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南洋
　　
　　 马来西亚归侨、太原南城区离休干部蔡明训，人称“南侨之宝”。他是1939年从马来西亚回国参战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的成员，也是迄今山西省惟一健在的“南侨机工”成员。
　　蔡明训，原籍广东省揭西县河婆镇墩子寨村，1917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5岁时，因不愿充当国民党打内战的炮灰，同几个客家乡亲一道，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最后落脚在马来西亚柔佛州距离首府新山不远的士乃。
　　起初蔡明训在一个菠萝蜜园里打工，后来跟一个叫余枝的老乡学开汽车。在经过严格考试、交纳15元叻币的“手续费”后，他终于拿到了一份驾驶执照。独立驾车以后，他的收入也随之提高，每月能挣30元叻币，相当于中国的90块银元。
　　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声震惊了全世界，也打破了华侨在南洋的“淘金梦”。南洋华侨群情激奋，同仇敌忾，通过各种方式，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士乃的爱国华侨黄子松响应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于1938年创办了“南洋华侨筹赈难民总会士乃华侨筹赈支会”和“士乃华侨抗敌后援会”，在士乃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蔡明训多次踊跃捐款，有一次甚至把一个月的工资30元叻币全部捐献给了“士乃华侨筹赈支会”。
　　黄子松先生曾出面召募、组织过两批爱国青年，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驾驶华侨捐赠的汽车回国参战。蔡明训的两个好友一黄国光和余枝作为第一批成员于1938年9月26日启程回国。黄国光回国后投奔了延安。他写信给蔡明训，介绍延安的情况，说延安是最平等最光明的地方，人人都有工作干，工人、农民都是国家的主人，没有压迫和剥削。又说延安是真正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中国的希望就在延安。蔡明训看了黄国光的信，心想：“这不正是我所追求和向往的地方吗?”于是，他立刻报名参加士乃第二批“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于1939年2月13日启程回国。
　　
　　 奔赴延安
　　
　　 经过10余天的航行颠簸，蔡明训和团友们到达回国旅程的第一站——香港。香港总工会组织了隆重的仪式，热烈欢迎这些即将奔赴国难的热血青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专门来到机工服务团的住所看望大家。他对大家说：“你们不远万里回国参战，证明大家都有一颗爱国心。四万万同胞都团结起来，是不可战胜的。别看日本侵略者现在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但早晚会被咱们打败，滚回他们的老家去!”廖承志的话给了大家很大的鼓舞，博得阵阵掌声。
　　后经越南，蔡明训和团友们由镇南关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在那里，蔡明训见到两个八路军的副官，一位叫龙飞虎，另一位姓谢。他们是专门来镇南关迎接南侨机工的，并负责护送其中愿意奔赴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机工。蔡明训激动地说：“可见到你们了!”龙飞虎热情地说：“我们俩是周恩来副主席派来迎接你们的！”蔡明训焦急地问：“我想去延安，什么时候才能到呀?”龙飞虎说：“这里离延安还很远，一路上你们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
　　机工服务团行进到贵阳附近，曾遭到日本飞机的猛烈轰炸。到贵阳以后，国民党军队来人拉拢他们，花言巧语地说：“往北的路很不好走，你们就不要冒险去延安了。留在这里也照样抗日，国军欢迎你们这样的有志青年!愿意跟我们走的，现在就给你们每个人发70块钱。”特务分子也乘机造谣惑众：“延安是个大劳动集中营，你们去延安是把肉送进虎口。”可是蔡明训他们一点儿也不动摇。
　　1939年4月底，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蔡明训和李文观终于驾驶汽车抵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延安交际处专门开会欢迎他们俩。在蔡明训眼中，不仅延安的一草一木都充满着蓬勃生机，而且每一个人的脸庞上都洋溢着自信和欢乐。
　　
　　领袖教诲
　　
　　 到延安安顿下来以后，领导立即安排蔡明训到位于余家沟的工人学校(又称职工学校，校长是张浩)学习。这是党中央专门为提高工人觉悟和文化水平而创办的二所学校。蔡明训在国外听说延安有一所坦克学校，自己又有驾驶机动车的技术，便找到学校领导说：“让我到坦克学校学习吧，我要学开坦克，上前线打日本鬼子!”领导说：“延安现在还没有坦克学校。你想打日本鬼子很好，但你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学好文化知识和军事本领。”蔡明训明白了党中央的意图和苦心，便安下心来，在工人学校学习。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住的是自己开凿的窑洞，每个班十一二个人，除了学习政治课、文化课和军事课，还要出操、跑步、训练。生活挺艰苦，但过得很充实，大家都不觉得苦。1939年7月27日，蔡明训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初，中央决定将工人学校的学员送到前方去。大家知道消息后可高兴了，说：“这下我们可以到前方杀敌去了！”可是张浩校长对黄国光和蔡明训等人说：“你们几个另有安排，还不能上前方。”他们一听心急了，忙问张浩校长这是怎么回事。张浩校长说：“毛主席的意思是要送你们几个进中央党校继续学习。”大家对这样的安排都想不通。最后，大家“逼”着张浩校长去向毛主席反映。张浩校长从毛主席那里请示回来，大家急忙找他询问结果。张浩说：“毛主席还是要求你们去中央党校学习。”又说：“明天毛主席叫你们去一下。”第二天，张浩校长领着黄国光、蔡明训、陈全、杨岳等几个人去见毛主席。当时，叶剑英总参谋长也在场。毛主席说：“听说让你们去学习你们还不愿意?你们可是要吃亏的啊!”接着，毛主席又耐心地开导大家：打日本鬼子不是一个人的事，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组织起来，才能打败日本鬼子。党中央希望你们这些工人同志多学习一些知识、本领，把对敌斗争的工作做得更好!
　　听了毛主席的教诲，大家的浮躁情绪顿时烟消云散。毛主席见大家情绪已经平和，就说：“走吧!我同你们到中央党校去看看。”就这样，毛主席、叶参谋长和张浩校长三人亲自带着黄国光、蔡明训一行到中央党校。见了邓发校长，毛主席对他说：“我把这些华侨同志交给你了，将来学习得好不好就看你啦广黄国光、蔡明训一行异口同声地表态：“我们一定好好学习!”回来以后，工人学校的教务主任陈希云(他也是归国华侨)找蔡明训谈心说：“咱们已经不是国外的打工仔了，咱们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蔡明训说：“我想通了，我一定听从党中央的号令!”第二天，他们几个人就打起背包到中央党校报到了。
　　
　　 党校受训
　　
　　 中央党校是一座革命大熔炉。组织上考虑到蔡明训、黄国光和陈全三人文化程度偏低(都是初小二、三年级)，在编班时将他们编人以政治和文化课为主的班里。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又由班主任杨英杰带领，安排他们到清涧县农村去实习，以便了解陕北的农村、农民，获得具体的社会知识。
　　农村实习结束以后，大家返回中央党校进行正常的学习。这时，蔡明训的觉悟已经提高了许多，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还经常聆听中央领导人的报告。他曾经听过毛主席关于声讨汪精卫、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朱德关于南昌起义、建军经过的报告，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报告，叶剑英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和经过的报告，等等。这些振聋发聩的精彩报告，都使蔡明训这些华侨青年思路大开，有拨云见日之感，更加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大家还有机会看到文艺团体表演的文艺节目，例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等，对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和斗争勇气帮助很大。
　　在中央党校，学员们除了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以外，还要参加生产劳动，开荒种地，自己解决一些粮食、蔬菜和其它生活用品，对付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蔡明训每次遇到劳动，总是一马当先。他从小受过体力劳动的锻炼，身体比较结实，力气比较大，每次挑担子，都是满满两筐，重量在100斤以上。他还参加过兴建中央大礼堂的劳动，曾被评为“劳动模范”，得到过一个用纸板做的奖牌，上面写着“无产者创造世界”的字样，另外还得到过毛巾之类的奖品。后来，在大生产运动中，他还学会纺纱、捻线。同志们夸他：“没想到你这个开汽车的老粗，还能干这样的‘细活’，真不简单啊！”
　　1941年10月，蔡明训和黄国光等人经过一年多的学习、训练，从中央党校结业。
　　
　　参加整风
　　
　　 从中央党校结业以后，蔡明训和黄国光都留在陕北，从事财政、税务工作。蔡明训当过收费员、“卡长”、稽查队长。无论在什么样的岗位上，他都尽心尽责，一丝不苟。
　　正当他一心一意干工作的时候，一场意外的打击降临到他头上。1942年2月，延安整风开始。蔡明训等30多人(主要是青年)被认定为“有问题”的人，集中到绥德办“整风班”，学习中央文件，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上级的审查。随着“锄奸”运动升级，蔡明训被打成了“特务”，说他的“罪恶活动”是“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叫他“交代问题”，他却说不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述从老家出国到士乃、又从士乃回国投奔延安的经历。
　　后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到“整风班”视察，发现这里的做法不对头，反映给党中央。后来，中央下令纠正了，并对受打击的人进行甄别。经过甄别，解脱了一大批人。给蔡明训作的结论只有11个字：“经甄别，不是特务，恢复原职。”
　　蔡明训又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他无故地遭受了一次重大的误会，但他并不抱怨或消极。他把参加整风的过程当作经历了一场风雨，经受了一次锻炼。在工作中，他还是那么敬业、认真，甚至奋不顾身。有人问他：“你这么卖命图的啥呀!”他说：“毛主席、党中央对咱们归国华侨是重视的、信任的。咱们不管干什么的，都要干好，干出个样子来，决不能给归国华侨脸上抹黑!”
　　
　　 人生无悔
　　
　　1947年，精通驾驶技术的蔡明训根据工作的需要，告别地方，穿上军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在解放战争期间，他随部队转战于华北和东北，参加过许多战役。他日夜驾驶汽车为部队运送弹药及其他物资，冒着很大的危险，可说是出生人死。
　　自从抗战开始，蔡明训就与老家失掉了联系。家里人以为他不在人世了，逢年过节祭奠先人时连他一块儿哀悼。后来，乡友黄国光回老家探亲，介绍了蔡明训的一些情况，母亲才知道自己的儿子还活着，高兴之余却不知道该怎样和他联系。在华北军区后勤部服役时，蔡明训有一次出差到广州购买汽车器材。经领导批准，请假2天(包括往返行程)回揭西河婆探亲。当时父亲已经客死印度，母亲已经六七十岁，还挑着担子在田里劳动。母子相见，激动万分，有说不完的话。但他实在没法多逗留一些时间，只给母亲留下了5元钱，一碗水没喝完，便匆匆忙忙离家归队了。他又一次尝到了“忠孝难全”的痛苦滋味。
　　1954年12月，蔡明训从华北军区后勤部转业到地方工作。国防部给他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军人证明书》。本来他可以选择回广东老家工作，但当他知道山西更需要时，便愉快地到山西工作，一直到1984年离休。在地方工作30年，每次做鉴定时，对他的评语都是这样8个字：“任劳任怨，两袖清风。”
　　1989年7月，为缅怀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表彰和弘扬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滇缅公路的起点——昆明，兴建一座雄伟庄严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蔡明训获讯后心潮澎湃，再次想起过去的峥嵘岁月。他认为此举足以告慰全体南侨机工，特别是告慰那些已不在人世的南侨机工的在天之灵！
　　1995年8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给蔡明训颁发了《荣誉证书》，上面写道：
　　蔡明训同志响应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号召，满怀爱国热情，加入南洋华侨机-z．)ll~务团，辞别亲人，远涉重洋，回国投身于抗日救国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特发此证，以资表彰。
　　 捧着证书，不蓍言辞的蔡明训只说了一句话：“我为党作了一些贡献，应该!应该！”