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超越:《城堡》和《围城》的空间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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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叙述是《城堡》和《围城》共同的写作手法:事不关己、尔虞我诈的社会空间显现出现代人被悬置、被压迫的命运;麻木不仁、缺乏沟通的精神空间导致个体一度被排挤在生存边缘,所有人都是孤独的存在。主人公的空间困境不仅是客观世界的外在反映,更是作家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探索反思。本文以《城堡》和《围城》为分析对象,通过对文本空间符号的解读,探讨其指向的生存困境,从而探寻超越的可能。
  《城堡》是卡夫卡的遗作,讲述了一个土地测量员费尽心思进入城堡却无果的故事,它象征着一个无法进入的代表权力机制的物理空间,也映射了人类无法突破精神困境的心理空间。《围城》是钱钟书的代表作,主要描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像,其中也有多种空间的叙述,它们映射了人生的困境、人性的弱点。不论是《围城》中的方鸿渐,还是《城堡》中的K,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然而结果却是“从某一点开始,便不复存在退路”,一旦开始追寻,便注定要体验一场落空,甚至连退路都没有,而这种困境带有普遍性的意义。笔者拟从两部作品的文本空间进行解读,通过社会空间、情感空间、空间境遇、后世借鉴意义这四个方面的比较研究,了解作品的文本含义和深层寓意,从而对人类的生存困境有一个更理性的判断与体悟,并进一步探寻超越的可能。
  在文学空间领域,布朗肖提出“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返回到深刻的存在”,他认为文学空间不再仅仅是现实世界物理空间的再现,而是一种生存体验的空间,其生成来自于作家生存的内心体验,触及到人类内心的深层感知。“文学作品中的场景环境描写,并不是客观物理空间或地理空间的简单机械式再现,其中渗透着人们对于空间的理性规划和社会历史性理解”,象征场景是小说空间叙述的特征之一,通过解读上述两部作品的空间场景,主人公的生存困境得以具象地呈现,其指向的是人类的生存困境。
  一、“拒人千里”的社会空间
  《城堡》中,“城堡”这一空间被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涵:作为改写人物命运的权力机关,它神秘而冷漠,影射了现代人类可望不可即的空间存在。小说中,主人公K并未被城堡聘用,却被城堡认可了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当他找到自己的顶头上司——村长时,却被告知自己并不被需要。面对村民的冷漠,K没有放弃留在当地的诉求,而是积极探求进入城堡的方法,然而,K越是努力,距城堡却越来越远。为达成目的,K企图接近掌握任职权力的城堡官员克拉姆,甚至不惜勾引克拉姆的情人弗丽达。然而,在K与弗丽达共享爱欲的那一刻起,弗丽达与克拉姆之间的纽带早已切断,K企图通过弗丽达联系克拉姆的计划就此泡汤。后来,K又将希望寄托于信使巴纳巴斯,而巴纳巴斯只是个不被重视、日复一日等待工作的闲散职員,经过漫长等待,K只收到了两封来自克拉姆的非正式的慰问信件。更为荒谬的是,在他还未真正实行土地测量员的职责前,信件就表示了对K辛勤工作的嘉奖,并且那些信件本身也存在问题,似乎是从一堆发黄的旧档案里随机抽出来的。而随着K与巴纳巴斯一家的深入交往,K逐渐发现了“城堡权力运作的秘密”,并因为他与这个家庭的密切联系,村民对K的成见愈加强烈,甚至连弗丽达都开始反感K的所作所为,并且在最后与K分手,重新回到了酒馆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顶头上司村长、酒馆老板娘、学校教师等其他村民的排外行径,更是让K的境遇雪上加霜。
  面对村民和城堡相结合的坚固壁垒,K的积极进取反而使他距离“山坡的圣地”愈加遥远,社会地位一再被悬置、孤立。正如布罗德所言:“他是个异乡人,碰巧来到一个对异乡人抱有猜疑的村庄,没有做更多的交代;然而人们很快就感到这种几乎带有普遍性的‘身居异乡’的心情在一种非常特定的情况下变得具体化了,‘谁都不是谁的同伴’。”
  《围城》中,方鸿渐辗转于各个职场空间,但每一次“出逃”都未能称心如意,反而使得方鸿渐的精神世界不断萎缩。因与周家夫妇日渐隔阂,方鸿渐辞去银行的工作,将职场的期望寄予内地,可刚到三闾大学,“我愿意请先生来当政治系的教授,因为先生是辛楣介绍的,说先生是留德的博士,可是先生自己开来的履历上并没有学位——并且不是学政治的”,面对校长高松年的文凭质疑,方鸿渐自知学历是假,只好忍气吞声,委身降职。然而,这仅仅是方鸿渐任职生涯的一个小坎。随着教学生涯地不断深入,方鸿渐逐渐发现三闾大学的另一副面孔:校长高松年看似通情达理,实乃酒色之徒;汪处厚老奸巨猾,官僚风气残余浓厚;顾尔谦、陆子潇等人一心飞黄腾达,爱耍小手段。最为讽刺的是,他发现韩学愈同是出自克莱登大学,他却招摇撞骗、“大摇大摆”,甚至当上了历史系主任。由于没有收到下一年的任职聘书,方鸿渐又折回上海任职。虽然能力不足,但他却心气颇高,意气用事下辞去了报馆的工作,从此生活再无收入,还需要靠孙柔嘉补贴家用。在收到赵辛楣的回信后,方鸿渐又打算重返内地,在那谋一份生计,“可是他也一步步高上去,自己要仰攀他,不比从前那样分庭抗礼了”,由此,方鸿渐的未来走向又一次陷入了漂浮与悬置。
  不论是周家银行、三闾大学,还是报馆,“封闭”的职场空间使得人的嫉妒心理和权力欲望充分展现,方鸿渐拥有应对人情世故的敏锐触觉,却缺乏处理社会关系的勇气和能力,一度被排挤在生存空间的边缘。
  二、“视同陌路”的精神空间
  “空间生产压抑了人性,将人变成麻木冷漠的人。”作为构建城堡权力结构的基层人员,城堡的村民长期处于情感荒芜、缺乏沟通的精神空间。小说中,村民谨小慎微,胆怯怕事,他们不敢大声交流或成群结队,常常用惶恐的眼神盯着K,深怕K或自己触犯哪条不成文的法律法规。在对现有秩序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村民还忠实维护着克拉姆的绝对权威:他们不惜孤立阿玛丽亚一家,导致全村最好的鞋匠没有生意、失去了当消防员的资格。尽管城堡没有采取任何谴责或惩罚的措施,阿玛丽亚一家却不得不四处求助,恳求城堡的饶恕,为了能找到城堡官员的跟班,奥尔加不惜跑到客栈,委身于卑贱的仆役……而起因仅仅是因为阿玛丽亚拒绝当克拉姆的情人。从朝气蓬勃到身心俱疲,阿玛丽亚一家的遭遇似乎是K追寻之路的“镜像文本”。   “唔,不光是对你,我几乎对一切,几乎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有人侮辱了我,那对我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弗丽达承载着克拉姆的意志,这种特殊的联系使得她性情高傲,即便如此,她对客人的调戏无动于衷,失去了反抗的行动力甚至无视了自己的痛苦。同时,她和K的结合也充满矛盾:弗丽达想通过K体验世俗之爱,同时要维护克拉姆的绝对权威;K企图通过弗丽达联系克拉姆,但又想拥有完整的弗丽达,“简言之,一个要将爱情与理想合二为一(K),一个则要一分为二(弗)。”由于思维模式、价值归属乃至结合动机差之甚远,K与弗丽达的结合终归是灵肉分离,最终走向了分崩离析。
  观之城堡全局,村民身处压迫却不自知,甚至以听从权力中心的摆布为荣,甘心维护一切不正常的法律或秩序,K的不懈探索使得他在这个封闭空间的追寻更为孤独。
  《围城》中,方鸿渐对唐晓芙寄予真心,但他疲于应对苏文纨的恩威并重,迟迟不敢表明心迹,加之自己与唐晓芙误会不断,最终使得自己的爱情夭折在萌芽阶段,陷入了有别阳间的苦痛。然而即使他们在一起,或许结果也并不圆满。唐晓芙率性进步,渴望一个全心全意对她的理想爱人,“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以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待我——”,当她对拥有丰富过去的方鸿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的爱情就注定不能走向理想。聚焦方鸿渐这段感情,方鸿渐喜欢唐晓芙但爱而不得,两人的情感围墙也未曾打通,使得方鸿渐关于真情的追寻之梦就此破碎。后来,方鸿渐陷入了孙柔嘉的温柔陷阱,结婚之后,方鸿渐却发现眼前人有别昔日,她脾气渐露,颇有主见,想把方鸿渐变成姑父那样顺应妻子的人物,不免失望郁闷,感叹一句“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
  爱情上,方鸿渐对唐晓芙懦弱无能、不敢争取;婚姻上,方鸿渐对结婚毫无自主意识,与孙柔嘉缺乏精神交流。由于个性懦弱顺应,再加上缺乏心灵沟通,方鸿渐在追寻精神家园的路上始终处于漂泊状态,即使步入婚姻的“围墙”,也不能消解半分孤独。他曾感慨:“天生人是教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身体里容不下的东西,或消化,或排泄,是个人的事;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情感,要找同伴来分摊?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者人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而情感生活的漂泊、悬置只是方鸿渐精神空间的荒芜一隅,夏志清曾说《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教育也好,职业也罢,方鸿渐的整个人生都长期处于精神荒芜、情感孤独的悲哀境地,他所指向的是现代人心灵愈渐疏离的精神危机。
  三、“漂泊、悬置”的空间境遇
  文本中的空间是符号化的空间,背后有他的隐喻和象征。不论是《城堡》,还是《围城》,它们的空间设置“不再只是几何学物理空间的再现和心理空间的表征,而是一种生存体验的空间,触及人类内心的深层感知”,K和方鸿渐在追寻的路上不断陷入困境,又在困境中努力寻找突破的方法,他们是一部分现代人的生活缩影。
  K终其一生渴望进入城堡,但城堡这个概念,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个虚空。“村子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城堡山笼罩在霧霭和夜色中毫无踪影,也没有一丝灯光显示出城堡的存在”,小说开篇便开宗明义:城堡与村庄构成了对立的空间,暗示着权力等级的高下。雾气退散后,“原来它只是一个相当简陋的小市镇,由许多村舍汇集而成……K一时想起自己的故乡小镇,它不见得比这座所谓的城堡差”,有别于传统城堡的高大宏伟,城堡的物理空间平凡无奇,甚至与家乡的建筑风貌基本无异。甚至,城堡所运行的权利机制都是虚无缥缈的。例如城堡并未聘请土地测量员,却认可了K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即使是K任职城堡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就会忙碌不断,运转困难;一旦有一通电话向城堡拨打,城堡所有附属部门的电话都会响起;城堡的官员比格尔终日在床上度过,并在床上处理公务。
  “存在主义的角度认为,城堡是荒诞世界的一种形式,是现代人的危机,K被任意摆布而不能自主,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从而代表了人类的生存状态。”结合分析,由于目标主体的空虚本质,K的追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体验落空,所以即便K费尽周折、绞尽脑汁,最后都难免是一场空虚,而它所指向的,是带有普遍性意义的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袁寒英评价方鸿渐:“旧的人生信仰失去了,但新的人生价值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他只知人生‘不是’什么样的,而不知人生‘是’什么样的。他的灵魂自身并未健全成熟。所以他只能嘲笑现实,而无法摆脱现实。他的灵魂无处安放。”方鸿渐从小接受国学教育,他身上保留了传统文化的道德约束,处事态度也受到道家文化中“避世”观念的影响,后来他留洋学习西方文化,接受“尊重个性、自由恋爱”等新思潮的熏陶,主体意识已经开始觉醒,面对封建残余颇深的中国社会,中西文化中各种价值观的碰撞与冲突造成了方鸿渐在思想上有一定程度的矛盾与迷茫。后来方鸿渐从欧洲归来,此时中国战乱的纷争使得知识分子的地位迅速下降,本身就不利于知识分子的求职与安居,方鸿渐“意识到自己在大时代中的无足轻重与无能为力,把一种茫然若有所失的心理哲理化,变成无可奈何的宿命感”。
  陈平原将中国上个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分为三个类型:“多余人”、“于连式英雄”和“挣扎与夹缝中的寻梦者”。很明显,方鸿渐属于这第三种。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旧的价值观体系正在土崩瓦解,新的体系尚未形成,于是以方鸿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只能游离于传统与现代的边缘,等待孤独的心灵有一个寄托。
  四、后世借鉴意义
  杨绛说《围城》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回看方鸿渐的人生,他在各个空间盲目冲撞、不断出逃,最后发现得到的不是心中所想,心有所系的又往往得不到,人生就是一场不断觉悟不断沉沦的可怜的梦。方鸿渐的人生悲剧杂糅了众多现代人的生活剪影,暗藏着钱钟书对现代人生存现状的担忧,表达了他人文的关怀。《城堡》并没有完结,据说K在弥留之际取得了当地的合法权益。正如廖星桥所言,“作者试图告诉读者,人们所追求的真理,不管是自由、安定,还是法律,都是存在的,但这个荒诞的世界给人们设置了重重障碍——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所以无论你怎样努力,也不可能抵达真理的彼岸,最后总是以毁灭而告终”。通过《城堡》,卡夫卡展现了一个荒诞虚无的世界,但这种真实的荒诞却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带有预见性。笔者认为,《城堡》更多的是卡夫卡内心世界的真实折射,但由于他关注的是整个时代中的人类生存状态,所以我们总能在K或周遭环境中找到自己或现实世界的影子。
  五、结语
  “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为路者,乃踌躇”,《围城》和《城堡》将空间置于前景,通过空间叙事展现了主人公在追寻过程中不断被漂浮悬置的生存困境,反映了个体在各个空间中无足轻重、无所适从、无能为力的无奈宿命。这种困境不仅与主人公的个体特质紧密相连,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对现代人具有典型性和一定的启示意义。而为之超越的方法,正等待接下来的学者为我们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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