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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 虽身为翰林院秘书郎兼任学部图书馆总务总校,但刘福姚因未随满朝文武权臣追慈禧太后西逃,而在北京过着极为艰难的生活。
幸好,状元出身的他写得一手好字,也算能艰难度日了。一日,湖南益阳的“复泰坊”商号来拜访刘福姚,为商号的钱票拜请状元题写苏轼的《凌虚台记》。
复泰坊壹串文钱票
幸存至今,并为笔者于2011年4月集得的这张清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湖南益阳“复泰坊”商号壹串文钱票,不仅图案华美、印刷精湛、品相一流,而且钱票上的文字因出自广西最后一名状元刘福姚之手,钱文既规范端庄又俊秀流畅。
细观此张钱票,其规格是目前发现的清代纸币中票幅较大者,且钱票上部轮船首所悬挂的“大清黄龙旗”,在民间钱票中也是十分罕见的。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太后批准将《北洋海军章程》中规定的“黄底蓝龙戏红珠图”的三角形海军旗定为大清国旗,俗称“黄龙旗”。光绪十六年(1890),为了与国际接轨,大清国旗始改为长方形,一直沿用至溥仪退位。
钱票上印有“复泰坊”商号的地址“益阳南门对河”。据史料记载,益阳古城有四座城门,分别称银城(东门)、金池(西门)、迎恩(南门)、拱极(北门)。迎恩门面对资江,“对河”即资江对岸。另有“复泰锅坊”字样表明,“复泰坊”是一家制造铁锅的作坊。
其实,“益阳铁锅”历史悠久,始于宋代,且名震四方,益阳出产的铁锅在全国素有“南锅”之称(也称“广锅),清末时更行销全国各地,后来传至台湾,故又有“益阳货”之说。益阳铁锅,具有规格统一、厚薄均匀、色泽光滑、铁质搭配适宜、久烧不炸的优点,因而近千年来经久不衰。由此可知,“复泰锅坊”很可能是一家益阳当地的知名“铁锅锅坊”。
至于钱票上“癸卯春刘福姚书”中的“癸卯春”,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季,这说明此钱票的制版时间或印刷时间为1903年春,“刘福姚”乃广西最后一名状元。
状元郎的悲欢离合
查史料而知,刘福姚,原名福尧,字伯棠,又字伯崇,号忍庵,另号守勤,广西临桂县(今桂林)东乡刘家里人。其生卒年虽待考,但确知其父名叫济清,是一名诸生(诸生是明清时期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刘济清知书识礼、秉性仁厚,尽力扶困济危,很受当地人尊重。
在此良好的家风熏陶下,少年的刘福姚勤奋好学,加上才智过人,光绪八年(1882年)即“应群邑之试,屡冠其曹,施以第一人获售”;当年秋,他又中了壬午科举人。经鹿鸣宴为新科举人庆贺后,刘福姚更是名声大振。
光绪十五年(1889年),刘福姚考取内阁中书,并在京任职。更令其春风得意的是,刘福姚此前还与同乡石子轩太史成峰的女儿喜结连理,夫妻十分恩爱。
但福有双至,祸必随行。让刘福姚痛心不已的是,其妻早逝。之后,他又续娶了广西显宦、曾任台湾巡抚、“颇好文事”的唐景崧之女。此桩婚事虽是续弦,但也极为美满。
到了光绪十八年(l892年),刘福姚参加进士科考。主考翁同和看到刘福姚出类拔萃的诗文中流露出一种崭新的思想,非常喜爱,便向光绪帝推荐他为第一名,光绪皇帝遂钦点刘福姚为状元。
然而,高中状元的刘福姚绝对想不到,他会成为广西科举史上13名文武状元中的最后一位。
成为状元郎后,刘福姚拜翁同和为师,并被光绪皇帝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不久又升为翰林院侍讲,成为能在皇帝身边和亲王府走动的人。再后,他又被任命为贵州省乡试主考官以及广东、浙江、河南等地乡试的副主考官。
作为青年俊才,刘福姚本就具有趋向时务的新思想,并对国家贫弱的现实和列强入侵忧心如焚,又得到翁同和的启发教育,渐渐形成了维新的政治意识。但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幽禁,翁同和被革职,刘福姚的仕途自然也多坎坷。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刘福姚才奉旨回京,任翰林院秘书郎兼任学部图书馆总务总校。
而当年八月的“庚子之乱”,不仅让大清的满朝文武随慈禧太后西逃,而且也让刘福姚的生活陷入了苦难。当时的京城一片混乱—“大驾西幸,独身陷危城中……夜渐长,哀声四泣,深巷犬声如豹,狞恶骇人,商音怒号,砭心刺骨”(见《庚子秋词》中王鹏运所“记”),没有随逃的刘福姚与浙江著名词人、曾任礼部侍郎的朱祖谋,一起到北京宣武门外教场头条胡同的同乡王鹏运家里躲避寇乱。之后,他们三人便填词抒愤,开始了被后世称颂的《庚子秋词》之创作。
西逃一年零四个月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回京,开始组织官员商议变法,刘福姚等拥有维新意识的官员重新获得重用。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刘福姚还曾赴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考察筹办宪政事宜。但因其性刚烈、为人正直、不阿权贵—他常对同僚和朋友说的一句话是:“为官可以无禄,不可无骨!”故仕途不畅。晚年定居上海后,刘福姚以卖文为生,穷愁潦倒。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也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夕,刘福姚在愤懑郁结中死去,他大约活了49岁。 汉口印制
尽管“复泰坊”商号壹串文钱票未指明印刷厂家,但笔者对钱票的形制、图案、文字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后认为,该票很可能是由汉口印刷厂家印制的。
首先,据目前笔者所见湖南清代石印钱票大约有数十种,注明印刷厂家的大部分为湖北汉口地区的印刷厂印制,而湖南本地印刷的极少。另外,即便是湖南本地印刷的钱票也往往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的事情了,其中多为宣统年间的。
众所周之,清代光绪年间的湖南印刷业十分落后,而湖北汉口的印刷业颇为发达、技术先进,是南方地区印刷民间钱票的高度集中区。就目前所见的清代民间钱票实物而言,汉口印制的清代民间石印钱票品种最多,大约有近百个品种,涉及湖北、湖南、江西、河南、陕西、山西、四川、山东、河北及江苏等多个省份。
另外,汉口是湖南省尤其是湖南北部地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或出口转运站,两地商业来往十分紧密。历史上,湖南各地尤其是湖南北部地区的粮、棉、糖、茶、麻、油、土纸、棉布等农产品,大多转运至汉口进行贸易或出口外销。湖南商家可利用在汉口进行贸易之时,选择汉口印刷厂家为其印刷纸币,颇为便利。“复泰锅坊”有可能在其铁锅销往汉口时,办理印刷钱票之事。
自古以来,湖南和湖北两省的行政关系密切。明代和清代初期,两地同属湖广省。清代康熙朝时,尽管湖广省分为湖北和湖南两省,但在行政上仍同归湖广总督管辖,直到清末。因此,行政关系的密切,必然促进商业和经济的紧密联系。
益阳县地处湖南北部地区,水路经洞庭湖、入长江,可直达汉口,进而再抵上海。益阳与汉口两地之间距离不远,联系方便。
从钱票的形制、图案及文字布局等特征,与汉口印刷的清代早期钱票风格十分一致,尤其与汉口“景庆义石印局”印刷的钱票风格,更加接近。例如,汉口“景庆义石印局”光绪三十年(1904年)印刷的湖南新化县琅塘“同兴福”商号钱票和湖南安化县龙溪“殷黉序”商号钱票。也就是说,“复泰坊”商号壹串文钱票,很可能是由汉口“景庆义石印局”印制的。
兼有研究与收藏价值
目前来看,就笔者所知,国内还未见有关湖南益阳 “复泰坊”商号壹串文钱票的相关介绍和报道,所以笔者推测其很有可能是国内首见的新品种。此外,无论是北方地区还是南方地区,清代的石印钱票本来就十分稀少,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前印刷发行的石印钱票,则更加少见。本票印刷发行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显然属于更加稀少的品种。
众所周知,“大明通行宝钞”是我国也是世界上迄今票幅最大的纸币,票幅规格约为340毫米×220毫米。在我国近代石印民间钱票中,也有票幅较大者,但早期的清代石印钱票,其面额在壹串文以上者票幅往往较大,而本票为115毫米×278毫米,显然是大型清代石印钱票中的典型代表,这对于从事清代纸币发展研究和清代纸币形制研究的泉友来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前,收藏界尤其是南方地区的书法收藏爱好者,对广西状元、晚清著名书法家和词作家刘福姚的书法作品特别青睐,他的对联、信札等书法作品已成为当前收藏界的热门品种。而印刷于纸币上的刘福姚石印书法作品,颇为罕见。从时间上分析,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石印书法作品,显然是刘福姚最早的石印作品,因而更凸显此枚钱票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清光绪二十九年湖南益阳南门对河“复泰坊”商号壹串文钱票正背面
规格为115毫米×278毫米。钱票上部为一幅黑色“轮船图”,这种以煤做燃料的早期火力轮船,由蒸汽轮机做前进动力,用蹼轮推进,又叫蒸汽船。轮船中间的桅杆上悬挂一面“复泰坊”商号旗,其船首悬挂一面“大清黄龙旗”。
钱票下部为一幅红色多层回字形框格图,框格内绘有“人物故事图”及有关文字。框格图上端系一幅《桃园问津图》,取材于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外框格内绘制多幅历史人物故事图,其上端印有“复泰坊”商号的地址——“益阳南门对河”。
内框格中的文字系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凌虚台记》,文章末尾有题文时间及题写者“癸卯春刘福姚书”。
框格图内部空白处分上下两格。上格,通常称作“天头”,内书“复泰坊”商号的名称。“坊”通常指小手工业者的工作场所,其店铺后边往往还有栈房或作坊,如染坊、粉坊、磨坊、碾坊、油坊、漆坊、炒坊等。按照现代的说法,即“前店后厂”。下格,通常称作“地格”,其右侧通常印刷或书写冠字和编号,现此处为空白,说明还未发行。下端印有说明文字:“接票诸君,验明真伪,倘遇假票,当面批销。”
地格中部为书写面额处,面额为“凭票发九七钱壹串文正”。“九七”系旧时商用数字写法,为兑付率,即壹串文兑付九百七十文之意。地格左侧为印刷或书写发行时间处,此处印有“光绪贰拾玖年吉月吉日 票。”
钱票背面为一幅绿色长方形框格图案,边框由花卉图案组成,框内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别绘有人物故事图案、并由文字“益阳县”、“南门对河”及“复泰锅坊”诸字隔开。
幸好,状元出身的他写得一手好字,也算能艰难度日了。一日,湖南益阳的“复泰坊”商号来拜访刘福姚,为商号的钱票拜请状元题写苏轼的《凌虚台记》。
复泰坊壹串文钱票
幸存至今,并为笔者于2011年4月集得的这张清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湖南益阳“复泰坊”商号壹串文钱票,不仅图案华美、印刷精湛、品相一流,而且钱票上的文字因出自广西最后一名状元刘福姚之手,钱文既规范端庄又俊秀流畅。
细观此张钱票,其规格是目前发现的清代纸币中票幅较大者,且钱票上部轮船首所悬挂的“大清黄龙旗”,在民间钱票中也是十分罕见的。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太后批准将《北洋海军章程》中规定的“黄底蓝龙戏红珠图”的三角形海军旗定为大清国旗,俗称“黄龙旗”。光绪十六年(1890),为了与国际接轨,大清国旗始改为长方形,一直沿用至溥仪退位。
钱票上印有“复泰坊”商号的地址“益阳南门对河”。据史料记载,益阳古城有四座城门,分别称银城(东门)、金池(西门)、迎恩(南门)、拱极(北门)。迎恩门面对资江,“对河”即资江对岸。另有“复泰锅坊”字样表明,“复泰坊”是一家制造铁锅的作坊。
其实,“益阳铁锅”历史悠久,始于宋代,且名震四方,益阳出产的铁锅在全国素有“南锅”之称(也称“广锅),清末时更行销全国各地,后来传至台湾,故又有“益阳货”之说。益阳铁锅,具有规格统一、厚薄均匀、色泽光滑、铁质搭配适宜、久烧不炸的优点,因而近千年来经久不衰。由此可知,“复泰锅坊”很可能是一家益阳当地的知名“铁锅锅坊”。
至于钱票上“癸卯春刘福姚书”中的“癸卯春”,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季,这说明此钱票的制版时间或印刷时间为1903年春,“刘福姚”乃广西最后一名状元。
状元郎的悲欢离合
查史料而知,刘福姚,原名福尧,字伯棠,又字伯崇,号忍庵,另号守勤,广西临桂县(今桂林)东乡刘家里人。其生卒年虽待考,但确知其父名叫济清,是一名诸生(诸生是明清时期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刘济清知书识礼、秉性仁厚,尽力扶困济危,很受当地人尊重。
在此良好的家风熏陶下,少年的刘福姚勤奋好学,加上才智过人,光绪八年(1882年)即“应群邑之试,屡冠其曹,施以第一人获售”;当年秋,他又中了壬午科举人。经鹿鸣宴为新科举人庆贺后,刘福姚更是名声大振。
光绪十五年(1889年),刘福姚考取内阁中书,并在京任职。更令其春风得意的是,刘福姚此前还与同乡石子轩太史成峰的女儿喜结连理,夫妻十分恩爱。
但福有双至,祸必随行。让刘福姚痛心不已的是,其妻早逝。之后,他又续娶了广西显宦、曾任台湾巡抚、“颇好文事”的唐景崧之女。此桩婚事虽是续弦,但也极为美满。
到了光绪十八年(l892年),刘福姚参加进士科考。主考翁同和看到刘福姚出类拔萃的诗文中流露出一种崭新的思想,非常喜爱,便向光绪帝推荐他为第一名,光绪皇帝遂钦点刘福姚为状元。
然而,高中状元的刘福姚绝对想不到,他会成为广西科举史上13名文武状元中的最后一位。
成为状元郎后,刘福姚拜翁同和为师,并被光绪皇帝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不久又升为翰林院侍讲,成为能在皇帝身边和亲王府走动的人。再后,他又被任命为贵州省乡试主考官以及广东、浙江、河南等地乡试的副主考官。
作为青年俊才,刘福姚本就具有趋向时务的新思想,并对国家贫弱的现实和列强入侵忧心如焚,又得到翁同和的启发教育,渐渐形成了维新的政治意识。但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幽禁,翁同和被革职,刘福姚的仕途自然也多坎坷。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刘福姚才奉旨回京,任翰林院秘书郎兼任学部图书馆总务总校。
而当年八月的“庚子之乱”,不仅让大清的满朝文武随慈禧太后西逃,而且也让刘福姚的生活陷入了苦难。当时的京城一片混乱—“大驾西幸,独身陷危城中……夜渐长,哀声四泣,深巷犬声如豹,狞恶骇人,商音怒号,砭心刺骨”(见《庚子秋词》中王鹏运所“记”),没有随逃的刘福姚与浙江著名词人、曾任礼部侍郎的朱祖谋,一起到北京宣武门外教场头条胡同的同乡王鹏运家里躲避寇乱。之后,他们三人便填词抒愤,开始了被后世称颂的《庚子秋词》之创作。
西逃一年零四个月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回京,开始组织官员商议变法,刘福姚等拥有维新意识的官员重新获得重用。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刘福姚还曾赴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考察筹办宪政事宜。但因其性刚烈、为人正直、不阿权贵—他常对同僚和朋友说的一句话是:“为官可以无禄,不可无骨!”故仕途不畅。晚年定居上海后,刘福姚以卖文为生,穷愁潦倒。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也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夕,刘福姚在愤懑郁结中死去,他大约活了49岁。 汉口印制
尽管“复泰坊”商号壹串文钱票未指明印刷厂家,但笔者对钱票的形制、图案、文字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后认为,该票很可能是由汉口印刷厂家印制的。
首先,据目前笔者所见湖南清代石印钱票大约有数十种,注明印刷厂家的大部分为湖北汉口地区的印刷厂印制,而湖南本地印刷的极少。另外,即便是湖南本地印刷的钱票也往往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的事情了,其中多为宣统年间的。
众所周之,清代光绪年间的湖南印刷业十分落后,而湖北汉口的印刷业颇为发达、技术先进,是南方地区印刷民间钱票的高度集中区。就目前所见的清代民间钱票实物而言,汉口印制的清代民间石印钱票品种最多,大约有近百个品种,涉及湖北、湖南、江西、河南、陕西、山西、四川、山东、河北及江苏等多个省份。
另外,汉口是湖南省尤其是湖南北部地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或出口转运站,两地商业来往十分紧密。历史上,湖南各地尤其是湖南北部地区的粮、棉、糖、茶、麻、油、土纸、棉布等农产品,大多转运至汉口进行贸易或出口外销。湖南商家可利用在汉口进行贸易之时,选择汉口印刷厂家为其印刷纸币,颇为便利。“复泰锅坊”有可能在其铁锅销往汉口时,办理印刷钱票之事。
自古以来,湖南和湖北两省的行政关系密切。明代和清代初期,两地同属湖广省。清代康熙朝时,尽管湖广省分为湖北和湖南两省,但在行政上仍同归湖广总督管辖,直到清末。因此,行政关系的密切,必然促进商业和经济的紧密联系。
益阳县地处湖南北部地区,水路经洞庭湖、入长江,可直达汉口,进而再抵上海。益阳与汉口两地之间距离不远,联系方便。
从钱票的形制、图案及文字布局等特征,与汉口印刷的清代早期钱票风格十分一致,尤其与汉口“景庆义石印局”印刷的钱票风格,更加接近。例如,汉口“景庆义石印局”光绪三十年(1904年)印刷的湖南新化县琅塘“同兴福”商号钱票和湖南安化县龙溪“殷黉序”商号钱票。也就是说,“复泰坊”商号壹串文钱票,很可能是由汉口“景庆义石印局”印制的。
兼有研究与收藏价值
目前来看,就笔者所知,国内还未见有关湖南益阳 “复泰坊”商号壹串文钱票的相关介绍和报道,所以笔者推测其很有可能是国内首见的新品种。此外,无论是北方地区还是南方地区,清代的石印钱票本来就十分稀少,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前印刷发行的石印钱票,则更加少见。本票印刷发行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显然属于更加稀少的品种。
众所周知,“大明通行宝钞”是我国也是世界上迄今票幅最大的纸币,票幅规格约为340毫米×220毫米。在我国近代石印民间钱票中,也有票幅较大者,但早期的清代石印钱票,其面额在壹串文以上者票幅往往较大,而本票为115毫米×278毫米,显然是大型清代石印钱票中的典型代表,这对于从事清代纸币发展研究和清代纸币形制研究的泉友来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前,收藏界尤其是南方地区的书法收藏爱好者,对广西状元、晚清著名书法家和词作家刘福姚的书法作品特别青睐,他的对联、信札等书法作品已成为当前收藏界的热门品种。而印刷于纸币上的刘福姚石印书法作品,颇为罕见。从时间上分析,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石印书法作品,显然是刘福姚最早的石印作品,因而更凸显此枚钱票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清光绪二十九年湖南益阳南门对河“复泰坊”商号壹串文钱票正背面
规格为115毫米×278毫米。钱票上部为一幅黑色“轮船图”,这种以煤做燃料的早期火力轮船,由蒸汽轮机做前进动力,用蹼轮推进,又叫蒸汽船。轮船中间的桅杆上悬挂一面“复泰坊”商号旗,其船首悬挂一面“大清黄龙旗”。
钱票下部为一幅红色多层回字形框格图,框格内绘有“人物故事图”及有关文字。框格图上端系一幅《桃园问津图》,取材于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外框格内绘制多幅历史人物故事图,其上端印有“复泰坊”商号的地址——“益阳南门对河”。
内框格中的文字系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凌虚台记》,文章末尾有题文时间及题写者“癸卯春刘福姚书”。
框格图内部空白处分上下两格。上格,通常称作“天头”,内书“复泰坊”商号的名称。“坊”通常指小手工业者的工作场所,其店铺后边往往还有栈房或作坊,如染坊、粉坊、磨坊、碾坊、油坊、漆坊、炒坊等。按照现代的说法,即“前店后厂”。下格,通常称作“地格”,其右侧通常印刷或书写冠字和编号,现此处为空白,说明还未发行。下端印有说明文字:“接票诸君,验明真伪,倘遇假票,当面批销。”
地格中部为书写面额处,面额为“凭票发九七钱壹串文正”。“九七”系旧时商用数字写法,为兑付率,即壹串文兑付九百七十文之意。地格左侧为印刷或书写发行时间处,此处印有“光绪贰拾玖年吉月吉日 票。”
钱票背面为一幅绿色长方形框格图案,边框由花卉图案组成,框内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别绘有人物故事图案、并由文字“益阳县”、“南门对河”及“复泰锅坊”诸字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