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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密切相关，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其中的核心要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在民族复兴之路上，通过“缔造新中国、走上新道路、建设新社会、增益新世界”的光辉历程，成就了独特而伟大的“在危难中探索、在探索中定向、在定向中发展、在发展中复兴”的中国道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民族复兴；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D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7-0005-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国际秩序变革对我国国际秩序战略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部”（20XGJ004）；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近代国家主权研究”（14CLSJ10）；青岛市社科规划项目“后疫情时代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研究”（QDSKL2001080）。
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复兴之路，是一个没落的旧式封建王朝涅槃重生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古老农业文明国家向现代工业文明国家转型发展的过程，是一条独特的艰难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1]。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由旧式封建专制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清王朝、太平天国、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等各类不同势力的诸多探索和改造都没有成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涅槃重生之路上，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探索，通过“缔造新中國、走上新道路、建设新社会、增益新世界”的光辉历程，成就了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危难中探索，在探索中定向，在定向中发展，在发展中崛起”，中国人民也将继续沿着这条中国道路去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幸福社会。
一、在危难中探索——缔造新中国
近代中国的内外交困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内的难以跟上时代发展大势的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及封建思想；另一方面是国外的走现代工业化道路并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列强企图瓜分与殖民中国的狂潮。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传统上是“以血缘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式统治，封建王朝普遍奉行的国家哲学是“家国天下”。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后，在琅琊刻石中断然宣告：“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这显然是对夏、商、西周“亚细亚生产方式”关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古老神圣原则的继承[2]254。毛泽东指出，“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3]623
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4]123。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是“资本政治”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政治始终是一种典型的“土地政治”，是土地而非资本成为社会价值（或社会资源）的主要表现形态，这就使中国旧式封建帝制统治的长期延续得到了最深厚的经济与政治支持。
在这种封建帝制的统治中，政治管理主要是皇权结盟族权。自夏、商、西周始，皇帝就已经拥有了“神人同格”的地位和权威，是国家最大的、地位最高的封建地主，依靠家族、士大夫与乡绅治天下。在封建专制皇权集“天地君亲师”之权于一身的前提下，统治阶级推崇的是“承天运”的封建纲常伦理。在这种统治中，士大夫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孔儒哲学，而民众（农民）则始终处于“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的依附状态中。
那时中国人的骨子里只知皇帝就是无上权威，知“朝廷、皇帝”而不知“公民、平等”，知“宗族、官府”而不知“法制、民主”，百姓知有“江湖”而不知有“社会”，知有“天下”而不知有“世界”，民众的天下观、国家观是皇帝统治所及疆域概念上的王朝，而非现代主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甚至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也曾承认，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后，“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全国人民的大家”[5]12。孙中山也直到1905年建立中国同盟会时才在纲领中提出要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即“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6]297。
当清王朝故步自封并闭关自守于世界发展大潮流之外时，也就是中国的封建帝制统治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之日。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一个封闭的“天朝上国”被迫参与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中，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整体上作为一个落后的、任人宰割的孱弱形象出现在国际历史舞台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国家处于被列强瓜分豆剖的风雨飘摇的危亡状态。
落后挨打的代价是惨重的。辛亥革命前的70余年间，中国仅被迫向西方列强“赔款一项的总额就达十二亿二千四百万两白银”[7]。而清朝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仅为三四千万两，咸丰三年（1853）六月“部库仅存正项待支银二十二万七千余两”（《清文宗实录》卷97），至20世纪初，清政府的财政更是到了“库储一空如洗”（《清德宗实录》卷523）的悲惨境地。
辛亥革命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帝制统治，但紧随其后的却是一个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灾难深重时期。继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国家处于亡国灭种的绝地边缘。毛泽东1939年12月在著名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深入分析了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特征，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与前途。他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原有的历史进程被打破，陷入痛苦、悲壮的历史嬗变之中，一步一步地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2]262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从来都不乏舍生取义、改制强国、救亡图存甚至是改朝换代之人。在近代清王朝走向衰败之际，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运动。有李大钊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革命运动”[8]804的旧式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有陈独秀称之为“现代中国的第一次国民运动”[9]613的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有费正清认为的“具有传统形式的神秘社团领导下的群众运动”[10]434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但均以失败告终。这也表明了“师夷长技”与“师夷长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11]1470
百多年前的著名学者、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认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槅之故。”[12]204宣兴章认为，“自鸦片战争开始，清朝在对外战争中接连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方式’的失败。因为清朝所面对的不再是‘蛮夷’，而是一种崭新的国家体系——民族国家体系，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上，传统的王朝都难以应对这种崭新国家方式的挑战。”[13]
美国学者卡尔·瑞贝卡指出：“民族-国家是现代人类社会组织所不可避免的历史形式。这个不可避免性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有一种经常不被明言而却假定自明的关系，它被理解为现代性的本质内容。”[14]24显然，如果不彻底转向现代主权意义的民族-国家，如果不广泛发动和教育民众，如果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导，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有战斗力的领导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就不可能取得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成功。1925年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余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余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5]1070
中国革命迫切需要先进的理论指导和先进的组织领导，同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列宁曾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准确预见到中国一定会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他于1912年7月15日在《涅瓦明星报》上发表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科学地预见到：“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16]428（俄国共产党的前身曾称为社会民主工党，是无产阶级政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1]1471“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5]1093。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7]。党的二大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18]113这标志着开启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
“当中国存在着君主政体时，人们把政治看作是帝王个人的事情。”[19]封建帝制解体后，中國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放手发动群众，把中国革命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结合起来，注意把基层党组织建立在农村基层的村一级组织和城市的工人社团中，大大提升了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参与度，充分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使人民心中千百年沉积下来的朴素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得到新的升华，形成了极其强大的振兴中华的理想信念。
同时，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依照马列主义的先进建党思想，进行了党作为核心领导力量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建立了党绝对指挥下的武装力量。中国从此以后，有一个不同于西方政治体制中的强大政党，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实行自下而上的广泛的动员与组织，同时对民众实行自上而下的新理念、新价值的教育，并由政党领导人民建立现代国家。
就现代民族-国家来说，西方国家大多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在中国则是先有政党后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大多产生于议会派别斗争中，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为利益集团效力，而中国共产党诞生于黑暗混乱的民族存亡之秋，领导人民通过不屈不挠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与探索，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缔造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特质，决定了她能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彻底的胜利。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3]652。中国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3]651。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功绩和重要作用，在我国宪法序言中得到了明确体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1]
二、在探索中定向——走上新道路
国强民富历来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景，也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毛泽东曾言，“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迫害、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0]149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所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5]1053。
如果说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所说的这样一个“新国家”，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之不懈追求与奋斗的一个总“定向”目标；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就为国家发展的这个总“定向”，确定了一系列关乎中国未来“定向”的根本性支柱原则，如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公有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战线、民族区域自治、民主集中制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邓小平等为中国的后续“定向”，也作出了特殊的卓越贡献，他提出的改革开放、“一国两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核心理论，再一次为中国的发展增添了无穷活力，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越走越宽阔。 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后，通过把社会主义原理与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结合起来，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与科技革命“三驾马车”的拉动下，使人的主体性解放沿着三个维度展开：一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为主体的政治制度建构，把人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二是以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的确立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建构，把人从“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伦理束縛下解放出来；三是以现代教育与科技支撑为中心的工业化，把人从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通过这种解放，在几十年内，中国就走过了资本主义几百年才走过的路，成功实现了国家的现代转型与和平崛起。
从1911年腐朽没落的封建清王朝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后，百年间中国前后经历了缔造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两大时期。对于这两大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毛泽东曾总结说，“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5]1060邓小平也强调，“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21]195“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21]357
党的执政领导是中国走新道路的可靠保证和强大推动力。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的新道路才会坚持正确的既定方向，才会发挥更大的潜力。尽管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曾经也出现了一些照搬苏联经验的失误，但后来在实践中又予以纠正。“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21]265我们也曾遭遇过社会管理上的失序、经济建设上的失误和思想文化上的失本等挫折，但后来也予以了改正。
无论是失误还是挫折，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丝毫没有退缩过，也从未动摇过，而且中国还着力发展了强大的国防事业，坚决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切实护卫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定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也会继续坚定地走下去，但显然中国不会再教条式地、僵硬地走下去了，新道路是实践的，走新道路的探索也永无止境。邓小平1987年曾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完全是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21]227
冷战后，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国家欢呼“历史终结”，认为社会主义走到了末路，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没有偏离正道，反而更加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就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坚持了马列主义科学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了改革开放，坚持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随后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很好地应对了危机，中国道路展示了强大活力。习近平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22]156在世界上，从亚洲的越南到拉美的古巴再到非洲一些地区，一些借鉴中国经验的国家和地区，也已经展示了快速发展的新活力与新希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得以历练，在建设中得以定型，在社会上得以拱卫，在认识上得以深化，在发展上得以巩固，在国际上得以认可，在世界上得以立样。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道路既是民族复兴之路，也是人民幸福之路。中国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光明的、有远大前途的。
三、在定向中发展——建设新社会
直到“朕即国家”的封建帝制解体后，中国人民才慢慢发现，“天下”并非是帝王统治所及的疆域，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原来还有一个“社会”。这种向现代社会意识的剧烈转变，不亚于一次概念的革命，“它以一个包容性、主权性和本质上人人平等的团体形象为先决条件，这与此前封建社会秩序的等级性、分化性的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反差。”[23]593重视社会就是重视人民，就是重视人民的创造力，毛泽东极为重视人民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5]1031把“社会”还给人民，这是推动中国道路不断发展的伟力。此后，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就加快了从空间回到时间、从国家命运回到个体命运的认识与实践。
党领导人民缔造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新道路后，国家发生了转型，社会也发生了转型，因而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成为主要任务。此时，中国面临着两大紧迫任务：一是要把国家建设成一个文明先进的现代化强国，二是要把社会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现代新社会。
然而，不解放社会生产力、不增强社会活力，就没有发展；而没有发展，则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建设新社会就是一句苍白无力的空话。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点破了建设新社会的核心要义，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21]227党在实践中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改革开放定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成为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从此使中国社会的活力得到了充分释放，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日益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和认可。
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必须解放生产力；要解放生产力，在中国，首先必须解放农民。农村不仅是中国历史文明延续的最深厚土壤，也是中国社会生产发展的主场。农民的解放，意味着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也意味着社会的解放和民主的进步，因而，中国新社会建设发轫于农村土地改革是必然的。在土地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后，中国开拓性地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历史性地、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农民，并于2006年彻底告别实行了2600多年的“皇粮”制度，这是中国解放农民、解放社会以及建设新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式进步。2021年2月，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市场价值规律的普遍应用，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与再分配，个人合法财产得到法律明确保护，大大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在自上而下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国内发展与国外发展相衔接的社会现代化发展方式中，党和政府以开阔的视野、宽广的胸怀、远大的抱负和渐进的方略，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发展与公民社会发展。“任何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启动和推进均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国家，一个具有效率和能力的政府……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作为国家公权力的执掌者履行了以公共政策（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的方式、以‘看得见的手’来启动和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实在是一种必要的历史选择。”[24]535-536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内容是民主。在西方，民主制度起源于古代欧洲。民主一词源自古希腊，简单解释就是“人民的权力”（政权）或“人民的统治（管理）”，也可以说是多数人（有公民权的人）的统治。孙中山考察西方政治的利弊后，认为如果真正做到“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中国能够实现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25]217。概括来说，现代民主发展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从“有民无主”到“代民做主”，从“为民做主”到“让民做主”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可能会再到“人民自主”阶段。民主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民主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邓小平曾断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6]168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书中曾深刻指出，“秩序”的价值要优先于民主与自由。在欧美社会，民主的本质和形式表面上看是一体的，实际上却是肤浅的。民主的本质是体现人民的意志，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内涵，并非等同于当代西方所推行的“一人一票”式民主，因为这种“游戏民主”秩序操作起来，民主等同于竞选，竞选等同于拉票，致使“选拔”与“选举”经常错位，导致政治的平庸化、劣质化与民粹化。如东欧、中东、北非和拉美等地区一些硬拉西式民主上位的国家，难以持续保持社会稳定，甚至造成内部冲突。
与西方国家现代政党政治不同的是，中国的政党先于国家、先于工业化、先于现代化。在中国未间断的五千年文明中，虽然“民治”思想几乎完全被压抑，但“民本”思想却十分深厚，孙中山在1912年《临时大总统就职演说》中就提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27]2，他同时强调人民的平等性，提出国家内的所有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27]220。西方的民意如流水，随时空转换，中国的民意即民心，民心向背关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整体利益。党不是西方的那种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而是代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党，所以中国的三大国家特色组织管理形式，即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公有制，是以民本为基础、以民意为依托、以民心为最大的民主组织管理形式，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在西方国家，国家与社会区分的概念从中世纪就开始了，当19世纪黑格尔在学理上对国家与社会进行区分之后，国家与社会就彻底独立开来。而在中国君主专制体制下，始终是家国不分，社会与国家不分，只有由臣民和国家组合起来的“礼俗社会”，没有中间意义上的集体性的、独立性的“公民社会”，因而中国旧社会的政治文化中孕育的只是“民本”，而难以孕育出“民主”。同时，西方国家自19世纪以来，“国家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国家化是同步进行的”[28]171，在中国，这一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开始进行。
纵观国际社会历史进程，巨大的革命运动后，往往出现“革命后社会”所具有的全能型的巨大“革命惯性”特征。曾经自上而下的显著的计划性特征，一度使我国成为一个典型的“全能主义国家”，导致“社会”的培育与自育处于封冻与半封冻状态，社会的活力主要来自党的推动，而不是来自社会本身蕴含规律的动力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党不断在各方面积极探索推动培育现代公民社会。在坚持党对国家的执政领导的同时，通过扩大党员的代表性、惩治并铲除腐败、培育新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党不断地通过自我革命，在领导国家建设的同时把自己解放出来，成为日益成熟的管理型執政党，这也是现代政党政治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加强国家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全面加速跨入现代国家行列。1978年后，中国逐步走出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党逐步对国家、集体、个人利益进行了再平衡的新探索、新引导，对三者在整个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中的构成进行了科学的动态鉴定，确立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1]，通过改革僵化的所有制形式和计划经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促进中国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科学构成与发展，同时逐步形成了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成为中国新社会建构的主要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既不同于古代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也不同于当代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使民众参与国家的社会管理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得到了广泛调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民主的本质价值体现，甚至也是民主的真正内涵所在。毛泽东非常重视“积极性”问题，他在《论十大关系》文末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则明确肯定积极性就是民主的本质内容，他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21]242。习近平非常重视人民的“积极性”问题，他指出，“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9]。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建设新社会具有内生一致性，党把两者统一起来当成自己的神圣历史使命，引领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在发展中复兴——增益新世界
按照历史逻辑的理解，中国的崛起先于发展，并且首先是政治上“被崛起”。1950年，贫穷落后且百废待兴的中国被迫入朝参战，开始了“被崛起”的起锚。战争的胜利，不仅在国际上奠定了中国的立国大局，也迅速提升了中国的国威，标志着中国开始崛起于国际体系之中了。1972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巩固了中国在政治上崛起的地位。当时，中国大陆GDP还没有美国军费多，但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中美两国隔绝23年后，还是越过浩瀚的太平洋来到长城脚下，在毛泽东简朴的书房里拜会了他。
“中国百年之现代化，实是一雪耻图强的运动。”[30]91840年，中国的GDP约占世界的29%，大约是英国的4倍，却被英国的几尊大炮打败了，因为那时的中国没有先进的政治制度，没有先进的生产力，没有现代教育，也没有创新能力。20世纪中国的领袖，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邓小平，均对英国给予的羞辱念念不忘。1997年，中国收回了被英国占领了156年的香港，参与谈判的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曾表示：她曾经想把香港变成第二个新加坡，但无法达到目的，“因为我们的实力相差太悬殊了”[31]。
历史地看，自从革命先驱孙中山1894年发起成立“兴中会”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以来，“复兴中国”“振兴民族”等成为了现代中国人的不懈追求，自然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目标。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喊出了民族“复活更生”“回春再造”，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进一步提到“经济复兴”和“文化复兴”，邓小平把民族复兴之路具体到中国发展“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了“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概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制定了明确的“两个一百年”的发展蓝图。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习近平认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就是中国梦，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32]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于世界第二。2020年，中国作为全球唯一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GDP总量超过了百万亿元大关，约占美国GDP的72%。无论怎么看，在宏观上，当前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庞大体量的经济体，已经成为一个不争事实。更重要的是，中国依然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其前景也被国际社会普遍看好。早在2011年3月，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报告称中国在国际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总数已跃居全球第二位，报告认为，“这是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正在异常迅速地崛起的又一个信号”[33]。2020年，中国发明专利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科技论文也紧随美国居世界第二。当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引擎，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和全球125余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自2008年以来，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达30%。
中國复兴是沿着既定方向、顺应历史潮流、抓住发展机遇、党民共同推动而初步实现的，是一种国家转型、观念转型、治理转型的成功，同时显然也是一种新的组织管理方式的成功。在逐步复兴背后，党的领导、中国道路、改革开放、科技发展、稳定局面、和平环境等，都是中国顺利崛起的支撑性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复兴也是一种权利，并且不以挑战现有国际体系和破坏现有国际秩序为目标取向。14亿多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发展与复兴理所当然。巴西首富巴蒂斯塔在接受英国BBC专访时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命运的使然”“他只不过是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已”[34]。
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精神特质，就无法理解中国复兴的真正含义与发展趋势。事实本身往往具有价值倾向，中国复兴真正值得关注的，也许不是经济和军事，从长远来看，应该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和历史的新生，同时，“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也日益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与重视，深刻地影响着世界。
中国以自身的实践，在四大关键问题上为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带来新的启迪。一是把执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民主法治三大政治体系统一起来，探索了稳定的现代政治发展体系；二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盘活了现代治理的科学发展道路；三是把独特的历史文化优势与其他文明的长处兼容起来，促进了古老文明的传承新生；四是把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原则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结合起来，促进了区域性与全球性的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新建构。
“自‘现代’开启以来，人类踏上了自我解放的征程。但是，从更深层次上看，这是人类误入安格鲁-撒克逊文化价值轨道的历史时期。按照这一文化价值的取向，如果人类不能赢得对自然的控制权，那么人的自由和解放就是不可思议的……这注定了西方现代性与传统性或陈旧性难解难分。我们把这种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称为旧式现代性。”[35]106这种旧式现代性反映了业已存在的“人类发展困境”，必须探索科学的新式现代性。中国的崛起不仅要跳出思想观念的禁锢和意识形态的对峙，要继续努力建构自己的科学发展道路，还要面对已经内化的现代化过程重新界定现代性与民族性，“以一种颠覆既有时间概念与因果关系的论证方式，将西方从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的一系列过程重新历史地看待”[36]。这种理解和反思有益于全世界的共同发展与进步。
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历史发展的终点。至少，中美当前的制度均势表明，制度本身是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一切制度与反思都要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利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才是符合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规律的，正如梅林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以最后真理为其终点的体系。”[37]25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道路上，中国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四个自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高度统一”[38]。 真理本身没有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15]1095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断地探索真理、坚持真理、发展真理，不断地朝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建设社会、振兴中华的崛起之路上前进。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39]436中国的民族复兴之路不以挑战既有国际秩序为目标取向，但在全球治理中，在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文明多样化、治理规制化的时代发展大势中，把自身发展和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机遇转变为世界机遇，把中国人民利益与命运同各国人民利益与命运结合起来，探索以自然与社会代价最小的社会建设与国家发展的新式现代制度，促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体系，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显著增益于一个共生共存共荣、共商共建共享的新世界。一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40]242。历史现实都证明，由中国共产党探索并领导的中国道路是一条光明灿烂的康庄大道。
五、结语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使命担当，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历史还在继续。”[41]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实干兴邦”的精神，把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社会建设、法治建设结合起来；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气魄，把党的领导与中国特性、中国道路、中国使命结合起来；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自我革命勇气，把党的长期执政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结合起来；以不断开拓创新的伟大奋斗精神，引领当代中国伟大的社会革命，带领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行。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探索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发展趋势为准则，以物质生产力为依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瞄定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由此开辟了新纪元，开拓了社会发展的时代新路。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道路的创建者、组织者、领导者和推动者，也是中華民族脊梁和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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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常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民族复兴；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D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7-0005-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国际秩序变革对我国国际秩序战略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部”（20XGJ004）；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近代国家主权研究”（14CLSJ10）；青岛市社科规划项目“后疫情时代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研究”（QDSKL2001080）。
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复兴之路，是一个没落的旧式封建王朝涅槃重生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古老农业文明国家向现代工业文明国家转型发展的过程，是一条独特的艰难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1]。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由旧式封建专制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清王朝、太平天国、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等各类不同势力的诸多探索和改造都没有成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涅槃重生之路上，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探索，通过“缔造新中國、走上新道路、建设新社会、增益新世界”的光辉历程，成就了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危难中探索，在探索中定向，在定向中发展，在发展中崛起”，中国人民也将继续沿着这条中国道路去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幸福社会。
一、在危难中探索——缔造新中国
近代中国的内外交困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内的难以跟上时代发展大势的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及封建思想；另一方面是国外的走现代工业化道路并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列强企图瓜分与殖民中国的狂潮。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传统上是“以血缘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式统治，封建王朝普遍奉行的国家哲学是“家国天下”。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后，在琅琊刻石中断然宣告：“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这显然是对夏、商、西周“亚细亚生产方式”关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古老神圣原则的继承[2]254。毛泽东指出，“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3]623
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4]123。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是“资本政治”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政治始终是一种典型的“土地政治”，是土地而非资本成为社会价值（或社会资源）的主要表现形态，这就使中国旧式封建帝制统治的长期延续得到了最深厚的经济与政治支持。
在这种封建帝制的统治中，政治管理主要是皇权结盟族权。自夏、商、西周始，皇帝就已经拥有了“神人同格”的地位和权威，是国家最大的、地位最高的封建地主，依靠家族、士大夫与乡绅治天下。在封建专制皇权集“天地君亲师”之权于一身的前提下，统治阶级推崇的是“承天运”的封建纲常伦理。在这种统治中，士大夫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孔儒哲学，而民众（农民）则始终处于“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的依附状态中。
那时中国人的骨子里只知皇帝就是无上权威，知“朝廷、皇帝”而不知“公民、平等”，知“宗族、官府”而不知“法制、民主”，百姓知有“江湖”而不知有“社会”，知有“天下”而不知有“世界”，民众的天下观、国家观是皇帝统治所及疆域概念上的王朝，而非现代主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甚至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也曾承认，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后，“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全国人民的大家”[5]12。孙中山也直到1905年建立中国同盟会时才在纲领中提出要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即“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6]297。
当清王朝故步自封并闭关自守于世界发展大潮流之外时，也就是中国的封建帝制统治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之日。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一个封闭的“天朝上国”被迫参与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中，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整体上作为一个落后的、任人宰割的孱弱形象出现在国际历史舞台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国家处于被列强瓜分豆剖的风雨飘摇的危亡状态。
落后挨打的代价是惨重的。辛亥革命前的70余年间，中国仅被迫向西方列强“赔款一项的总额就达十二亿二千四百万两白银”[7]。而清朝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仅为三四千万两，咸丰三年（1853）六月“部库仅存正项待支银二十二万七千余两”（《清文宗实录》卷97），至20世纪初，清政府的财政更是到了“库储一空如洗”（《清德宗实录》卷523）的悲惨境地。
辛亥革命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帝制统治，但紧随其后的却是一个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灾难深重时期。继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国家处于亡国灭种的绝地边缘。毛泽东1939年12月在著名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深入分析了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特征，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与前途。他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原有的历史进程被打破，陷入痛苦、悲壮的历史嬗变之中，一步一步地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2]262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从来都不乏舍生取义、改制强国、救亡图存甚至是改朝换代之人。在近代清王朝走向衰败之际，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运动。有李大钊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革命运动”[8]804的旧式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有陈独秀称之为“现代中国的第一次国民运动”[9]613的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有费正清认为的“具有传统形式的神秘社团领导下的群众运动”[10]434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但均以失败告终。这也表明了“师夷长技”与“师夷长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11]1470
百多年前的著名学者、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认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槅之故。”[12]204宣兴章认为，“自鸦片战争开始，清朝在对外战争中接连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方式’的失败。因为清朝所面对的不再是‘蛮夷’，而是一种崭新的国家体系——民族国家体系，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上，传统的王朝都难以应对这种崭新国家方式的挑战。”[13]
美国学者卡尔·瑞贝卡指出：“民族-国家是现代人类社会组织所不可避免的历史形式。这个不可避免性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有一种经常不被明言而却假定自明的关系，它被理解为现代性的本质内容。”[14]24显然，如果不彻底转向现代主权意义的民族-国家，如果不广泛发动和教育民众，如果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导，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有战斗力的领导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就不可能取得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成功。1925年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余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余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5]1070
中国革命迫切需要先进的理论指导和先进的组织领导，同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列宁曾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准确预见到中国一定会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他于1912年7月15日在《涅瓦明星报》上发表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科学地预见到：“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16]428（俄国共产党的前身曾称为社会民主工党，是无产阶级政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1]1471“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5]1093。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7]。党的二大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18]113这标志着开启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
“当中国存在着君主政体时，人们把政治看作是帝王个人的事情。”[19]封建帝制解体后，中國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放手发动群众，把中国革命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结合起来，注意把基层党组织建立在农村基层的村一级组织和城市的工人社团中，大大提升了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参与度，充分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使人民心中千百年沉积下来的朴素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得到新的升华，形成了极其强大的振兴中华的理想信念。
同时，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依照马列主义的先进建党思想，进行了党作为核心领导力量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建立了党绝对指挥下的武装力量。中国从此以后，有一个不同于西方政治体制中的强大政党，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实行自下而上的广泛的动员与组织，同时对民众实行自上而下的新理念、新价值的教育，并由政党领导人民建立现代国家。
就现代民族-国家来说，西方国家大多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在中国则是先有政党后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大多产生于议会派别斗争中，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为利益集团效力，而中国共产党诞生于黑暗混乱的民族存亡之秋，领导人民通过不屈不挠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与探索，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缔造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特质，决定了她能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彻底的胜利。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3]652。中国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3]651。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功绩和重要作用，在我国宪法序言中得到了明确体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1]
二、在探索中定向——走上新道路
国强民富历来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景，也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毛泽东曾言，“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迫害、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0]149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所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5]1053。
如果说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所说的这样一个“新国家”，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之不懈追求与奋斗的一个总“定向”目标；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就为国家发展的这个总“定向”，确定了一系列关乎中国未来“定向”的根本性支柱原则，如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公有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战线、民族区域自治、民主集中制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邓小平等为中国的后续“定向”，也作出了特殊的卓越贡献，他提出的改革开放、“一国两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核心理论，再一次为中国的发展增添了无穷活力，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越走越宽阔。 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后，通过把社会主义原理与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结合起来，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与科技革命“三驾马车”的拉动下，使人的主体性解放沿着三个维度展开：一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为主体的政治制度建构，把人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二是以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的确立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建构，把人从“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伦理束縛下解放出来；三是以现代教育与科技支撑为中心的工业化，把人从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通过这种解放，在几十年内，中国就走过了资本主义几百年才走过的路，成功实现了国家的现代转型与和平崛起。
从1911年腐朽没落的封建清王朝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后，百年间中国前后经历了缔造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两大时期。对于这两大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毛泽东曾总结说，“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5]1060邓小平也强调，“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21]195“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21]357
党的执政领导是中国走新道路的可靠保证和强大推动力。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的新道路才会坚持正确的既定方向，才会发挥更大的潜力。尽管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曾经也出现了一些照搬苏联经验的失误，但后来在实践中又予以纠正。“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21]265我们也曾遭遇过社会管理上的失序、经济建设上的失误和思想文化上的失本等挫折，但后来也予以了改正。
无论是失误还是挫折，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丝毫没有退缩过，也从未动摇过，而且中国还着力发展了强大的国防事业，坚决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切实护卫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定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也会继续坚定地走下去，但显然中国不会再教条式地、僵硬地走下去了，新道路是实践的，走新道路的探索也永无止境。邓小平1987年曾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完全是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21]227
冷战后，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国家欢呼“历史终结”，认为社会主义走到了末路，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没有偏离正道，反而更加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就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坚持了马列主义科学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了改革开放，坚持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随后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很好地应对了危机，中国道路展示了强大活力。习近平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22]156在世界上，从亚洲的越南到拉美的古巴再到非洲一些地区，一些借鉴中国经验的国家和地区，也已经展示了快速发展的新活力与新希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得以历练，在建设中得以定型，在社会上得以拱卫，在认识上得以深化，在发展上得以巩固，在国际上得以认可，在世界上得以立样。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道路既是民族复兴之路，也是人民幸福之路。中国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光明的、有远大前途的。
三、在定向中发展——建设新社会
直到“朕即国家”的封建帝制解体后，中国人民才慢慢发现，“天下”并非是帝王统治所及的疆域，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原来还有一个“社会”。这种向现代社会意识的剧烈转变，不亚于一次概念的革命，“它以一个包容性、主权性和本质上人人平等的团体形象为先决条件，这与此前封建社会秩序的等级性、分化性的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反差。”[23]593重视社会就是重视人民，就是重视人民的创造力，毛泽东极为重视人民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5]1031把“社会”还给人民，这是推动中国道路不断发展的伟力。此后，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就加快了从空间回到时间、从国家命运回到个体命运的认识与实践。
党领导人民缔造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新道路后，国家发生了转型，社会也发生了转型，因而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成为主要任务。此时，中国面临着两大紧迫任务：一是要把国家建设成一个文明先进的现代化强国，二是要把社会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现代新社会。
然而，不解放社会生产力、不增强社会活力，就没有发展；而没有发展，则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建设新社会就是一句苍白无力的空话。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点破了建设新社会的核心要义，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21]227党在实践中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改革开放定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成为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从此使中国社会的活力得到了充分释放，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日益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和认可。
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必须解放生产力；要解放生产力，在中国，首先必须解放农民。农村不仅是中国历史文明延续的最深厚土壤，也是中国社会生产发展的主场。农民的解放，意味着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也意味着社会的解放和民主的进步，因而，中国新社会建设发轫于农村土地改革是必然的。在土地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后，中国开拓性地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历史性地、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农民，并于2006年彻底告别实行了2600多年的“皇粮”制度，这是中国解放农民、解放社会以及建设新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式进步。2021年2月，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市场价值规律的普遍应用，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与再分配，个人合法财产得到法律明确保护，大大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在自上而下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国内发展与国外发展相衔接的社会现代化发展方式中，党和政府以开阔的视野、宽广的胸怀、远大的抱负和渐进的方略，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发展与公民社会发展。“任何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启动和推进均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国家，一个具有效率和能力的政府……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作为国家公权力的执掌者履行了以公共政策（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的方式、以‘看得见的手’来启动和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实在是一种必要的历史选择。”[24]535-536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内容是民主。在西方，民主制度起源于古代欧洲。民主一词源自古希腊，简单解释就是“人民的权力”（政权）或“人民的统治（管理）”，也可以说是多数人（有公民权的人）的统治。孙中山考察西方政治的利弊后，认为如果真正做到“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中国能够实现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25]217。概括来说，现代民主发展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从“有民无主”到“代民做主”，从“为民做主”到“让民做主”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可能会再到“人民自主”阶段。民主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民主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邓小平曾断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6]168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书中曾深刻指出，“秩序”的价值要优先于民主与自由。在欧美社会，民主的本质和形式表面上看是一体的，实际上却是肤浅的。民主的本质是体现人民的意志，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内涵，并非等同于当代西方所推行的“一人一票”式民主，因为这种“游戏民主”秩序操作起来，民主等同于竞选，竞选等同于拉票，致使“选拔”与“选举”经常错位，导致政治的平庸化、劣质化与民粹化。如东欧、中东、北非和拉美等地区一些硬拉西式民主上位的国家，难以持续保持社会稳定，甚至造成内部冲突。
与西方国家现代政党政治不同的是，中国的政党先于国家、先于工业化、先于现代化。在中国未间断的五千年文明中，虽然“民治”思想几乎完全被压抑，但“民本”思想却十分深厚，孙中山在1912年《临时大总统就职演说》中就提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27]2，他同时强调人民的平等性，提出国家内的所有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27]220。西方的民意如流水，随时空转换，中国的民意即民心，民心向背关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整体利益。党不是西方的那种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而是代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党，所以中国的三大国家特色组织管理形式，即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公有制，是以民本为基础、以民意为依托、以民心为最大的民主组织管理形式，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在西方国家，国家与社会区分的概念从中世纪就开始了，当19世纪黑格尔在学理上对国家与社会进行区分之后，国家与社会就彻底独立开来。而在中国君主专制体制下，始终是家国不分，社会与国家不分，只有由臣民和国家组合起来的“礼俗社会”，没有中间意义上的集体性的、独立性的“公民社会”，因而中国旧社会的政治文化中孕育的只是“民本”，而难以孕育出“民主”。同时，西方国家自19世纪以来，“国家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国家化是同步进行的”[28]171，在中国，这一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开始进行。
纵观国际社会历史进程，巨大的革命运动后，往往出现“革命后社会”所具有的全能型的巨大“革命惯性”特征。曾经自上而下的显著的计划性特征，一度使我国成为一个典型的“全能主义国家”，导致“社会”的培育与自育处于封冻与半封冻状态，社会的活力主要来自党的推动，而不是来自社会本身蕴含规律的动力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党不断在各方面积极探索推动培育现代公民社会。在坚持党对国家的执政领导的同时，通过扩大党员的代表性、惩治并铲除腐败、培育新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党不断地通过自我革命，在领导国家建设的同时把自己解放出来，成为日益成熟的管理型執政党，这也是现代政党政治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加强国家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全面加速跨入现代国家行列。1978年后，中国逐步走出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党逐步对国家、集体、个人利益进行了再平衡的新探索、新引导，对三者在整个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中的构成进行了科学的动态鉴定，确立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1]，通过改革僵化的所有制形式和计划经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促进中国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科学构成与发展，同时逐步形成了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成为中国新社会建构的主要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既不同于古代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也不同于当代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使民众参与国家的社会管理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得到了广泛调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民主的本质价值体现，甚至也是民主的真正内涵所在。毛泽东非常重视“积极性”问题，他在《论十大关系》文末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则明确肯定积极性就是民主的本质内容，他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21]242。习近平非常重视人民的“积极性”问题，他指出，“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9]。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建设新社会具有内生一致性，党把两者统一起来当成自己的神圣历史使命，引领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在发展中复兴——增益新世界
按照历史逻辑的理解，中国的崛起先于发展，并且首先是政治上“被崛起”。1950年，贫穷落后且百废待兴的中国被迫入朝参战，开始了“被崛起”的起锚。战争的胜利，不仅在国际上奠定了中国的立国大局，也迅速提升了中国的国威，标志着中国开始崛起于国际体系之中了。1972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巩固了中国在政治上崛起的地位。当时，中国大陆GDP还没有美国军费多，但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中美两国隔绝23年后，还是越过浩瀚的太平洋来到长城脚下，在毛泽东简朴的书房里拜会了他。
“中国百年之现代化，实是一雪耻图强的运动。”[30]91840年，中国的GDP约占世界的29%，大约是英国的4倍，却被英国的几尊大炮打败了，因为那时的中国没有先进的政治制度，没有先进的生产力，没有现代教育，也没有创新能力。20世纪中国的领袖，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邓小平，均对英国给予的羞辱念念不忘。1997年，中国收回了被英国占领了156年的香港，参与谈判的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曾表示：她曾经想把香港变成第二个新加坡，但无法达到目的，“因为我们的实力相差太悬殊了”[31]。
历史地看，自从革命先驱孙中山1894年发起成立“兴中会”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以来，“复兴中国”“振兴民族”等成为了现代中国人的不懈追求，自然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目标。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喊出了民族“复活更生”“回春再造”，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进一步提到“经济复兴”和“文化复兴”，邓小平把民族复兴之路具体到中国发展“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了“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概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制定了明确的“两个一百年”的发展蓝图。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习近平认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就是中国梦，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32]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于世界第二。2020年，中国作为全球唯一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GDP总量超过了百万亿元大关，约占美国GDP的72%。无论怎么看，在宏观上，当前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庞大体量的经济体，已经成为一个不争事实。更重要的是，中国依然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其前景也被国际社会普遍看好。早在2011年3月，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报告称中国在国际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总数已跃居全球第二位，报告认为，“这是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正在异常迅速地崛起的又一个信号”[33]。2020年，中国发明专利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科技论文也紧随美国居世界第二。当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引擎，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和全球125余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自2008年以来，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达30%。
中國复兴是沿着既定方向、顺应历史潮流、抓住发展机遇、党民共同推动而初步实现的，是一种国家转型、观念转型、治理转型的成功，同时显然也是一种新的组织管理方式的成功。在逐步复兴背后，党的领导、中国道路、改革开放、科技发展、稳定局面、和平环境等，都是中国顺利崛起的支撑性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复兴也是一种权利，并且不以挑战现有国际体系和破坏现有国际秩序为目标取向。14亿多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发展与复兴理所当然。巴西首富巴蒂斯塔在接受英国BBC专访时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命运的使然”“他只不过是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已”[34]。
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精神特质，就无法理解中国复兴的真正含义与发展趋势。事实本身往往具有价值倾向，中国复兴真正值得关注的，也许不是经济和军事，从长远来看，应该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和历史的新生，同时，“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也日益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与重视，深刻地影响着世界。
中国以自身的实践，在四大关键问题上为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带来新的启迪。一是把执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民主法治三大政治体系统一起来，探索了稳定的现代政治发展体系；二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盘活了现代治理的科学发展道路；三是把独特的历史文化优势与其他文明的长处兼容起来，促进了古老文明的传承新生；四是把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原则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结合起来，促进了区域性与全球性的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新建构。
“自‘现代’开启以来，人类踏上了自我解放的征程。但是，从更深层次上看，这是人类误入安格鲁-撒克逊文化价值轨道的历史时期。按照这一文化价值的取向，如果人类不能赢得对自然的控制权，那么人的自由和解放就是不可思议的……这注定了西方现代性与传统性或陈旧性难解难分。我们把这种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称为旧式现代性。”[35]106这种旧式现代性反映了业已存在的“人类发展困境”，必须探索科学的新式现代性。中国的崛起不仅要跳出思想观念的禁锢和意识形态的对峙，要继续努力建构自己的科学发展道路，还要面对已经内化的现代化过程重新界定现代性与民族性，“以一种颠覆既有时间概念与因果关系的论证方式，将西方从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的一系列过程重新历史地看待”[36]。这种理解和反思有益于全世界的共同发展与进步。
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历史发展的终点。至少，中美当前的制度均势表明，制度本身是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一切制度与反思都要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利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才是符合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规律的，正如梅林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以最后真理为其终点的体系。”[37]25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道路上，中国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四个自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高度统一”[38]。 真理本身没有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15]1095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断地探索真理、坚持真理、发展真理，不断地朝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建设社会、振兴中华的崛起之路上前进。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39]436中国的民族复兴之路不以挑战既有国际秩序为目标取向，但在全球治理中，在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文明多样化、治理规制化的时代发展大势中，把自身发展和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机遇转变为世界机遇，把中国人民利益与命运同各国人民利益与命运结合起来，探索以自然与社会代价最小的社会建设与国家发展的新式现代制度，促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体系，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显著增益于一个共生共存共荣、共商共建共享的新世界。一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40]242。历史现实都证明，由中国共产党探索并领导的中国道路是一条光明灿烂的康庄大道。
五、结语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使命担当，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历史还在继续。”[41]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实干兴邦”的精神，把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社会建设、法治建设结合起来；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气魄，把党的领导与中国特性、中国道路、中国使命结合起来；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自我革命勇气，把党的长期执政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结合起来；以不断开拓创新的伟大奋斗精神，引领当代中国伟大的社会革命，带领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行。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探索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发展趋势为准则，以物质生产力为依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瞄定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由此开辟了新纪元，开拓了社会发展的时代新路。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道路的创建者、组织者、领导者和推动者，也是中華民族脊梁和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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