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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内外的千年国史，正是一部百川归海的历史。
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国历史观以中原王朝为正统，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一脉相承。然而实际上，中国北疆，也有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辽、金、蒙古、后金等游牧王朝前后延续，就像两条河流，平行发展，同时又相互交织，最终合而为一，融入了现代中华民族。
如果站在长城以北向南眺望，站在一个游牧领袖的角度去思考长城内外的漫长历史，我们又会得到什么样的新想法呢？
游牧帝国的幼年期 夏至南北朝
清朝及清以前，中国北疆的地理位置大体上东至大海，西至阿尔泰山，南至河北、山西北部和河套南部，北至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从北向南，在地貌条件上依次为森林，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沙漠，荒漠草原，典型草原和农耕平原。
这是一个非常宽阔且富于变化的北部边疆，气候的变化更使得农牧生产的分界线在历史上南北摆动。
人类文明诞生以后，羊、牛、马、骆驼等动物相继被驯化，为人类提供肉、奶、皮革等资源，形成了游牧社会的基础。这是和农耕文明几乎同时出现的利用自然的技术手段，两者的都是根据所在聚居地的自然地理条件而诞生的求生之法。
蒙古高原的游牧经济，河套平原的绿洲农业，华北平原的精耕细作，生产方式和人口承载力都差别巨大。
春秋时，黄河流域夏戎杂居，但是整体上，农业文明由于更强的经济发展力和组织强度，呈不断北扩趋势。
山西北部在西周时并不属中原核心区，而西周分封的诸侯在春秋做大并向四方扩张，将山西北部收入囊中的正是“晋”。
春秋五霸中，齐桓公救邢存卫、北伐山戎，晋灭赤狄、秦灭西戎十二，犬戎、诸狄、山戎等部族或被融合，或被迫北迁。
此时中原诸国正在东亚土地上尽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和生活方式，北方尚未出现统一草原的帝国，游牧与农耕之间尚未明显对垒。
战国时赵国逐林胡、楼烦，置云中、雁门、代群。秦朝建立，占领河套，设四十四县，筑长城。至此，以长城为界，农牧分界基本上稳定。
与此同时，草原上建立了第一个游牧帝国——匈奴，其地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形成“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对峙局面。汉武帝时期，双方爆发激烈战争，但是相互无法彻底打垮对方。
韩安国曾说，“匈奴负戎马之足，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一语道出汉族王朝在面临游牧政权时，在战争方式和战争收益上的不利，这也成为后世历代强盛中央王朝无法突破的桎梏。但匈奴随后也产生了内部分化，在东汉时被驱逐出了蒙古高原，被迫西迁。
拿下河西走廊和阴山南北，对中原王朝已经是很好的屏障和保障，再北上大漠深处已经无利可图了。东汉末年，檀石槐一度统一北疆，鲜卑在匈奴故地崛起。此时，匈奴、羌、氐、羯等在前，各部鲜卑在后，纷纷南迁汉地。在八王之乱后，匈奴灭西晋，十六国时期来临。历经千年，游牧民族王者归来，重新回到黄河流域核心区。到4世纪末，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同时，柔然、突厥先后在草原崛起。
北方民族南下，西晋崩溃，中国北部陷入持续的战乱，即所谓五胡十六国时代。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游牧民族尽管强悍，但是面对中原王朝依旧弱势。
一是中原对其具有无比的吸引力。尽管武力强大，但是草原游牧生活方式脆弱，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则草原民族或是南侵，或是归顺。在其故土，复生新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柔然等正是如此。
二是此时的游牧民族部落气息浓厚，战争失败，则国破族灭，如前赵、后赵、前秦等概莫如此。反观哥特、法兰克、日耳曼等蛮族则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了各自王国，并且延续至今。
三是农耕帝国占据绝对优势。匈奴对抗汉朝被迫远遁，鲜卑无法抗拒被汉化，柔然为汉化北魏重创，东西突厥为唐朝所灭。
这个阶段农耕世界的重心仍在北方，所以农耕民族一定程度上具有农牧混合的能力，加上可以控制北方诸多优质牧场，民风和战力其实颇为强悍。
游牧帝国的成长期 隋至宋
隋朝以及唐中前期，农耕民族依然保持强大战斗力。唐太宗父子虽能消灭东西突厥，设立羁縻地区，却无法在这里建立有效统治。草原无法提供足够的产出维持驻军和汉族移民，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这种局限，始终困扰着历代汉族王朝。
唐朝在初期就取得巨大胜利并进入黄金时代，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倒性优势也并没有持续很久，蒙古高原很快又陷入复杂的失控状态。一度复兴的后突厥汗国灭亡，草原上兴起了回鹘汗国。
这时，以唐为大中心，形成东北渤海、北疆回鹘、西部吐蕃、西南南诏等若干封建政权小中心。安史乱后，吐蕃两陷长安，西域丢失，河北胡化，河朔三镇横行，启示着新一轮的融合终将到来。
河北的胡化非常要命，直接在下一个时代埋下了重大隐患，而失去河北意味着北方经济区难以连成一片，过于依赖日益增长的南方经济未必是件好事。
唐末五代，农耕帝国再次陷入分崩离析。这一次，游牧民族没有南下中原，但是在塞外，划时代地诞生了契丹族的辽朝。辽朝的建立，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唐末已是节度使的天下，唐王朝的覆灭终于令割据势力之间的战斗公开化了，而来自北方的契丹和山西李克用，成为两个掌握部落军事实力的重要玩家。
政治上，自辽开始，塞外少数民族第一次自称皇帝，与汉族王朝平起平坐。这也是游牧民族第一次学习汉族的治國模式，建立了完备的官制、都城，开科取士，设立学校，修订法律，国家机器逐渐成型。
经济上，辽摆脱了以畜牧、渔猎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农业、手工业等大大发展，经济结构大为复杂，抗风险能力加强。
军事上，此前塞外政权的威胁仅限长城一线，入塞多是掳掠。但是自后晋被辽灭亡开始，游牧民族也开始显露窥伺天下之志，北宋、南宋等中原王朝都城陆续被攻克。游牧民族的实力极大提升，也为后世明朝天子守国门提供了历史依据。控制幽云十六州影响巨大，迫使辽建立一套兼备农牧两套体系的政治架构，其优势不再只是军事上的，也是经济上的。 金朝将辽朝的事业推进到更深，迫使汉族王朝第一次向游牧民族称臣（绍兴和议，宋向金称臣，金册宋高宗赵构为皇帝），并将版图南推到淮河秦岭一线。
辽金西夏宋大理并立时代，已经证明了农业文明并非中国唯一中心。汉族不能征服草原地区（汉、唐及明深入漠北未能降伏游牧民族），相反草原地区却不止一次显示出征服汉地，并通过汉化建立稳定统治的能力（北魏、辽、金）。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标志，金在北方建造了漫长的金长城，虽然其永久性无法与中原长城相比，但说明金人面对的地缘问题和策略，已经相当汉化，这似乎预示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在于一个能混一二者的力量。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元、清诞生的条件。
大一统大融合时代 元明清
回鹘汗国灭亡后，大漠南北再次出现真空状态，众多室韦—鞑靼部落扩散到了蒙古高原各个角落，主要有蒙古语族的蒙古、蔑儿乞、塔塔尔等部，以及突厥语族的克烈、乃蛮、汪古等部落。历经艰苦的战斗，1206年，铁木真统一诸部，建立大蒙古国，称成吉思汗。
最优良的牧场其实散布于蒙古高原周边，使得蒙古长期成为四方部落的角斗场，而由某一部落统一整个高原却非常困难。
成吉思汗统一各部的过程，正是各部落蒙古化的过程。在战争中，被征服各部被打散一并纳入蒙古各千户，原有部落血缘纽带被割断，统一成为蒙古国的百姓，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共同族属意识的民族共同体。
在蒙古之前，各游牧帝国一旦失败，就烟消云散，消失不见，或融入到别的部落，或南迁汉地融入汉族。蒙古民族的形成，标志着草原各部从漫散松懈的分立状态，开始凝结成为一个强劲有力的民族。以此为基础，才缔结了包括元朝和四大汗国在内的蒙古帝国，否则，一旦战争失败或者内部争位，很可能被其他部落推翻，或者内部分裂。
元朝的大一统，也将自唐以来，并立的中原、北疆、东北、西域、青藏高原、云贵等各中心一并纳入到统一的帝国，具有极大的意义。
游牧帝国的进化在蒙元帝国达到顶峰，第一次跨过长江征服整个华南。尽管元帝国的前身来自草原，但是与历代游牧民族政权一样，都无法拒绝汉化。尽管征服中原之初，蒙古贵族一度想把耕地变为牧场，但是蒙哥死后，忽必烈与幼弟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中，正是依靠汉地雄厚富庶的经济力量为后盾，对阿里不哥的草原进行粮食物资封锁，战胜了后者。农耕经济的强大给忽必烈留下了深刻印象。
汉人许衡也上疏忽必烈：“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其它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汉文明的强大，不在于武力显赫，而在于经济上在东亚的压倒性优势、文化上的先进和人口的广大。游牧民族政权即便再强大，都无可避免地汉化，经济基础薄弱的漠北自然也丧失了帝国的政治中心地位。
但是元朝后期，由于未能有效调和蒙古路线和汉化路線的矛盾，加上帝位继承连陷危机，最终被推翻。有明一代，草原各部再次陷入分裂，但是蒙古民族延续了下来，这其实是历史上并不多见的。明初多次北征漠北，但是都无法彻底打垮蒙古。其后，蒙古出现了也先、俺答汗等，继续威胁明朝北疆，迫使明朝重修长城。中原与草原再次恢复到前朝各代的对峙状态。
我们最熟悉的，便是明长城了。
最终，女真人从东北异军突起，利用蒙古诸部的分裂，和明朝的内部危机，再次统一长城内外，建立了比元朝更稳固的多民族帝国。清朝对北疆推行藏传佛教、加强满蒙联姻、创设盟旗制度，让蒙古成为清朝的忠实盟友。一直到晚清，蒙古骑兵依旧在抵抗英法联军，平定捻军、回民起义中起到相当作用。
纵观这长城内外的千年国史，正是一部百川归海的历史。各地在分散发展演进后走向统一，各民族在自立发展的基础上走向融合，推动了中华文明在曲折发展中的延续。这种内在的凝聚力，是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动力，是华夏文明存续5000年不断的基础，也是我们民族最值得自豪的一点。
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国历史观以中原王朝为正统，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一脉相承。然而实际上，中国北疆，也有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辽、金、蒙古、后金等游牧王朝前后延续，就像两条河流，平行发展，同时又相互交织，最终合而为一，融入了现代中华民族。
如果站在长城以北向南眺望，站在一个游牧领袖的角度去思考长城内外的漫长历史，我们又会得到什么样的新想法呢？
游牧帝国的幼年期 夏至南北朝
清朝及清以前，中国北疆的地理位置大体上东至大海，西至阿尔泰山，南至河北、山西北部和河套南部，北至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从北向南，在地貌条件上依次为森林，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沙漠，荒漠草原，典型草原和农耕平原。
这是一个非常宽阔且富于变化的北部边疆，气候的变化更使得农牧生产的分界线在历史上南北摆动。
人类文明诞生以后，羊、牛、马、骆驼等动物相继被驯化，为人类提供肉、奶、皮革等资源，形成了游牧社会的基础。这是和农耕文明几乎同时出现的利用自然的技术手段，两者的都是根据所在聚居地的自然地理条件而诞生的求生之法。
蒙古高原的游牧经济，河套平原的绿洲农业，华北平原的精耕细作，生产方式和人口承载力都差别巨大。
春秋时，黄河流域夏戎杂居，但是整体上，农业文明由于更强的经济发展力和组织强度，呈不断北扩趋势。
山西北部在西周时并不属中原核心区，而西周分封的诸侯在春秋做大并向四方扩张，将山西北部收入囊中的正是“晋”。
春秋五霸中，齐桓公救邢存卫、北伐山戎，晋灭赤狄、秦灭西戎十二，犬戎、诸狄、山戎等部族或被融合，或被迫北迁。
此时中原诸国正在东亚土地上尽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和生活方式，北方尚未出现统一草原的帝国，游牧与农耕之间尚未明显对垒。
战国时赵国逐林胡、楼烦，置云中、雁门、代群。秦朝建立，占领河套，设四十四县，筑长城。至此，以长城为界，农牧分界基本上稳定。
与此同时，草原上建立了第一个游牧帝国——匈奴，其地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形成“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对峙局面。汉武帝时期，双方爆发激烈战争，但是相互无法彻底打垮对方。
韩安国曾说，“匈奴负戎马之足，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一语道出汉族王朝在面临游牧政权时，在战争方式和战争收益上的不利，这也成为后世历代强盛中央王朝无法突破的桎梏。但匈奴随后也产生了内部分化，在东汉时被驱逐出了蒙古高原，被迫西迁。
拿下河西走廊和阴山南北，对中原王朝已经是很好的屏障和保障，再北上大漠深处已经无利可图了。东汉末年，檀石槐一度统一北疆，鲜卑在匈奴故地崛起。此时，匈奴、羌、氐、羯等在前，各部鲜卑在后，纷纷南迁汉地。在八王之乱后，匈奴灭西晋，十六国时期来临。历经千年，游牧民族王者归来，重新回到黄河流域核心区。到4世纪末，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同时，柔然、突厥先后在草原崛起。
北方民族南下，西晋崩溃，中国北部陷入持续的战乱，即所谓五胡十六国时代。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游牧民族尽管强悍，但是面对中原王朝依旧弱势。
一是中原对其具有无比的吸引力。尽管武力强大，但是草原游牧生活方式脆弱，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则草原民族或是南侵，或是归顺。在其故土，复生新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柔然等正是如此。
二是此时的游牧民族部落气息浓厚，战争失败，则国破族灭，如前赵、后赵、前秦等概莫如此。反观哥特、法兰克、日耳曼等蛮族则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了各自王国，并且延续至今。
三是农耕帝国占据绝对优势。匈奴对抗汉朝被迫远遁，鲜卑无法抗拒被汉化，柔然为汉化北魏重创，东西突厥为唐朝所灭。
这个阶段农耕世界的重心仍在北方，所以农耕民族一定程度上具有农牧混合的能力，加上可以控制北方诸多优质牧场，民风和战力其实颇为强悍。
游牧帝国的成长期 隋至宋
隋朝以及唐中前期，农耕民族依然保持强大战斗力。唐太宗父子虽能消灭东西突厥，设立羁縻地区，却无法在这里建立有效统治。草原无法提供足够的产出维持驻军和汉族移民，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这种局限，始终困扰着历代汉族王朝。
唐朝在初期就取得巨大胜利并进入黄金时代，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倒性优势也并没有持续很久，蒙古高原很快又陷入复杂的失控状态。一度复兴的后突厥汗国灭亡，草原上兴起了回鹘汗国。
这时，以唐为大中心，形成东北渤海、北疆回鹘、西部吐蕃、西南南诏等若干封建政权小中心。安史乱后，吐蕃两陷长安，西域丢失，河北胡化，河朔三镇横行，启示着新一轮的融合终将到来。
河北的胡化非常要命，直接在下一个时代埋下了重大隐患，而失去河北意味着北方经济区难以连成一片，过于依赖日益增长的南方经济未必是件好事。
唐末五代，农耕帝国再次陷入分崩离析。这一次，游牧民族没有南下中原，但是在塞外，划时代地诞生了契丹族的辽朝。辽朝的建立，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唐末已是节度使的天下，唐王朝的覆灭终于令割据势力之间的战斗公开化了，而来自北方的契丹和山西李克用，成为两个掌握部落军事实力的重要玩家。
政治上，自辽开始，塞外少数民族第一次自称皇帝，与汉族王朝平起平坐。这也是游牧民族第一次学习汉族的治國模式，建立了完备的官制、都城，开科取士，设立学校，修订法律，国家机器逐渐成型。
经济上，辽摆脱了以畜牧、渔猎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农业、手工业等大大发展，经济结构大为复杂，抗风险能力加强。
军事上，此前塞外政权的威胁仅限长城一线，入塞多是掳掠。但是自后晋被辽灭亡开始，游牧民族也开始显露窥伺天下之志，北宋、南宋等中原王朝都城陆续被攻克。游牧民族的实力极大提升，也为后世明朝天子守国门提供了历史依据。控制幽云十六州影响巨大，迫使辽建立一套兼备农牧两套体系的政治架构，其优势不再只是军事上的，也是经济上的。 金朝将辽朝的事业推进到更深，迫使汉族王朝第一次向游牧民族称臣（绍兴和议，宋向金称臣，金册宋高宗赵构为皇帝），并将版图南推到淮河秦岭一线。
辽金西夏宋大理并立时代，已经证明了农业文明并非中国唯一中心。汉族不能征服草原地区（汉、唐及明深入漠北未能降伏游牧民族），相反草原地区却不止一次显示出征服汉地，并通过汉化建立稳定统治的能力（北魏、辽、金）。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标志，金在北方建造了漫长的金长城，虽然其永久性无法与中原长城相比，但说明金人面对的地缘问题和策略，已经相当汉化，这似乎预示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在于一个能混一二者的力量。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元、清诞生的条件。
大一统大融合时代 元明清
回鹘汗国灭亡后，大漠南北再次出现真空状态，众多室韦—鞑靼部落扩散到了蒙古高原各个角落，主要有蒙古语族的蒙古、蔑儿乞、塔塔尔等部，以及突厥语族的克烈、乃蛮、汪古等部落。历经艰苦的战斗，1206年，铁木真统一诸部，建立大蒙古国，称成吉思汗。
最优良的牧场其实散布于蒙古高原周边，使得蒙古长期成为四方部落的角斗场，而由某一部落统一整个高原却非常困难。
成吉思汗统一各部的过程，正是各部落蒙古化的过程。在战争中，被征服各部被打散一并纳入蒙古各千户，原有部落血缘纽带被割断，统一成为蒙古国的百姓，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共同族属意识的民族共同体。
在蒙古之前，各游牧帝国一旦失败，就烟消云散，消失不见，或融入到别的部落，或南迁汉地融入汉族。蒙古民族的形成，标志着草原各部从漫散松懈的分立状态，开始凝结成为一个强劲有力的民族。以此为基础，才缔结了包括元朝和四大汗国在内的蒙古帝国，否则，一旦战争失败或者内部争位，很可能被其他部落推翻，或者内部分裂。
元朝的大一统，也将自唐以来，并立的中原、北疆、东北、西域、青藏高原、云贵等各中心一并纳入到统一的帝国，具有极大的意义。
游牧帝国的进化在蒙元帝国达到顶峰，第一次跨过长江征服整个华南。尽管元帝国的前身来自草原，但是与历代游牧民族政权一样，都无法拒绝汉化。尽管征服中原之初，蒙古贵族一度想把耕地变为牧场，但是蒙哥死后，忽必烈与幼弟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中，正是依靠汉地雄厚富庶的经济力量为后盾，对阿里不哥的草原进行粮食物资封锁，战胜了后者。农耕经济的强大给忽必烈留下了深刻印象。
汉人许衡也上疏忽必烈：“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其它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汉文明的强大，不在于武力显赫，而在于经济上在东亚的压倒性优势、文化上的先进和人口的广大。游牧民族政权即便再强大，都无可避免地汉化，经济基础薄弱的漠北自然也丧失了帝国的政治中心地位。
但是元朝后期，由于未能有效调和蒙古路线和汉化路線的矛盾，加上帝位继承连陷危机，最终被推翻。有明一代，草原各部再次陷入分裂，但是蒙古民族延续了下来，这其实是历史上并不多见的。明初多次北征漠北，但是都无法彻底打垮蒙古。其后，蒙古出现了也先、俺答汗等，继续威胁明朝北疆，迫使明朝重修长城。中原与草原再次恢复到前朝各代的对峙状态。
我们最熟悉的，便是明长城了。
最终，女真人从东北异军突起，利用蒙古诸部的分裂，和明朝的内部危机，再次统一长城内外，建立了比元朝更稳固的多民族帝国。清朝对北疆推行藏传佛教、加强满蒙联姻、创设盟旗制度，让蒙古成为清朝的忠实盟友。一直到晚清，蒙古骑兵依旧在抵抗英法联军，平定捻军、回民起义中起到相当作用。
纵观这长城内外的千年国史，正是一部百川归海的历史。各地在分散发展演进后走向统一，各民族在自立发展的基础上走向融合，推动了中华文明在曲折发展中的延续。这种内在的凝聚力，是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动力，是华夏文明存续5000年不断的基础，也是我们民族最值得自豪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