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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安事变爆发的背景
1.九一八事变的爆发。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炮击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并向沈阳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日，日军侵占沈阳，短时间内又占领长春、吉林等地。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数十万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不战自退。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落入日军之手。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民族存亡危机日益严重，各界民众均有亡国就在眼前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张学良将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先是痛失东北，随后失守热河，其威信一落千丈，几成民族公敌。
2.社会各界名流主张抗日救国。九一八事变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1931年12月9日，由社会各界名流汇集而成的“国难救济会”呼吁统一救亡。次年史量才、沈钧儒、章士钊等60余人联名致电全国及即将召开的国事会议，提出：“凡民族争存于世，以合作为最重要条件，要求国民政府化除杜绝合作之党治，实行全民宪政，以求国家的统一。”
3.一二·九运动的爆发。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发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打击了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揭露了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阴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救国主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4.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当日本在东北制造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阴谋为侵占东三省制造借口时，张学良电告蒋介石并请示机宜，蒋却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大开方便之门。蒋介石为实现其独裁专制，在1931年7月23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一致安内攘外电》中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谬论。8月22日，蒋又在公开场合发表声明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做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而不可得。”这样的卖国哲学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其卖国的嘴脸。
5.蒋介石五次“围剿”红军。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9月，蒋介石先后动用数百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五次“围剿”，红军被迫反击，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导下，红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取得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来由于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了苏区的军政大权，采取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二、张学良拥蒋联共抗日的思想的形成
张学良旅欧归来之后，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思想活跃而又充满矛盾，他最终还是认为：“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共存”、“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国难严重之人，均应各除私心，决心爱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唯一动机中摈弃一切歧见……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途径。若仍萎靡不振，由命听天：内战频仍，政争不息，则中国前途必无希望矣!”可见，张学良在豫鄂皖“剿共”时期，就孕育了拥蒋联共抗日的思想。这一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讲话，立即引起日本人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素有国难家仇的张学良的言行始终为日本所特殊关注，可见这讲话的分量。身为国家军政大员并兼任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正值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围剿”节节“胜利”之时，发表上述言论，足见其远见和胆识。
三、西安事变的意义
西安事变推动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实现了国共共同抗日，中华民族由此团结起来、共同御侮，使得民族灭亡的悲剧没有发生。在华北事变前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同意和国民党中愿意抗日的军队、组织订立抗日协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不包括蒋介石）；蒋介石在“剿共”的同时进一步调整中苏关系，加快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1936年春，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谈判，已达成局部停战协定，并形成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共同逼蒋抗日的局面；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当时各党各派，主要是国共两党，都在向着共同抗日救国的目标奔跑。实践证明，拥蒋联共抗日，是当时中国唯一正确的救亡之路，而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开始把这一主张变为现实。
总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L]
1.九一八事变的爆发。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炮击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并向沈阳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日，日军侵占沈阳，短时间内又占领长春、吉林等地。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数十万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不战自退。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落入日军之手。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民族存亡危机日益严重，各界民众均有亡国就在眼前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张学良将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先是痛失东北，随后失守热河，其威信一落千丈，几成民族公敌。
2.社会各界名流主张抗日救国。九一八事变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1931年12月9日，由社会各界名流汇集而成的“国难救济会”呼吁统一救亡。次年史量才、沈钧儒、章士钊等60余人联名致电全国及即将召开的国事会议，提出：“凡民族争存于世，以合作为最重要条件，要求国民政府化除杜绝合作之党治，实行全民宪政，以求国家的统一。”
3.一二·九运动的爆发。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发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打击了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揭露了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阴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救国主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4.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当日本在东北制造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阴谋为侵占东三省制造借口时，张学良电告蒋介石并请示机宜，蒋却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大开方便之门。蒋介石为实现其独裁专制，在1931年7月23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一致安内攘外电》中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谬论。8月22日，蒋又在公开场合发表声明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做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而不可得。”这样的卖国哲学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其卖国的嘴脸。
5.蒋介石五次“围剿”红军。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9月，蒋介石先后动用数百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五次“围剿”，红军被迫反击，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导下，红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取得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来由于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了苏区的军政大权，采取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二、张学良拥蒋联共抗日的思想的形成
张学良旅欧归来之后，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思想活跃而又充满矛盾，他最终还是认为：“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共存”、“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国难严重之人，均应各除私心，决心爱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唯一动机中摈弃一切歧见……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途径。若仍萎靡不振，由命听天：内战频仍，政争不息，则中国前途必无希望矣!”可见，张学良在豫鄂皖“剿共”时期，就孕育了拥蒋联共抗日的思想。这一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讲话，立即引起日本人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素有国难家仇的张学良的言行始终为日本所特殊关注，可见这讲话的分量。身为国家军政大员并兼任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正值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围剿”节节“胜利”之时，发表上述言论，足见其远见和胆识。
三、西安事变的意义
西安事变推动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实现了国共共同抗日，中华民族由此团结起来、共同御侮，使得民族灭亡的悲剧没有发生。在华北事变前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同意和国民党中愿意抗日的军队、组织订立抗日协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不包括蒋介石）；蒋介石在“剿共”的同时进一步调整中苏关系，加快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1936年春，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谈判，已达成局部停战协定，并形成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共同逼蒋抗日的局面；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当时各党各派，主要是国共两党，都在向着共同抗日救国的目标奔跑。实践证明，拥蒋联共抗日，是当时中国唯一正确的救亡之路，而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开始把这一主张变为现实。
总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