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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社團文化的歷史悠久，更成為澳門社會獨有的政治特色，這種社團政治文化對澳門的社會發展存在哪些正面及負面作用？
區錦新議員直言，澳門的社團文化最主要的就是來自1960年“12·3”事件之後，親北京系統的社團壟斷了澳門的民間社會，於是這些傳統的大型社團就一直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社會不同階層的代表，這樣的情況一直維持到1999年回歸、直至現在。
社團對於政府來說，相等於有一個很穩健的統治盟友進行協助，就算政府出現問題，統治盟友透過民間或同盟者的角色，可以幫助政府梳理民情。好處是，起碼在管治上是一個比較穩健的狀態；壞處是，因為這種壟斷導致其他民間社團相對較難發展。舉個例子：說到澳門工會代表，一定會聯想到工會系統，但事實上還有其他小的獨立工會，但是這些工會在政治上是失聲的。這種情況下，一些大型社團在民間產生了一些壟斷的作用，其他的小社團只能依附這一些大社團，獨立社團失聲，令政治生態上會比較沉寂，不同的群體難於發聲，導致整個澳門社會的政治紛圍較為保守、沉默。這也是澳門為何較為安靜的原因，這種社團文化與政治生態是有直接關係的，長此以往定不利於社會多元化發展。
李略教授透露，以社團的發展來看，結社自由是受憲法、基本法、聯合國公約（包括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等一系列公約）所保護的。因此在澳門結社比較自由，不需要審批，但宗旨不能是違法、要合法、以公益為目的即可成立。
目前澳門有八千多個社團，增加量很大，從社團對社會起的作用來看，大多是正面的作用。首先是與政府的溝通；其次是公民的自治組織、互相的自我聯繫、自我娛樂、自我服務等等；第三，起到很重要社會服務的作用，政府肯定有些社會服務未能全面，部分服務（如慈善、教育）則由社團來彌補，而且政府也有意識地通過購買社團的服務，給予社團很多資助來提供這些服務。這些都是比較正面的作用。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社團納入正式的政治體制之內，並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純粹自願性的團體。根據基本法規定，如立法會的間接選舉是按界別來選，各個界別都是社團在背後作支撐；立法會的直接選舉，其提名和選舉工程其實也是社團在背後運作；立法會的委任議員，特首也會考慮其背後的社團背景；另外，行政長官的產生也離不開社團的因素，特首選舉委員會也是社團在起重要作用。因為澳門沒有政黨，社團在政治活動中已經起了政黨的功能。
我們的正式政治組織、機構、框架之內都已經納入社團了，除了選舉之外，還有很重要的諮詢組織，政府要聽取各方面意見的時候，都會諮詢各界的諮詢組織（包括教育委員會、文化委員會、青年委員會、婦女委員會等等），這些委員會有一大批都是社團組織來擔任的。
而澳門社團的作用還體現在天災救助上，尤其是去年的“8·23”風災，災害造成的損失較大，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各個社團發動義工，組織並運送救災物資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彌補了政府的不足，起到正面的作用。
另一方面，負面的作用則要看社團本身的問題，有些社團可能太大了，尤其政府給予很多資助，如何更好地運用這些資源來服務市民、會否有官僚化的傾向等方面，可能是社團需要思考的。
湯耐冬評論員指出，澳門社團文化根深柢固，不過這種文化與香港有很大的差別，政治與社團剛好是兩項不同的事物，澳門很典型是一種社團政治，社團本身不是政治團體，但是香港的大部分社團是政治團體，而澳門往往在選舉之際才會出現臨時性的政治社團。這種模式的好處是，這種社團本身可以剔除很多的政治因素，而投入更多的資源去處理一些真正的社會事務。
雖然社會事務與政治因素很難剔除乾淨，不過始終有著重點，有些事情可以不用為政治而做。而從香港的一些民主政團及澳門一些非建制社團目前所做的事情來看，更多是政治色彩較重，而非在於民生。
傳統建制派社團會舉辦活動，協助處理政府在現行法規當中不方便處理的事情，譬如老人服務、支援弱勢人士的社團或組織等等。政府在資源調撥、法律法規等狀況的限制下，無法兼顧太多，因此以一種外判或資助社團的形式，由社團來運作，這是側重在社會服務。這就是澳門社團的好處，離開了選舉，更多的時候，資源能夠回歸到社會。
當然，一件事有正反兩面，有影響力的大型社團亦有它的弊端。
當有一些社會事務需要民意支撐，但是民意或有與政府的施政方針對立、或是不同方向的時候，就會窒礙、阻慢了政府的部分施政。不是說不能有反對的聲音，但是大型社團很多時候是因為民意，而忽略了中立。有些事情明明是合理的，但是有很多人認為不妥當，於是社團或會為了政治考量，亦發出認為不妥當的聲音，導致整件事就會呈現出社會認為不妥當的現象。即為間接干擾模式，民意不是直接干擾政府，是民意直接干擾到社團，而社團代表再干擾政府。例如上屆立法會曾經出現過的“高官離職補償制度”，及輕軌路線設置等事件，都是典型的例子。
大部分市民都有一種心態或情緒，作為市民對政府，一定有對立面，因為政府永遠都不可能將利益均衡分配，這就是政府難做之處。其實市民應該可以更理性、客觀去看待問題，並且相信政府作出的具有科學性的決策。
區錦新議員直言，澳門的社團文化最主要的就是來自1960年“12·3”事件之後，親北京系統的社團壟斷了澳門的民間社會，於是這些傳統的大型社團就一直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社會不同階層的代表，這樣的情況一直維持到1999年回歸、直至現在。
社團對於政府來說，相等於有一個很穩健的統治盟友進行協助，就算政府出現問題，統治盟友透過民間或同盟者的角色，可以幫助政府梳理民情。好處是，起碼在管治上是一個比較穩健的狀態；壞處是，因為這種壟斷導致其他民間社團相對較難發展。舉個例子：說到澳門工會代表，一定會聯想到工會系統，但事實上還有其他小的獨立工會，但是這些工會在政治上是失聲的。這種情況下，一些大型社團在民間產生了一些壟斷的作用，其他的小社團只能依附這一些大社團，獨立社團失聲，令政治生態上會比較沉寂，不同的群體難於發聲，導致整個澳門社會的政治紛圍較為保守、沉默。這也是澳門為何較為安靜的原因，這種社團文化與政治生態是有直接關係的，長此以往定不利於社會多元化發展。
李略教授透露，以社團的發展來看，結社自由是受憲法、基本法、聯合國公約（包括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等一系列公約）所保護的。因此在澳門結社比較自由，不需要審批，但宗旨不能是違法、要合法、以公益為目的即可成立。
目前澳門有八千多個社團，增加量很大，從社團對社會起的作用來看，大多是正面的作用。首先是與政府的溝通；其次是公民的自治組織、互相的自我聯繫、自我娛樂、自我服務等等；第三，起到很重要社會服務的作用，政府肯定有些社會服務未能全面，部分服務（如慈善、教育）則由社團來彌補，而且政府也有意識地通過購買社團的服務，給予社團很多資助來提供這些服務。這些都是比較正面的作用。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社團納入正式的政治體制之內，並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純粹自願性的團體。根據基本法規定，如立法會的間接選舉是按界別來選，各個界別都是社團在背後作支撐；立法會的直接選舉，其提名和選舉工程其實也是社團在背後運作；立法會的委任議員，特首也會考慮其背後的社團背景；另外，行政長官的產生也離不開社團的因素，特首選舉委員會也是社團在起重要作用。因為澳門沒有政黨，社團在政治活動中已經起了政黨的功能。
我們的正式政治組織、機構、框架之內都已經納入社團了，除了選舉之外，還有很重要的諮詢組織，政府要聽取各方面意見的時候，都會諮詢各界的諮詢組織（包括教育委員會、文化委員會、青年委員會、婦女委員會等等），這些委員會有一大批都是社團組織來擔任的。
而澳門社團的作用還體現在天災救助上，尤其是去年的“8·23”風災，災害造成的損失較大，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各個社團發動義工，組織並運送救災物資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彌補了政府的不足，起到正面的作用。
另一方面，負面的作用則要看社團本身的問題，有些社團可能太大了，尤其政府給予很多資助，如何更好地運用這些資源來服務市民、會否有官僚化的傾向等方面，可能是社團需要思考的。
湯耐冬評論員指出，澳門社團文化根深柢固，不過這種文化與香港有很大的差別，政治與社團剛好是兩項不同的事物，澳門很典型是一種社團政治，社團本身不是政治團體，但是香港的大部分社團是政治團體，而澳門往往在選舉之際才會出現臨時性的政治社團。這種模式的好處是，這種社團本身可以剔除很多的政治因素，而投入更多的資源去處理一些真正的社會事務。
雖然社會事務與政治因素很難剔除乾淨，不過始終有著重點，有些事情可以不用為政治而做。而從香港的一些民主政團及澳門一些非建制社團目前所做的事情來看，更多是政治色彩較重，而非在於民生。
傳統建制派社團會舉辦活動，協助處理政府在現行法規當中不方便處理的事情，譬如老人服務、支援弱勢人士的社團或組織等等。政府在資源調撥、法律法規等狀況的限制下，無法兼顧太多，因此以一種外判或資助社團的形式，由社團來運作，這是側重在社會服務。這就是澳門社團的好處，離開了選舉，更多的時候，資源能夠回歸到社會。
當然，一件事有正反兩面，有影響力的大型社團亦有它的弊端。
當有一些社會事務需要民意支撐，但是民意或有與政府的施政方針對立、或是不同方向的時候，就會窒礙、阻慢了政府的部分施政。不是說不能有反對的聲音，但是大型社團很多時候是因為民意，而忽略了中立。有些事情明明是合理的，但是有很多人認為不妥當，於是社團或會為了政治考量，亦發出認為不妥當的聲音，導致整件事就會呈現出社會認為不妥當的現象。即為間接干擾模式，民意不是直接干擾政府，是民意直接干擾到社團，而社團代表再干擾政府。例如上屆立法會曾經出現過的“高官離職補償制度”，及輕軌路線設置等事件，都是典型的例子。
大部分市民都有一種心態或情緒，作為市民對政府，一定有對立面，因為政府永遠都不可能將利益均衡分配，這就是政府難做之處。其實市民應該可以更理性、客觀去看待問題，並且相信政府作出的具有科學性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