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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每一个摄影师都能营造超现实主义的幻境，对亚瑟·特雷斯来说，这却毫不费力。他如同一个魔术师，时刻充满激情，不断地用光怪、荒诞的虚构影像创造着迷宫般的梦幻世界。
超现实主义——这一起源于法国的艺术流派，已经发展了两个世纪。在国外，超现实主义摄影不论在观念还是技法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而在中国才刚刚萌芽。美国超现实主义摄影大师亚瑟·特雷斯携经典之作，完成了2011年度在中国的展出，为观者上演了一场梦幻般的视觉盛宴。美国著名摄影评论家A.D.柯曼曾经将亚瑟·特雷斯比作一个“危险的”摄影师，而年过古稀的特雷斯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却流露着一种平缓而谦和的气息，让人很难将其与“超现实主义摄影大师”这一头衔联系起来。
1940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亚瑟·特雷斯，是早期编导式摄影的开山人，出道之初便凭借超现实主义的黑白作品而备受关注。他“执导”了《梦幻珍藏》、《医院》、《暗影》等多个系列，以独特的表现手法和震撼的画面，表达了欲望、孤独、恐惧等种种人类情绪，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神秘氛围。特别是以描绘少年梦境为主题的作品，成为超现实主义摄影的经典之作。画面中的少年眼里，对周围的一切所表现出的疏离感，是特雷斯对孤独童年的追忆。曾经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不安、胆怯、敏感，通过碎片般的影像，自然地流淌出来，引发观者长久的共鸣。
在被冠以超现实主义摄影大师的头衔前，特雷斯同样是一名出色的纪实摄影师。大学毕业之初，历时六年游走于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镜头成为他记录和感知人类文明的重要工具。旅行带给特雷斯的不仅是开阔的视野，当他重新踏上美国的土地时，最终决定将摄影作为终身的职业。对特雷斯而言，旅行始终是获取灵感的最佳途径，于寻常之景中发掘不寻常的感受，既是必要的放松，也是必修的功课。采访时，特雷斯告诉我们：“旅行是一种回归。”他就是这样，在超现实主义摄影和纪实摄影之间，自如地穿梭。
采访结束，却愈发难以给这位大师一个明确的定位，甚至无法知晓他下一步将踏向伺处。这位不断挑战自我创作极限、尝试风格迥异题材的摄影大师，内心深处像藏着一个永远不知满足的顽童，用手中的魔术造出一个个奇幻的梦。
大师访谈
CNT：您什么时候开始对摄影产生兴趣?拍摄第一张照片是什么时候?
亚瑟·特雷斯：我拍摄第一张照片时是12岁，还在读小学。我成长在一个当时看来并不“寻常”的家庭，我父母在我9岁时离婚，父亲再婚后搬到富裕的郊外生活，我和母亲仍然在贫民区相依为命。我12岁时，姐姐送给我一台禄来科德相机，它成为我拥有的第一台相机，我欣喜地开始用它拍照。因为居住在康尼岛附近，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座“充满超现实感”的游乐场度过的，游乐场没落的景象一直贯穿在我的记忆当中。我记得每天放学后都要在那里逗留片刻，拍摄了大量关于游乐场的照片，第一个拍摄对象是马戏团的怪物和破败不堪的建筑。
后来我升入巴德学院，主修艺术和艺术史，并研究哲学。这期间我一直没有停止摄影，同时，我对拍摄短电影也很感兴趣。不过，当时摄影只是我的业余爱好。
CNT：在近60年的创作生涯中，哪些作品对您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亚瑟·特雷斯：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一个词——“梦幻”，没有比它更适合的词汇来形容我的创作。
正如我创作的“梦幻珍藏”系列，我期望通过镜头探索孩子们奇幻的梦境。拍摄之前，我采访了许多孩子，询问他们所经历过的最难忘或最恐怖的梦，然后将孩子们作为拍摄对象，像导演一样将他们的梦境用影像呈现出来。我在作品中描述了各种不同的梦境，都是孩子们最常做的梦，比如飞翔、被掩埋、课堂上遭受到难堪、透过窗户看到怪兽狰狞的面孔，或者被某种力量带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我想我是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的人。
CNT：您提到大学毕业后进行7长达6年的世界旅行，那段旅行带给您什么样的收获?
亚瑟·特雷斯：我少年时代曾对拍摄电影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且在1962年时前住巴黎学习电影制作。不过后来我发现那所学校太过传统，烦琐的课程和考试让我感觉越来越远离理想，于是我开始寻求另一种生活方式。
我花了6年的时间游走于欧洲、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直到1968年才返回美国。当我穿梭于不同的国家，我所想的只是用镜头记录下我所见的一切，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文化，我并没有想过成为一名职业的摄影师。回到美国后我开始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摄影，那时我才发现摄影潜在的美学意义。与如实地记录我的所见所感相比，我逐渐认识至0摄影是一种表达情感的途径。我想这是那段旅行带给我最重要的感受之一。
CNT：旅行为您的创作提供了哪些灵感，对您的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亚瑟·特雷斯：现在，旅行对我来说是一种回归。每隔10年左右，我都会花一两年的时间单纯地走和看。我开着车四处兜兜转转，碰到有意思的景物或建筑，就停下来拍几张。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益于眼睛的事情。这样的旅行能够训练一个人最基本的观察力，是那种完全凭借直觉，不夹杂过多思考的能力，但是相较于记录却又更深一步。我称它为“撩拨双眼”。
在旅途中，我从不同的事物中寻找有意思的角度，发掘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感觉逐渐演变成一种细微的超现实的、梦幻的东西。比如我可能会路过一所中学，然后进去拍摄一块篮球场地。我认为这样的方式非常有利于我补充灵感来源。许多纪实摄影师在拍摄时缺乏激情，缺少具有强烈感官刺激的画面和构图，只是平淡地记录景象，我尽量不这样工作。
CNT：您拍摄时更倾向于抓住灵光一现的瞬间，还是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
亚瑟·特雷斯：在摄影过程中，创意和后期处理的关系总是显得有些紧张，我一直尝试使两者达到一种平衡。我所用的技术十分简单：一台相机和两个镜头，60年来都是如此。我不太相信过分修饰的摄影作品，也不太相信过分客观地呈现。我认为摄影是需要精心设计的，适当的光影可以用来传递作者的感情，因此，我更看重对作品的策划。但是，这种策划与设计舞台或者人为摆拍却又不同。拍摄之前，我会在脑海中反复构想，并不急于拍摄，而是等到某一个合适的时机，确定可以在现实中将想法完全呈现时才会行动。
CNT：您一直乐于尝试多种创作手法，其间是否经历过失败或低潮?如何调整?
亚瑟·特雷斯：一个资深的摄影师通常会遇到两种情况：灵感枯竭或者受制于规范。我曾经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博物馆看过一场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Lange，20世纪美国杰出的纪实摄影师)的作品展，还买了一本相关的小册子，她在小册子中提到，当她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拍摄作品越来越趋近于同一个风格：她四处游历，巴厘岛，日本，每到一处一定会拍摄关于主人公手的作品。对她来说，想要跳出去创作已经很难了。这也是我常常思考并且努力避免的一个问题。
我不断地尝试新的创作手法，因为有时候你会感觉快达到创作的极限，而这时你只要坚持，不断地突破自己，就会走得更远，甚至可以制造出新的东西，一些你之前从未发现过的东西。不过，太多的人们过早地放弃努力，觉得无法超越现状，这样很可惜。我只是持续地推着自己前行，这样才能产生新的东西。
在摄影的领域，人们通常对变化和转型是充满紧张的，对创作手法的一贯性更为认同。事实上的确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当摄影师尝试另一种创作风格时，他的作品短期内是不会被画廊接受的，艺术上也会出现一个低潮。因此，大多数摄影师还是会坚持一贯的风格。我有一个理论：失败的高贵。其实，这个概念来源于日本。这也是我工作中坚持的理念：和创作胜券在握的作品相比，我更愿意去寻找作品中不成功的地方，甚至刻意地制造失败，因为这些失败最终可能带我进入新的境地。
CNT：除了摄影，您平时还喜欢做些什么?
亚瑟·特雷斯：我平时喜欢在海滩散步，也会在冰冷的海水中游泳。另一个爱好是收集中国和日本1700年至1900年之间的木版画，这对我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还有一个图书馆，藏有大约7万多册书籍，之前在旧金山一家博物馆展出了一年左右。我很乐意与人们分享我的收藏。
超现实主义——这一起源于法国的艺术流派，已经发展了两个世纪。在国外，超现实主义摄影不论在观念还是技法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而在中国才刚刚萌芽。美国超现实主义摄影大师亚瑟·特雷斯携经典之作，完成了2011年度在中国的展出，为观者上演了一场梦幻般的视觉盛宴。美国著名摄影评论家A.D.柯曼曾经将亚瑟·特雷斯比作一个“危险的”摄影师，而年过古稀的特雷斯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却流露着一种平缓而谦和的气息，让人很难将其与“超现实主义摄影大师”这一头衔联系起来。
1940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亚瑟·特雷斯，是早期编导式摄影的开山人，出道之初便凭借超现实主义的黑白作品而备受关注。他“执导”了《梦幻珍藏》、《医院》、《暗影》等多个系列，以独特的表现手法和震撼的画面，表达了欲望、孤独、恐惧等种种人类情绪，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神秘氛围。特别是以描绘少年梦境为主题的作品，成为超现实主义摄影的经典之作。画面中的少年眼里，对周围的一切所表现出的疏离感，是特雷斯对孤独童年的追忆。曾经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不安、胆怯、敏感，通过碎片般的影像，自然地流淌出来，引发观者长久的共鸣。
在被冠以超现实主义摄影大师的头衔前，特雷斯同样是一名出色的纪实摄影师。大学毕业之初，历时六年游走于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镜头成为他记录和感知人类文明的重要工具。旅行带给特雷斯的不仅是开阔的视野，当他重新踏上美国的土地时，最终决定将摄影作为终身的职业。对特雷斯而言，旅行始终是获取灵感的最佳途径，于寻常之景中发掘不寻常的感受，既是必要的放松，也是必修的功课。采访时，特雷斯告诉我们：“旅行是一种回归。”他就是这样，在超现实主义摄影和纪实摄影之间，自如地穿梭。
采访结束，却愈发难以给这位大师一个明确的定位，甚至无法知晓他下一步将踏向伺处。这位不断挑战自我创作极限、尝试风格迥异题材的摄影大师，内心深处像藏着一个永远不知满足的顽童，用手中的魔术造出一个个奇幻的梦。
大师访谈
CNT：您什么时候开始对摄影产生兴趣?拍摄第一张照片是什么时候?
亚瑟·特雷斯：我拍摄第一张照片时是12岁，还在读小学。我成长在一个当时看来并不“寻常”的家庭，我父母在我9岁时离婚，父亲再婚后搬到富裕的郊外生活，我和母亲仍然在贫民区相依为命。我12岁时，姐姐送给我一台禄来科德相机，它成为我拥有的第一台相机，我欣喜地开始用它拍照。因为居住在康尼岛附近，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座“充满超现实感”的游乐场度过的，游乐场没落的景象一直贯穿在我的记忆当中。我记得每天放学后都要在那里逗留片刻，拍摄了大量关于游乐场的照片，第一个拍摄对象是马戏团的怪物和破败不堪的建筑。
后来我升入巴德学院，主修艺术和艺术史，并研究哲学。这期间我一直没有停止摄影，同时，我对拍摄短电影也很感兴趣。不过，当时摄影只是我的业余爱好。
CNT：在近60年的创作生涯中，哪些作品对您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亚瑟·特雷斯：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一个词——“梦幻”，没有比它更适合的词汇来形容我的创作。
正如我创作的“梦幻珍藏”系列，我期望通过镜头探索孩子们奇幻的梦境。拍摄之前，我采访了许多孩子，询问他们所经历过的最难忘或最恐怖的梦，然后将孩子们作为拍摄对象，像导演一样将他们的梦境用影像呈现出来。我在作品中描述了各种不同的梦境，都是孩子们最常做的梦，比如飞翔、被掩埋、课堂上遭受到难堪、透过窗户看到怪兽狰狞的面孔，或者被某种力量带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我想我是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的人。
CNT：您提到大学毕业后进行7长达6年的世界旅行，那段旅行带给您什么样的收获?
亚瑟·特雷斯：我少年时代曾对拍摄电影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且在1962年时前住巴黎学习电影制作。不过后来我发现那所学校太过传统，烦琐的课程和考试让我感觉越来越远离理想，于是我开始寻求另一种生活方式。
我花了6年的时间游走于欧洲、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直到1968年才返回美国。当我穿梭于不同的国家，我所想的只是用镜头记录下我所见的一切，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文化，我并没有想过成为一名职业的摄影师。回到美国后我开始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摄影，那时我才发现摄影潜在的美学意义。与如实地记录我的所见所感相比，我逐渐认识至0摄影是一种表达情感的途径。我想这是那段旅行带给我最重要的感受之一。
CNT：旅行为您的创作提供了哪些灵感，对您的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亚瑟·特雷斯：现在，旅行对我来说是一种回归。每隔10年左右，我都会花一两年的时间单纯地走和看。我开着车四处兜兜转转，碰到有意思的景物或建筑，就停下来拍几张。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益于眼睛的事情。这样的旅行能够训练一个人最基本的观察力，是那种完全凭借直觉，不夹杂过多思考的能力，但是相较于记录却又更深一步。我称它为“撩拨双眼”。
在旅途中，我从不同的事物中寻找有意思的角度，发掘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感觉逐渐演变成一种细微的超现实的、梦幻的东西。比如我可能会路过一所中学，然后进去拍摄一块篮球场地。我认为这样的方式非常有利于我补充灵感来源。许多纪实摄影师在拍摄时缺乏激情，缺少具有强烈感官刺激的画面和构图，只是平淡地记录景象，我尽量不这样工作。
CNT：您拍摄时更倾向于抓住灵光一现的瞬间，还是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
亚瑟·特雷斯：在摄影过程中，创意和后期处理的关系总是显得有些紧张，我一直尝试使两者达到一种平衡。我所用的技术十分简单：一台相机和两个镜头，60年来都是如此。我不太相信过分修饰的摄影作品，也不太相信过分客观地呈现。我认为摄影是需要精心设计的，适当的光影可以用来传递作者的感情，因此，我更看重对作品的策划。但是，这种策划与设计舞台或者人为摆拍却又不同。拍摄之前，我会在脑海中反复构想，并不急于拍摄，而是等到某一个合适的时机，确定可以在现实中将想法完全呈现时才会行动。
CNT：您一直乐于尝试多种创作手法，其间是否经历过失败或低潮?如何调整?
亚瑟·特雷斯：一个资深的摄影师通常会遇到两种情况：灵感枯竭或者受制于规范。我曾经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博物馆看过一场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Lange，20世纪美国杰出的纪实摄影师)的作品展，还买了一本相关的小册子，她在小册子中提到，当她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拍摄作品越来越趋近于同一个风格：她四处游历，巴厘岛，日本，每到一处一定会拍摄关于主人公手的作品。对她来说，想要跳出去创作已经很难了。这也是我常常思考并且努力避免的一个问题。
我不断地尝试新的创作手法，因为有时候你会感觉快达到创作的极限，而这时你只要坚持，不断地突破自己，就会走得更远，甚至可以制造出新的东西，一些你之前从未发现过的东西。不过，太多的人们过早地放弃努力，觉得无法超越现状，这样很可惜。我只是持续地推着自己前行，这样才能产生新的东西。
在摄影的领域，人们通常对变化和转型是充满紧张的，对创作手法的一贯性更为认同。事实上的确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当摄影师尝试另一种创作风格时，他的作品短期内是不会被画廊接受的，艺术上也会出现一个低潮。因此，大多数摄影师还是会坚持一贯的风格。我有一个理论：失败的高贵。其实，这个概念来源于日本。这也是我工作中坚持的理念：和创作胜券在握的作品相比，我更愿意去寻找作品中不成功的地方，甚至刻意地制造失败，因为这些失败最终可能带我进入新的境地。
CNT：除了摄影，您平时还喜欢做些什么?
亚瑟·特雷斯：我平时喜欢在海滩散步，也会在冰冷的海水中游泳。另一个爱好是收集中国和日本1700年至1900年之间的木版画，这对我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还有一个图书馆，藏有大约7万多册书籍，之前在旧金山一家博物馆展出了一年左右。我很乐意与人们分享我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