工宣队员，一个是系办公室的干部，一个是我们班的班长。
衣服穿上，坐在床边上。
“系革命领导小组决定，从明天开始，给你办学习班。”
系办公室的那位干部低沉地说，尽量装作严肃的样子，像是在完成一项重大的使命。我们也给他叫先生，实际上知道，他不是教员，是旧系办公室的干部。现在系里的班子叫革命领导小组，没有办公室一说，他就是这个领导小组的办事员了。
工宣队员站在一旁不作声，像是在监督这一切的进行。
“韩安远，有人说你写日记，把你的日记，还有别的笔记本，全都交出来。”
这话是系领导小组办事员说的，还是我们班的班长说的，记不清了，我在一篇传记里说是办事员说的，现在回想起来，极有可能是班长说的。如果是班长说的，那么这句话应当改为：“韩安远，你平常写日记，把你的……”因为一个班的，谁写日记，谁不写日记，他是知道的，用不着说“有人说”。
不管是谁说的，我只有乖乖地把床下的木箱拖出来，开了锁，先取出上面的书，再取出下面的日记本，摊在炕上。为什么日记本会在箱子下面呢？这是因为，直到“文革”初期，我还记日记，大约到了一九六八年，见许多人记日记出了事，就不记了，便全都放在箱子里。书是常看的，翻来倒去，日记就全都到了下面。
那个办事员还在箱子里翻了翻，看有没有藏匿不交的。
接下来是清点，一本一本地数，共十三本。
全是硬皮日记本，封面或许不同，大小没有多少差异，普通三十二开大小。
炕上的人早就起来了，在一旁观看。现在回想，他们中的有的人，会惊异我有这么多的日记，有的人会暗自欣喜，这回可是抓住一个真正的反动学生。
来的三个人，收拾起日记本，给我留下一个收据，写明收到韩安远日记本十三个，走了。
同宿的人谁也不说什么，又都睡下了。
他们清点日记本的时候，有一本日记里掉下十几页，趁他们忙乱的空儿，我顺手把这几页日记混在书里放在一边。他们走后，整理书箱时，我扫了一眼，见“三力说"几个字，心里一惊，不动声色地塞进裤兜里。
将书箱推回床下，没有脱衣服，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了。
今天抄走日记，明天就开始办学习班，看管得更严了，吃饭睡觉有人监视，去厕所也有人跟着，塞在裤兜里的几页日记怎么办？
真要让他们看了我的“三力说”，麻烦可就大了。
这不是三个字，这是一个学说的雏形。仅且称之为学说吧。
那几页日记里，有两页，是对这一学说的阐述。前两年写的。
运动初期的甚嚣尘上的“出身论”，虽然已经无人再提了，我这样的“黑五类”，仍是灰头土脸，没个出头的日子。对人的定性，当时盛行的是阶级分析，一个人是什么立场，什么思想，甚至什么作为，全由阶级出身判定，而阶级出身则由前辈的穷富判定。我总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缜密思索，反复求证，我认为，人的一生，受三种力的支配，一是自然力，一是社会力，一是意志力。自然力指身体的健康与否，智力的高下与否。社会力指生活的社会环境，社会的需求与摈弃，他人的呵护与迫害。意志力指后天的修炼，个人的奋斗，能力的高下，机遇的把握。可以说，人生的思想境界，利钝荣辱，均受这三种力的合力的支配。倘自然力与社会力没有造成严重的戕害，起决定作用的是意志力。 不光有文字，还有图示。用中学学过的几何知识，由一点画出三条线，每种力给出量度，画出线段，自然力在下面，社会力在上面，意志力在中间。如果前两力一定，那么意志力线段越长，连接三个线段的顶点构成的锐角三角的顶角就越高。顶角指向越高，一个人的成功就越大，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
我认为我的“三力学说”，比过去的“出身论”，比时下的阶级分析，都要合理些，高明些。至少在对人的判定上，是这样的。
这是真正的反动。
怎么办？
得处理掉。
看看旁边的铁炉子，有了主意。炉火已闷住了，还有一点小小的火焰，若是我借捅炉子的机会，把这些纸片塞进炉膛里，炉子有烟囱，通向房外，一会儿就化为灰烬，顺着烟筒吸出去，无影无踪了。
就这么办。怕烧不透，手伸进裤兜里，将纸页揉成一团。
起身，背对着炕，俯下身子，捅开炉子，刚把纸团填进炉口，用铁条捅了一下，忽然背后一声断喝：
“你要做啥！”
随着喊声，一个赤条条的身子猛地扑了过来，压在我的背上，手臂从肩膀上探过来，抓起已冒起火苗的纸团。像是烫着了手，不顾疼，脚着了地，这才双手倒腾着，又是吹又是拍，将纸团上的火弄灭。王姓同学。我的一个邻县老乡。
房里的人都醒了（原本就没睡着），坐起来看着我。王姓同学更得意了，气势汹汹又带几分得意地，对我也是对在炕上的同学，说道：
“我早就看出你没操好心！”
这时他还光着身子，说话间穿上衣服，开了门找系领导小组汇报去了。
那一刻，我还来不及恨这位同学，我恨的是自己，怎么会这么愚蠢。
似乎过了好久好久，实际不会多么久，也就十几分钟吧，王姓同学回来了，刚才来宣布办班的三个人又来了。仍是由那系领导小组的办事员，厉声教训几句，不外是要老老实实接受帮助，不准再胡来。同时说，明天早饭后，在小学教室开批判会。本来是先办班再批判，这都是你自找的。
说完走了。
一屋子人又都躺下。我仍是和衣而睡。
铁炉子里的火闷住了，闷得不严，炭缝间的红火，映照在顶棚上，形成几绺忽闪忽闪的亮光。
躺在床上，睁着眼，看着映到顶棚上的火光，我恨死了我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在给我办班前，系领导组肯定对同一宿舍的其他同学，早就做了安排。后来才知道，不光安排监视我，还安排防止我自杀呢。
睁着眼是亮光，闭上眼，眼前黑了，心里却更亮了。脑子像翻了锅似的，不住地想，想了这里想那里，想了前面想后面，不一会儿，就乱成了一锅粥。
本来就罪不容赦，要办学习班，如今再加上个销毁反动材料，处分会更重。
批判会只是个开始，下来会是什么呢？
会不会游街？
想到游街，便想到一个叫刘普德的同学。还上高中的时候，就知道山西大学有个模范典型，叫刘普德，是全国学生里的学《毛选》积极分子。大块文章登在各种报纸上，还上过天安门，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上了大学才知道，这么有名的刘普德，就在我们系，就在五年级。
按说一九六六年夏天，五年级就该毕业走人了。“文化大革命”一起来，推迟毕业，这一来，刘普德的厄运来临了。运动一开始，被抛了出来，说是山西省委树立的黑典型，黑爪牙。绝然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大学生，会让押在大卡车上游了街。
游街是在校园里。那天，我正好回宿舍，路上看见了。冬天，刘普德低着头，似乎戴着手铐，穿的是一件光板子羊皮袄。卡车路过身旁，能看到鼻尖上的清鼻涕滴拉下来。
后来听说，是从他老家雁北某县农村，将他逮捕的，匆匆赶来的父亲，将自己身上披的一件光板子羊皮袄递给了他。
刘普德后来被关进了监狱。
“三力说”被发现了，罪情严重了，我会不会也被投进监狱？
一想到监狱，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监狱里的情形，我知之甚详。
有那么两三年，我可以自由进出监狱的大门。
我在德州那两三年，也就十岁左右。父亲在监狱里的职务是干事，大概是狱政科的吧，办公室就在监狱里。每到星期六晚上，狱里都会放电影或是演戏，家属可去看，起初是父亲领我跟母亲去，后来跟门卫叔叔们熟悉了，父亲出公差，我就自个儿去了。平日要找父亲，也可以自由出人。要是有某个新来的门卫不认识，另一个会说，韩干事的孩子，就进去了。
德州监狱实际上是个工厂，有铸造车间，我曾跟着父亲去过重犯干活的车间，一个个脚下拖着脚镣，太长，用绳子提起拴在腰带上，两个人抬一个黑糊糊的大筐，艰难地走着。也有设计室。有次我去找父亲，进了设计室，见一个面色白净，个子高高的老者，穿一身蓝布大褂，问：“爷爷，见我爸爸了吗？”老者告诉了我。回来后，让爸爸训了一通，说到了里面，不能见人就叫爷爷，那是个犯人。末了又说是，原先是个工程师。
进了监狱，我不会设计，只会去抬大筐！
不会那么重吧，那就是开除学籍，打发回农村了。
前不久，在下思乐村，就开过一个批判会，批判的是一个物理系或是数学系的学生。听说要开除学籍，打发回农村。下思乐离红土沟二里地，是公社所在地，山西大学下乡后，也成了校部的驻地。
想到回农村，由不得想起了我的一个叫李千管的初中同学。
千管是胡家院人。胡家院在我们村后面（北边），和我们村只隔一堵墙，我家北院墙那边，就是一户胡家院的人家。
初中三年，都是在临晋中学上的。千管是个好学生，学习很好，数学尤其好，跟我一样，也是成分不好，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母亲去世了，家里就父子两人，很穷。一九六二年考高中时，是考上没去念还是没考上，记不清了，反正是回到村里。在村里怎么叫人欺负，说不来，知道的是，“文革”开始后，数次被批斗，动不动就派到公社，与年老的四类分子一起做苦工。前两年回老家，在东关口遇上，见他胳膊上挎着个烂筐子，目光呆呆地走过，见了我也像是没看见。身上穿的衣服，脏得不成样儿。 我要是回到村里，不出几年，也会是这副德行。
爷爷已经戴上帽子回到农村，如今韩家又有了一个戴上帽子回到农村的人，祖孙两人，都在地里劳作，让全村人怎么看这一家人？
真的回到村里，几个弟弟，会怎么看他们的这个哥哥？
三弟正上小学五年级，四弟三年级，五弟六岁，六弟不足两岁。五弟六弟小，不懂事，三弟四弟，平日看我这个二哥，多么亲切，多么敬重，说是敬仰亦不为过。过去我回到家里，总是鼓励他们好好念书。没说出的话是，将来像哥哥一样上大学。如今，一个戴着反动学生帽子的哥哥回来了，就是弟弟们不嫌弃，作为兄长，还有什么脸面再鼓励他们好好上学？
也会想到这次的罹祸。
这位王姓同学，平日跟我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有时还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整我的，偏偏是我的这个老乡？
在太原时，同学之间，纵有歧视，也不过是眉高眼低，钩心斗角，像张姓同学对我大喊“狗崽子”，是仅有的一次，而下到昔阳，住到这个山沟里，就发展到借了运动，明火执仗，要置人于死地呢？
屈辱，悲愤，还想了两句诗，“既将此身献中华，何惧尔曹夜抄家”，想写在墙上。旁边的窗台上，就有我平日练字的笔墨。
也只是那么一想。古人可以那么做，我是今人，不敢。
糊里糊涂，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猛地睁开眼，天亮了。
我仍躺着，不想去吃早饭。太丢人了。我不走，宿舍里的人也不走。我知道，他们负有监视我的任务，不会让我独自待在宿舍里的。没办法，只好拿起碗筷，去了灶房。到了灶房，人多了，他们就不再跟着我。只是不远不近地，蹲在一旁，边吃饭边看着我。
给我办学习班，昨晚我毁灭罪证，这事儿，全系里的人，老师，学生，都知道了。我低着头，不敢看人，偶尔见了，看谁都怪怪的。
九点，批斗会开始了。
在红土沟小学的一间教室里。这个学校，就这么一间教室。校部还来了记者，是外语系的一个女生。
发言的大都是我们班里指定为我办学习班的同学。前一天晚上捉拿我的那位王姓同学，在一旁挥臂喝口号。他长得精瘦，腰有些弓，要喊了，握紧右拳，手臂使劲朝上伸直，连带右腿也提了起来，像董存瑞要炸碉堡似的。他是立功人员，理应揽下这么好的差使，充分展现自己的革命精神。
对这位领头喊口号的同乡同学，我极为反感。批判一个同学，用得着那么卖命吗？
他喊的口号，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常规革命口号，比如“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另一类是针对我的，多半是他出于革命义愤，临时发挥的，比如：
“韩安远必须老实交代！”“彻底打掉韩安远的嚣张气焰！”
“韩安远的反动思想必须批判！”
我注意到了，虽说充满着革命义愤，他的政策性还是很强的，我以为他喊着喊着会喊出“韩安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那就不妙了。
没有，真的没有。
这个时候，我仍留心口号用词。比如喊“嚣张气焰”而不喊“反革命气焰”，喊“反动思想”而不喊“反革命思想”，说明我还没有到了“反革命”程度。真要喊了“韩安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会警惕的。那就说明，问题更严重了。
此时正在进行的，是“一打三反运动”，当头的一打，就是打击反革命分子。
主发言的，是给我办班的小组里的一位张姓同学，该是组长了。平日看不出来什么大本事，此刻还得承认，这老兄还是有几分捷才的，只有一个早上的工夫（也许昨晚一出事就开始了），竟写了好几页纸的发言稿，晃着他那小脑袋，阴阳怪气地说：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正告韩安远，别自以为你比别人聪明，你的这点聪明，都在革命同学的掌握之中，孙悟空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可是，他能翻出如来佛的手心吗？”
一晚上没睡好，脑子昏昏沉沉，只保持了一点清醒，他们喊那些大而化之的口号时，我跟着举手，喊那些批判我的口号时，我不举手。
不是有意对抗，是觉得，这些都是叫我做的，我跟上喊，自己糟践自己，就没道理了。
此后两个星期，写认罪材料。
过后，组里（办学习班的人）开过两次批判会，由那位张姓同学宣读我的罪状，主要依据就是我那十几本日记，还有我平日说过的一些“落后话”，真亏他们都能记住。记得从日记里曾摘出这样的句子：“某日上街，晚七时许，店铺关门，市面萧条，一位过路人说，还不如日本人在的时候。”说这是诬蔑“文化大革命”，诬蔑全国的大好形势。
批判过后，是我做检查。主要是挖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
到了五月，似乎平静下来，没再开批判会。只是常安排我去煤窑给灶房拉煤。架子车，得三个人拉，没政治问题的同学也得去，我去的次数多些。教师，只派有问题的。常去的是捻军史专家江地先生。他是当时我们系问题最严重的教师。
红土沟在县城的西北，煤窑在县城东边。县城有家专卖熟肉的铺子，每次路过，江先生都要买半斤猪头肉，路上吃点，留下点带回去。我也会买上二三两，当下就吃了。
这期间，校部要整理个什么大型材料，不知是谁推荐的，说我能搞得了，系里只好放我去。校部在下思乐村，离红土沟不远，是个大村子。我去了，住在一户农民家里，以戴罪之身，整理那个什么材料。
六月三日，快毕业了，系里开了个会，就在红土沟村口的一个场子上，不说有没有问题，也不说问题多大，只说经过办学习班审查，可以“解脱”了。当场把抄去的日记本还给我。在一位同学的告诫下，当天下午，我把那些日记本拿到我们院子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全烧了。
从三月六日办班，到六月三日解脱，快三个月了，我从不理发，脑门上的头发耷拉下来过了鼻尖，脖子能感到后脑勺上头发的摩擦。先前，有人劝我理发，我不听，就那么留着，说周师傅是剖腹明志，我这叫蓄发明志。打的主意是，什么时候不解脱，什么时候不理发，再长了就编辫子。 别的事不说了，就像厕所里传出支持刘格平这句话，安在我头上，也不能说一点来由也没有。
一九六七年秋天，就是那句最高指示传出后，我们这一派搞专案的一个同学，数学系的李天生，找我办个事。说毛主席的这句话，对兵团这边打击甚大，现在兵团这边，还是要抓刘格平的问题。只要问题属实，不愁扳不倒刘格平。现在知道，刘格平抗战前，跟薄一波等人，都关在北京的草岚子监狱。后来中央来了指示，让他们假自首出狱，薄一波等人办了，成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刘格平不自首，没有出狱，直到抗战开始后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才出来。这是刘格平的政治资本。听说刘格平在监狱里，享受特殊待遇，可以与妻子团聚。他有个女儿，按年龄计算，就是在监狱里怀上的。若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抓住这件事，说刘格平住监狱是假，逃避斗争是真。是不是这样，要弄清楚。你找个人，去北京、河北外调一下。刘格平的前妻跟女儿，就在他老家农村住着。
说罢，给了我几个地址，其中有刘格平的老家，记得是河北沧州地区盐山县大堤东村。
我找了我们班的一个高姓同学。他是想到外面逛逛。
调查刘格平，不能带山西大学的介绍信，李天生给我了一张外省某军事院校的介绍信，并给了一笔款子，二三百元。这在当时，就是一个大数目了。
去了北京，不能直接找调查对象，要到北京市公安局换介绍信。不是真换，在你的介绍信上盖个章子就行了。北京市公安局在大栅栏附近的一条街上，到了门口，高姓同学害怕了，不敢进去。说我们的介绍信是假的，看出来会连人扣住的。我觉得，这有什么害怕的，我们人是假的，介绍信是真的，顶多不给盖章子，哪会把人也扣了。我进去，很顺当就办了。在北京，找见两个住过草岚子监狱的老同志，不敢直接问刘格平的事，说起别的，顺便问起，可惜的是，这两个老同志，也都说不清刘格平女儿的事。
直下河北沧州地区盐山县。
这个地方，临近渤海，遍地盐碱，白茫茫一片。找见大堤东村，那时村里没有村长这一说，管事的是民兵连长，一听我们是调查刘格平的，马上警觉起来，说刘格平是山西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你们是军事院校，又不是山西的，怎么能来调查，是不是山西反刘格平的人派你们来的？我连说不是，只是出于好奇才来的。遂告辞。
不能这样空手而归呀，又拐到一个巷子里，找见一户人家，以喝水为由，敲门进去。是位老者，一边喝水一边闲聊。老者说，刘家是这个村的大地主，刘格平闹革命走了，父亲死后，家业留给妻子经管。刘在外面又娶了老婆，跟妻子离了婚。土改中，前妻划为地主，现在还戴着帽子，在村里监督劳动。那个女儿，不是刘格平的，是刘住监狱时，老婆抱的养女。母女俩相依为命，甚是可怜。
回来，我写了个简单报告，说明那个女儿，是刘的养女。
高姓同学是个大嘴，这些事，肯定给人说过。
有这事，我肯定是反刘格平的，反刘格平的人，编出那样的最高指示且说是从厕所里出来，不是恶毒攻击又是什么？
麦假回来，想到不能在山沟里了此一生，正好看到有刊物出版，我便开始写作。想到过去的同学，说不定还盯着自己，投稿时便署了个笔名叫“石山”，后来加了韩，就是韩石山了。也没什么寓意，是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里选了两个字。按说该叫“山石”，古人名字里，山字多在后面，就颠了过来。
从汾西迁到太原，在公安局办户口时，我将韩石山填成本名，将韩安远填成曾用名，这样，韩石山就成了我的真名。
“十年见高低”，我不记得跟崔巍说过这个话。只能说，自从开始写作后，一直在努力着，非要写出个名堂不可。倘若一九八○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五期的学习，算是一个进人文坛的标志，可说不多不少，恰恰十年，见出了高低。
只是好长时间，我的许多同学，不知道山西文学坛上出现的这个韩石山，就是那个叫办了学习班，还要追查“恶攻”言论的韩安远。
在“清污”中
我是一九八四年秋天，调到山西省作家协会的。
此前，在“清污”中，又经历了一场磨难。
“清污”的全名叫“清除精神污染”。
现在的人，很少能讲清什么叫“清污”了。我也讲不清，但我可以说我的印象，就是，那是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文化战线的一场整肃运动。“文革”后，说是再不搞运动了，而“清污”，怕谁也得承认，其思路与方式，跟过去的运动没有二致，说不是运动，实在是怠慢了。与以往的整肃运动稍有不同的是，时间太短了，也就半年时间，就像蛇钻进墙缝里，小尾巴甩了几下就不见了。
蛇尾小巧可爱，并不等于说它的虎头也是假的。
其声势之浩大，给我感觉，跟“文革”初期批判“三家村”时，有几分仿佛，也是在文章里找差错，也是在思想上找根源，也是让你一次二次的检查，也是怎么个检查总也过不了关。
不说那几个有名的人物了，就我这么个至今仍是三流作家的作家，当年就感受到了它那大口吞噬的气势。
就像全国报纸和刊物都通了气似的，一九八三年夏天，几乎同时，全国有四五个省的文学刊物和报纸，批评了我的作品。还不能说是批判，那是下一步的事。
辽宁批评的是发表在《鸭绿江》上的短篇小说《转正》，批评文章发表在《鸭绿江》上；河南批评的是《莽原》上的中篇小说《磨盘庄》，文章发表在《河南日报》上；甘肃批评的是发表在《飞天》上的短篇小说《棉田明月夜》，文章发表在《甘肃日报》上；山西批评的是发表在《山西青年》上的《静夜》，《山西青年》是团省委的刊物，团省委组织了内部批评会，没有见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署名批评文章中，也都点了我的作品的名，有的是《棉田明月夜》，有的是《静夜》。
这些小说，大都发表于“清污”的前一两年，有的就发表在前半年，可谓当时当令。
虽说过了这么多年，我一点也不想为我的这些破小说辩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的眼睛也不是出气的，他们都看得很准，一眼就看出了这些作品存在的问题。 比如《转正》，写某单位的一个小青年，刚进来，单纯，好学，为了转正，只有积极表现，现实一次又一次地教训了他，当他终于变得自私，卑劣，甚至下流的时候，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转正了。
《磨盘庄》，原本要写成个长篇的，有十二万字，寄给《莽原》，说太长，让我删，删了两三万字发表了。写一个出身贫苦的农村青年，当上生产队长后，怎样贪财贪色，成了这个小山村的恶魔。
《棉田明月夜》，写一个大学生回到家乡，在一次夜间给棉田浇水的劳动中，趁换班休息的时候，众人都睡着了，跟一位农村姑娘发生了一次性关系。
《静夜》，写一个丈夫在外的女干部，跟一位热心帮她做家务活的青年，发生性关系又深感不安，某夜，当这位青年又一次敲门要进来时，她陷入复杂而激烈的思想斗争，究竟开没开门，文中并未交代。这篇作品，当时的团省委书记，在机关的一次会上曾说：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认为这是一棵大毒草。
有了这么多的受批评作品，成为山西省“清污”中的典型，也就不奇怪了。
按说我的这些作品，除了《静夜》之外，都发表在外省的刊物上，就是挨了批评，省委宣传部的人也不会知道。事情出在宣传部文艺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
这个会，是一九八三年夏末召开的，上面有了什么精神，文艺处召集部分作家和评论家座谈，说山西没有什么“自由化”的典型，只要好好学习中央文件，认真领会就行了。这时一位评论家发言了，说怎么能说山西没有自由化典型呢，韩石山就是一个。接下来说，辽宁批评了韩石山的什么，甘肃批评了什么，河南批评了什么。文艺处的领导听了，就不能不当一回事了。当即议定，通知省作家协会，叫韩石山回来听候审查。
这些，是一位参加座谈的作家，过后告诉我的。
我到了太原，住在作协机关旁边的一个偏院里，今天被宣传部文艺处叫，明天被《山西日报》文艺部叫。应当说，这些叫我的同志，对我还是很关心的，叫我不要紧张，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就行了，还年轻，以后还会写出好作品嘛。
他们越说不要紧张，我越紧张。怕的不是别的，是这一段时间，省作家协会正在调我回作协。若能办成，老婆孩子就可以离开汾西来到太原。再折腾下去，我受处分不消说，家里人跟上受连累可就惨了。
不怪别人，只怪自己一时之间，得意忘形，只顾显示自己那点稀薄的文学才华，而忘了斯是何世，身处何地。
最为可笑的是，我在山西正受着煎熬，河南《莽原》派了个编辑来太原，想让我写篇自我批评文章，发在《河南日报》上。姓杨，是我的责任编辑。我说：老杨啊，你们那儿爱怎么批评，我不管，我这儿还应付不过来呢。要过堂，在太原府过就行了，还要解到郑州府吗？
住在省作协的那些日子里，我写了一篇检查文章，在《山西日报》上发表，记得题名为《在探索中前进》。
正在这时，省委宣传部开一个关于“清污”的会议，在晋祠宾馆，全省各地的宣传部长都参加了，让我在会上作了检查。
唯一庆幸的是，“清污”的时间不长，到第二年春天，就没事了。
一位姓郑的作家朋友曾对人说，这一棍子，把韩石山打蒙了。
不是打蒙了，是打成了智障。
“清污”对我伤害，是无法估量的。此后，我再怎么努力，都鼓不起写小说的兴致了。小说是虚构的，正好给了整人者以把柄，既然是虚构，你怎么不虚构个歌颂美好生活的，而要虚构个揭露社会黑暗的？一句话就问得你没了脾气。而研究历史，当然也有自己的好恶，只是谁要在这上头责难，可以理直气壮地回敬一句：事实如此，我没有办法，只能这么写，你要说不对，请拿出证据来。
这也是我后来写传记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感谢的是马烽老师和西戎老师，“清污”刚一结束，就决定调我回作协，迁延了些时日，第二年秋天就回来了。（摘自《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
真的，在我这一生里，从小到大，甚至可说到老，总有磨难伴随着，缠绕着。
经得多了，也就想开了。有时实在气愤不过，到没人处，大声地吟诵两句蒋光慈的诗以遣怀，以泄愤。诗句是这样的：“毁谤啊，飘零啊，/这是你的命运吧，/抑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这心态，很有点鲁迅笔下的阿Q先生，一想到儿子打老子，打的又是这样一个优秀的老子，气也就消了。人在危难时，得把自己想得高点，大点，要不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
这是年轻时的事，现在没这样的激情了，淡然一笑了之。
人生世事来回想。想上几个来回，我倒是觉得，一个装模作样的人，就该着这样的命运。生活事业都顺遂的人，没必要装模作样。装模作样与人生坎坷之间，究竟孰因孰果，实在是一笔说不清道不白的糊涂账。
一次帮助会
又要说到樊志美老师了。
一九六一年春天，我在临晋中学上二年级，樊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
其时阶级斗争的弦，已有了往紧里绷的迹象。这当然是事后的认识。当时只是感到，政治老师讲课，讲阶级斗争、思想改造的时候多了，顺便也会讲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之类的话。每当老师讲到这些问题，我总觉得心虚，好像讲的就是我。樊老师在班上讲什么，也会冒出一半句这样的话。再就是，总是敲打我。捣蛋的事不说，因为那是要有事实的，而骄傲自满一类的指责，是不需要什么事实的，想说就可以说。实际上我的学习并不怎么好，只算个上中等。跟班上那些好学生相比，还差一大截子。
说到这里，还得补上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些捣蛋学生，确实够可恶的。比方说，我们几个在下边议论起来，总是说樊老师偏向坡上的学生。那时班上的学生，年龄大的，似乎坡上的学生多些。我记得有个张姓女同学，是坡上的，岁数总比我大三四岁，要是我十五岁的话，她总在十八九，那模样那身段，跟我们村的年轻媳妇差不了多少。后来，就更不像话了，还说樊老师跟这个女同学怎样怎样。纯粹是胡编乱造，根本没有的事。
几件事加在一起，樊老师不高兴了，想来是在他的授意下，班上开了次对我的帮助会。所以叫帮助会不叫批判会，本意是治病救人，不是真的要把你怎么样。
确实只是批评帮助，没有什么严厉的话语。只有一个年龄大的男同学，是我们的班长，自恃年龄大，见识广，说起话来甚是尖刻。说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而又不好好改造自己思想的学生，将来是没有前途的，不能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合格的接班人。
我也据理反驳，说的当然也是政治课上学的那些话，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话不光对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适用，对大家都适用。我这样的家庭出身不是我能选择的，你们那样的家庭出身也不是你们自己能选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一样的。出身不好的要改造思想，好好学习，出身好的也要提高思想觉悟，好好学习。总不能说出身不好的要好好学习，出身好的就不需要好好学习吧？出身不好的不好好改造思想，不能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合格的接班人，出身好的不好好学习，也成不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合格的接班人。
上面这些话，当然不会是原话，意思肯定是这个意思。
“韩安远你净狡辩，你自以为学习好，就骄傲自满，要叫我说，你还差得远哩！”班长自以为大几岁，根本不把我这个小同学放在眼里。
“不能说学习好就一定骄傲自满，学习不好的也会骄傲自满。不管是谁，当学生的，总应当先学习好吧。”
在班上，我们这些年龄小些的同学，大体说来，学习都比较好。我心里就不怎么看得起这些年龄大，个子高，当着班干部而学习不好的同学。他们说不过我，我也说不过他们，批评会就这样顶了牛。樊老师坐不住了，是下午，快放学了，当即宣布停止发言，他来做总结。又是“三分钱一个李子”那一套，总算是用班主任的威势把我镇住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遇到的批评会，此后这样的批评会，更厉害些的批判会，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若干次。相比而言，这次要算是最轻松的，最好对付的，可说是儿戏一般。
现在想来，有一件事，是我对不起樊老师的。
一九六二年春天，为了应付中考，初三学生提前毕业，这样，不参加中考的同学就可以回家了。这一年，大概不参加中考的学生特别多，各班人数显著减少，学校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将原先的四个班打乱编成三个班。樊老师不当我们的班主任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听到一个说震惊也不震惊，说不震惊也多少有些震惊的消息，樊老师不当老师了，回坡上他老家村里种地去了。
他在的时候，我们怕他；真的走了，又是回了村里，还怪留恋的。他这人心眼不坏，人挺聪明，只是文化程度不高，爱发脾气。就是他的爱发脾气，怕也是遇上了我这样的捣蛋学生才激起的。想他的本心，能来到临晋中学这样的学校工作，又当着最吃香的红旗班主任，定然是想好好露一手的。绝不会想到，时势会这样的无情，要你的时候，是香饽饽，不要了，就打发回农村了。
我对不起他的一件事是，农历六月初六，是镇上的一个庙会，我们还在学校复习，听说樊老师跟他媳妇，摆了个炸油糕的摊子。我们几个调皮学生，说咱们去樊老师的摊子买油糕吃吧，说是这么说，谁也没这个胆量。庙会三天，最后一天，后晌放学回来，在东关街上，看见樊老师在前面走，一手提着一个长板凳，像是会散了，还借下的家具。我们是一个方向，都快到他背后了，按说我该问候一声，可总觉得，他是来卖油糕的，问了或许会尴尬，便跳到旁边的店铺屋檐下，顺着墙根快步超过他走了。
过后听樊老师对有的同学说：“我真是造孽啊，教了学生一场，韩安远见了我都避着走！”
樊老师，五十年了，这事儿我一直记在心里，愧疚得很，请你原谅我的薄情与无知吧！
你永远是我的好老师。
遣 返 我是个省事迟，又缺心眼的人。
若说初中时的一个帮助会，让我意识到出身不好多么可怕，那是高看我了。当时还挺得意的，觉得诸葛亮舌战群儒，怕也就是这个样子吧。党都说啦，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已选定了走革命的道路，还怕你们说三道四吗？
再就是，高中毕业，不管政审怎样严厉，毕竟考上了大学，也让我信服党的政策确实是英明的，给出路的。只要有给出路这一条，不管这条路多么窄，只要你优秀，总会走过去的。考上山西大学，虽说不是那么满意，仍在想着，将来考研究生，一定要考个更好的大学，或者干脆去国外读书去。我们系有个叫程仁乾的年轻教员，就是在波兰读了硕士回来的。
真正让我感受到出身不好的屈辱，心灵受到伤害的，是“文革”初期，去了重庆，将要乘船东下，又突然被遣返回来这件事。
那是一九六六年九月间，“大串联”还没开始，先去的地方是西安，名义是支援西安的学生运动。此前各种消息传来，说西安的大学生在中共西北局门前静坐示威，挨了打，西安大学生革命造反联合会，向全国各大学发出求援信，要求来西安给以声援。我们系高年级同学看到了，便组织了这次西安之行。
九月初吧，一天傍晚，楼道里忽然有人呼喊，走，到省委去，要求声援西安的学生运动。
当时已停了课，整天闲着没事，一听说去省委，当即去了十几个人。我也跟上去了。
现在省政府的东院，当年是省委办公的地方。高年级的几个同学进去交涉了，我们在外面等了又等，天黑了，交涉的同学出来了，说省委同意了我们的革命要求，拨给经费和粮票，南下声援西安的学生运动。记得省委秘书长，还出来见了我们，叮嘱路上要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当天晚上报名，谁想去就去。全系五个年级，去了三十几个人。领队是谁不知道，该是高年级的同学，我们班的班长也去了，若有个领导小组的话，会是小组的成员。
去了西安，事件已平息了。
我们住在西安工业大学，好像没有什么自由活动，去哪儿都是一起去，去过碑林、大雁塔，还去过什么地方，记不得了。西工大像是个新成立的大学，学生楼都用抽水马桶。墙上一个白瓷水箱，旁边吊着一个金属链子，便后一拉，水就哗地冲了出来。先是大水，随后的小水，还要流上一会儿。我是第一次用这个玩意儿，不知道流上一阵儿，会自动停住的。拉了一下，大便已冲下，而仍在流，以为是自己给拉坏了。攀住旁边的管道爬上去看了看，没坏呀。怕有人来，赶紧走开。不放心，隔了一会儿又假装上厕所，去看了那个蹲位，水早就停了，这才放下心。
玩了两天，南下去了成都。
也是住在一个大学里，是成都商学院吧，校园不大，中式小楼，楼前庭院里，树木花草，蓊蓊郁郁。给人的感觉，不像是一所大学，而是什么大官僚的府第。那两天老是下雨，常是下上一阵，晴上一阵又下起来。我们曾去中共西南局大院，声援在那儿静坐示威的学生。没事了，也去街上转转。感触最深的是，到处都是茶馆，油亮的竹椅，黑糊糊的灶台，悠闲的茶客，袒腹而坐，悠然自得，根本不理睬外面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这情景，让人想起沙汀的一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写的正是这样的茶馆。前些年去成都，这样古旧的茶馆，再也见不到了。见到的是，公园里外面，空场子里，一摆开就是几十张茶桌，旁边堆着的桌椅，摊开该又是几十桌。这哪里是茶馆，该叫茶市了。
下来便是重庆，设想是由重庆坐江轮，直达武汉，再经郑州、北京，回到太原。
在重庆，住重庆大学。一进校门，便感受到了革命气势的逼人。
主楼前，有接待站，专管外地学生的食宿安排。主楼上，垂下来一条一条的大幅标语，除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类常规口号外，还有些措辞甚是严厉的口号：“革命的留下来，不革命的滚回去！”“红五类欢迎，黑五类滚蛋！”
在重庆，似乎没有参与当地的学生运动。去过哪儿，记不清了，想来渣滓洞和白公馆该是去过的。我们玩的时候，领导组的同学便去办船票。先说弄不下，晚上，好消息传来，说通过什么关系，船票弄到手了，明天一早就可以上船了。
知道要经三峡去武汉，我心里那个激动呀，由不得就想到了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到了武汉，就能看到那“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了。正当我靠在被子上，浮想联翩的时候，我们的班长进来了。
“安远，我跟你说一下。”傍晚，班长找见我，一本正经地说，“说了你不要有情绪。来重庆，人家就不让‘黑五类’学生登记，我们瞒了，给你们几个登记了，往后会更严，不能因为你们几个，影响了大队人马的行程，你跟高年级的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现在就返回去。这儿没有去太原的火车，给你们买的是到北京的票，在北京玩上两天，就可以回学校了。”
说着将一张火车票递过来。
旁边的铺位上，一起出来的几个同学正看着我。大概班长觉得，这样的行动，没必要回避人，或者觉得，只有当着众人的面宣布，才更具革命威力。
有什么可说的呢，我默默地接过火车票，总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好，给大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这是遣返，只是没有人押着罢了。
遣返这个词，我是熟悉的。在去西安的火车上，就曾看到被遣返回乡的地富分子，被两个像是中学生的红卫兵，用带铜扣的军用皮带狠狠地抽打。想不到遣返这种事，会落在自己身上。虽说不会有人打我，但心里的伤痛，一点不亚于军用皮带落在身上的感觉。
第二天早饭后，卡好钟点，我和高年级的三个同学，一起乘公交车去火车站。
上车前，在站前广场，看见有卖一种大大的，淡绿色皮儿的水果，也不知道叫什么，心想，到了南方，总该尝个鲜吧。便买了一个。分散坐下，晚上一个人悄悄地吃了。后来才知道是柚子。
虽说心情坏到极点，北京毕竟是头一次来，颐和园总要去的，去了总该留个影。这张照片，现在还保存着。正午时分，阳光从头顶射下来，额头光亮，两颊灰黑，下巴尖长，一脸晦气，跟个囚犯似的。这副德行，胳膊还弯过来，一本小小的红宝书，端端正正的擎在胸前。红宝书不是我的，是摄影师的道具，谁要照相，都是这个姿势。 还去了王府井，在南口进去不远，路东一个巷子的口上，有家烤鸭店，来了北京怎么能不尝尝烤鸭？进去一看，竟有卖四分之一的，也就两块钱吧，要了一份，面饼黄酱葱丝，一应俱全。一人默默地吃了，还给端来一碗鸭架子汤。我这人，一是嘴馋，第二才是嘴贱，爱说话。馋与贱之间有什么关系，一下子说不清爽，此刻能想到的，都是一种“口腹之乐”。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以来，受益最大的该是我们这种嘴贱之人。
你想么，过去的士子，要写好文章，先要熟读诗书，铭记于心，然后才能毕肖其声口，写出词语典雅而音韵铿锵的文章。白话文讲究的是言文一致，像我们这种人，只要叽里咕噜说下去，写在纸上就是文章了。我所以比一般嘴贱者，在写文章上高明一些，是我懂得节制。一般嘴贱大多是口若悬河，无休无止，也就不成其为文章了。这并非是我多么聪明，恰恰相反，我在这上头也是才气有限，要口若悬河无休无止而不可得。这就暗合了古今中外写好文章的一条铁则，那就是节制。最近一位叫顾彬的德国学者，说中国作家的毛病时，就说到不懂得节制这一项；我们宋代的东坡先生，说过写文章“止于所当止”这样的话，意思都是一样的。说话与写文章，在自然通顺这一点上极为相近，毕竟还是有所不同，且以毛线团为喻，说话像是在绕线团，只要给个头儿，绕下去就是了，而写文章更像是拆线团，也是一个头儿，却是越拽越少，有个尽头。
若我真是个有大才气的嘴贱者，写到这里，会继续写下去，往上可以写到古人文与笔的不同，往下可以写到同样是个白话文作家，为什么学习余秋雨能神情毕肖，且能花样翻新，青出于蓝，而学习沈从文者，不淹死在沅水里能拣回一条小命，已然是身手强健。盖因余氏散文，乃新时期的古文，诵习即可得其神韵，纵才即可超迈，沈从文乃真正的天才，口含天宪，自我为法，绝非常人可及。其文笔粗看似乎浅白乃至鄙陋，习者不察，贸然跃人，鲜有不迅即沉没，毙命于江流的。
这是上下的延伸，往深里说，文学写作最大的技巧，不是别的，正是这个节制。若细致生动成了文学的最大技巧或最高法则，设在斯德哥尔摩专司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瑞典皇家文学院，就不是什么世界最高的文学评奖机构，而是瑞典一家最大的照相馆了。精细了还能精细，生动了还能生动，也就无法则可言，但你不能说节制了还能节制，简略了还能简略，一部小说在长度上几乎没有限制，但你不能拿上一页纸就说你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只是懂得节制而已。由此也就可以悟出，前些年有的汉学家说，中国的长篇小说都是些故事提纲，而才过了没几年，又有人说中国作家不懂得节制，有没有道理？有，又是什么道理？由此也就可以理解，我们能写出世界上最长的长篇小说，却写不出世界上最好的长篇小说，是什么心理作祟，又是什么理由使然。
我已经犯了我们这号人最易犯的一个毛病，好在我是举例说明，属明知故犯，不能当作嘴贱者的恶例。
回太原的路费，在重庆就发给了，说是让玩上两天，并没有给住宿费，当晚坐夜车离开了北京。我就不相信，这么好的地方，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来上一次就不能来了。
“你个狗崽子！”
就在这次回到学校不久，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羞辱。
历史系的男生宿舍，一直在过去老校门南侧的拐角楼上，两层，我们系占了二楼的大半，北头几间住的是教育系的学生。我住的，是中部朝西的一间，一室内五人，我的床位在门口左侧。
刚回来，同学们不知道，我也不说，等外出的同学回来，就都知道我是半路上叫打发回来的了。
情绪低落，没心思去外面乱跑，除了去食堂吃饭，没事了，整天躺在床上看书。往常还不觉得什么，有了这事，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异类了。
一天中午，正斜躺在被摞上看书，同班一位张姓同学进来了，这个同学出身好，觉悟高，运动初期是积极分子，但不知为什么，班上好些同学都不怎么看得起。平日穿戴邋遢了些，说话也不怎么干脆，稀里哗啦的，我们宿舍的张天祥，给起了个外号叫“油条拉稀”。天祥出身中农，不好也不坏，平日又爱跟人开玩笑，这样叫，这位张姓同学一点办法也没有，相反，还跟天祥特别合得来。两人见了面，总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常是天祥占便宜的时候多，张姓同学吃亏的时候多。
这天不知为什么，两人又打闹起来，桌子上有写大字报用的墨汁与毛笔，天祥拿起毛笔蘸上墨汁，或许毛笔原本就在墨碟子上放着，朝张姓同学脸上洒了过去。
猝不及防，张姓同学伸手往脸上一抹，再看手上，全是墨汁，知道脸上肯定少不了。这是我的猜想，实际上并没有看到，待看到时，已是张姓同学扯了我的毛巾擦了脸上的墨汁之后，正将之放回原处。
学生宿舍是上下床，下面一头的床腿之间，绷着细铁丝，专门用来挂毛巾，偶尔也挂洗过的手绢、袜子之类。被摞也在这头。白天躺着看书，多是以被摞为枕，觉得头上一阵小风，起身看时，我那条刚买下不久的雪白的毛巾，正中已是一条黑糊糊的墨迹。几乎是本能地喊：那是我的毛巾！
腔调里当然是不满意的，说着站了起来。
不料，这位张姓同学一下子发了怒，将与天祥争斗吃亏的火气全朝我发了过来，一边擦脸，一边冲着我叫道：
“就要用你的，狗崽子，你要怎么样！”
“你——”
就像一根大棒砸下来一样，我一下子全蒙了，站在床边，除了一个“你”字，什么也说不出来。
隔壁的乔象铉过来，一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斥责了张姓同学几句，张姓同学悻悻地出去了。象铉也是出身不好，他父亲曾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新中国成立初就去世了，家庭成分是地主。
人都走了，我独自一人，斜靠在被摞上，由不得暗暗垂泪。那一瞬间，我是不是想到了自己往后的命运，现在已记不清了，想来是不会想到的，只是眼下的屈辱，就够我心如刀绞了。能想到的，只会是，这谁都可以羞辱你的日子，何时是个头！
这就是我的同学，这就是我上的大学。
至此，我又没有什么别的祈求，只求能在这屈辱中，顺顺当当地熬到毕业，有工作可做，有工资可挣，就行了。 没有这么简单的。更大的屈辱还在后头。
惊心动魄的一夜
太单调了，换个写法吧。
山西省昔阳县，你知道吧，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大寨所在的那个县。
县城东北三里远的一个山沟里，有个村子叫红土沟。
村里的房子，有砖窑也有土坯房，从半沟的两边开始，错错落落一直漫延上去，快到顶了又合拢在一起。这样整个村子，就像一个大大的V字，只是开口处朝了下。也就是说，下面的沟口是张开的，到了上面又合拢在一起。
一九七○年三月六日晚上十时许，东边坡上的小路上，走着三个人，谁也不说话，不一会儿，就到了沟顶合拢处一户人家的门口，推开虚掩的街门进去，来到一个小平房前，轻轻地敲了三下。里面接应的人，拉着电灯开了门。
三人来到西墙边一张床前，其中一人说：
“韩安远，起来！”
不是在太原上大学吗？怎么来到昔阳县，还住在这么个小山村里。
这就得说到一九六九年年底，到一九七。年年初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了。
那几年，常说的一个词是“防修反修”，还有一个词是“备战备荒”，以为就这么说说，哪里会真的跟苏联打仗。后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也没当回事，以为不过是局部事件。
然而，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中旬吧，上边忽然来了一道命令，说是苏联可能对中国用兵，要各地立即行动，把大学全都搬到乡下去。当时就知道，这叫“战备疏散”，后来才知道，这叫“林副统帅一号命令”，十月就下达了。山西大学是山西的最高学府，就是“疏散”也得“疏”到一个革命的地方去。当时全国学大寨闹得正凶，大寨在昔阳，要革命，当然是去昔阳了。太原到昔阳，三百里地，我们是打着红旗唱着歌，背着捆得四棱四整的背包，一步一步走到的。记得走了五天，到昔阳的那天，正好是一九七○年元旦后的一天。
在我们来之前，先遣部队——权且这么说吧，那时全校早就改为部队编制，一个系是一个连，一个班是一个排——已安排好了住处。全都在乡下，一个系一个村子，远的离县城十几里，近的也有三四里。历史系是个小系，两个年级两个班，加上老师、工宣队，总共超不过一百人，住在了这个叫红土沟的村子里。每天学习，开会，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套，一如在太原的时候。
我和四个同学，住在沟顶一户人家的西偏房里。南边是一盘土炕，那四个同学睡，西墙上有个小窗户，窗户下面是一张木板床，我睡。房子中间有个铁炉子，在床边也在炕前，白日有火，晚上闷住。
这天晚上，我刚睡着，听见喊声睁眼一看来人，就知道出了什么事，乖乖地坐起穿衣。刚睡醒，电灯光耀得眼都睁不开，蒙蒙胧胧地，还是看清了，来的三个人，一个是工宣队员，一个是系办公室的干部，一个是我们班的班长。
衣服穿上，坐在床边上。
“系革命领导小组决定，从明天开始，给你办学习班。”
系办公室的那位干部低沉地说，尽量装作严肃的样子，像是在完成一项重大的使命。我们也给他叫先生，实际上知道，他不是教员，是旧系办公室的干部。现在系里的班子叫革命领导小组，没有办公室一说，他就是这个领导小组的办事员了。
工宣队员站在一旁不作声，像是在监督这一切的进行。
“韩安远，有人说你写日记，把你的日记，还有别的笔记本，全都交出来。”
这话是系领导小组办事员说的，还是我们班的班长说的，记不清了，我在一篇传记里说是办事员说的，现在回想起来，极有可能是班长说的。如果是班长说的，那么这句话应当改为：“韩安远，你平常写日记，把你的……”因为一个班的，谁写日记，谁不写日记，他是知道的，用不着说“有人说”。
不管是谁说的，我只有乖乖地把床下的木箱拖出来，开了锁，先取出上面的书，再取出下面的日记本，摊在炕上。为什么日记本会在箱子下面呢？这是因为，直到“文革”初期，我还记日记，大约到了一九六八年，见许多人记日记出了事，就不记了，便全都放在箱子里。书是常看的，翻来倒去，日记就全都到了下面。
那个办事员还在箱子里翻了翻，看有没有藏匿不交的。
接下来是清点，一本一本地数，共十三本。
全是硬皮日记本，封面或许不同，大小没有多少差异，普通三十二开大小。
炕上的人早就起来了，在一旁观看。现在回想，他们中的有的人，会惊异我有这么多的日记，有的人会暗自欣喜，这回可是抓住一个真正的反动学生。
来的三个人，收拾起日记本，给我留下一个收据，写明收到韩安远日记本十三个，走了。
同宿的人谁也不说什么，又都睡下了。
他们清点日记本的时候，有一本日记里掉下十几页，趁他们忙乱的空儿，我顺手把这几页日记混在书里放在一边。他们走后，整理书箱时，我扫了一眼，见“三力说"几个字，心里一惊，不动声色地塞进裤兜里。
将书箱推回床下，没有脱衣服，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了。
今天抄走日记，明天就开始办学习班，看管得更严了，吃饭睡觉有人监视，去厕所也有人跟着，塞在裤兜里的几页日记怎么办？
真要让他们看了我的“三力说”，麻烦可就大了。
这不是三个字，这是一个学说的雏形。仅且称之为学说吧。
那几页日记里，有两页，是对这一学说的阐述。前两年写的。
运动初期的甚嚣尘上的“出身论”，虽然已经无人再提了，我这样的“黑五类”，仍是灰头土脸，没个出头的日子。对人的定性，当时盛行的是阶级分析，一个人是什么立场，什么思想，甚至什么作为，全由阶级出身判定，而阶级出身则由前辈的穷富判定。我总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缜密思索，反复求证，我认为，人的一生，受三种力的支配，一是自然力，一是社会力，一是意志力。自然力指身体的健康与否，智力的高下与否。社会力指生活的社会环境，社会的需求与摈弃，他人的呵护与迫害。意志力指后天的修炼，个人的奋斗，能力的高下，机遇的把握。可以说，人生的思想境界，利钝荣辱，均受这三种力的合力的支配。倘自然力与社会力没有造成严重的戕害，起决定作用的是意志力。 不光有文字，还有图示。用中学学过的几何知识，由一点画出三条线，每种力给出量度，画出线段，自然力在下面，社会力在上面，意志力在中间。如果前两力一定，那么意志力线段越长，连接三个线段的顶点构成的锐角三角的顶角就越高。顶角指向越高，一个人的成功就越大，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
我认为我的“三力学说”，比过去的“出身论”，比时下的阶级分析，都要合理些，高明些。至少在对人的判定上，是这样的。
这是真正的反动。
怎么办？
得处理掉。
看看旁边的铁炉子，有了主意。炉火已闷住了，还有一点小小的火焰，若是我借捅炉子的机会，把这些纸片塞进炉膛里，炉子有烟囱，通向房外，一会儿就化为灰烬，顺着烟筒吸出去，无影无踪了。
就这么办。怕烧不透，手伸进裤兜里，将纸页揉成一团。
起身，背对着炕，俯下身子，捅开炉子，刚把纸团填进炉口，用铁条捅了一下，忽然背后一声断喝：
“你要做啥！”
随着喊声，一个赤条条的身子猛地扑了过来，压在我的背上，手臂从肩膀上探过来，抓起已冒起火苗的纸团。像是烫着了手，不顾疼，脚着了地，这才双手倒腾着，又是吹又是拍，将纸团上的火弄灭。王姓同学。我的一个邻县老乡。
房里的人都醒了（原本就没睡着），坐起来看着我。王姓同学更得意了，气势汹汹又带几分得意地，对我也是对在炕上的同学，说道：
“我早就看出你没操好心！”
这时他还光着身子，说话间穿上衣服，开了门找系领导小组汇报去了。
那一刻，我还来不及恨这位同学，我恨的是自己，怎么会这么愚蠢。
似乎过了好久好久，实际不会多么久，也就十几分钟吧，王姓同学回来了，刚才来宣布办班的三个人又来了。仍是由那系领导小组的办事员，厉声教训几句，不外是要老老实实接受帮助，不准再胡来。同时说，明天早饭后，在小学教室开批判会。本来是先办班再批判，这都是你自找的。
说完走了。
一屋子人又都躺下。我仍是和衣而睡。
铁炉子里的火闷住了，闷得不严，炭缝间的红火，映照在顶棚上，形成几绺忽闪忽闪的亮光。
躺在床上，睁着眼，看着映到顶棚上的火光，我恨死了我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在给我办班前，系领导组肯定对同一宿舍的其他同学，早就做了安排。后来才知道，不光安排监视我，还安排防止我自杀呢。
睁着眼是亮光，闭上眼，眼前黑了，心里却更亮了。脑子像翻了锅似的，不住地想，想了这里想那里，想了前面想后面，不一会儿，就乱成了一锅粥。
本来就罪不容赦，要办学习班，如今再加上个销毁反动材料，处分会更重。
批判会只是个开始，下来会是什么呢？
会不会游街？
想到游街，便想到一个叫刘普德的同学。还上高中的时候，就知道山西大学有个模范典型，叫刘普德，是全国学生里的学《毛选》积极分子。大块文章登在各种报纸上，还上过天安门，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上了大学才知道，这么有名的刘普德，就在我们系，就在五年级。
按说一九六六年夏天，五年级就该毕业走人了。“文化大革命”一起来，推迟毕业，这一来，刘普德的厄运来临了。运动一开始，被抛了出来，说是山西省委树立的黑典型，黑爪牙。绝然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大学生，会让押在大卡车上游了街。
游街是在校园里。那天，我正好回宿舍，路上看见了。冬天，刘普德低着头，似乎戴着手铐，穿的是一件光板子羊皮袄。卡车路过身旁，能看到鼻尖上的清鼻涕滴拉下来。
后来听说，是从他老家雁北某县农村，将他逮捕的，匆匆赶来的父亲，将自己身上披的一件光板子羊皮袄递给了他。
刘普德后来被关进了监狱。
“三力说”被发现了，罪情严重了，我会不会也被投进监狱？
一想到监狱，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监狱里的情形，我知之甚详。
有那么两三年，我可以自由进出监狱的大门。
我在德州那两三年，也就十岁左右。父亲在监狱里的职务是干事，大概是狱政科的吧，办公室就在监狱里。每到星期六晚上，狱里都会放电影或是演戏，家属可去看，起初是父亲领我跟母亲去，后来跟门卫叔叔们熟悉了，父亲出公差，我就自个儿去了。平日要找父亲，也可以自由出人。要是有某个新来的门卫不认识，另一个会说，韩干事的孩子，就进去了。
德州监狱实际上是个工厂，有铸造车间，我曾跟着父亲去过重犯干活的车间，一个个脚下拖着脚镣，太长，用绳子提起拴在腰带上，两个人抬一个黑糊糊的大筐，艰难地走着。也有设计室。有次我去找父亲，进了设计室，见一个面色白净，个子高高的老者，穿一身蓝布大褂，问：“爷爷，见我爸爸了吗？”老者告诉了我。回来后，让爸爸训了一通，说到了里面，不能见人就叫爷爷，那是个犯人。末了又说是，原先是个工程师。
进了监狱，我不会设计，只会去抬大筐！
不会那么重吧，那就是开除学籍，打发回农村了。
前不久，在下思乐村，就开过一个批判会，批判的是一个物理系或是数学系的学生。听说要开除学籍，打发回农村。下思乐离红土沟二里地，是公社所在地，山西大学下乡后，也成了校部的驻地。
想到回农村，由不得想起了我的一个叫李千管的初中同学。
千管是胡家院人。胡家院在我们村后面（北边），和我们村只隔一堵墙，我家北院墙那边，就是一户胡家院的人家。
初中三年，都是在临晋中学上的。千管是个好学生，学习很好，数学尤其好，跟我一样，也是成分不好，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母亲去世了，家里就父子两人，很穷。一九六二年考高中时，是考上没去念还是没考上，记不清了，反正是回到村里。在村里怎么叫人欺负，说不来，知道的是，“文革”开始后，数次被批斗，动不动就派到公社，与年老的四类分子一起做苦工。前两年回老家，在东关口遇上，见他胳膊上挎着个烂筐子，目光呆呆地走过，见了我也像是没看见。身上穿的衣服，脏得不成样儿。 我要是回到村里，不出几年，也会是这副德行。
爷爷已经戴上帽子回到农村，如今韩家又有了一个戴上帽子回到农村的人，祖孙两人，都在地里劳作，让全村人怎么看这一家人？
真的回到村里，几个弟弟，会怎么看他们的这个哥哥？
三弟正上小学五年级，四弟三年级，五弟六岁，六弟不足两岁。五弟六弟小，不懂事，三弟四弟，平日看我这个二哥，多么亲切，多么敬重，说是敬仰亦不为过。过去我回到家里，总是鼓励他们好好念书。没说出的话是，将来像哥哥一样上大学。如今，一个戴着反动学生帽子的哥哥回来了，就是弟弟们不嫌弃，作为兄长，还有什么脸面再鼓励他们好好上学？
也会想到这次的罹祸。
这位王姓同学，平日跟我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有时还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整我的，偏偏是我的这个老乡？
在太原时，同学之间，纵有歧视，也不过是眉高眼低，钩心斗角，像张姓同学对我大喊“狗崽子”，是仅有的一次，而下到昔阳，住到这个山沟里，就发展到借了运动，明火执仗，要置人于死地呢？
屈辱，悲愤，还想了两句诗，“既将此身献中华，何惧尔曹夜抄家”，想写在墙上。旁边的窗台上，就有我平日练字的笔墨。
也只是那么一想。古人可以那么做，我是今人，不敢。
糊里糊涂，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猛地睁开眼，天亮了。
我仍躺着，不想去吃早饭。太丢人了。我不走，宿舍里的人也不走。我知道，他们负有监视我的任务，不会让我独自待在宿舍里的。没办法，只好拿起碗筷，去了灶房。到了灶房，人多了，他们就不再跟着我。只是不远不近地，蹲在一旁，边吃饭边看着我。
给我办学习班，昨晚我毁灭罪证，这事儿，全系里的人，老师，学生，都知道了。我低着头，不敢看人，偶尔见了，看谁都怪怪的。
九点，批斗会开始了。
在红土沟小学的一间教室里。这个学校，就这么一间教室。校部还来了记者，是外语系的一个女生。
发言的大都是我们班里指定为我办学习班的同学。前一天晚上捉拿我的那位王姓同学，在一旁挥臂喝口号。他长得精瘦，腰有些弓，要喊了，握紧右拳，手臂使劲朝上伸直，连带右腿也提了起来，像董存瑞要炸碉堡似的。他是立功人员，理应揽下这么好的差使，充分展现自己的革命精神。
对这位领头喊口号的同乡同学，我极为反感。批判一个同学，用得着那么卖命吗？
他喊的口号，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常规革命口号，比如“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另一类是针对我的，多半是他出于革命义愤，临时发挥的，比如：
“韩安远必须老实交代！”“彻底打掉韩安远的嚣张气焰！”
“韩安远的反动思想必须批判！”
我注意到了，虽说充满着革命义愤，他的政策性还是很强的，我以为他喊着喊着会喊出“韩安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那就不妙了。
没有，真的没有。
这个时候，我仍留心口号用词。比如喊“嚣张气焰”而不喊“反革命气焰”，喊“反动思想”而不喊“反革命思想”，说明我还没有到了“反革命”程度。真要喊了“韩安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会警惕的。那就说明，问题更严重了。
此时正在进行的，是“一打三反运动”，当头的一打，就是打击反革命分子。
主发言的，是给我办班的小组里的一位张姓同学，该是组长了。平日看不出来什么大本事，此刻还得承认，这老兄还是有几分捷才的，只有一个早上的工夫（也许昨晚一出事就开始了），竟写了好几页纸的发言稿，晃着他那小脑袋，阴阳怪气地说：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正告韩安远，别自以为你比别人聪明，你的这点聪明，都在革命同学的掌握之中，孙悟空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可是，他能翻出如来佛的手心吗？”
一晚上没睡好，脑子昏昏沉沉，只保持了一点清醒，他们喊那些大而化之的口号时，我跟着举手，喊那些批判我的口号时，我不举手。
不是有意对抗，是觉得，这些都是叫我做的，我跟上喊，自己糟践自己，就没道理了。
此后两个星期，写认罪材料。
过后，组里（办学习班的人）开过两次批判会，由那位张姓同学宣读我的罪状，主要依据就是我那十几本日记，还有我平日说过的一些“落后话”，真亏他们都能记住。记得从日记里曾摘出这样的句子：“某日上街，晚七时许，店铺关门，市面萧条，一位过路人说，还不如日本人在的时候。”说这是诬蔑“文化大革命”，诬蔑全国的大好形势。
批判过后，是我做检查。主要是挖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
到了五月，似乎平静下来，没再开批判会。只是常安排我去煤窑给灶房拉煤。架子车，得三个人拉，没政治问题的同学也得去，我去的次数多些。教师，只派有问题的。常去的是捻军史专家江地先生。他是当时我们系问题最严重的教师。
红土沟在县城的西北，煤窑在县城东边。县城有家专卖熟肉的铺子，每次路过，江先生都要买半斤猪头肉，路上吃点，留下点带回去。我也会买上二三两，当下就吃了。
这期间，校部要整理个什么大型材料，不知是谁推荐的，说我能搞得了，系里只好放我去。校部在下思乐村，离红土沟不远，是个大村子。我去了，住在一户农民家里，以戴罪之身，整理那个什么材料。
六月三日，快毕业了，系里开了个会，就在红土沟村口的一个场子上，不说有没有问题，也不说问题多大，只说经过办学习班审查，可以“解脱”了。当场把抄去的日记本还给我。在一位同学的告诫下，当天下午，我把那些日记本拿到我们院子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全烧了。
从三月六日办班，到六月三日解脱，快三个月了，我从不理发，脑门上的头发耷拉下来过了鼻尖，脖子能感到后脑勺上头发的摩擦。先前，有人劝我理发，我不听，就那么留着，说周师傅是剖腹明志，我这叫蓄发明志。打的主意是，什么时候不解脱，什么时候不理发，再长了就编辫子。 别的事不说了，就像厕所里传出支持刘格平这句话，安在我头上，也不能说一点来由也没有。
一九六七年秋天，就是那句最高指示传出后，我们这一派搞专案的一个同学，数学系的李天生，找我办个事。说毛主席的这句话，对兵团这边打击甚大，现在兵团这边，还是要抓刘格平的问题。只要问题属实，不愁扳不倒刘格平。现在知道，刘格平抗战前，跟薄一波等人，都关在北京的草岚子监狱。后来中央来了指示，让他们假自首出狱，薄一波等人办了，成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刘格平不自首，没有出狱，直到抗战开始后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才出来。这是刘格平的政治资本。听说刘格平在监狱里，享受特殊待遇，可以与妻子团聚。他有个女儿，按年龄计算，就是在监狱里怀上的。若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抓住这件事，说刘格平住监狱是假，逃避斗争是真。是不是这样，要弄清楚。你找个人，去北京、河北外调一下。刘格平的前妻跟女儿，就在他老家农村住着。
说罢，给了我几个地址，其中有刘格平的老家，记得是河北沧州地区盐山县大堤东村。
我找了我们班的一个高姓同学。他是想到外面逛逛。
调查刘格平，不能带山西大学的介绍信，李天生给我了一张外省某军事院校的介绍信，并给了一笔款子，二三百元。这在当时，就是一个大数目了。
去了北京，不能直接找调查对象，要到北京市公安局换介绍信。不是真换，在你的介绍信上盖个章子就行了。北京市公安局在大栅栏附近的一条街上，到了门口，高姓同学害怕了，不敢进去。说我们的介绍信是假的，看出来会连人扣住的。我觉得，这有什么害怕的，我们人是假的，介绍信是真的，顶多不给盖章子，哪会把人也扣了。我进去，很顺当就办了。在北京，找见两个住过草岚子监狱的老同志，不敢直接问刘格平的事，说起别的，顺便问起，可惜的是，这两个老同志，也都说不清刘格平女儿的事。
直下河北沧州地区盐山县。
这个地方，临近渤海，遍地盐碱，白茫茫一片。找见大堤东村，那时村里没有村长这一说，管事的是民兵连长，一听我们是调查刘格平的，马上警觉起来，说刘格平是山西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你们是军事院校，又不是山西的，怎么能来调查，是不是山西反刘格平的人派你们来的？我连说不是，只是出于好奇才来的。遂告辞。
不能这样空手而归呀，又拐到一个巷子里，找见一户人家，以喝水为由，敲门进去。是位老者，一边喝水一边闲聊。老者说，刘家是这个村的大地主，刘格平闹革命走了，父亲死后，家业留给妻子经管。刘在外面又娶了老婆，跟妻子离了婚。土改中，前妻划为地主，现在还戴着帽子，在村里监督劳动。那个女儿，不是刘格平的，是刘住监狱时，老婆抱的养女。母女俩相依为命，甚是可怜。
回来，我写了个简单报告，说明那个女儿，是刘的养女。
高姓同学是个大嘴，这些事，肯定给人说过。
有这事，我肯定是反刘格平的，反刘格平的人，编出那样的最高指示且说是从厕所里出来，不是恶毒攻击又是什么？
麦假回来，想到不能在山沟里了此一生，正好看到有刊物出版，我便开始写作。想到过去的同学，说不定还盯着自己，投稿时便署了个笔名叫“石山”，后来加了韩，就是韩石山了。也没什么寓意，是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里选了两个字。按说该叫“山石”，古人名字里，山字多在后面，就颠了过来。
从汾西迁到太原，在公安局办户口时，我将韩石山填成本名，将韩安远填成曾用名，这样，韩石山就成了我的真名。
“十年见高低”，我不记得跟崔巍说过这个话。只能说，自从开始写作后，一直在努力着，非要写出个名堂不可。倘若一九八○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五期的学习，算是一个进人文坛的标志，可说不多不少，恰恰十年，见出了高低。
只是好长时间，我的许多同学，不知道山西文学坛上出现的这个韩石山，就是那个叫办了学习班，还要追查“恶攻”言论的韩安远。
在“清污”中
我是一九八四年秋天，调到山西省作家协会的。
此前，在“清污”中，又经历了一场磨难。
“清污”的全名叫“清除精神污染”。
现在的人，很少能讲清什么叫“清污”了。我也讲不清，但我可以说我的印象，就是，那是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文化战线的一场整肃运动。“文革”后，说是再不搞运动了，而“清污”，怕谁也得承认，其思路与方式，跟过去的运动没有二致，说不是运动，实在是怠慢了。与以往的整肃运动稍有不同的是，时间太短了，也就半年时间，就像蛇钻进墙缝里，小尾巴甩了几下就不见了。
蛇尾小巧可爱，并不等于说它的虎头也是假的。
其声势之浩大，给我感觉，跟“文革”初期批判“三家村”时，有几分仿佛，也是在文章里找差错，也是在思想上找根源，也是让你一次二次的检查，也是怎么个检查总也过不了关。
不说那几个有名的人物了，就我这么个至今仍是三流作家的作家，当年就感受到了它那大口吞噬的气势。
就像全国报纸和刊物都通了气似的，一九八三年夏天，几乎同时，全国有四五个省的文学刊物和报纸，批评了我的作品。还不能说是批判，那是下一步的事。
辽宁批评的是发表在《鸭绿江》上的短篇小说《转正》，批评文章发表在《鸭绿江》上；河南批评的是《莽原》上的中篇小说《磨盘庄》，文章发表在《河南日报》上；甘肃批评的是发表在《飞天》上的短篇小说《棉田明月夜》，文章发表在《甘肃日报》上；山西批评的是发表在《山西青年》上的《静夜》，《山西青年》是团省委的刊物，团省委组织了内部批评会，没有见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署名批评文章中，也都点了我的作品的名，有的是《棉田明月夜》，有的是《静夜》。
这些小说，大都发表于“清污”的前一两年，有的就发表在前半年，可谓当时当令。
虽说过了这么多年，我一点也不想为我的这些破小说辩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的眼睛也不是出气的，他们都看得很准，一眼就看出了这些作品存在的问题。 比如《转正》，写某单位的一个小青年，刚进来，单纯，好学，为了转正，只有积极表现，现实一次又一次地教训了他，当他终于变得自私，卑劣，甚至下流的时候，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转正了。
《磨盘庄》，原本要写成个长篇的，有十二万字，寄给《莽原》，说太长，让我删，删了两三万字发表了。写一个出身贫苦的农村青年，当上生产队长后，怎样贪财贪色，成了这个小山村的恶魔。
《棉田明月夜》，写一个大学生回到家乡，在一次夜间给棉田浇水的劳动中，趁换班休息的时候，众人都睡着了，跟一位农村姑娘发生了一次性关系。
《静夜》，写一个丈夫在外的女干部，跟一位热心帮她做家务活的青年，发生性关系又深感不安，某夜，当这位青年又一次敲门要进来时，她陷入复杂而激烈的思想斗争，究竟开没开门，文中并未交代。这篇作品，当时的团省委书记，在机关的一次会上曾说：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认为这是一棵大毒草。
有了这么多的受批评作品，成为山西省“清污”中的典型，也就不奇怪了。
按说我的这些作品，除了《静夜》之外，都发表在外省的刊物上，就是挨了批评，省委宣传部的人也不会知道。事情出在宣传部文艺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
这个会，是一九八三年夏末召开的，上面有了什么精神，文艺处召集部分作家和评论家座谈，说山西没有什么“自由化”的典型，只要好好学习中央文件，认真领会就行了。这时一位评论家发言了，说怎么能说山西没有自由化典型呢，韩石山就是一个。接下来说，辽宁批评了韩石山的什么，甘肃批评了什么，河南批评了什么。文艺处的领导听了，就不能不当一回事了。当即议定，通知省作家协会，叫韩石山回来听候审查。
这些，是一位参加座谈的作家，过后告诉我的。
我到了太原，住在作协机关旁边的一个偏院里，今天被宣传部文艺处叫，明天被《山西日报》文艺部叫。应当说，这些叫我的同志，对我还是很关心的，叫我不要紧张，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就行了，还年轻，以后还会写出好作品嘛。
他们越说不要紧张，我越紧张。怕的不是别的，是这一段时间，省作家协会正在调我回作协。若能办成，老婆孩子就可以离开汾西来到太原。再折腾下去，我受处分不消说，家里人跟上受连累可就惨了。
不怪别人，只怪自己一时之间，得意忘形，只顾显示自己那点稀薄的文学才华，而忘了斯是何世，身处何地。
最为可笑的是，我在山西正受着煎熬，河南《莽原》派了个编辑来太原，想让我写篇自我批评文章，发在《河南日报》上。姓杨，是我的责任编辑。我说：老杨啊，你们那儿爱怎么批评，我不管，我这儿还应付不过来呢。要过堂，在太原府过就行了，还要解到郑州府吗？
住在省作协的那些日子里，我写了一篇检查文章，在《山西日报》上发表，记得题名为《在探索中前进》。
正在这时，省委宣传部开一个关于“清污”的会议，在晋祠宾馆，全省各地的宣传部长都参加了，让我在会上作了检查。
唯一庆幸的是，“清污”的时间不长，到第二年春天，就没事了。
一位姓郑的作家朋友曾对人说，这一棍子，把韩石山打蒙了。
不是打蒙了，是打成了智障。
“清污”对我伤害，是无法估量的。此后，我再怎么努力，都鼓不起写小说的兴致了。小说是虚构的，正好给了整人者以把柄，既然是虚构，你怎么不虚构个歌颂美好生活的，而要虚构个揭露社会黑暗的？一句话就问得你没了脾气。而研究历史，当然也有自己的好恶，只是谁要在这上头责难，可以理直气壮地回敬一句：事实如此，我没有办法，只能这么写，你要说不对，请拿出证据来。
这也是我后来写传记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感谢的是马烽老师和西戎老师，“清污”刚一结束，就决定调我回作协，迁延了些时日，第二年秋天就回来了。（摘自《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