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迎合所谓的时代潮流写作，意味着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发问在娱乐面前都变得迂腐可笑，不堪一击
　　“彼得堡！我还握有一些地址，根据它们我能找到死者的留话。”这是我最为欣赏的曼德尔·施塔姆的一首诗歌《列宁格勒》。就像苏珊·桑塔格所言，“20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们的著作连通他们悲剧命运的历史，在翻译中被保留、恢复、发现，使得俄罗斯的20世纪成为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具有跟俄罗斯的19世纪同样的塑造力，并且由于它也是我们所处的世纪而愈见迫切和意义深远。”现在我们再将目光投向俄罗斯20世纪这群作家们，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这些带着浓重悲剧色彩的作家们，他们的作品伴随着极权主义的阴暗压抑，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充当着俄罗斯的良知。而前苏联的极权和恐惧性，在某种程度也造就了这群作家，造就了他们的悲剧性，造就了悲怆的俄罗斯文学。
　　时至今日，已不再是《古拉格群岛》的年代。极权专制统治笼罩在每个人内心的阴影与恐慌渐渐散去。比方说政府已经默许并纵容全民娱乐化。在这场全民狂欢的浪潮中，一切严肃和非严肃的公共事件都变得以娱乐的形式出现，被重新解构和消解，甚至连文化都沦为了娱乐的附庸，而且心甘情愿。在这场狂欢中，很多人渐渐变得麻木、迟钝，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变得不再那么敏感，失去了严肃和独立思考的热情。波兹曼早在1985年的《娱乐至死》中就提到，“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而赫胥黎担心的则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那意味着再没有人愿意读书了。”赫胥黎的担心很快就降临在我们面前，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人们却已失去了阅读的激情，作家的书籍一出版就意味着死亡，这种现状不能不说是对禁书年代的一种绝妙讽刺。
　　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写作与阅读环境，造就了一大批娱乐至死的作者和读者。在标签林立的今天，面目模糊意味着迅速被替代和淹没。为了给自己头上插上各种标签，一些作家不得不违背最初的意愿，去迎合所谓的时代潮流的写作。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恶性循环。意味着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发问在娱乐面前都变得迂腐可笑，不堪一击。越恶俗的越受关注和欢迎，流行的审美趣味让大多数心甘情愿地站在平庸的大多数这边。
　　这就是目前的写作状况。一方面政府默许你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娱乐至死的写作，另一方面，在涉及精神生活等话题的写作却依然是敏感的禁区。一部分从事严肃文学写作的作家们，在这两者间的夹缝中，探索和寻找所谓的“纯艺术性”的写作。他们的作品虽然拒绝平庸的娱乐化写作，在保持一定艺术水准的同时，但他们又严格地恪守着不触碰雷区的规定，甚至未下笔前，内心早已完成了自我的阉割。这种类似于乌托邦式的写作，导致了很多作家面对现实问题时，处于失语或语无伦次的立场。
　　从表面上看，我们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精神生活的空间感相比之下也有了更大的扩展。所有的这些，让人联想起匈牙利作家米克洛斯·哈拉斯特的《天鹅绒监狱》，在一个规划好的空间里，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规规矩矩地生活，便能获得一定的幸福感，至少可以过一种表面上不受干扰的日常生活。这种幸福感的前提就是你不能触碰任何敏感的条规，不去过多地追求精神生活和个人尊严，也不能拥有异端的思想。很多人通过天鹅绒体验到了温暖和舒适，找到了存在感。
　　就像米克洛斯说的，“审查不再仅仅是国家的干涉。一种新的审美已经形成，审查者和艺术家相互拥抱、纠缠在一起了。它不再是过去的批评者想象的令人作呕的审查方式。国家已经教化了艺术家，艺术家也把国家当自己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